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看“愚公”怎样聪明起来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思想解放，精神大振，步伐坚定
本报记者 东生
编者按：这篇文章长些，但内容丰富，值得一读。沙石峪这个以“当代愚公”闻名全国的先进单位，也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如此严重的摧残，这又一次说明，极左路线的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是万万不可低估的。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掌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过去十几年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弄清了一些问题的是非，干部、群众变得更聪明起来，重新振奋起“愚公精神”，同心同德，在实现“四化”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
现在还有些人，不去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以肃清流毒；不去搞清真理的标准问题，以解放思想，以致十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到底是什么，仍然说不清道不明，往前走也就迈不开步，或者走得摇摇晃晃。希望这些同志从沙石峪的经验中得到启发，认真想一想自己那里的问题，也变得聪明起来。
沙石峪，在河北省遵化县的山窝窝里。过去，它穷得连村名也没有，后来以“当代愚公”之乡而闻名。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总理乘着直升飞机，第一次来到这里，在参观之后，满心欢喜地说：
“你们干得好！”
“这是我们的大学校。”
“希望你们更加谦虚，做出更大成绩。”
十三年过去了。这极不寻常的十三年，交织着多少痛苦与欢乐，值得人们去思索、去探讨，从而在新的长征路上，变得更加聪明起来。最近，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从周总理两次来沙石峪的情景谈起，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这些年有哪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而向前看，明确目标是什么，路该怎么走。
周总理说，“越是苦的地方，干劲越大”，“这里的条件比大寨还差”。
想当年，沙石峪是：“土如珍珠水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一穷二白这两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九五一年，沙石峪人由共产党员张贵顺带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的路。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挖山不止”，挖了十五年，面貌大改变。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三十八万斤，平均亩产五百五十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三十五元。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九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四十万斤。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向国家交售干鲜果十七万斤。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在沙石峪来说，确是来之不易。所以，周总理称赞沙石峪人是
“活愚公”，并高兴地说：“沙石峪改造成这个样，在中国还是少有的。”
突然间，一场急风暴雨来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疯狂推行极左路线，使沙石峪也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一九七二年，粮食总产量降到十七万斤，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六十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六十六元；非但没有向国家交售粮食，反而借粮三万斤给社员当口粮，借钱一万三千元给社员分红，差不多倒退了二十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大倒退？长期以来，众说不一。党支部带领大伙批极左路线，进行了回忆对比。
一九六五年大旱，党支部号召学习大寨精神，提出“天不下雨人下雨，愚公精神斗倒天！”干部、党员带领群众，到五里外、八里外、甚至十几里外的村子去挑水。庄稼种上旱死，旱死又种，有的一连种了四次。社员把家里的缸抬到地里，妇女们守在田间，象给婴儿喂奶似的，一瓢一瓢地给小苗浇水。人们八十三天扁担没离肩，共挑水六万五千担，走了四十一万里，等于绕地球转了将近四圈！结果，八百亩粮田、上万棵果树都获得丰收。
一九七二年，旱灾也非常严重。但“四人帮”造成的灾害更重。极左路线象瘟疫一样，害得班子软，人心散，革命传统遭破坏，“愚公精神”受摧残。老支书张贵顺“靠边”几年，站出来不久，出差去了。当家的副支书情绪消沉。群众好象失去了“主心骨”。靠谁呢？一靠“老天当一半家”。有的干部望着天：“今天不下，明天不下，后天还不下？”二靠“外援当一半家”。有上边来的干部“坐镇指挥”，有外边来的车和人支援抗旱，干部的依赖思想重了；社员领着外地人东奔西跑，忙于接待。有人说：“种地的当不了家，不种地的瞎指挥，一切都乱了套。”外来的干部，硬要把一大片玉米、谷子、白薯苗拔掉，统统种高粱。从外地运来几十万颗高粱苗，连已经拔节、一米高的也弄来移栽，结果啥也没结。发人深思的是，一九六五年，沙石峪人到大老峪去挑水，抗旱胜利了；一九七二年，大老峪人到沙石峪来挑水，抗旱也胜利了，而有了两眼水井的沙石峪，连井跟前的地也没有保住。
两次大旱，两幅图画。人们从中看到，一九七二年的大倒退，除了天灾，更是人祸——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
这年秋后，张贵顺在心里琢磨：沙石峪要翻身，还得靠“愚公精神”。他狠抓领导班子的整风，尖锐地指出：依赖别人过日子，方向错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老传统，决不能丢！干部思想一致了，又深入发动群众。一九七三年，党支部带领群众大干，使粮食总产量一下跳到六十一万斤，比一九七二年多四十四万斤；总收入十五万元，比一九七二年多七万元；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一十三元，比一九七二年多四十七元。全村轰动了！社员们纷纷要求：“就这么干下去！”“千万别再‘回去’呀！”党支部指出：不但不“回去”，而且要一个劲往前走！果然，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七十万斤挂零；向国家交售粮食二十万斤；社员集体分配收入一百一十七元。
然而，上边来人警告张贵顺：“光埋头生产，不突出政治，‘唯生产力论’严重呀！”一盆冷水浇下来，人心凉了半截。抓生产的干部，又怕人批他是“棒子粒脑袋”，消极了；敢讲话的干部，又怕“出头的椽子先烂”，灰心了。这么一折腾，一九七五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四年减少了十万斤。秋后，党支部又进行整风。张贵顺说：“上边来人，对的要听，错的就不能听。办事要从沙石峪的实际情况出发。”一九七六年春天，党支部提出：“把七五年的损失夺回来！今年保证粮食总产八十万斤！”大标语公开贴在墙上，除了激励自己，也是为了堵住“外来的嘴”：“你们别来施加压力了，我们就是要抓生产，猛干啦！”粉碎了“四人帮”，沙石峪人膀子甩开了！“愚公精神”大放光彩，生产也节节上升。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十八万斤，一九七七年是九十五万斤，一九七八年是九十八万斤；三年共交售粮食五十一万斤，比前七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八万斤。
回顾这段历史，党支部认识到，“愚公精神”啥时候也不能丢。要靠自己去干，不能靠别人来保。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一旦成了先进，那就要啥给啥，要啥有啥，什么自力更生呀，艰苦奋斗呀，不必了。多少先进的单位和个人，不就是这样走上邪路、甚至给毁了吗？沙石峪也遇到过这种危险，但由于党支部吸取了教训，最后才转危为安。比如，一九七七年，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要给沙石峪两万元盖机械化养猪场。有人听了很高兴，可张贵顺说：“不行，这个钱我们不能要！”因为他听说，外地有个大队，国家花了十几万元，给盖了一个机械化养猪场，起先利用率并不高，只养了四、五百头猪。张贵顺暗暗下了决心：不能这么干！躺在外援上，人就要变懒，甚至起不来了。再则，花这么多钱，养这么点猪，值得吗？所以，上边几次催，他都谢绝了。但他亲自抓养猪事业，大队猪场越办越好，十一个人管八百多头猪，逐步创造条件实行机械化。三年来，保持了
“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共向国家交售肥猪二千零四十九头。
依靠自己，决不是不要外援。沙石峪人忘不了，工人阶级的支援，国家的帮助，是何等重要！别的不说，单讲水吧。多少个冬春，他们用钢钎、铁锤，在石头山上凿出了无数个蓄水池和鱼鳞坑，但始终没有解决水的问题。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正是在上级党委的关怀下，在工人老大哥的帮助下，才先后打了十六眼机井。“滴水贵如油”变成“泉水满山流”了！为此，大队花了五十万元，国家无偿支援二十万元。党支部最近作出决定，从一九八○年起，逐年把二十万元全部还给国家；就是国家不要，也要把这笔钱拿出来支援兄弟大队。对这一决定，社员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移山”要靠自己，不能依赖别人——这不正是“愚公”的聪明之处么？实践证明，有了“愚公精神”，山再高也会越挖越小。
“你们这里不亚于大寨”，周总理在沙石峪说。张贵顺不安地表示：“比大寨，那可差的远呢！”周总理指着西山一片松柏：“树就比大寨多嘛！”然后又说：“一朵鲜花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要搞比学赶帮超。你们要关心周围的大队，把他们也带动起来。”
在沙石峪的山坡上，有过一条引人注目的大标语：“学大寨，赶大寨，超大寨！”许多参观者佩服“活愚公”有气魄，但也有人摇头：“提‘超大寨’，这……合适吗？”有人干脆就说：“超大寨”这个口号“反动”。沙石峪人开始没有理睬，后来不行了。全村都在传：“县里打电话来啦！”说在某月某日以前，“标语一定要去掉，不能提‘超’！”
这条标语去掉了，但它始终刻在人们心里。张贵顺说：“没有超的精神，先进就学不好，也赶不上。超，就是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
围绕“比学赶帮超”的问题，党支部抓住几件事，进行了“典型解剖”。
一九七五年，张贵顺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提出要学先进，搞人造小平原。党支部开了几次会，越开，大伙头脑越热。经过讨论，决定“炸掉两座山，改成十块地”：二十年内，把全村五千多块地合并成十块，每块一百亩，两年搞一块。群众也被鼓动起来了。寒冬腊月，全村出动；从早到晚，炮声隆隆。大干一冬一春，第一块“环山田”造好了。一百三十多块梯田连成了一块。这块长四千米、宽十七米的环山小平原，象一条彩带缠着沙石峪的山腰，煞是好看！可是，种田不是给人看的。动工之前，群众讨论时表示拥护，一实践，矛盾就出来了。最尖锐的是，为了造田，要不要砍掉果树？社员们望着十几棵大核桃树，痛心地说：“桃杏树也罢了，这么大的核桃树要长二、三十年呀！”张贵顺何尝不心疼呢？为了在石头山上栽这些果树，他耗费了多少心血呵！一九七七年，干部、社员纷纷提出：“这样整地，非整穷了不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张贵顺也怀疑起来：这样干，到底对不对呢？党支部决定，“十块地”计划暂停。去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好似一阵春风，把老支书的心吹开了窍。他边学习，边思考，扳着指头算了几笔账：
窄子山下有七、八亩地，根本用不着整。但为了好看，扩大粮田，硬把它们连成一片。上边五、六十棵桃树、柿子树、核桃树被砍光。最后也只增加了一亩多地。这不是搞形式主义、败家是什么？
造“环山田”，得到的是：五十亩地扩大为一百亩；边造地，边打石头卖给国家，收入一万多元。为增加这五十亩地，毁了二百多棵果树；花了三万个工，等于两万一千元；自制炸药二十多吨，成本一万元。得失相比，确是“得不偿失”。如果把这么多工和钱用来发展林、牧、副业，又会得到多少经济利益呢？
如按原计划造第二块“环山田”，要砍掉四百多棵果树；越往山下，果树越多，要砍掉的就是上千棵、上万棵……
这么一算账，张贵顺不寒而栗，感到群众的批评是对的；自己错了，错就错在不实事求是。
错了咋办？是赶快“转弯子”，还是“打肿脸充胖子”？这又是一个能不能实事求是的考验。“十块地”计划，写在墙上，登在报上，说出去了可怎么收回？张贵顺犹豫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还是以党性战胜了私心。在支委会上、社员大会上，他几次三番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造‘环山田’是我的责任。不从实际出发，‘靠山吃山’，全面发展，那肯定要摔跤。幸亏大伙提醒得早，党支部及时刹车。否则，沙石峪的家底就要败光。”他又说：“这件事给了我三条教训，一是领导生产不能凭个人的主观意志，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当干部的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样才能少犯错误；三是作为共产党员，有了错不能图个人面子，要为人民的利益坚决改。”
分析这件事，党支部得出一个结论：对别人的经验不能迷信，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它好不好。不好的，当然不能学；好的，也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实际有所创造，这样才能从学先进发展为超先进。
学先进不易，超先进更难，不仅难在自己有没有雄心壮志，而且还难在别人让不让你超。这里，关键还是要抱着科学的老实态度。有这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一九七六年，社员年终分红时，前县委书记打电话问张贵顺：“你们今年分多少？”张贵顺说：“平均每人分一百四十三元。”“谁让你们分这么多？”“我们自己决定的。”“那不行！不能超过一百二十元。”“已经分了，咋办？”“那也不行！”县里派人来，硬要从社员手里退回二十三元。党支部开会讨论咋办，大伙说：坚决顶住！口头上答应退，但只从账面上退，实际上不退。那位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穿了，主要是他不准沙石峪超过自己领导的“老先进”。这实际上也是不让沙石峪人富起来。遇到这种情况，党支部认为，不准超也得超，不让富也要富！超先进是大好事，富起来是人心所向，谁也阻挡不了。在发展集体生产上，在改善社员生活上，都要超先进。没有超的劲头，怎么能你追我赶向前进呢？
沙石峪也是一个“老先进”，但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张贵顺六十七岁了，还特别“爱新鲜”。一听哪里出了好经验，他就想方设法要学到手。他常到邻村走门串户，交流经验，真心地欢迎兄弟大队超过沙石峪。可是，一九七七年，前县委书记把他训了一顿，说什么：“你是沙石峪的支部书记，哪能到处乱窜去？”当然，张贵顺没有听他的，心里总在想着周总理的话：“一朵鲜花不是春……”
搞比学赶帮超，也象办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这是一把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有了它，“移山”再难也不怕！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第二次来沙石峪的时候，问陪同参观的一个干部“立春过了是什么节气？”这个外号叫“铁嘴钢牙”的干部信口答道：“过了立春是清明。”周总理停下脚步，目光严厉而又关切地说：“不懂二十四个节气，就不是庄稼人。以后要好好学习。”当时正是“夺权”高潮，一帮人把张贵顺“打倒”了，“铁嘴钢牙”当上了“一把手”。周总理又问他：“去年果树收获很大吧？”他说：“不小，果子收了十一万斤。”周总理问：“谁栽的树？”他答：“群众栽的。”周总理又问：“谁带的头呀？”他不得不说：“那还是张贵顺呢。”
这天一早，张贵顺却被作为“专政对象”，由两个民兵押到东山看管起来。飞机走了，他一回到家，社员们就跑来说：“周总理又来了！还打听你哪！”老支书望着蓝天、白云，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有多少话要对周总理讲啊！可周总理走了，走了，恐怕再也见不着了……
此后几年，周总理几次讲应该让张贵顺站出来工作。三次来到沙石峪的李先念副总理也说过：“张贵顺是你们互助合作的带路人，带的很好嘛！”
张贵顺站出来了。他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全村人团结在一块。林彪、“四人帮”一伙，挑动你斗我、我斗你，把人与人的关系搅得象一团乱麻。沙石峪自然也不例外。老支书如何解开这团乱麻呢？干部也好，社员也好，眼睛都在望着他，特别要看他怎样对待“反”他的人。
那个“铁嘴钢牙”是张贵顺的入党介绍人，可他后来硬说张贵顺入党是假的。正是他领着一帮人跑到县里去闹，开除了张贵顺的党籍。他说：“想不到，我还当了一把手呢！”不到一个月，他也被轰下台了。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支委会讨论要开除他的党籍，许多党员也提出至少要劝他退党。张贵顺说：“我不同意。”
由张贵顺介绍入党的一个干部，继“铁嘴钢牙”之后，当了“一把手”，迟迟不让张贵顺站出来。他说：“张贵顺能力比我强，威望比我高，有他就显不出我来。他稍微一伸腰，就顶我们几个人！”后来，这个干部受到了批判。可他长期不肯认错。党支部两次要开除他出党，又是张贵顺说：“我不同意。”
张贵顺为啥不同意呢？因为他痛切地感到，任何时候都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干革命总是人多些好。回想在极左路线下，农村基层干部挨了多少整啊！张贵顺不能忘记，一九六七年春节是怎么过的。他被打成“走资派”，“开除出党”了。他和周总理的合影，被从墙上取下拿走了。他家放粮食和东西的房子，被封了。没办法，他拿着口袋到大队去要粮食吃。年三十晚上，全家坐在一起，炕桌上只有一碗白水煮肉。大家望着这碗肉，谁都不吃。窗外，北风阵阵，鞭炮声声；屋内，灯光昏昏，死气沉沉。老支书看着这幅情景，不禁凄然泪下，心想干了几十年革命，落得今天这样……不，不能这么想！跟着党，出生入死过来了；靠着群众，战天斗地过来了；眼前这么点风浪，还经不起吗？想起九个月前，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到他家，进了屋把鞋子一脱，盘腿坐在炕上。周总理问贵顺老伴，家里有几口人，一年挣多少工分，生活过得怎么样，并风趣地说：“你们俩是谁当家呀？”贵顺老伴笑着说：“在外他当家，在家我当家呗。”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都哈哈大笑起来。周总理又问：“张贵顺成天在外边工作，帮不了你多少忙，你支持他吗？”贵顺老伴说：“支持，还能不支持！”周总理说：“要大力支持，生活上多多照顾他。”……想到周总理代表党这样亲切地关怀农村干部，一股暖流涌进了老支书的心房。他把眼泪一抹，说道：“这碗肉还是要吃！”他带头吃了一块……
谈起这段往事，张贵顺感慨地说：“干部挨整，老婆、孩子也跟着倒霉，我老伴几乎被逼疯了。对待干部哪能这样呢？对同志，就是要将心比心啊！干部总会犯点错误，犯了错误要批评，但批评是为了团结。如果一犯错误就挨整，谁还想当干部？谁还能当干部？要是连犯错误的同志都不能团结好，那还谈得上解放全人类吗？”张贵顺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对两个人的处理，说了两个“我不同意”。
会上会下，老支书耐心地说服大家：“他介绍我入党的时候，是咱们村的村长。在敌人面前，他是‘铁嘴钢牙’，历史上有功劳呀！解放后，他表现也不错。他私心很重，要帮助他，教育他。”党内认识统一了。他的党籍被保留了。后来，他又得了重病。老支书去看他时，他含着泪说：“贵顺呀，我不行了。我对不起党，也对不起你……”张贵顺打断了他的话：“别这么讲。当年咱们一块儿干，现在还要一块儿干，革命到底呀！”老支书到处为他求医找药，终于帮他把病治好了。
对另一个人，大会小会，老支书反复地开导大家：“我介绍他入党以后，从高级社开始他就当干部，为沙石峪做了很多好事，咱们可不能忘了。文化大革命中，他犯了一些错误，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对他要具体分析，全面来看。他一时想不通，要耐心等待。”党支部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不开除，给他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副大队长。时间过了，他的组织生活没有恢复，党员对他还有意见。有人又主张开除他的党籍。党支部仍然坚持，要说服大家历史地看待他的错误，看到他的进步；要教育他本人深刻地认识错误。支委们做了许多工作，才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
张贵顺对干部不计较个人恩怨，注意维护和加强“一班人”的团结；对群众、尤其是对“反”过自己的社员，更是怀着满腔热忱，做好团结工作。人们说，沙石峪没有派性，干部和社员心齐。这并不是说，没有矛盾和斗争。可贵的是，党支部大力发扬民主，注意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使人与人的关系不断改善。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当代愚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移山”之宝。有了这个宝，什么“山”不能推倒呢？！
在党的领导下，沙石峪人民团结一心，改天换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生产发展的速度加快了，收入也迅速增加。一九七六年，总收入为二十六万元，一九七七年升到三十七万元，一九七八年达到四十二万元。大队现有卡车两部，拖拉机八部，各种农机具一百台（件）；集体储备粮三十五万斤；公共积累四十六万元。一九七七年，社员集体分配收入是一百五十六元；一九七八年是一百七十三元；每年每人分口粮五百二十斤，比一九七二年多了一百六十斤。除了自留地，每户有一、二十棵果树，最多的可收果一千多斤。去年，全村一百七十二户中，一百六十一户有储蓄，存款共达六万二千七百元。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正反两方面的教育，使“活愚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经过十几年披荆斩棘，一条由穷变富的路走出来啦！党的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使他们进一步看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革命先辈开创的“愚公移山”的壮丽事业大有希望！在社员大会上，党支部宣布了沙石峪的长远规划，决心在一九九五年前实现三个“一百万”的目标：
粮食总产量一百万斤。现在只差两万斤了，但要始终保持在一百万斤以上，还要继续努力。
干鲜果总产量一百万斤。现在还差一半，争取在一九九○年前达到。
总收入一百万元。现在还差五十八万元。准备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广开财路。
愚公不愚，移山不止。在成绩面前，沙石峪人没有停步。他们记得，一九六六年春天，周总理在沙石峪，临上飞机之前还谆谆嘱咐：
“要谦虚谨慎，继续前进！”
周总理的声音呵，将永远在沙石峪的九岭十七沟回响，在沙石峪人的心中激荡，使“愚公”添智慧，给“移山”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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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兴安岭林区空运专业队灭火效果好
本报讯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为了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从今年春天开始，利用直升飞机空运专业队员及时扑灭森林火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四月八日到五月二十日先后扑灭二十一起林火，基本上做到了及时发现火情，迅速出动扑救。
过去扑灭林火，需要动员千军万马上山，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往往由于扑救不及时，小火酿成大灾，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灭火办法，大兴安岭地区与民航部门共同协商研究，在加格达奇航空护林站配备了三架直升飞机，派驻森林警察专业扑火队员三百人，专门负责巡视和扑救山火。今年五月二十三日黑河地区卧都河发生林火，因风大火猛，迅速向北蔓延，如越过古—中公路，就要殃及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火灾发生后，大兴安岭地区航空护林站先后往火场空运二百三十名森林警察专业扑火队员，经过一天一夜的奋力扑救，终于将大火扑灭在古—中公路以南，保护了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