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学习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闻山
一九六二年，陈毅同志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他说，现在“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呵！”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有点民主，自己能够谦虚，能够团结人，大家愿意加入共产党，舍死忘生的来进行战斗，这样才打败了反动派。假使有今天这种情况，共产党还能够胜利吗？”
（全文见《文艺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七、八期）
十七年过去了。陈毅同志英魂不灭，浩气长存，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这些话，仍如告警宏钟，响在耳际。我们现在是在新长征的途中，前面还有无数艰苦的战斗，我们不能不时刻警惕，检查我们的行动。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同志曾劝告全党，学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大家从李自成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当心资产阶级的捧场。三十年来，我们有许多好同志始终保持党的民主好作风，但也有不少人忘掉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学会了在人民面前摆官架子，压制民主，只爱听奉承话，听不进逆耳忠言，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扔在九霄云外。于是，在他们那里，群言堂变成了一言堂，主观唯心论逐渐代替了辩证唯物论。在过去的有些政治运动中，多少好心提意见的同志被批判，被当作敌人打倒，终于“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不敢批评。陈毅同志在讲话时已预感到“养成一片颂扬之声”的危险。不多几年，陈毅同志不幸而言中了。
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民现在是痛定思痛，抚摩着巨大的创伤，思考、探索造成这些祸害的原因、根由。
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必须有发言权，有批评、监督党和政府一切工作和工作人员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批评。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心情舒畅，正气才能上升，全国才能同心同德，在党的领导下，加紧向“四化”迈进。
我们也认识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敌我矛盾，但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科学、文艺等问题，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解决，实行“百家争鸣”，而不能再用林彪、“四人帮”那套法西斯手段，扣帽子，打棍子，把同志当敌人对待。
我们还必须记住，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忠于革命事业的作家，看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出了某些毛病，看到有些共产党员感染了资产阶级病毒，追求当官，不干革命，于是大声疾呼，写出作品，喊叫社会主义的果园里有了不少虫子，如果不赶快灭虫，就不得了！但是，因为有不少人只爱听捧场奉承话，不许批评缺点，于是有些作家也被判作“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被当作敌人批判。
旧事重提，不是为了故意让谁不高兴，而是要翻阅长期的“病历”，找出病根，找出“国家的根本危险是什么，应该怎样去避免和防止”（见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和全国人民一起承担这个严重的工作。文学艺术必须反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情绪、人民的意志。人民曾经受了巨大的创伤，藏着锥心的痛楚，至今并未痊愈。人民有权要求作家鞭笞那些为非作歹的人，暴露那些残害张志新等革命战士的罪恶行为。我们的文艺作品不能象陈毅同志批评的那样，“总是把人民的眼睛蒙起来，不是把人民的眼睛搞得很亮，看清楚我们有缺点，看清楚我们有毛病。”
新的形势向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要我们认真解答。我们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就必须解决许多文艺理论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民主讨论，
“百家争鸣”，大家各抒己见，说真话，寻真理，绝不能用打棍子的办法来代替自由讨论。
因此，《河北文艺》六月号《歌颂与暴露》、《“歌德”与“缺德”》这两篇文章就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两篇文章都短，但很惊人，因为这是“四人帮”垮台后所少见的。前一篇没有谩骂，但也把文艺理论这种学术问题的讨论，拉进政治斗争、敌我矛盾的范围里，把与它们持不同态度的文艺工作者推到敌人那边去。它说，“现在有人不是把暴露的矛头对着敌人，对着林彪、‘四人帮’，而是对着社会主义，对着无产阶级专政，对着共产党的领导，对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些人是“跟在资产阶级后边，暴露社会主义制度，暴露共产党的领导”的“暴露派”；《“歌德”与“缺德”》则更明确地点出：“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对别人满腔热情歌颂‘四化’的创作行为大吹冷风”，他们“不为人民‘歌德’”，“吃农民粮，穿工人衣，摇着三寸笔杆不为国家主人树碑立传”，“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工农”，是“诅咒红日”、“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这就把这些人开除了“人籍”。除此之外，它还发现有“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他们“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这是与讨论歌德与暴露问题无关的另一种动物。至于“那些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意攻击的人”，就当然是成色十足的阶级敌人了，对他们怎么办呢？文章说“让其跟着主子——林彪、‘四人帮’一伙到阴沟里去寻找‘真正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了。”
由此可见“敌情”是相当严重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什么叫做“暴露人民”、“暴露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有不少小说、戏剧，都是揭露、批判“四人帮”的罪恶的。但是，有些人就看不惯，说这是“暴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这是把林彪、“四人帮”的账错误地算在社会主义的账上。
至于那些批判官僚主义、特殊化等等写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在一些人看来，也同样不顺眼。他们看见我们的文艺作品揭发官僚主义者搞特权、行专制、某些干部贪污腐化，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坏人坏事，保卫社会主义，他们还是大惊失色，十分愤慨，说这是“暴露人民”。
漫画家们过去曾经很害怕画内部讽刺画，因为画的人物如果戴干部帽、穿工人服，就会被指斥为“污蔑革命干部、工人阶级”。如按《河北文艺》六月号二文的意思，这些漫画家就都是“暴露人民”的“暴露派”。我前不久就参加了一次这些“暴露派”的会议，听到他们诉说因为画了内部讽刺画而被打成敌人或被批判的“故事”，有些同志谈起来还心有余悸。这大概就是大家对这两篇文章的论点不敢掉以轻心的原因之一。
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本来毛主席已说得非常清楚，可是几十年来有些人并没有仔细想明白，常常把人民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说成是“暴露人民”。人民就只许歌颂。官僚主义者如果不是暗藏的反革命，当然也就是人民，那作家就该歌颂官僚主义者，这是什么逻辑？！
毛主席谈的那段话，是回答当时提出的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而不是泛论文艺的功能。歌颂人民、暴露敌人只是文艺功能中的两个主要的方面，但并非全部。例如，延安当时就有讽刺二流子的作品。毛主席在那段话里没提到文艺作品中如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提到了对内部的讽刺。内部讽刺就是批评。批评不等于暴露。否则，漫画家画内部讽刺画的人物除非全都裸体，不然就要冒“暴露人民”的风险！而且作家写作品，也得完全避开内部矛盾，不能批评、讽刺，否则你就是拒绝“歌颂人民”，就是将矛头对着“国家的主人”，你就很有可能被当作某种“动物”，被送进阴沟或者垃圾堆去与修正主义大师的腐尸为伍。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把那些写二流子的作品拿出来再批判，而如同老舍先生的《西望长安》之类的作品，就只能都是大毒草！并且，今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斗争的作品，也就可能越来越贫乏，甚至形成空白，因为人民只能“歌颂”。这两篇文章牵涉的问题的确是严重的。
它们还认为有人反对歌颂“四化”。且不论我们创作队伍中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人，但也有必要弄清楚，应该怎样理解文艺为“四化”服务的问题。
人民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丰功伟绩，必须大力歌颂，文艺作品应该塑造先进人物的典型，鼓舞人民奋勇前进，我们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还要鼓励作家和艺术家们努力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扫除向“四化”前进道路上的荆棘和绊脚石，打死拦路虎，也是为“四化”服务，甚至是更艰难的任务。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搬砖添瓦，是光荣劳动，应该表扬；而挥鹤嘴锄挖掉蛀坏梁柱的暗藏的白蚂蚁，也是为“四化”出力；二者的工作不同，目的则一。如果有人看见挖土的，就说人家是“挖社会主义墙脚”，那只能是任意瞎说。
《“歌德”与“缺德”》一文还说：“‘歌德’并非什么凭空的臆想，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勤劳的人民所给与作家们的真情实感。”接着就给作家们描绘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也就是“歌德”的示范本。那番话如果是一九五六年说的，倒还有些相似。一直到一九五八年，我们社会的治安、道德风尚，都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我们在解放后那一段时间，确实感到处处是繁荣安定的气象，几乎没有人去猜想后来会出现那些灾难。但是现在我们不能不承认，生活在变，人也在变，如不及时防止蜕变，本来革命的会变成不革命，会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管理体制、管理方法还存在很大缺陷”，“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因此，才让林彪、“四人帮”爬上台去践踏人民，把国家弄成这个模样。如果按这篇文章的说法，那还用得着什么改革、调整，连民警都可以改行了！
本来，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或者任何文艺理论、文艺工作问题，都是革命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有不同的看法，完全可以讨论。如果大家认真讲道理，纵使有分歧意见，得不出结论，也可以由实践来验证，由群众来评判，为什么要用这样霸道的态度欺侮人？！
很巧，在我正准备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位同志让我看《河北文艺》第七期的头版文章，名曰《谈“飞”》。这也是篇奇文，有必要也议论一下。
文章破题就说：“且问有些论者，何谓感情与想象？”看来象是讨论文艺概论中的问题。但是它接着就用训话的口气质问：“有的人对毛主席或鲁迅的教导，未加思索，就听不悦耳，这是什么感情？对周总理的
‘讲话’，也是择其所好，其他则抛在一边，这是什么感情？”如果我们是在前几年听到这样的话，恐怕立刻就要联想到又有什么人要被拉出来当“专政对象”，要准备抄家了。现在“四人帮”是打倒了，但听到这种话，也不禁有点毛骨悚然。“这是什么感情？”如果你神经衰弱，这潜台词就能把你吓唬得晚上睡不着觉！附篇《新桃花源有感》也是叫人猜谜语。这也是两年多来少见的一种用“曲笔”的隐晦风格。
请问广大读者，有谁发表了文章或者讲话，在谈感情与想象的问题时，对毛主席或鲁迅的教导听不悦耳？这位作者说，“他多少知道一点”，而且知道对方是“不加思索”就觉得不悦耳，可见他是亲见其人，实有其事的了。那么，如果对方也是我们“创作队伍里的人”，那末，何不帮他一把，或者加以谆谆教导？或者，用“大批判”的方式来“促进”他一下。
我们确实都很想知道，哪些人在反对毛主席和鲁迅的教导？文中所指的“教导”，是指的毛主席和鲁迅的思想体系，还是指的每一句话？究竟什么叫“反对”？
更奇怪的是此文还有另一个新发现。据说，它看到有人对周总理的“讲话”，只是“择其所好”，把其他的抛在一边；也就是说，有人歪曲、割裂了周总理的原意为己所用。那末，这岂不是更应该严肃地提出来讨论，以维护周恩来同志论点的完整性？我们学习周总理的讲话还仅仅开始，多少年来就没认真学一学，现在刚一学就有那么大的毛病，难道不值得大家重视？
那末，该文认为应该怎么学习周总理的讲话呢？它只说了两句，说周总理在天之灵召唤我们：“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任务”，“只有深入群众，才知道对不对。”这几百个字的文章，写得真是“深奥”极了！
这三篇文章，我以为都不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讨论文艺理论问题所应取的态度。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方式。如果议论议论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或者什么“感情与想象”的问题，就要变成“蛆虫”、“动物”，或者被说成是对毛主席和鲁迅的教导“听不悦耳”，那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还怎么作？“百家争鸣”还怎么鸣？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七嘴八舌，怎能都是按你这种“歌德”的调子说话？现在可以说，东西南北中，到处都有活跃的议论。议论多，是人民群众关心国家大事的积极表现，有何不好？动不动就质问人家是什么感情，教训人家是对教导听不悦耳，须知，在科学研究领域内没有禁区，文艺理论研究这门科学也不应有禁区。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它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发展、补充，扬弃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个别论点，所以它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指导人类的历史前进。恩格斯就曾不止一次为读者指出，他和马克思过去的某些判断不够准确，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为后世作出的模范行为。他们绝不会叫我们弄虚作假，也不会叫我们写这种躲躲藏藏、掩头遮面的文章，更不会叫我们那样霸道地打人家棍子；他们一定会赞成大家旗帜鲜明地摆事实、讲道理，开展“百家争鸣”，真正做到“言者无罪”。
陈毅同志说，如果搞得只是一片颂扬之声，并无好处，而且危险得很。“四人帮”把中国糟蹋得民不聊生的年月，他们在东北的死党却使劲地命令拍什么名曰《莺歌燕舞》的电影。人们眼看现实生活不是那么回事，全是欺世盗名，但是无处可诉。当时就正是陈毅同志所指的“危险得很”的时刻。现在，我们党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深入揭批“四人帮”，大家才不过刚刚开始运用民主权利发言，却有那么极少数人因为听惯了奉承话，觉得群言堂里有那么三言两语不大好听，就又抡起大棒，说这是“暴露人民”，那是“对社会主义恶毒攻击”，等等，这样做，究竟还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要不要党的“双百”方针？要不要毛泽东的革命文艺路线？
总之，我们主张：科学研究无禁区，欢迎大家研究各种问题，积极参加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却不许打棍子，扣大帽子；已经打过人的，请赶快把棍子扔掉！只有这样，才能人人心情舒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
陈毅同志英灵有知，他一定关心着我们今后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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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理发馆
——我们这儿只有吹风，没有镜子！
王乐天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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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文章得失众心知
黎生
禁令断难持久，闻“红楼”由来手抄就。况民心难违，烈火真金，虽历坎坷，终成不朽。爱国正义，纯朴情操，岂因刀斧香变臭。凭迅问：似这等好书，何罪之有？！
这是江西省赣县农业局一位读者，在反动文痞姚文元把张扬《第二次握手》打成“反动作品”，下令大肆搜缴之际，愤然填写的《沁园春》一词中的下阕。
一部作品，它的优劣得失，究竟由谁评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答案。
唐代大诗人杜甫曾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自然是一种见解。然而，真正科学的答案应该是：文章千古事，得失众心知。因为，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他们是文学艺术的主人，是文学艺术服务的对象，自然也是够格的文艺鉴赏的权威。这个真理，再次被围绕着《第二次握手》而展开的斗争所证实。
当年，《第二次握手》在社会上流传以后，许多青年和成年读者竞相抄阅，不胫而走。“四人帮”把这种盛况诬为“流毒全国”。姚文痞诬说《第二次握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而人民群众则把它视为“生活的教科书”，赞誉它是“一枝傲雪凌霜的腊梅”。广大读者热情地肯定了这部作品，并从中受到教育，吸取了精神力量。陕西省咸阳市国棉七厂清花乙班一位工人在一封信稿中说：“记得，当我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的心底似有一股岩浆在奔涌。我在蒙昧中，接受了一种重大的启示：只有掌握丰富知识的人，才会具有并永远保持真正的精神美德。”从此，“多少个飞雪、落雨之夜，我挑亮油灯，努力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用它把压抑在我心头的无数疑问、忧愁和苦闷扫净。”贵阳医学院七七级有位学生追忆说，正是这部小说激励着他“拿起书本来复习、自学”，使他认识到“科学是什么都有用的”，从而考取了医学院，“成为文革后第一批考试入学的大学生”。
对于《第二次握手》，广大读者如此甘冒风险传抄它，保存它，用自己的智慧丰富它，以致为它改定了书名，这不能不说是古今文学史上一段并不多见的佳话！
文章得失众心知，这是一种确论。明白这一道理，并用这一思想来对待作品，这无论对作者，对读者，以至对领导，都是很有意义的。当作家被报刊上不同甚至迥异的批评意见困惑得莫衷一是的时候，当文艺评论家对一部作品臧否毁誉举棋不定的时候，他们迈开双腿，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深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听听群众的意见，就会茅塞顿开、迷津即明的。这一点，封建时代的白居易等尚且能做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当更能确信不疑，终身力行不已。当一个领导者要评判一部作品的好坏优劣时，希望也应当尊重“众心”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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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热情关心和培养业余电影作者
洪开
最近，北京市文联文学创作联络部，成立了一个业余电影创作、评论组；中国电影协会、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也联合举办了一个电影创作、评论短训班。这是组织和培养业余电影创作队伍的一个积极措施。
发展我国电影事业，需要有一支专门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专业队伍，他们是电影创作的主要力量，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仅有这一支队伍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广大的业余电影剧本作者紧密配合。业余电影剧作者队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人数众多，各行各业都大有人在。如果将专业的电影作者比作正规军，业余电影作者就好比是广大的民兵队伍。业余作者植根于生活土壤之中，他们熟悉生活，熟悉生活中各色各样的人物。他们比较熟悉他们周围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命运遭遇。他们的思想中，框框比较少，他们认为什么可以写就写什么，觉得怎么写好就怎么写，不受束缚。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生活气息比较浓。建国以来拍摄的数百部故事影片，许多就是出自业余作者之手，有的则是专业和业余作者相结合的产物。这些作品中，有些还是优秀电影。
当然，业余电影作者也有他们的局限性。他们虽然熟悉生活，但如何概括生活，把矛盾斗争典型化，如何运用电影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再现生活，则需要有一个提高的过程。他们需要学习，需要借鉴，需要辅导，需要热情的帮助和培养。再有才能的业余电影剧作者都需要培养。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许多有成就的电影剧作家，他们当初也是业余的电影剧作者。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提高了创作水平，才写出优秀作品来的。因此，我认为，专业的电影创作人员，应当热情地帮助业余电影作者，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在这方面，有的老一辈的电影剧作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例如电影界有的老前辈，就经常热心为业余作者写的本子提意见；有一些老专家，还亲自为业余作者讲课。这都体现了老一辈电影艺术家对业余作者的深切关怀。有的电影制片厂，通过编辑人员的工作，热情帮助业余作者，集中和概括生活，了解和熟悉电影的特性，掌握编写电影剧本的一些艺术技巧，帮助他们修改本子，使作者在不断修改剧本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这是很好的。但我认为，培养业余电影作者的工作，应该引起更广泛的重视。除电影剧作家、电影制片厂的编辑以外，有关的文化领导部门，业余作者所在单位，也都应积极支持他们的创作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写作条件。对有成绩的电影剧本业余作者，有关部门应热情地给予鼓励。
要把电影搞上去，需要采取专业与业余相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发挥业余电影剧作者的作用。忽视这支队伍，不利于电影创作的繁荣。我认为，北京市文联、中国电影协会和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做法，是值得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