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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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畜牧生产大有可为大有潜力
编者按:从这一组报道看,我国畜牧业大有发展前途,大有发展潜力。畜牧业发展了,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对农业、工业以至出口,都是有力的支援。在牧区,自然应以畜牧业为主,在农业地区,也应该把畜牧业摆在重要地位。就是农业机械代替了畜力,为了取得优质、廉价的肥料,降低粮食成本;为了逐步改变食物构成,改善群众生活,还需要大力发展畜牧业。
玛多县落实政策畜牧业连年丰收
社员生活不断改善,去年全县每户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平均达到一千五百九十多元,每人每年能吃到二百五十斤肉
新华社西宁八月十日电 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省玛多县粉碎“四人帮”以来畜牧业连年丰收,牲畜总头数平均每年净增百分之九。今年上半年,全县战胜严重干旱、大风等自然灾害,育成各类仔畜十五万头,比去年底增加百分之二十三。
玛多县平均海拔在四千五百米以上,年平均气温为摄氏零下四度。这里草原广阔,人口稀少,是一个只有五千四百多牧民的纯牧业县。在历史上,当地的藏族牧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解放后,他们获得了新生,畜牧业生产不断发展。但是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牧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制度被废弃了,对放牧员实行定工定产、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生产责任制被取消了,严重挫伤了牧民的积极性。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牧区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实,牧民的积极性又高涨起来。去年全县给国家交售的畜产品总值达二百六十六万元,每人平均四百九十二元;其中交售菜畜五万八千多头,折合成羊单位,每人平均交售十四只羊。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的生活不断改善。去年,全县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平均已达三百一十二元,每户平均达到一千五百九十多元,超过了当地国家干部的收入水平。依靠集体的分配,加上自留畜的补充,藏族牧民每人每年能吃到二百五十斤肉,七百五十斤牛奶,二十五斤酥油。国家给牧民每人每月供应的十八斤口粮,一般都吃不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玛多县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总结过去畜牧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截至六月底,全县新种植优良牧草五千五百五十亩,灭鼠七十五万七千多亩,是近几年来成绩最好的一年。此外,他们还新修了社队公路、永久性石圈、羊药浴池,开办了牧业机械技术人员的训练班,以加速畜牧业的发展。
东马垓大队发展养牛业一举数得
牛多了,农家肥多了,粮食产量增加,成本降低;牛多了,支援了出口,换取了外汇;牛多了,农、牧、副结合,公共积累和社员收入大大增加,对国家贡献也增多了
据新华社济南八月十日电 山东省菏泽县东马垓大队积极发展养牛业,坚持以农养畜,以畜养地,做到了牛多、肥多、粮多,社员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和提高。
东马垓大队是个回民村。过去这个大队单纯抓粮食,亩产虽然达到五百多斤,但每斤成本高达一角一分多。一九七八年初,大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始发展养牛业。现在,全大队养牛四百二十二头,其中社员户养二百八十头,集体养一百四十二头。
由于养牛事业的发展,既增加了经济收入,又增多了有机肥料,促进粮食大幅度增产。一九七八年,全大队只是把麦秸、饲料作价分给社员发展养牛一项,集体就增加收入二万二千元,增加优质肥三千多立方米。农家肥多了,对国家贡献增多,社员收入也相应增加。
一九七八年与一九七七年对比,这个大队牛存栏数增加三百三十八头,粮食亩产增加四百四十斤,总产增加六十万斤,对国家贡献由七万七千斤增加到十八万斤。今年全大队小麦一季亩产六百六十斤,总产八十三万斤,向国家交售公购粮十一万斤,社员口粮每人平均由四百斤增加到五百五十斤,粮食成本由每斤一角一分下降到四分五厘。
养牛业发展了,支援了出口,换取了外汇。今年上半年,这个大队社员出口六百斤以上的菜牛八十一头,预计全年可出口二百头,计十三万斤,可增加收入十三万元。
一九六八年,这个大队办起了一个皮毛加工厂,代国家加工皮毛,专门为出口服务。这个加工厂一九七八年纯收入三十四万元,今年上半年收入二十八万元。
由于农、牧、副结合,全面发展,这个大队公共积累已达八十多万元。社员分配,一九七七年每人平均八十元,去年提高到一百三十多元。
哲里木盟重视草原建设改良畜种
今年平均每两个农牧业人口有一头黄牛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八月二日电 我国重要商品牛基地之一——内蒙古哲里木盟重视草原建设,改良畜种,今年黄牛获得丰收,已达一百零四万头,平均每两个农牧业人口有一头黄牛。
这个盟一九五八年以来,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牛八万多头,牛皮十万多张。
哲里木盟地处内蒙古东部著名的科尔沁草原,这里的蒙古族和汉族农牧民历来有养牛的习惯。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哲里木盟积极推广黄牛冷冻精液配种新技术,黄牛改良工作进展很快。现在,全盟一百万头黄牛已有一半得到改良。经过改良的黄牛,体大个高,产肉量提高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产奶量提高三至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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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福州马尾港,位于闽江口。它的第一期工程已于一九七七年建成使用,现在的年吞吐量近一百万吨。我国许多进出口物资都通过这里集散。
新华社记者 周浩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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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思想的闸门打开了,与党中央更近了
北京第三棉纺厂举办基层干部学习班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收到好效果
据新华社北京八月八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宪鑫报道:北京第三棉纺织厂举办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学习班,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和讨论,收到了很好效果。基层干部说:这场讨论,帮助他们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今年年初以来,这个厂的党委曾经三次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来统一职工的思想认识,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是,仍然有不少干部和工人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贯彻执行不那么自觉。是什么问题束缚了职工的手脚,他们有什么思想疙瘩没有解开呢?工厂党委带着这个问题,首先对党支部书记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这些问题都同思想解放有关系,很有必要补上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于是,党委就举办了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学习班。
通过学习和讨论,基层干部的思想豁然开朗,许多疑难问题得到了解答,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一、正确认识了解放思想的意义、内容和目的,大家的心平了,气顺了。原来对解放思想不理解、甚至反感的同志,敞开思想,谈出了真实的看法。如有的同志认为“解放思想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些歪风邪气的东西”;有的认为“解放思想就是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党委对这些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同志不是不愿意解放思想,而是把解放思想同歪风邪气混为一谈,把发扬民主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针对这种情况,学习班就引导大家划清解放思想与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倾向的界限,明确了解放思想是有原则、有具体内容的。它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为指导,冲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区,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其目的就是肃清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流毒,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
二、正确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感到判断是非心里有底了。过去,这个厂有不少政工干部,对于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分不清楚,把它们之间的关系搞颠倒了,不是把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们常常是用语录来检验真理。结果,今天用这条语录,明天用那条语录;你用这一条语录,他用那一条语录,谁是谁非,无法检验。工会干部姜连志说,她过去担任理论辅导员时,就吃过这样的苦头:今天这样说,明天就要自己否定自己,后天又来个“否定之否定”。那时候,她苦恼的是不知道如何判断是与非。这次通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她说她感到头脑豁亮了。
三、正确认识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在大家的心里扎根了。参加学习班的同志大多数是工人出身,他们许多人对旧社会和解放初期激烈的阶级斗争有着亲身的感受,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是符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实践的,因而也是对的。但是,解放近三十年来,国内的阶级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而他们的认识却没有跟上去。由于林彪、“四人帮”鼓吹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家总结了十几年来这个厂的厂级干部百分之百、中层干部百分之九十五被批斗,把革命同志当成敌人的沉痛教训,深深地感到要不使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重演,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阶级状况的新变化,并且使自己的思想适应这种新的变化。这个厂有些同志原来感到三中全会后,变化太多太快。通过学习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家认识到阶级关系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必须随之改变。
参加学习班的基层干部,经过学习和讨论,明确地认识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机器就开动起来了。有的同志说,思想一解放,从心里感到与党中央更近了。一位党总支书记说:“学习以前,我是埋怨多,看不惯的多,发牢骚多,甩手不干的想法多。现在,我感到四化有奔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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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文欢副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黄文欢副主席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指出: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它是极其美好的、深厚的。愿尽毕生之力,维护、巩固和发展这种友谊
本报讯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黄文欢八月九日下午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邀请了驻北京的所有外国记者和首都各新闻单位的记者。有一百多名中外记者出席了招待会。
黄文欢首先说,今天我同大家见面,是想向你们说明,我为什么要离开越南。我想用宣读我给我的全体同胞的一封信的形式,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对我的同胞讲的话,也就是我要对朋友们讲的话。接着,他宣读了这封信,并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新华社记者问:请黄文欢同志谈谈对维护和发展中越友谊的意见。黄文欢同志离开越南来到中国,请问这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有何关系?
答:毛主席和胡主席培育的越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革命基础上的友谊。它是极其美好的、极其深厚的。这种友谊是经过了几十年反对共同敌人的艰苦战斗的考验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大后方,没有中国提供的情深义重的、极其巨大的援助,越南人民在以前的抗击法帝国主义和以后的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就难以取得胜利。这是越南人民都知道的。世界人民也了解得很清楚。
这次我离开越南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向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表明:越南和中国之间的战斗友谊是不可动摇的。从我个人来说,我愿尽毕生之力,来维护、巩固和发展这种友谊。
路透社记者问: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你在给你的同胞的信中说越南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是附属于外国,你说的这个外国是谁?请你从越南的角度来说明一下,中越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恶化的?
答:我记得不很清楚我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只记得我到北京的时间,距离今天不久。(众笑)
你问这个外国是谁,我可以说,即使我不讲这个外国是谁,所有的人都知道它是谁。
你问越中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恶化了?可以说,自从胡主席逝世以后,由于黎笋的错误政策和他的控制,越中关系一天天坏了,而且明显地坏了。
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记者问:你是否认为越南人民已经到应该对黎笋政府反抗的时候了?
答:可以说,黎笋的错误政策,越南人民是肯定不能同意的。至于是否到了越南人民起来反对的时候,这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菲律宾通讯社记者问:我想请你澄清一下,越南把成万居民运到柬埔寨去并且让他们在那里定居,以实现吞并柬埔寨的目标,我特别关心的是这些移民是什么民族?他们是越南人还是象某些人所说的是高棉人?
答:现在,在柬埔寨领土上单是越南军队就有十多万人,加上干部和其他人员就超过了这个数字。有这么多人,已经使柬埔寨人民够痛苦的了。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问:越南国会领导人中同黄文欢先生持相同意见的人,是否很多,还是说持有这种看法的人是少数?
答:可以说,现在,在越南没有任何人敢于公开讲出自己的意见,在国会内外都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同意我的观点的,但是我知道,不论在国会内或国会外,不同意黎笋危险的错误主张的人是很多的。
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问:你是怎样到北京的?有消息说,在越南另外有四名越南党的领导人被软禁,这个消息确实吗?
答:我是用一种特殊的办法来到北京的。(众笑)在越南有四个人被软禁,我也听说过,我相信是可能有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我问三个问题,①你是怎样离开越南的,事先有没有同中国政府联系并取得安排?②你刚才宣读的给你的同胞的信,打算用什么方式寄给你的同胞?③你今后的打算如何?你是打算继续住在北京,还是打算领导一个抵抗黎笋的运动?
答:①我是乘坐德国民航飞机离开越南的,在离开越南前我不可能同中国取得任何联系。②我想我给我国同胞的信,将有许多办法送到我国同胞的手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有着非常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众笑)所有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帮我转这封信给我的同胞的人。③现在我身体不好,要治病,等我的病治好以后,我将有一定的活动。
美联社记者问:我想问问你的出身,你有没有中国血统?你对中国血统的人有没有特殊感情?
答:我可以告诉你,我是百分之百的越南人。(众笑)
保加利亚通讯社记者问:你在越党“四大”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你认为有什么理由说明越南领导人没有把你选进中央委员会?
答: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黎笋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错误的,而且错误很大。自从胡主席逝世后,我曾多次同黎笋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包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会议上。因此,黎笋一伙不把我选进中央委员会是很容易理解的,没有什么难理解。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在黎笋的控制下,即使我留在中央委员会内,也和其他中央同志一样,不会起中央委员的作用。
《纽约时报》记者问:你是否认为河内的政策就是把人赶入海里坐小船?这件事情在河内是谁主管的?他们的目的是否想从这里捞到一笔钱?
答:越南把人赶到海上去,这个问题各国广播电台、报刊都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必再多说。但我想讲一讲这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越南把人赶到海上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现在仍然留在越南的人。我谈的是华人——华裔越南人。在越南的华人有一百多万,被驱赶到海上去的只是一部分,最多几十万。现在还留在越南的华人,是最痛苦最悲惨的人。他们被从许多世代住惯了的地方赶了出去,所有的财产、房屋、用具几乎都被抢光了。他们被赶到所谓的“新经济区”去垦荒,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到那里怎么能够活下去呢!他们在那里由于饥饿、寒冷、疾病、痛苦、屈辱而逐渐死光。可以说,黎笋一伙对待在越南的华人比过去希特勒对待犹太人还要残忍。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好多国家都谈到避难问题,而很少人知道现在在越南国内是怎样对待华人的。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要谈谈这一点。
《人民日报》记者问:黄文欢同志离开越南来到中国,这个事实表明,在越南党内和越南国内广大的干部和人民是反对黎笋集团的内外反动政策的。请黄文欢同志谈一谈,在越南党内、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是怎样反对黎笋集团的反动政策、黎笋集团是怎么样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的?
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压迫,就有抵抗,有反抗,现在在越南没有一点点民主自由,所以反对的人肯定是很多的,但是这种反对将怎么发展,象我刚才回答一位记者所说的那样,需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
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所提出的问题,谢谢大家。我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和朋友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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