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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1
打破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禁锢
中共江苏省扬中县委书记 周成明
今年我县三麦亩产达到七百八十多斤，比去年增长近百斤。夺得这个高产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五百个低产队都上来了，平均亩产由去年不足六百斤上升到七百六十多斤，总产增加三成以上，约占全县三麦增产总数的一半。
我们县的低产队是怎样上来的呢？不是过去常说的抓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从低产队的实际出发，狠抓技术改造和科学种田上来的，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胜利。
前几年，我县各社队之间的粮食生产水平一直很不平衡。挖掘低产队的增产潜力，促使全县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是我们县委多年的愿望和工作重点。但是，在“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我们总认为低产队上不去主要是阶级斗争未搞好，必须“一斗二批三换班”。因此，县、社工作队一批接一批往低产队派，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搞，领导班子一次接一次地换。这样越搞越不解决问题。全县粮食单产最低的联合公社红旗大队，几年来工作队进出八回，支部领导干部换了九个，倒数第一的帽子始终没有脱掉。
为什么抓了过去常说的“主要矛盾”还不灵呢？一九七六年夏收以后，我们常委分头到高产队和低产队去调查研究，了解到新胜大队和普庆大队一九七四年由原来有名的低产队一跃为全县的高产队，不是靠抓阶级斗争上来的，而是抓住了生产中的关键，加以研究解决的结果。这两个大队都在学习外地经验，根据自己的实践，摸索三麦、水稻种植规律的过程中，找到了一条高产稳产的路子。再说有名的低产队红旗大队，多年来运动不断，什么“上挂下联”、“打活靶子”、“路线交底”等等，整了干部整群众，干部被整怕了，群众被批苦了，人心全散了。大家经常考虑的是怎样对付运动，应付工作组，没有心思研究生产，更谈不上搞科学种田，因此生产一直落后。从全县来看，“三熟制”搞了几年，许多干部还不懂品种性能，不会安排茬口，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一套水稻管理的方法，这怎么能夺取高产？
批判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我们解放了思想，低产队的干部社员也打消了顾虑，向我们直率地提出：还是帮助我们多搞些怎样种田的“运动”吧。有利的政治条件和干部社员的迫切要求，坚定了我们用科学技术改造低产队的决心。去年，我们认真研究了这些队上不去的原因，帮助他们安排茬口，调换良种，合理施肥，并及时总结了两个低产变高产的典型，让低产队参考，还两次把低产队的领导骨干集中到先进大队进行技术培训，让农业部门帮助他们逐个环节检查生产上的关键问题，讨论夺取粮食高产的具体措施。这样做，效果十分显著，去年低产队的全年平均单产达到一千三百多斤，与高产队的差距缩短了三百多斤。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我县低产队上不快，大多数低产队的主要矛盾是科学种田水平低，并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改造低产队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未搞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批斗。即使出现了个别阶级敌人搞破坏，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依法处理，不应该把个别现象看作普遍问题，去扩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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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1
实践证明对了的要敢于坚持
山东省寿光县安乐大队党支部书记 田月仁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被实践证明正确的东西就要敢于坚持。过去，俺安乐是一个穷得出了名的大队，到一九七四年，没有一眼机井、一台机械，粮食亩产只有三百来斤，社员十几年没有分配过一次现金。为啥年复一年穷面貌不变？想来想去，感到原因之一，是长期来两眼只盯在粮食上，不抓多种经营。因而收入少，严重缺乏资金，影响了生产条件的改变。于是俺同大伙商量，利用当地资源，办起了一个苇箔加工厂。谁知，这一下闯下了大祸，很快被扣上“弃农经商”、“以钱为纲”等一顶顶大帽子，大会批，小会点，几乎通报全县。当时俺虽认定这条路子是正确的，但怕挨整，就咬咬牙把苇箔生产停了下来，单一抓粮食。到一九七七年，粮食产量、生产条件、社员收入和一九七四年没有两样，集体、社员照样穷得丁当响。
沉痛的教训，使我们重新下定了决心，一手抓粮，一手抓钱，走农副并举的路子。去年，我们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与国家和集体有关企业挂钩，先后办起了绳经厂、纸箱厂、炼油厂等工副业项目，仅仅三个月，就盈利一万二千多元。夏季，全大队不但破例分配现金七千多元，还打机井四眼，购置农业机械六台，购买磷肥二十八吨。干部社员高兴地说：“农副并举是尽快富起来的路，坚持走下去，咱安乐两年就要大变。”
可是，前一段又刮起了一股风，有人又说俺队农副并举的路子偏了向。一些好心人也劝俺收一收。俺想，社员群众满腔热情走了近三十年集体化道路，还穷得光光的，咱当干部的怎么坐得住？为个人得失，眼巴巴地看着社员受穷，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于是我们一方面向干部社员表示，不管遇到什么风浪，一定要沿着农副并举的路子走下去，另一方面进一步充实了大队副业生产领导班子，加强了副业生产经营管理，副业生产越办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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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1
实践证明错了的要勇于改正
山东省寿光县鲍家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洪学
对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要敢于坚持，对于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哪怕是上了文件、本本或和自己直接有关的错误的东西，也要勇于修正。
俺大队有二百三十亩土地比较瘠薄，水源也较缺乏，经过几年的试验，种地瓜平均亩产有四百多斤，而种春小麦亩产只有六七十斤。去年春天，我们从实际出发，决定这些地全部种地瓜。可是上级一位负责同志却要求我们全部播种春小麦。并说，执行不执行这个指示是有没有党性和纪律观念的问题。很明显，这是一个错误的主张。当时，我们虽然满心不高兴，但又怕得罪上级，还是硬着头皮改种了春小麦，结果平均单产只有七十四斤，比种地瓜每亩少收三百多斤。麦收后，群众意见很大，批评我们私心杂念严重。
群众的尖锐批评，对我们教育很大。从此，我们注意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修正被实践证明错误的东西。前些年，俺大队冬小麦的当家品种是“昌禾五号”。这个品种长得很好看，实打出来产量却很低。我们试种了另外一个品种“泰山一号”，单产比
“昌禾五号”高百分之四十以上，说明它适宜于我们这里的自然条件。去年秋种时，我们决定以“泰山一号”当家。可是，上级有位负责同志却又指示我们仍以“昌禾五号”为主。我们没听，百分之八十的地块播种了“泰山一号”。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适应了小麦生产的规律性，今年尽管遇到了多种灾害，全大队小麦平均每亩比去年增长四成以上，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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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1
批判过的都是错误的吗？
浙江省温岭县 林江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对加快农业发展充满了信心。但是，少数同志却说：“现在干的正是过去批的”。因此，怀疑现行政策的正确性，行动上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过去被批判过的东西就都不对吗？最近，我们县北山大队干部社员，有过这样一段讨论：这个大队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制订出了一套“三定（定工分、定产量、定成本）一奖赔”的生产责任制。实行后，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大提高。全大队在生产条件差，土地质量低，农具落后的情况下，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到一九五九年很快接近一千斤。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套定额管理办法，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黑货”，受到了批判。这样一来，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社员的积极性，生产劲头直线下降，农业生产步步倒退，一九七六年粮食产量倒退到十几年前的水平。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队党支部根据干部社员的意见，逐步恢复了过去那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一九七八年，还进一步对十三个生产队和二十个农、林、牧、工、副专业队制定了二十一条措施，实行定产到组，责任到人，按产计酬，多产多奖，少产要赔的定额管理，赏罚分明，一举改变了过去那种多干少干一个样、多干多收不多分的状况，干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又被调动起来了，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大队有个畜牧场，过去由于责任不落实，看牛的不管挤奶，挤奶的不管奶牛护养，一头奶牛一年产奶不到四千斤。现在，喂养、护理、挤奶全部责任到人，一头奶牛全年产奶量上升到五、六千斤。一九七八年，全大队粮食单产比上年增加四百四十八斤，总产增加三十二万斤；经济总收入增长百分之八十六，而成本支出却下降了百分之十；每人平均分配一百四十七元，比上年增加四十六元。
事实说明，检验党在农村的某项经济政策正确与否，不能以过去是否批判过来衡量，而是要以这项政策在实践中能否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能否促进生产的发展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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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31
分组作业是倒退还是前进？
山西省朔县小平易公社木寨大队第八生产队前些年一直是“出勤大呼隆，干好干坏一个样”，耕作粗放，产量下降。今年年初，这个队分成了两个作业组，社员看到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不搞大呼隆了，劳动积极性很高。后来吹来一股风，说分作业组是走“回头路”，是“倒退”，春播刚结束，就把两个作业组撤销了，社员的积极性受到挫折，每天出勤只有十三四人。夏锄开始后，公社根据群众的要求又帮助这个队分了作业组，重新订出生产责任制。结果两个组每天比着干，生产抓得紧，劳动效率高。今年夏收增产，秋熟作物种、管及时，长势很好。不少干部说，以前批过的不等于全是错误的，过去有很多好办法，该恢复的应该恢复，不能说是走“回头路”。分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社员把生产劳动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干劲足，效果好，这就是前进的有力证明。
杨泰 耀文 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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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商业部采取坚决措施纠正商品按行政区划流通不合理现象
改进批发机构 调整二级站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记者邱原报道：商业部正在采取坚决措施，纠正商品按行政区划流通的不合理现象。目前全国除个别省外，大多数省、自治区都已经把原来下放给地区管理的二级批发站，改为由各省、自治区专业公司管理，为进一步调整批发机构，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创造了条件。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商业局长座谈会进一步讨论了二级站的调整问题。会议认为，打破行政区划、按照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是商业部门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把改进批发机构，调整二级站的工作坚决做好。各省、自治区可以根据本省、区自然形成的经济区域，并考虑到与毗邻地区的经济联系，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把二级站设在生产集中和交通枢纽的城市，按商品合理流转路线划定二级站供应范围，不要受行政区划的限制。二级站可以跨县、跨地区、跨省供应，市、县公司三级批发可以跨公社、跨县、跨地区供应。三级批发和零售单位（包括基层供销社），在符合商品合理流向和经济核算的前提下，可以在经济区内自行选点进货。要坚决撤销或合并重叠的批发机构，砍掉不必要的中转环节。跨区供应要和合理运输结合起来，使商品走最合理的路线，花最低的费用，从产地（发货地）运到销地，迅速同广大消费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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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统购包销对地方工业弊多利少
去年下半年，新疆曾经发生一次小小的“经济危机”：一批工业品过剩。灯泡、塑料鞋、方头巾、民用锁、白色面盆、条绒布、毛线……大约价值一亿一千多万元的“剩余”商品充斥市场，商店纷纷贴出广告，摆摊设点，削价甩卖。工业部门也派人出厂自销。据统计，去年新疆商业部门光商品削价损失就达一千万元。
这真是一次“经济危机”吗？据这里熟悉经济工作的同志说：不是的。而是统购包销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
统购包销是怎样造成这种“经济危机”的呢？分析一下存大于销、冷背滞销和质次价高等三类积压的商品，便可以得到这样一些答案：
（一）统购包销给工业部门造成盲目性。产销脱节是统购包销的一大弊病。产品由商业部门统统包下来，工业部门可以不关心市场，盲目生产；而商业部门又可以不了解生产，盲目购进。以小方头巾为例，前些年是这里的“热门货”。工业生产多少，商业收购多少。工业部门便以为销路畅通，不断加大生产。本来市场上一年最大销量只有四十万条，却把生产能力猛增到八十万条以上，结果每年都要有四十万条小方头巾装进商业的“包销箱”里，卖不出去。
（二）统购包销使工业部门失去了商业进取心。据研究经济理论的同志说：“统购包销是对市场竞争的否定，但同时也否定了工业部门的上进心”。这话颇有道理。比如，这里市场需要大量花色面盆，而本地却一直生产白色面盆。商业部门为了避免商品竞争，每年都大量压缩从内地购进花色面盆的数量，尽力推销本地生产的白色面盆。越是这样，工业部门越不想设法扩大生产花色面盆。目前这样安于现状的企业的确为数不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生产第一代产品，品种之单调，式样之陈旧，令人望而生厌。
（三）统购包销还把商品流通搞“死”了。一方面商业统得过多，顾此失彼，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另一方面流通渠道单一，层次又多，商品流转势必很慢，以至渠道阻塞，造成积压的积压，脱销的脱销，不能为工业充分打开销路大门。
（四）统购包销为工业“吃大锅饭”提供了方便条件。在统购统销面前，各类产品，不论质量好坏，也不管成本高低和式样适销与否，一律统购上来，包销下去。新疆由商业部门经营的地方日用工业品，目前有三百七十种，占商业全年购进总值的百分之五十点三。除极少数产品属于带料加工和商业选购外，绝大部分产品均由国营商业“一统二包”。有些产品成本过高，商业部门还给以补贴，甚至一补就是十几年。据统计，目前这里吃商业补贴的产品已经占到统购包销产品的百分之二十七。
实践证明，统购包销对地方工业的发展越来越是弊多利少。这种办法过去对扶植和发展地方工业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也娇养了地方工业，使它变得保守、脆弱，缺乏竞争能力，经不起市场风雨的考验，不能健康发展。
最近，这里的商业部门开始改变这种一统天下的做法，实行选购、订购、统购包销三结合，缩小统购包销的范围，把选购部分扩大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商业选购和订购后的多余产品，工业部门可以自销，也可以委托代销。这样，既通过“合同”加强了工商联系，又允许工业部门直接进入市场，有利于解决产销脱节等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焕铭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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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采用液态发酵法酿制白酒成功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我国工业部门采用液态发酵法酿制白酒成功，实现了白酒工业生产的一项重大革新。我国生产白酒的传统办法，是沿用固态发酵法，将原料粮破碎，以百分之五十五的比例加水进行发酵。蒸馏时为了避免原料粘结影响透气，还需要加入谷糠作辅料。生产过程中，大量粮食要工人用铁锹铲来铲去，劳动强度很大。液态法生产则不同，原料粮加七倍的水，投入曲酵母搅拌成糊状，通过管道输送完成工艺过程。液态法糊化彻底，发酵作用完全，出酒率一般要比固态法提高百分之十，并且少用或不用辅料。据呼和浩特市酒厂计算，采用液态法生产白酒，每年可节省谷糠一百多万斤，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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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制成一根火柴能点燃的易燃煤饼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一种只要用一根火柴、两张巴掌大小的普通纸张引火就能烧着的易燃煤饼，已在上海试制成功，正准备推广使用。
上海市石油煤炭公司试制的这种“易燃煤——I”型煤饼，具有生火快、火力旺、污染少的优点。它只要一根小小的火柴就能点燃，节省了引火的木柴。点燃后三分钟炉口就窜出二、三寸高的火苗，炉口温度迅速达到摄氏七百度以上。再过四、五分钟，煤饼冒出的少许青烟消失了，这时就可以放上锅子，烧水煮饭。最近三个月来，全市三百多户居民试用了这种易燃煤饼，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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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问题和建议
疏通渠道 当好“红娘”
位于川东山区的万县地区，盛产竹木藤条，当地群众有编制竹藤器的传统。开县、万县、梁平一带的山区社队，平均三、四户人家中就有一户利用工余时间制作竹藤器。可是，有关部门不注意收购调运，社员们只得在轮船靠岸时到码头叫卖，有时辛劳一夜还不知能否卖出去。据万县市五梁公社卖竹篮的农民反映，群众都希望有关部门抓好竹藤器的收购调运。这项工作抓好了，万县一带的竹藤器生产可以成倍增长。竹藤器在许多大城市里是缺门货，而在生产地点却有堆积之患。产生类似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农副产品的流通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一、不注意农副产品在流通中的时间界限，造成了产品的霉烂、变质、损坏。四川省苍溪县出产的雪梨，皮薄、肉嫩、汁多，是远近闻名的佳果。但由于有关部门没有及时抓好收购调运，去年腐烂损失雪梨一百二十多万斤，金额达十七万元。类似现象在其它许多地方也存在。
二、不重视减少和降低流通费用，无视不合理运输，造成了运输力与财力的严重浪费。一九七八年以前，四川省武胜县生猪的调运完全拘泥于行政区划，全县四十二个公社，每年调运的迂回倒流里程达三百多公里，多花暂养费一万多元，饲料粮三、四万斤，中转费三、四千元，而且生猪减膘，年年亏损。
三、不尊重价值法则和商品流通规律，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江西省新干县三湖公社利用本地出产的松杂木和棕生产了几千张棕床，在本省销售不出去。武汉有的单位需要，江西省有关单位又卡着不让出省，说是松木制品只能在省内流通。结果这几千张棕床一直堆放仓库，难以脱手。由于价格不合理影响农副产品流通的现象更为普遍。湖北省秭归县茅坪公社出产竹绒（由竹簧刮成的竹制品），每担仅付二十五元，由于收购价过低，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产量满足不了需要，使得本地需用的竹绒反而要以五十二元一担的价格由四川调入。
四、对经济情况交流不够，行情不明，不少农副产品的流通过程盲目性很大。急需的地方，脱销缺货；需用量不大的地方，源源而去，形成积压。
形成上述问题，有关领导机关、交通运输部门有一定的责任，商业供销部门的责任也是不容忽视的。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不少方面程度不等地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各部门之间没有完全做到有机地配合，协同作战，这种状况已经对城镇农副产品的供应和社队的生产带来有害的影响。在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形势下，各个部门都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商业供销部门应当更迅速地行动起来，搞好农副产品的流通，疏通渠道，当好“红娘”。
首先，商业供销部门要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改变官商作风。湖北省枝江县石岭供销社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为帮助社队打开农副产品的销路，想了许多办法。今年三月，他们派出五名干部当推销员，带着部分农副产品的样品，到沙市、宜昌等地推销。他们还主动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发函，请这些单位协助销售部分农副产品。为了扩大销售，他们增设了二十多个网点，扩大内销；抓了部分农副产品的加工改制，如把辣椒加工成稀椒，把苎麻加工成绳子，扩大销售量。今年一季度，他们就帮助社队推销了价值达三十多万元的农副产品。
为了促进流通，商业供销部门应尽快改变目前不少地方在流通中存在的
“划地为牢、封建割据”的倾向，打破行政区划，按经济区域组织农副产品的收购调运。去冬以来，四川省南充地区商业部门对里程远、费用高的迂回线路按经济区域重新作了调整，共节省途中时间一千八百多个运输日，缩短运输里程六千六百多公里，节约运力九百多万吨公里，运输费一百七十三万元。
要做好农副产品的流通工作，商业供销部门很有必要组织好商业经济情报的交流工作，设立专门的商业情报中心，及时提供行情变化、物价波动情况，让人们心中有数，更好地组织农副产品的流通。
本报记者 胡国华 刘 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