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理论工作者的一面镜子
卢之超
张志新同志在向她宣布死刑判决书的时候，严峻地回答：“我的观点不变”。现在，对于她始终坚持并且因之最后被处死的那些思想政治观点，我们知道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打破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砸烂了他们的精神枷锁以后，我国理论界和广大干部、群众所提出、所议论的那些问题和观点。例如，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执行的极左路线问题，关于不能把领袖神化的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问题，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生活准则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关于历史的是非功过问题，等等。张志新同志比我们整整早十年时间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完全依靠自己的独自探索和判断，对这些问题做出了科学的、明确的回答。当她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党的一贯教导，依据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事实，认定她所坚持的这些观点是真理以后，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为捍卫这些真理而斗争。她认为，坚持这些真理，就是坚持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以她宁死不屈，坚定地回答：“我的观点不变”。
张志新同志为我国理论界、为我们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面光辉的镜子。它能照出我们队伍中那些不光彩的东西，照出我们身上那些应当清除的灰尘。
张志新同志在大学学过马列主义，也在党校做过教学工作，但她主要不是做理论工作的。可是，在她身上，却有着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也是我们理论界里许多人往往很缺乏的品质，即不同一切迷信、偏见相妥协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真理的忠诚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一致性。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理论水平可以有高低，认识可能有错误，但必须具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一致的品质，即严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相妥协的精神。可惜在我们的理论队伍里，却并不都是能够这样的。
当然，有一些同志，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善于从实际出发，不管在什么样的形势和潮流下，都能够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独立的、符合实际的科学判断。这些同志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言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另外有一些人，名义上也是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有十万八千里。他们中有的人并不缺乏研究理论的聪明，有时也能写出一些洋洋洒洒、头头是道的大块文章来。可惜他们的聪明没有用在探讨真理上，而是用到别处去了。他们到处试探风向，揣摩气候，打听行情；朝三暮四，一心想通过提出某种主张或反对某种观点来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甚至以此作为谋求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阶梯。在这种人看来，理论观点同自由市场的商品一样，是早晚市价不同的。他们的心目中，早已撤去了客观是非的界限、真理和谬误的界限。他们在地位不高的时候，象投机倒卖的小商贩，时机一到，就变成了押宝赌博的野心家。前些年，我国文坛、政坛上出现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就是这样的典型吗？
我们从事理论工作的多数同志，是真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愿意用自己的工作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但是在复杂的形势下，往往不能象张志新同志那样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更缺乏张志新同志那种坚持真理的勇气。正是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对照烈士找差距，多多地向张志新同志学习。
张志新同志那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来自她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的态度，来自她根据马克思主义进行独立思考的艰苦努力。真正的理论工作，应当是严格地依据事实，深入事物的本质，发现事物运动的规律。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正如她自己所说：“在这不多得的战斗年代中，再不能作懒汉和糊涂虫，行动要自理，思考要独立，以严肃认真战斗的科学态度，在斗争实践中去掌握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因而她得出的是科学的、是非分明的、而且具有高度自信的结论。但是我们许多同志却往往缺乏这种不受任何权威、偏见、迷信的束缚进行独立思考的精神。有些问题，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并不难判断其是非。但是在特定的形势和条件下，往往就糊涂起来了，甚至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里所说的特定形势和条件，就是人们经常遇到的由各种认识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具有普遍性的迷信或偏见。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为了打破长期中世纪宗教统治下形成的种种偏见，曾经仔细分析过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种种原因（所谓“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在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今天无论是社会状况和人们认识真理的状况都与那个时代大大不同了，但不能认为产生各种偏见的认识原因和社会原因就都不存在了。事实上，经常有一些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框框束缚我们的头脑；而如果没有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和艰苦的独立思考的过程，这些框框是很难打破的。就拿张志新同志当时所明确提出的那些问题来说，其中许多问题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从理论上辨别其对错的能力，但为什么就不能象张志新同志那样作出明确的判断呢？归根到底，无非是因为林彪、“四人帮”鼓吹现代迷信，制造了种种精神枷锁，形成了一种似乎具有压倒一切之势的舆论压力。而我们自己虽发现一些问题，但不敢想下去，不能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盲从代替了思考，丧失了独立判断问题的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与张志新同志之间的差距。
刻苦追求真理的态度与大无畏地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张志新同志更加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她以对党的事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高度责任心，自觉地承担起坚持真理的神圣责任，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她有一段出自肺腑的充满凛然正气的自白：“在我学习的年代里，或工作的岁月中，不是别人，正是广大的贫下中农阶级弟兄，终年勤奋劳动使得我们终日饱餐，给我们的学习、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在路线斗争中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若少闻未见也可不加责难，一旦发觉仍处之泰然，贪图个人安逸，不究不管，那么有朝一日被阶级弟兄质问：供你们念这么多书，享有这么优越条件，为什么没发现问题，见到了又置之不问，好象与己无关。你们是谁的干部、是什么党员，难道你们光会吃饭？！那时候该做出什么回言？”这段话，道出了她坚持真理的勇气与力量的源泉。我们许多理论工作者虽然在享受人民提供的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上与张志新同志有大体相同的经历，甚至比她优越，但却缺乏她这种可贵的阶级感情，缺乏这种理论工作者应有的党性修养，没有把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光荣职责。因此，在同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上，常常表现出严重的自由主义。有些问题视而不见，不求深解；有些问题明知不对，也处之泰然；有些问题能辨别出是非对错，但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反对。我们的一些同志，无论是研究问题，还是说话、写文章，总想把自己拴在一根保险带上，或者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结论，或者到处打听“上面的精神”，谁的官大就听谁的；或者眼睛盯着权威，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每当形势有些变化，或一些理论问题没有定论，要我们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时，不是“心有余悸”，就是“心有预悸”，悸个没完。结果，把自己从一个理论工作者降低为留声机、传声筒或文字匠。我们也常说，理论工作是一种革命工作，却很少想到，要革命就得准备承担痛苦和牺牲；我们也常说，理论工作是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却不敢在需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时挺身而出。比之张志新同志，这使我们深感惭愧。
这里想多谈几句关于理论工作要毫无顾忌、无所畏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是宣传真理、探讨真理的工作。真理就其内容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能不能掌握真理、敢不敢坚持真理的问题上，却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尤其在社会科学的领域是如此。所以，坚持真理就是坚持革命，只有坚持革命才能坚持真理。要真诚地说出事实，深入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就要同那些不敢承认事实、不愿见到真理的邪恶势力作斗争，还要同那些误认真理为错误、错误为真理的人作斗争，并且准备受到压制和打击。鲁迅先生常常嘲笑那些只想躺在沙发上喝咖啡的“革命作家”，就是因为他们空喊革命而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不愿吃一点革命者难免要吃的苦头。在反动阶级统治的旧社会，事情固然是这样；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事情也难以完全避免。且不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那种特殊情况，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正确的东西得不到人们的承认，真理被当作谬误，香花被看成毒草，因坚持真理而受到不应有的压制、打击和处罚，仍然是常有的事。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想象，在理论工作的道路上已没有荆棘而全是玫瑰花。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用得着马克思的这段话：“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当然，这一切是从理论工作者个人应有的觉悟来说的。从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需要为理论界开展自由而切实的研究和讨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空气。以前，往往是领导人出题目、出观点，只要求理论工作者去解释和说明，而较少鼓励他们从实践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甚至使那些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就某些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理论工作者受到批判和打击。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需要的只是“梁效”一类的吹鼓手，任何革命的理论探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这些历史情况说明，许多人“余悸”、“预悸”甚多，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需要总结长期以来理论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记取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粉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精神枷锁，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贯彻到理论研究工作中去。在人民内部，应当允许舆论不一律，允许有各种理论观点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用正确的观点去克服错误的观点，由先进的人们去说服落后的人们，发展我们的理论。对于理论上的是非对错，只能通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并最后通过实践的检验去判断。毫无疑问，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坚决服从和执行党的决议，自觉地使自己的工作服务于党的事业；作为一个公民，也应当坚决服从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法令。但是，对于理论问题，如同一切科学问题一样，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应当明确规定，在理论问题上，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普通群众，都是平等的，相互间都可以自由地讨论和辩论，开展批评和反批评。无产阶级当然要有也必然会有自己的理论权威，但这种权威必须是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以自己理论上的深刻和正确赢得的，是大家自觉地信任的，而绝不能靠地位和权力去树立。权威和非权威，在理论上也应当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权威，在理论上从来就是以平等身份同别人进行争论、辩论、批评和反批评的。总之，必须实行理论民主，绝不能以势压人，绝不能对不同观点采取压制的办法，或者采取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我国理论界造成一种为人民的利益、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而毫无顾忌地进行理论研究的浓厚兴趣和浓厚空气。
愿我们的理论界能出现千万个不惜牺牲一切为真理而斗争的张志新，愿我们今后没有一个人再受到类似张志新所受的那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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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情”论小考
叶林生 王致中
对于发扬民主，有些人总是摇头。他们说：“中国的国情不适于讲民主”，“中国人不懂得民主”。还说：“中国历来就不曾搞过民主选举”，“人多口杂，一讲民主，天下大乱，历来如此。”听起来，他们很重视这个“历来”的“国情”，似乎还作了点历史考证。
对此，我们也颇有兴趣。于是，一边读近代中国的一些史籍，一边也就对这个“历来”做了点调查。中国“国情”如何，姑且不论；“国情”论的历史可真不算短了。享受着有条不“乱”的专制之“福”的中国人民，受“国情”论的训导也很有些年头了。
近代开篇，大凡新一点的东西，总是要受到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之类的非议。如今平常不过的铁路，开头就曾被认为是“用夷变夏”的“不合国情”的怪物，被顽固们反对了一气。只是洋枪洋炮例外，尽管新，却被认为“适合中国国情”而接受。那大抵是因为当时造反的中国百姓，用的是刀、矛、剑、戟，拿火药武器对付他们自然很合“情”。至于“民主”、“共和”一类的新玩艺，则属“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近代以来一直就被认为“不合国情”而屡遭排斥、镇压，毫无通融之余地。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学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对“皇帝”实在并无“打倒”之意，只不过是想用“民权”对君权稍作限制。对此，张之洞、叶德辉之流视若寇仇，大谈“国情”，咒骂什么：“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38页）张之洞还写了《劝学篇》，认为按中国“国情”，“民权”和“谋逆”之罪差不多，“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简直危险透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君主之国”，没有君权，就国将不国；人民有了权，天地就要倒转。因此，什么“民权”、“民主”，统统成了“惑世”、
“乱民”的异端邪说。
其后，辛亥革命推翻了那种“天经地义”的君主之国，为张、叶辈的“国情”论作了结论。但还有人不肯罢休。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就是以讨论“国体”，顺应“民心”，适合“国情”为名，为袁皇帝登龙位效劳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同盟会叛徒刘师培，在袁世凯授意之下，还专门写了一篇《国情论》。他们认为，按中国“国情”，要拨乱求治，必须去民主而行专制。筹安会二次宣言就说：“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但当时的中国，民主共和国毕竟也是一种现实，于是，他们居然搜罗起一批人，“奉旨选举”，既照顾了“民主”的面子，又“选”出了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实在可算是最合“国情”了。
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匆匆败亡。这又一次宣告了“国情”论的命运。但是，在“国情”名义下的好戏远远没有唱完。紧接着，就有张勋、康有为拥戴清废帝复辟的丑剧上演，那依据，也无非是清帝复位最合“国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曾经被叶德辉目为必欲“手刃其人为天下离经叛道者戒”的“逆贼”康有为，竟然也唱起“国情”论的老调，而且更顽固。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依然不肯认输，写了篇《共和平议》，摆了些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由。他说：“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中国广土众民”，“尤非专制不能定乱”，“非专制不能为治”，“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忍》杂志第九、十合刊）然而，他毕竟不是戊戌年间的康南海了。他洋洋洒洒的皇皇大文，除被陈独秀痛斥一顿外，已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五四运动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又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那些豪绅、士大夫、社会名流、独裁者，从胡适之到蒋介石，又一次求助于“国情”论。他们说，马列主义是外国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是“舶来品”，谁宣传就是“匪”，就是“阿狗阿猫”，就是“鹦鹉学舌”，就是“卖国”，甚至要斩尽杀绝。但马列主义还是胜利了。中国“国情”如何，历史自有定论。
对“国情”论的这段历史作一点考证，似乎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点教益。
其一，“国情”论鼓吹最烈、闹得最凶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
其二，“国情”论鼓吹者通常是有权有势者。
其三，“国情”论鼓吹者喜欢抓住“乱”字大作文章。仔细一考察，原来他们怕的“乱”，同广大中国人民怕的乱全然不是一码事。
中国人民是真正懂得什么叫乱的。就在“国情”论者怕“乱”、喊“乱”、治“乱”、戡“乱”的过程中，专制制度覆灭了，马列主义传播了，无产阶级胜利了。
要说“国情”论一点根据没有，那也不是事实。“国情”论几度泛滥，几回兴起，足见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那就是封建主义长期留下的顽症。要说中国“国情”特殊，根子就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上面所讲的“国情”论，同人们通常讲的“办事要符合中国实际”，恰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些鼓吹“国情”论最烈的，他们讲“国情”，无非是抱残守缺，卫专制，保权势而已。因此，所谓“国情”者，实为“官情”、“私情”、“权势之情”，又何曾想到“国”？其实，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中国人民深受专制主义的苦痛，才是真正的“国情”。由此造成的国家落后、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等灾难才是真正的“国情”。三十年前是如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近代新旧民主革命中，高唱“国情”论的虽不乏其人，而奋起抗争的人也实在不少，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那正是“国情”论甚嚣尘上之时，针对中国人民“无政事之智慧”、“若率行共和，断无善果”的谬论，李大钊写了《国情》一文，其中说：“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国情”论者“必欲保吾以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吾不识制宪法衡国情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蓄乱乎？”（《李大钊选集》第5—6页）这句话实在中肯。当然，当时的“国情”论者是不会听得进去的，但历史的进程证明了李大钊是正确的。那证据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
不过，中国人民无疑不会满足于仅仅“站立”，他们要沿着四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还有人要再挥舞历史上早已老掉牙的“国情”论，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的后代还会有机会考证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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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有足够的理论勇气
艾征
记得有一位老一辈的理论工作者在一次理论讨论会上曾说：我不需要什么“三不主义”，帽子和棍子太多了，也不在乎了，我只要求答辩权，允许我反批评。当然，他的话，是极而言之的。党的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三不主义”方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方法。我这里引用他的这段话，是想说，我们的许多老一辈理论家，是很有理论勇气的，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他们当中的许多同志，由于坚持自己的见解，曾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他们从未屈从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
现在，就总的情况来看，“三不主义”方针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是也要看到，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何况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在某些单位、某些场合，总还会有少数人，在有一小点风波时，会习惯地拿起“棍子”打人。这是难以绝迹的。如果认为，一定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人干这种事了，才敢于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那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也是不现实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5页）从事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工作者，为了坚持真理，也必须根绝一切犹豫和怯懦，具有敢于“下地狱”的胆识和勇气。也只有具备了这种胆识和勇气，才能够闯过进入宝藏丰富的社会科学的“入口处”，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建树。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被认为是毒草，遭受到种种打击，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就不可能创立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列宁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和实践。毛泽东同志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不会有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胜利。
在当前，思想理论工作肩负着引导和鼓舞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光荣任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革命导师并没有给我们预备下现成的答案，而是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不仅要敢于冲破那些旧有的禁区，而且要敢于去探索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新问题。面临着这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每一个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有足够的理论勇气，也就是说，要下决心排除万难，不怕别人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这是一个思想理论工作者有觉悟的表现，是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
听说，前些时候，理论界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由于看到当时个别人大有揪“牛鬼蛇神”之势，后悔起来，说：“以前说多了，今后决不多说了。”这当然是极个别的，但却是很不应该的。郑板桥在《竹石》诗中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既然“咬定”了四化这座“青山”，就不应该遇到一点冷风，就东摇西摆，心灰意懒，而应该象根深叶茂的竹子那样，任你千磨万击，甚至哪怕挨它几棍子，仍然是无所畏惧，坚劲挺立，生生不已。
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这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四个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原载《云南日报》，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