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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朝鲜通讯
朝鲜统一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用我们自己的双手，
用我们自己的力量，
筑起一条统一的大道，
七十年代革命的洪流在奔腾，
全民族的心愿汇成滔滔巨浪。”
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全体朝鲜人民的一致愿望。在朝鲜，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分裂的痛苦，渗透着整个民族的心灵，三十年来统一祖国的心愿，沉浸在焦燥的情绪里，郁积在人们的心坎上……。
不是终点的“终点站”
一列载满旅客的列车从平壤始发，向南疾驰。一路上美丽的城市、雄伟的工厂、绿色的田野映入眼帘，车厢里愉快的笑声和歌声交织在一起。当列车驶过开丰站，速度骤然减慢；广播室里传出了低沉的声音：“旅客同志们，下一站是开城，开城就要到了。”一提起开城，车厢里欢乐的气氛也就顿时凝重起来。因为就在它的身边，横亘着一道满是针刺的铁丝网，把三千里锦绣江山无情地斩成了两段，一个不是终点的“终点站”阻碍了向南奔驰直至釜山的列车。
列车缓缓地驶进了开城这个英雄的古城，然而它又是一座饱受骨肉离散痛苦的城市。三十年来，开城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家都有人离散在分界线两边，年复一年地经受着分裂折磨。开城车站的站名告示牌上没有写出下一个南行的站名。向南伸展的铁轨上已经结下了一层厚厚的铁锈。
平壤机务段的机车司机李满求气愤地说：“我驾驶着南行的列车，一到开城就只好停止了。开城，这难道是祖国的‘终点’？不！大地相连，铁路仍在，然而为什么到此中止？太白山上的鸟儿可以南来北往任意飞翔；滔滔临津江的鱼儿可以自由来回地遨游，然而我们同一民族的兄弟，却被一条分界线阻隔，成了咫尺天涯。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洪流滚滚向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相信，总有一天被割断了的疆土一定会重新连接起来。到了那天，我一定争取第一个把统一的列车开过去！”
寄不出去的“信”
平壤红十字医院大夫车正子曾给在汉城的母亲金顺伊写过许多封信，但由于国家被分裂，写好的信无法寄出，寄出去也无法收到。她的信中写道：
“妈妈！我想念的好妈妈！
我离开您身边的时候，还是个短发姑娘。现在我在平壤，想念您啊，妈妈！
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是那样疼爱我。妈妈，您现在怎样过呀？一想起您在南半部受折磨，我的心就不能平静下来。离开妈妈已经好多年了。这期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妈妈，我已经是医生啦。我学医是有原因的。您还记得哥哥二十一岁那年患病，家里没钱，连一付药都没吃上而惨死的情景吧？妈妈，您失去的儿子，不是一个而是七个呀！解放后，党把我送进医大，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妈，当您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吧？现在我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儿。孩子们看到邻居小朋友的姥姥，总问我，我们的姥姥什么时候能从汉城来呀……。”
平壤市船桥区金真福今年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她在给南朝鲜的丈夫金德昌的信中这样写道：
“允日他爹！天气这么冷，你没病吧？在离别的那年，我才二十二岁。那时你常说，我的允日啥时会走？现在允日都三十岁啦，技术学校毕业后现在已是工厂的技术员。允日他爹！今年春节你是怎么过的？虽然你不在家，可我为了安慰自己，也为了孩子允日，今年我比往年多做了些好吃的，可是一拿起打糕来，一块也咽不下去，因为我想起你最爱吃打糕。一九四九年我们一起过春节的情形老是浮现在我脑海里。那年春节，你给我买了件粉红缎子祆，现在还在呢？我常常把它从衣柜里拿出来，看了又看……。”
这些没有寄出的信，饱含了多少离别的辛酸和痛苦，分别了三十余年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他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讲，有多少往日的辛酸、今日的幸福要说。一条分界线就象一柄利刀插在朝鲜人民的心头，洒满血泪的分裂局面必须早日消除！
统一的愿望必将实现
开城市板门郡后陵里领井浦合作农场的金淳沃出生在汉城下游的领井浦，他从小就跟父亲出海打鱼，往来于延坪、全罗南北道和济州岛附近的渔场。美帝霸占了南朝鲜以后，不仅这条往日自由来往的航道被切断，就连住在与领井浦相隔不到二公里的山义浦的姐姐也被一条分界线所分离。每当风和日暖的时候，金淳沃都到岛边大声呼叫，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一片涛声。
是谁使一水之隔的领井浦、海苍浦、金浦和江华岛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边？是谁切断了自古以来血肉相连的关系？是谁把痛苦和不幸强加在全体朝鲜人民的身上？
板门店一位人民军指挥员说的好：“美国，你们有什么理由霸占我们的半壁河山？你们凭什么万里迢迢把一条分界线强加在我们朝鲜人民的头上并赖在这儿不走？”
多年来，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和合理建议。特别是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的三项原则和防止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五点方针正激励着朝鲜人民为实现祖国统一神圣任务而进行顽强的斗争。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个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徐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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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巴基斯坦通讯
巴基斯坦——阿拉伯化肥厂见闻
富饶的旁遮普平原，五月正是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田一望无际，展现出丰收的景象。就在这个时候，记者访问了巴基斯坦——阿拉伯化肥厂。
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化肥不能完全自给。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七年，化肥进口量从十二万多吨增加到近二十八万吨，支出的外汇从一亿五千多万卢比激增到近八亿卢比。近两年来，巴基斯坦政府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化肥工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巴基斯坦——阿拉伯化肥厂位于木尔坦附近，是一座拥有崭新的厂房和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现代化工厂。化肥以国产的天然气和从约旦进口的磷酸盐岩为原料。日产量为一千零一十五吨磷肥和一千五百吨硝酸铵。这个厂是在老厂的基础上扩建的。老厂建于一九六二年，设计指标是日产五百一十吨化肥。但是由于设备陈旧，管理不善，产量一直远远不能达到设计要求。一九七三年政府经过详细的调查，制订了扩大生产的计划，决定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合办，总投资为二十亿卢比。巴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股份，所需外汇由世界银行等贷款，本地费用则由巴基斯坦政府直接开支。基建工程从一九七四年中开始，由巴基斯坦建筑公司承担。施工中共用钢材一万多吨，水泥三万五千多吨。工程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设备安装从一九七六年中开始到一九七七年底完毕，设备总重量为两万多吨，只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一九七七年底开始试车生产，到今年一月全部车间都已开工，再过四个月生产能力就可以完全达到设计指标。这样，这个厂一年生产的化肥按进口价值计算就达四亿六千万卢比，三年就等于巴方负担的全部投资。现在这个厂里除了少数几个合同规定短期在这里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外，从总经理到工人全部都是巴基斯坦人。
这个厂的扩建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主要是由于领导人员都是生产中的内行。我们发现，从总经理到陪同人员，对于这个厂的设备和生产情况都是如数家珍，原来他们都是工程师。
在引进设备方面，这个厂采取了谨慎而又灵活的办法。这个厂的设备是几十个国家或公司分别设计和制造的。总经理说：“凡是我们自己能生产的就不进口。对于实在需要进口的设备逐项研究向哪里购买最合算。买进的设备必须是：第一最先进的，第二价格便宜的，第三经过实际应用是有效的。”他特别强调说：“第三点很重要，否则就会有一定的冒险性。因此，卖家不仅要向我们提供有关设备的技术资料，而且还要向我们提供这项设备在实际生产中应用情况的详细资料。”在一个车间里，我们看到了综合压缩机、氨压缩机和空气压缩机等三部压缩机，这是三家西德公司分别制造的，因为三家各有特长。硝酸车间的设备是西德一家公司设计而由其它许多国家分别制造的。有的一部机器，这部分是西德的，另一部分则是日本的。有四座六十五米高、直径五米的不锈钢吸收塔，钢材是日本的，由意大利的一家公司制造，巴基斯坦自己焊接。由于这个厂善于吸取百家之长来装备自己，因此节省了费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
根据这个厂的经验，巴基斯坦目前还有几个大型化肥厂正在兴建。巴基斯坦政府计划在明年实现氮肥自给，以后逐年增加出口；到一九八三年，国内每英亩地的化肥施用量将从现在的三十磅增加到六十磅。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必将加速粮食增产的进程。
本报记者 李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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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罗马尼亚通讯
按劳分配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最近十几年以来，我国工业产值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二的速度持续增长着。这点，除其他原因外，严格制定和实行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是重要的原因”。罗马尼亚劳动部宣传司司长伊原同志对我们这样说。
罗马尼亚在怎样具体实行多劳多得呢！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走访了罗马尼亚的一些工农业企业，合作社和机关。那里的同志热心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在首都西北大约一百公里的布则乌市，我们访问了罗马尼亚全国最大的平板玻璃厂——布则乌平板玻璃厂。在玻璃压制车间的高大厂房里，自动生产线的钢带上，一大块、一大块晶莹透明的玻璃正在缓缓地流动着。厂长安德烈同志介绍说，这个工厂的建筑面积达十九公顷，生产各种类型的平板玻璃，包括饰有各种雕花和色彩鲜艳的高级玻璃，产品出口到不少国家。谈到分配制度时，厂长说，这里也和罗马尼亚大多数工业企业一样，采用总合同制度。每年工厂确定生产计划后，和各个车间共同制定每个月的生产进度，然后双方签订合同，规定厂方和车间应该承担的义务。比如说，厂方应该明确规定，完成利润计划和超额完成利润计划时应分给车间现金的百分比；车间在一个月内应生产的产品质量、数量、节约原材料和电力的数量以及工人的定额和超额报酬等。如果车间超产完成了任务，工厂按超产的百分比付给车间附加工资，车间再按每个工人完成计划的不同情况分给工人。玻璃压制车间的年轻工人阿尔比纳正站在我们的旁边，他插话说，他的基本工资是二千二百列伊。上个月车间超额完成了计划，他和车间的所有工人一样，都分到了附加工资。由于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节约原材料，个人生产计划超过了百分之十，他多拿百分之十的工资。安德烈厂长接着说，工厂每个季度都评一次奖，从厂长到工人，谁连续在一季度内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都按超产的百分比分到奖金。每年工厂要把利润的百分之一和超额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分给全体职工。超额利润的另一个百分之三十要拨作工人福利费，例如作为给图书馆买书、增加托儿所的设备、扩建文化之家等的费用……。阿尔比纳兴高采烈地说，“我每次拿到附加工资和奖金时都很高兴，这不仅因为我个人的生活可以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这说明我们车间和整个工厂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我们环顾四周，只见厂房的高处、柱子上、墙壁上，到处都挂着或贴着工厂的生产指标和当前的生产进度表。一个巨大的标语牌高挂在车间的大梁上，红底黑字非常醒目地写着：“同志，如果你浪费一分钟，就等于浪费国家财产八百列伊。”
厂长指着标语牌对我们说，过去只有总会计师关心全厂产值计划的完成情况，实行工资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制度以后，每个工人都关心自己厂的生产，因为全厂计划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工人的个人收入。他停了一下，兴奋地说：“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不仅能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更重要的还能教育工人，让他们知道，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不是一句空话，而需要刻苦地钻研技术，不断地提高对业务的熟练程度才行。”
奥波尔商场是首都最大的百货商场之一。我们在商场的会议室里采访了经理雅尔佩斯库同志。他说，商场职工的基本工资按业务熟练程度从一千五百列伊到三千列伊。如果超额完成月营业计划，按百分比增加工资，如果没有完成计划，也按百分比扣工资。每个季度由群众、工会、商场领导机构劳动人民委员会按每个人完成营业计划的情况评奖一次。如果一年中月月完成计划好，到年底按具体成绩发给奖章、奖状或奖金。商场每年发给职工的附加工资和奖金约占工资总支出的百分之一。经理和总会计师没有奖金，但有附加工资。例如十一月份，因为商场超额百分之六完成了营业计划，他们的工资都增加了百分之六。讲到这里，经理开玩笑说：“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地研究市场情况和顾客的要求，千方百计地赚钱而不能赔钱，要是赔了钱，还要扣我的工资哪！”
在罗马尼亚，农业生产合作社、国家机关也都实行工资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农业生产合作社目前采取的也是总合同制，即农业社与一组社员（通常大田生产是三十五人左右）签订合同，规定农业社向这组社员提供种子、肥料、运输工具等，同时还明确规定社员小组应完成的产量、质量和应得的具体报酬等。如果社员小组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超额部分的百分之五十留给小组分给社员。目前有些农业社正在讨论把超产分给社员的部分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由于采取了鼓励生产的办法，农业社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很快。伊尔弗夫县古尔勃奈什蒂农业社主要种植玉米，过去每公顷玉米产量最多是二千公斤，经过社员和农业机器站合作，千方百计地提高机械化程度和实现化肥化，现在每公顷产量已达到五、六千公斤。
在国家机关里怎样实行多劳多得呢。罗马尼亚劳动部的同志说，首先在国家机关里普遍地实行签到制度。不迟到、不早退是对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最起码要求。机关职工也有定质、定量的工作定额和奖惩制度。例如劳动部是负责配备干部和劳动保护等工作的，如果某工厂劳动保护搞的不好，发生了事故，而根据调查应由劳动部负责的话，那么首先就要扣劳动部长的工资。反之，如果劳动部的工作有成绩，部长的工资也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罗马尼亚旅游部门的工作人员收入都比较高，因为他们大都响应国家的号召，成为了多面手。有时候一个工作人员带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外国旅游者，同时兼任翻译、陪同、解说员和导游。
现在我们又一次想起了劳动部伊原同志的话：“要高速度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让每个人都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劳动得多，得到的多。这样群众就会感到建设社会主义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关连的。” 李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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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南斯拉夫日记（节录）
新华社记者 冯森龄 南振中
在贫穷的起点上
六月四日，我们来到共和国执委会新闻部。副部长韦·科约维奇在介绍情况之前，先请我们看了一部题名为《白手起家》的新闻纪录片。
银幕上首先出现的，是倒坍的房屋，遭到破坏的工厂。全国刚刚解放，游击队员的母亲拄着拐杖，盼望着儿子回来。可是，她的儿子再也回不来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战争中牺牲。数以十万计的孤儿，在死亡线上挣扎，饥饿和疫病威胁着人民，妇女买不到针，小学生买不到铅笔，每人每天只配给四分之一公斤粮食，每月只有三公斤土豆……
镜头摇了一下，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农民扶着木犁，在暴雨过后的烂泥田里艰难地犁地；六十万名青年自愿参加义务劳动，抢修铁路；钢铁厂恢复了生产，钢花飞溅。工人们提出的口号是：“在恢复期间不休息！”大家都在幻想着新的明天。
银幕上的色调越来越明快了，在奔腾的河流上建起了水电站；铁路和公路相继通车；一幢幢高大的楼房建起来了，每两户人家中，就有一户搬进了新居，许多工人、农民买了小汽车、收音机和电视机。三十年前，这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时代。
屋子里的电灯亮了，电影放映机还在沙沙作响。我们望着洁白的银幕，进入了沉思：
几天以前，当我们刚一踏上南斯拉夫的国土时，看到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川流不息的小汽车，繁华的街市和超级市场，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现在才明白，这一切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南斯拉夫也同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有着贫穷落后的历史。三十多年来，他们承受了来自外部的各种压力，忍受着饥寒，艰苦奋斗，终于赶走了贫困。这使我们更加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念：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原来的基础多么薄弱，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经过十年、二十年不懈的努力，就一定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
当了总理，又当经理
当我们来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干部委员会的会客室时，委员会主席留·米利科维奇早已在等候我们了。
米利科维奇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干部轮换制度。按照南斯拉夫宪法和共盟“十一大”文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都有一定的任职年限，除特殊情况外，干部在同一岗位上，最多只能连任两次，而实际上连任两次的很少。任期满了，或者调换工作，或者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米利科维奇同志给我们举出了一连串能上能下的例子：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执委会主席（相当于总理），一九七八年免去总理职务以后，到动力投资公司担任业务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经理）；原共和国执委会委员、共和国市政建设部部长，现在担任萨拉热窝医疗中心的主任；原共和国执委会委员、主管经济工作的部长，现在是一家电力公司的经理；原联邦新闻部长，现在是萨拉热窝广播电视台总台长。
“这些原来职位很高的人，又回到基层任职，群众会不会对他们有什么议论？”——我们问道。
主人回答说，这在开始时是免不了的。人们总是猜测选下来的干部是不是犯了错误。但是，渐渐地就成了习惯。人们看到这些下到基层的干部很有能力，工作干得非常出色，于是，又恢复了对他们的尊敬。
“据我们了解，领导干部是上来容易下去难。不知这里是否存在这种现象？”——我们又提了一个问题。
主人回答说：当然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不论是谁，包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执委会的主席，都有义务带头执行他们亲自参与制订的政策和决议。当然，要真正作到这一点，也不是很容易的。
接着，又谈了领导人的个人收入问题。据米利科维奇同志说，最近他们制订了《关于领导人个人收入协议》，《协议》规定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收入（工资）与工人的平均个人收入（工资）的比例为四点二比一；执委会委员的个人收入
（工资）与工人的平均个人收入（工资）的比例为三点八比一。从各部部长到普通官员的个人收入分为五级，都规定了一定的比例，任何人都不许利用职权任意提高个人收入或谋取其他特权。虽然因为职位高低不同，个人收入会有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经理、工程师和高级熟练工人的个人收入比部长的收入还高。例如，最近选举和任命了一批副部长、参事等，其中有三十多人原来的个人收入高于现任职务应得的个人收入。为此，特地作出了一项决定：凡从基层选到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干部，原来的个人收入高于现任职务应得的个人收入时，仍保持原来的个人收入水平；低于现任职务应得的个人收入时，则给以补贴。据米利科维奇同志说，最近几年，南斯拉夫出现了另一种趋向，就是有不少专家、科学技术人员、学者和经理，不大愿意担任政府的领导职务。有的当选以后，不是想着升迁，而是考虑期满以后再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从事自己熟悉的本职工作。
米利科维奇同志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的许多联想。记得一位联合劳动组织的副经理曾经说过：“只有当职位不再给人们带来特权的时候，能上能下才会成为很自然的事”。也许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对当“官”的传统观念才会随之发生变化，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提出的那些重要原则才会真正实现。
一个议员的落选
六月七日上午，访问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社盟副主席贝诺·佐潘契奇。佐潘契奇在向我们介绍代表的选举情况时，讲了这样一件事：
卢布尔雅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经担任联邦议会的议员和共盟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工作很出色。在斯洛文尼亚新的议会选举中，本来希望他能继续当选为议员。按照南斯拉夫的规定，无论哪一级的议员，都必须首先是某一个基层单位的代表。当社盟把这位社会活动家推荐给他原来所在的基层单位时，工人们说：“他已经四年没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我们不了解他。”社盟向工人介绍了这个人的工作情况。工人说：“当然，他也可能是个好人；但是，这么久不到选举他当代表的单位来，说明他并不是同我们息息相关的。”由于工人坚持不选他当自己的代表，因此，他这次就失去了当选为议员的资格。
南斯拉夫实行的是代表团制。议会的议员是由基层群众选举的代表所组成的代表团选举产生的。议员必须对选举他的公民和代表团负责。如果他长期同选举他的单位失去联系，就很难代表那个单位的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选民就有权不投他的票。当群众发现某个代表不积极工作或不能充分代表大家的意见时，也有权解除他的代表或议员资格。
产品行销五大洲，只有六百人
六月八日，我们来到卢布尔雅那农业机械厂访问时，刚一坐定，总经理斯姆雷卡尔就递过一张出口产品的卡片，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这个厂正在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进行贸易谈判。
这个厂生产灌溉用管的技术，最初是从美国学来的，后来又向比利时和法国人学习。总经理开玩笑说：“我们信奉的是‘拿来主义’，学了人家的，再加上自己的，所以，我们的产品在欧洲是最好的”。据斯姆雷卡尔说，这个厂生产的产品向波兰、捷克、东德、科威特、古巴、利比亚等二十多个国家出口，就连西德、瑞典、瑞士这样一些工业生产比较先进的国家，也开始购买这个厂的灌溉设备。全厂每年的生产总值三千万美元，出口总额达二百五十万美元。
我们问：
“这个厂有多大规模？”
他说：“六百人”。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从这个厂出口产品的情况推断，我们原以为这是个很大的农机联合企业呢！
这个厂不仅人员不多，厂房和办公室也都很简陋。为了节省投资，他们采取“分散生产”的办法，把有些车间建在离城八十公里的乡村里，就地招收工人。他们说：如果把车间全建在城里，随着生产的扩大和工人的增加，要新建很多宿舍、学校和幼儿园；分散到农村，新招收的工人可以住到自己家里，企业在建房等方面的投资就大大减少了，同时，工人下班以后，还可以帮助家里干点农活，对工厂和工人都有好处。
逛百货大楼
六月九日，我们访问了卢布尔雅那市的一家百货大楼。这座大楼是一九七一年建成的，建筑面积两万四千平方米，其中纯属销售百货的面积一万平方米，是全市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我们从一层转到三层，每一层都摆满了五光十色的商品，每种商品的花色品种都很齐全。拿服装来说，有国产的，有进口的，每种式样，从最小号到最大号，整齐不缺，顾客在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甬道”上“漫步”，随意挑选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正象这家企业的经理多维亚克·亚内兹所说的那样，“顾客要什么，我们就应有什么。一定要让顾客有选择的余地。”
经理办公桌上的“报告”
这家商店有五百八十名职工，还有一百名商业学校的实习生，共经营四万多种商品。按照商品种类，划分为五十个部类，每个部都是一个核算单位。他们每天要把自己的经营情况分别填写在三张表上：一张上面写着这个部门进了多少货，当天销售了多少，库存多少，商品周转率是百分之几；第二张表填写本部门应支付的个人收入；第三张表写明盈亏情况。当天，会计部门用电子计算机把五十个部的营业情况加以汇总，第二天早晨六点半，当经理走进办公室时，他的办公桌上照例放着一张《营业情况统计表》，从这份“报告”中，就可以看清楚前一天的销售计划是否完成？如果完不成，他们立即调查研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一九七二年刚开业时，全年的营业总额只有一亿七千万第纳尔，去年上升到七亿第纳尔，今年以来，每天的营业额为三百万第纳尔，预计全年将超过九亿第纳尔。
在交谈中，我们发现这家商店的负责人非常重视市场的变化。他们经常分析五十个部的营业情况，看哪些是畅销货，哪些是滞销货，对畅销的商品，适当扩大销售面积，增加品种；对滞销商品，则减少销售面积。譬如游泳衣裤，由于市场需要量迅速增加，商店及时改进了橱窗设计，所以，今年的销售额比往年同期增加了好几倍。与此相反，家具的销售面积则大大减少了，因为附近新开了一个家具店，他们直接销售本厂的产品，品种齐全，价格低廉，影响了百货大楼的家具销路。他们根据市场上的这一变化，决定缩减家具的销售面积，扩大别的商品部类的销售面积，使整个企业的营业总额不断增加。
处处让顾客感到方便
我们在出售手表的柜台前停留下来，隔着玻璃看各种手表的价格。售货员走过来，把盛表的盘子从玻璃柜里拿出来，帮我们挑选，并拿出一只坤表，说：许多人都喜欢这种样式。
这家商店不仅热情地接待顾客，而且还增添了许多为顾客服务的项目。顾客买了窗帘布，他们当时就可以免费帮助顾客剪裁、缝制；有的顾客看中了某一件衣服，但领子或袖口稍微有点不合适，他们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帮助修改，不收加工费；商店附近有个汽车停车场，每停放两小时，交付六第纳尔的存车费，但如果从商店购买一百第纳尔以上的商品，取车时商店就退还存车费；存车处还可代顾客刷洗车辆、上润滑油，当你从商店里买好东西，来到停车场时，汽车已被刷洗干净。商店备有手推车，顾客可以将购买的商品放在手推车上，送上自己的汽车，而手推车不必送回，商店有专人在停车场上收集；顾客买了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大型商品，商店派人帮助送到家里，家住市内的，一律免费，家住市外的，按里程计费。商店还附设了修理部，可以修鞋，也可以配钥匙。商店兼营的餐厅、冷饮店和小吃铺采取薄利多销的经营方针，顾客不出商店，就可以吃到美味可口的饭菜，喝到各种清凉饮料。亚内兹同志自豪地说：“顾客想办的，在我们这里都能办到！”这句话可能带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是，他们这种处处为顾客着想的精神，的确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