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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篇作文的讨论想到的
潘益大
一个中学生写了一篇题为《乞丐》的作文，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学校组织了讨论，有关部门作为典型进行了研究，报刊上还专门作了报道，各种人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思想颇为活跃。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敢于在作文中直抒胸臆，公开触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某些消极面，这在“四害”横行期间是难以想象的。而人们能够通过这件事，因势利导地开展讨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正常的民主空气，也反映了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教育工作经验的可贵热情。
现在，关于这篇作文的讨论虽已结束，但是这场讨论所触及的有关青少年思想教育的一些问题，却远远越出了一篇作文的范围，值得人们进一步去思索。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如何正确对待青少年的独立思考问题。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偶然看到了乞丐，由此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如何看待这件事？有人觉得是好事，因为作者说了真心话；有人却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前一时期，报纸、电台、电视台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情况，有些青年看了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比我们生活好。”有的则进一步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三十年还不如他们？”不同的认识，脑子里的问题，大胆提出来了，有人却以为这些言论应当作“怀疑思潮”来批判。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待青年人的这种怀疑？
在我们社会上，确有个别人散布、煽动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怀疑思潮，妄图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把它拉回到林彪、“四人帮”的邪路上去，这无疑应予驳斥。但是，这同一部分青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现象中存在的缺点提出某些疑问，却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从认识发展的过程来说，怀疑的本意并不是一个贬义词。“疑似之迹，不可不察”。世界万事万物是复杂的，而人的认识总是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因为对客观规律的不了解，有疑问，所以要思索，要研究，要考察，而思索、研究、考察正是以“怀疑”为前提的。在科学发展史上，对过时不变的结论的怀疑是启发人类智慧的钥匙；在社会实践中，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怀疑则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因此，正确的怀疑是独立思考的一种表现，是从禁锢人们思想的陈旧框框中解放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对真理的不停顿的一种探索。当然，哲学史上有一种怀疑论者，他们除了自己的感觉和经验外，对周围世界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十八世纪英国的哲学家休谟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是，这和我们说的怀疑是另一回事。
目前青年人思想上所产生的一些怀疑，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回想文化大革命初期，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对当时流行的口号和秩序，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怀疑？他们是那样天真无邪，笃信无疑，那种信任已经到了盲目迷信的程度，但是，正如俗话说的，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在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混乱中，功勋卓著的开国功臣被一个个打下去了，大批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关进了“牛棚”，冤狱遍地，武斗不断，生产停滞，生活下降，坏人当道，好人受罪。所有这一切反常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思索。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张志新，不就是这样由热情转为沉思，把信任变作怀疑的吗？从迷信到怀疑，从怀疑到觉醒，这就是十年中我们青年人走过的历程。林彪、“四人帮”企图用极左思潮的狂热煽动千百万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结果却以他们自己一系列违背人民意志的丑恶表演磨练了青年一代的思考能力。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是衷心拥护的。但是，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未肃清，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的阴魂还未消散，因此人们在信任的同时还心存疑虑。历史的教训是那样深刻，他们对有些社会现象还要想一想、看一看。这种怀疑实际上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的怀疑，是对迷信和错误的怀疑，是过去十年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教会他们的。记得鲁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同是对现状不满，有人是为了倒退，有人是为了革新。除了极个别反革命分子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性言论以外，绝大多数青年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议论，对民主、法制的议论，对干部作风的议论，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早日实现四化的强烈愿望。这种议论与其说是怀疑，不如说是关切；与其说是不满，不如说是希望。
对错误与迷信可以怀疑，对正确的东西可不可以怀疑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人们对谬误的识别需要有个过程，对真理的接受同样要经过实践。当农民在遭受地主阶级的长期愚弄和蒙骗之后，对刚刚进村的土改工作队是将信将疑的。上海解放的时候，有些人因为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蹂躏太深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也有过怀疑。这种怀疑是对新事物的不理解而产生的。应该说，它较之盲目轻信倒是一种进步。经过观察、比较、思索、实践，对事物的现状和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必然由怀疑转为信任，加上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使之成为理性认识，那么这种信任就可以变成信念而不可动摇。许多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信念不就是这样形成的吗？有的青年人为什么对新社会一些现象产生怀疑呢？除了上面说的历史原因外，还由于他们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又没有同旧社会对比的切身感受，因而往往容易走极端，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他们既没有读过资本原始积累史，也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病，他们从刚刚打开的大门里，看到的只是高耸的大楼和如流的汽车群。而对比之下，他们对于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恶果，以及我们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倒是耳闻目睹，感受十分具体。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某种怀疑是并不奇怪的。对此，我们只能满腔热情地予以教育、帮助、引导，而决不能轻易否定、非难、责怪。毫无疑问，我们要继续对青少年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教育脱离现实的具体思想。空洞无力的说教不能消除怀疑，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只能在斗争实践中，在联系实际的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中形成。当前一些青年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某种迷惘，只是向四化进军的新长征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经历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教育，他们将逐步学会独立思考，锻炼得成熟起来。
青年人喜欢思考问题，而且敢于把思考中的疑问公开说出来，我们应该欢迎。可是有的人却不是这样。据说《乞丐》这篇作文出来以后，有些人就颇为紧张了一阵子。有的人平时很少同青年接触，偶尔到他们中间走一走，听到几句真心话，便大吃一惊，好象现在青年人的思想每况愈下了。这种反映是很发人深思的。“四害”横行时，政治思想工作往往脱离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大报告做得越多，空话假话套话就越多，如果谁说几句真话，就会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不正是对当时万马齐喑的局面的讽刺吗？翻开那时候中学生的作文簿，开头总是“东风万里红旗飘，全国形势一片好”之类的八股。粉碎“四人帮”改变了这个局面，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打开了群众思想解放的大门，人们思想活跃，畅所欲言。这是大好事。但是有的人由于听惯说惯了假话、空话、套话，一旦听到真话，反而手足无措了。他们对青年人思考问题、关心国家大事的议论感到不可理解，而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却从来不去怀疑，他们宁可相信言不由衷的假话，而不愿听真话。其实，青年人把心里要说的话和盘托出有什么不好呢？当然，真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话。青年人血气方刚，知识不多，说话难免偏激。但是即便是错误的话，说出来好，还是说假话好呢？当然是前者好。知道了青年人在想些什么，思想工作就能做得更有针对性，可以更好地进行教育、引导。其实，七嘴八舌的议论并不可怕，死水一潭的平静却往往掩盖着矛盾，而假话形成假象，更是潜伏着危机。因此，我们在帮助青年人纠正一些模糊认识问题时，不能连他们一些正确的或大体正确的观点也全盘加以否定，更要防止打棍子、扣帽子的重演。否则，既不能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也不利于贯彻三中全会关于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的方针。
当然，我们从一篇作文讨论所想到的这些话，并不是提倡青年人去怀疑一切，更不意味着对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可以放任自流，不去做工作。学校和教师努力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积极性应当充分肯定。我们只是要求把由于对一些事物发生怀疑而对四项基本原则认识模糊的人，同极个别心怀不满、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在帮助前者克服思想方法上片面性的同时，要注意保护他们积极向上的一面；在医治他们“内伤”的过程中，要多多鼓励他们向前看。至于对青年人来说，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思索、提出怀疑是好的，但是怀疑毕竟只是认识真理的第一步，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而不前进是不够的，由此而不加区分地去怀疑一切更是错误的。敢于思考，还要善于思考。而为了使怀疑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误入歧途，就必须听党的话，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转载自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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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上
授予一批艺人、创作设计人员“工艺美术家”称号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一日电 在正在举行的全国工艺美术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代表大会上，授予三十四名艺人、创作设计人员以“工艺美术家”的荣誉称号。这在我国工艺美术史上还是第一次。
被授予“工艺美术家”称号的三十四名艺人、创作设计人员分别属于雕刻、刺绣、地毯等十二个行业。他们在艺术上都有独特成就，创作上有重大贡献。如九十高龄的湖南菊花石雕老艺人戴清升，早在一九一五年，他的作品就在巴拿马赛会上荣获金质奖章。解放后，他先后创作了一千六百件作品。他雕刻的菊花，以千姿百态、刚劲挺秀而驰名中外；苏州刺绣研究所副总工艺师李娥英，为苏绣艺术创造了大量新针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广东石湾美术陶老艺人刘传在多年的人物雕塑创作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一套以人物传神为主，善于夸张的独特表现手法；上海玩具八厂设计组组长袁文蔚，二十多年来设计了二百多个品种；天津地毯三厂艺人陈占贵，创造了快速拴头法，使手工织毯工效提高一半，并和同志们一起创作出独具一格的中国挂毯；北京玉器厂老艺人王树森擅长于因材施艺，把一块高绿翡翠作成一对巧夺天工的“龙凤福寿”玉佩，很受人们赞赏。
这次获得“工艺美术家”荣誉称号的还有杨士惠（北京牙雕）、翁荣标
（广州牙雕）、夏长馨（北京玉器）、周寿海（上海玉雕）、郭功森（福建寿山石雕）、林如奎（浙江青田石雕）、楼水明（浙江东阳木雕）、陆涵生（苏州木雕）、徐绍清（苏绣）、杨应修
（湘绣）、高婉玉（上海绒绣）、林智成（广东潮绣）、张德礼（河北丝毯）、金世权（北京景泰蓝）、吴可男
（北京花丝）、魏聿功（山东嵌银丝）、张涌涛（上海钻石）、杨厚兴（江西美术瓷画）、王锡良（景德镇艺术瓷）、谢杏生（上海戏装）、张永寿（扬州剪纸）、柳家奎（无锡泥人）、杜炳臣（北京雕漆）、林廷群
（福建脱胎漆）、王习三（河北内画壶）、俞樟根（浙江竹编）、曲熙贵（烟台抽纱）、陈嘉棠（广东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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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史丰收创造快速计算法
能在几秒钟内进行多位数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分数等计算
新华社北京八月十日电 在一次数字快速计算的现场表演中，一个青年人看着纸上三道两个八位数相乘的算题，从容地扳动了几下手指，五秒钟内就报出了第一道题的答数，紧接着算完了其它两道题，答数都正确无误。在此同时，另一个人在旁边用袖珍电子计算器算这三道题，却用了三十几秒。
这个青年人叫史丰收，今年二十三岁。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他创造了一种快速计算法，能在几秒钟内进行多位数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分数等数学计算，获得准确的答案。
人们在进行数字运算时，都是从低位算起，也就是从右到左地进行运算；要是两个多位数相乘，就从个位算起，再到十位、百位……乘数有几位，就要列几排数，然后再从个位加起，最后得到答数。史丰收与此相反。他是从高位数算起，也就是从左到右地进行运算，不列算式，不用任何计算工具，一次报出答数，把繁琐的中间运算过程一概省去了。
这是由于他找到了先算高位数的数字进位规律。他把这个规律概括为二十九句口诀，只要熟练地掌握这些口诀，就能快速、准确地进行二十六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分数等数学运算。一般的袖珍电子计算器都受位数限制，而史丰收的快速计算法不受位数限制，计算速度超过了电子计算器。
早在一九六六年，史丰收在家乡——陕西省大荔县上小学二年级时，就觉得多位数的算术要列横式，又要列竖式，太费时间和气力了。从那时起，十岁的史丰收就琢磨着想在数学计算中找出速算的规律。练习本和纸不够用，他就在墙上、地上算数，以至手上、身上、衣服上都写着数字。经过三年时间的努力，史丰收初步找到了快速计算的数字进位规律，并用它进行了加、减、乘法的快速运算。两年以后，他又解决了除法、乘方、开方、分数的快速运算法。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推广办公室对史丰收进行了考核，认为他的快速计算法方法巧妙，在国内外都是不多见的。去年四月，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史丰收为数学系的学生。史丰收在科技大学学习了高等数学，又利用马克劳林级数，结合快速计算法，进一步解决了三角函数、对数的快速计算问题，使他的快速计算法在原有基础上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
现在，史丰收已把他创造的快速计算法（加、减、乘、除部分）写成了书，并由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今年三月正式出版。这本书虽然第一版就印了一百万册，但仍然供不应求。实践证明，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中小学教师、学生，经过短期学习，都可以掌握这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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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数学工作者孟凯韬编著的《农业实用图算》出版
新华社西安电 青年数学工作者孟凯韬编著的《农业实用图算》，最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业实用图算》共二十四万字。它根据农业生产的规律，研究、设计出九十七种计算图的用法及原理。应用这些计算图，可以计算乘除、百分比、增长率、递增率、土地面积、农作物密度、测产，以及解决各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农机配套时大量复杂的计算问题。它的优点是把大量繁琐的数学计算公式，用“图算”方法，迅速地求出计算结果。一道计算题只要用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得出答案，比一般演算方法快得多。一般具备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就可以很快学会和应用。
今年三十五岁的孟凯韬，原是陕西省延川县科技局工作人员。在科技局工作的几年的时间里，他利用下乡劳动锻炼和业余时间，在县、社领导和社员的支持下，边实践、边研究，写成了《农业实用图算》。
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专长，孟凯韬在去年十月被调到西北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目前，他正在修改《乘除速算法》一书，不久将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