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朱总司令和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的成长
薄一波
敬爱的朱德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三年前，在那悲痛的日子里，风狂雨骤，鬼蜮横行，我连瞻仰遗容的机会都没有，真是终生的憾事。三年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经常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一
朱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同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分不开的。在大革命时期，我就听说过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知道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之役；十月革命后，他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什么滇军旅长、川军师长，他都不愿意干，毅然从西南跑到北京和上海找共产党；他的愿望没能实现，又远渡重洋，到德国去研读马克思主义，在那里，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后，朱德同志就以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崭新姿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经过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朱德同志的名字，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名字，不仅为中国人民所熟知，而且也为世界人民所知晓。可是，直到抗日战争之前，我还没见过这位我久已敬仰的英雄人物。
抗日战争前夕，我接受党的指示，到山西同阎锡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了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找我谈话，说山西要建立新军，要我负责组建，先试建一个团。我请示了北方局，北方局负责同志说，这是大好事，我们就是要抓枪杆子，哪怕一个团也要去。牺盟总会的工作可以委托另外的人去做。于是，我们就以帮助阎锡山抗日的名义，用阎锡山的武器，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武装。我们首先建立了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相当于一个团），这是山西新军组建的第一个团。后来，山西新军发展成一支具有正式番号的四十个团的队伍。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个月，我带领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在从五台去盂县的路上，遇到了朱德同志。他是在就任八路军总司令后不久，率领部队到晋北抗日前线五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我按照党的指示，正打算在晋东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多少年来，在我心目中，朱德同志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令人敬畏的英雄。见面之后，我很惊奇，他竟是一位老农式的人物，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家翁”。
一见面，我就自我介绍：“我叫薄一波，是共产党员……。”
“不用说了，我知道，知道。”朱总司令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亲切地说。
这时，我十分兴奋，还是继续说下去：“我虽然带领一支部队，却不会打仗。我们在山西组织了一支新军。我带领的是山西青年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一总队，相当于一个团。我们准备在晋东北五台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
总司令听了我的话，很明确地对我说：“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地区。这个地区是战略要地，形势很好，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是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你们不要在这里了。”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朱总司令讲起话来果断，明朗，灼见卓识，胸有成竹，令人敬佩。我心中暗想，真是名不虚传！
总司令继续谈下去：“你在山西，不坏啊！我从延安出来时，毛主席和我谈论过，我们要把军队插到敌后去，创建抗日根据地。毛主席说，现在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和下围棋一样，先要在敌后沦陷区做几个活眼，八路军准备在华北各沦陷区都做出活眼，以便在敌后同敌人长期周旋。现在，我们首先要占据晋察冀、晋西北、晋东南这三个战略要地。”这时，总司令用下达命令的口气对我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马上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区去，要占据那个地区，不准其他人进入。我们已经得到情报：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去，把张慕陶撵走！你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我又向总司令汇报说，我们的部队政治质量较高，有许多人是白区的共产党员；但是，军事上不保险，不一定会打仗。部队里有不少是旧军官，只有少数军官是我们的人。我要求给我们派一些军事干部来。总司令很爽快地答应：“行！要多少，给多少。”后来果然陆续派来不少军事干部。这是我们党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我把总司令的意见向北方局汇报了，北方局同意我们去晋东南。我又去见了阎锡山，对他说我们想到晋东南去。他问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那里地理形势好。他当然不了解我们的用意，连声说：“对！对！”这位山西的土皇帝还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今长治一带）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们到太行山区去。这时正是国民党军队从雁门关一带溃退下来的时候，阎锡山走投无路，把希望寄托在新军身上。
二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巍巍太行，象一道顶天立地的脊梁，耸立在山西、河北之间，与汇集百川、滔滔东流的黄河互为表里。自古以来认为这个地区“外河而内山”，是个可以依托的天险。其形势的险要，正如陈毅同志诗中所描写的：“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是个天然的游击战场，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我遵照朱总司令的命令，带领决死队来到太行山区，在朱总司令率领的大军未到之前，就把这个地区合法地先占领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陷。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弃地溃散。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从此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朱总司令根据毛主席创建华北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率领八路军总部，从晋北南下，来到太行山区，坐镇这个地区，指挥华北地区各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十二月，朱总司令在和顺县石拐镇八路军总部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等人，我也被找去参加了。当时，日军正从太原南下，已经占领了太原以南的子洪口。会上首先讨论我军事力量如何配备的问题。决死队第一总队来到太行山区后，已由一个团扩充到三个团，加上两个游击团，就有五个团的兵力了。我提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公署和新军是否去掉“山西”这顶帽子？朱总司令听了十分明确地说：“不行！我们同阎锡山搞抗日统一战线，讲得很清楚，要帮助他抗日。现在统一战线建立了，我们不能随便把他一脚踢开。共产党是讲道义的。对于阎锡山，弃之则不义。”彭德怀同志也说：“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战，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我本来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总觉得在党和八路军的旗帜下工作，可能更有成效。总司令继续耐心地说服我：“现在，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嘛！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也还有许多便利之处咧！你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我说：“我没有打过仗。”于是，决定派毕占云同志来当参谋长。在会上，左权同志谈论了打日寇必须集中几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他说：“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一个团，二千人。他们装备好，我们可以三个团打他们一个团。”我听了觉得很对。三个打一个，回去后可以找机会试一下了。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正是麦收季节，日军的一个联队二千人从子洪口南下，向我们进攻。我认为机会到了，可以打一仗。虽然参谋长毕占云同志不很同意，但是我还是坚持要打。于是，派了三个团，一个团从正面阻止敌人前进，两个团从两侧打。因为缺乏实战经验，结果没有打赢。这就是决死队第一次同敌人作战的有名的韩洪战役。我们总结经验，认为三个打一个，这个战术思想是正确的，不过也要看本身力量的实质。如果是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去打，是可以打赢的；现在是我们这支没打过仗的部队去打，就不一定有把握了。不过，仗虽然没有打赢，部队却打得很英勇，同阎锡山的旧军不一样，不是一打就跑。决死队这次受到了一次实战炮火的考验和锻炼，开始变成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
三
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以及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都对新军的成长十分关怀。决死队这次打仗没打好，却仍然得到朱总司令的极大鼓励。打完仗以后，朱总司令在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总结了经验。他说，打仗不能怕打败仗，不能怕牺牲。能战斗的部队，都是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都是由不会打仗学会打仗的。决死队的成分都是青年学生，要改变部队的成分，抽出知识分子，补上农民。他又说，看起来决死队打仗还不行。要开个训练班，加强作战方面的训练。于是，就在沁县的西林开办了一个训练班，决死队连、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的政工人员都参加了训练。
训练班的军事课程有游击战术、步兵战斗条令等，政治课程有抗日统一战线和党的抗日根据地政策等。总部的负责同志几乎都担任讲课。朱总司令每周一、三、五来给大家讲游击战术；左权参谋长每周二、四、六来给大家讲步兵战斗条令。后来彭副总司令也来部队作报告，讲党的政策。从总部驻地王家峪到西林训练班有几十里路。当时朱总司令已经五十多岁了，还和年青人一样，每次都是骑着马来给大家讲课，而且训练班就在树林子里，没有正式的课堂。讲课的首长不辞劳苦，使听课的同志十分感动。大家不仅学会了打仗的本领，而且从这些负责同志身上学习了可贵的革命精神。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每个人都感到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和信心。训练班一共办了三期，每期三个月。真是收获不小。
我们把这次训练叫做“西林整军”，它对于决死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课。经过这次训练，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显著地提高了。训练结束后，我们又换掉了一批排、连、营的旧军官，代之以新军官。整个部队气象一新，斗志更加昂扬。
整训后的决死队，在一九三九年山西“十二月政变”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来到山西后，同阎锡山建立了统一战线，发展了群众的抗日力量，组织了“牺盟会”和“决死队”，并且掌握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注意，他认为这两个组织都落入了共产党之手，暗叫“上当”。于是，他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发起政变，动员六个军的兵力，首先进攻驻在晋西的决死队第二纵队，接着向新军各部队展开全面进攻。虽然风云突变，可是我们已有所准备。因为我们在半年前的“秋林会议”上，已经察觉到阎锡山有利用旧军消灭新军的图谋。当时，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给我们发出指示：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彭副总司令还亲自到决死队来，作了题为《随时准备击退顽固派的进攻》的报告。我们也多次研究了应变之计。这次阎锡山刚一动手，我们就立刻命令决死队的四个纵队、政治保卫队的三个旅和工人武装自卫旅奋起反击；并号召各地“牺盟会”负责人向阎锡山发出电报，表示坚决站在新军方面，坚决对任何挑衅进行还击；同时，立刻撤掉了新军各部队中最顽固的反共军官，并争取和中立了摇摆不定的旧军人。经过半个月的激烈战斗，彻底粉碎了旧军的进攻。新军打赢了，旧军失败了。新军除决死队三纵队损失一部分外，其余部队分别在晋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会师。“十二月政变”后，在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的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的战斗序列，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则纳入一二○师的战斗序列。
这一时期，蒋介石一再指使国民党部队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使内战危机不断增长；同时，日军也采用“囚笼政策”加紧向八路军进攻。为了打掉敌人嚣张的气焰，保卫我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八月初，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发出命令，对日军展开破击战。在广阔的华北战场上，八路军以近一百个团的兵力，同日军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经过五个月的激战，击毁近三千座敌人的碉堡，毙伤二万多名日军，缴获大批物资和弹药，沉重打击了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体系，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百团大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决死队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一部分，在老部队的带领下，也参加了“百团大战”，再次经受了炮火的考验和锻炼。
这支青年抗日决死队终于成长为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斗部队，其后随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屡建战功，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了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和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等的关怀和帮助。对于这种关怀和帮助，人民将永志不忘。
四
当时，国民党名曰“抗战”，实际上却积极搞“限制异党活动”，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无时无刻不在企图消灭共产党。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传说重庆国民党政府准备派一个“战地军风纪视察团”来解放区视察八路军的军风纪，说这个团的权力很大，他们扬言如果发现八路军有什么“不轨行动”（他们已经散布谣言，说八路军就地开白条子吃粮食），可以“就地处理”，原来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可以立即停发。
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花招，并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吓倒。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十分镇静，准备着如果他们真的要来，就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朱总司令的英雄气概。我曾听朱总司令理直气壮地说：“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战，打日本侵略者，人人有责。既然要打仗，就要吃饭，不能空着肚子打。八路军打日本，吃粮食，是合情合理的，这犯什么法？”他这番话在太行山地区广泛地流传着。从此，老百姓把给抗日民主政府送公粮，供给八路军，视为自己的天职。这个“视察团”后来并没有来。不过，国民党政府终于制造借口，把给八路军的军饷停发了。蒋介石想饿垮共产党、八路军，那完全是白日做梦。恰恰相反，坏事变成了好事。重庆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对八路军的一切供应，却促成了从延安开始并迅速发展到整个解放区的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共产党决心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办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决心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封锁，坚持同全国人民一起，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
五
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指挥千军、决胜千里的大将军，而且是一位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的卓越领导者。
朱德同志一向十分关心和重视生产。他在延安时期亲自到南泥湾去参加大生产运动，是大家都知道的。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在后方工作。一九四七年，朱总司令率领中央工作团来到河北平山县，住在西柏坡。我去过他那里几次。有一次，我向他汇报后方动员工作和后勤工作，谈到了动员多少人参军，给部队造了多少炮弹，织了多少布，等等。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练兵、生产、教育。土改后，要大搞生产，要办工厂，各种工厂都要办。”也是这个时期，他在冀中的一次干部大会上讲过：“土改以后要发展生产，发展农业、棉花、水利、植树、副业、运输，等等。”朱德同志不仅善于搞生产，而且善于治
“家”。他一向主张军队中要精减后方人员，吃公粮的人员要减少，要多办工厂、生产合作社。有一次，我们正谈话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也来了。他在听了我们的议论之后，立刻做出总结说：“解放区只有农业和手工业，能养多少脱产干部呢？一百人养一个人，还宽裕；要是养两个人，日子还可以过；养三个人，就不行了。一定要精减工作人员，不然的话，吃的穿的都不够。我们进了城，也要宣传精兵简政。”接着，朱总司令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搞生产，大搞生产！”总司令会后告诉我：“恩来同志是我们的当家人，有他，我们就有办法了。”
解放后进了城，我在经济部门工作，每周朱德同志都把我叫到他那里去一次，汇报各种生产情况。朱德同志进城后，日夜考虑如何把生产搞上去，把日子过好，把国家搞好。他过去十分关心解放区的大生产，现在十分关心整个国家的大生产。他常对我说，现在中国人口多，要把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使他们都有工作做，好好搞生产。他还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草一木，一土一石都是我们的财富。朱德同志也十分关心就业问题。他主张要打“倒算盘”。意思是说，任何人都要吃饭，有活儿干的要吃饭，没活儿干的也要吃饭，因此，我们就要千方百计广开就业门路。只要有点活儿干，那怕一天只挣几毛钱也好，总可以对生活有所补助，总比一个钱不挣还要白吃饭、还要国家补助好，这样总可以减少国家一些负担。要是没有活儿干，挣不到钱，填不满肚子，就不得了。从朱德同志的这些话里可以想到，他时时都在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人民的生活。这对我们做经济工作的人启发很大，教育也很大。
× × ×
朱德同志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他逝世那年已经是九十岁的高龄了。他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丰功伟绩已为人民所熟知了。我在这篇文章里所记述的，只是我同这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接触中的一些片断记忆，主要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太行山区同他经常接触、亲聆教诲的片断记忆。虽然如此，从这些片断记忆中，依然可以看出这位在中国革命中砥柱中流的英雄人物巍巍如太行的崇高境界，昭昭如日月的耿耿丹心。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和英雄气概，他那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高贵品质，以及他那平易、真诚、朴实、谦逊的革命作风，无时无刻不在教育和激励着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为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斗争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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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
——记共产党员、苗族干部陈国恩
铁道兵某部营副教导员、苗族干部陈国恩，十年前转业回到家乡贵州省平塘县。当时他已患肝硬化症，因而被安置在县人民武装部离职休养。十年来，他尽管没有职务，却时刻都在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在部队时他曾光荣立功，转业后又年年当模范，去年被评为学雷锋的先进个人，立了三等功。
陈国恩常说：“党培养我几十年，只要活一天，就要照入党时的誓言战斗一天。”
陈国恩是一个身患重病的编外人员，每天却同大家一样到武装部去上班。没有人给他安排任务，他眼里的活儿却干不完，哪里工作紧，他立即补上去。
党组织关心陈国恩的身体，多次劝他休息，而他不仅闲不住，工作范围反而越来越宽了。他不是木工能修理桌椅门窗，不是电工会安灯、装线，不是自来水工可以安装水管、水表，整日里干得没完没了。武装部党委考虑，与其这样不安排他工作，不如指定一个“闲职”把他“拴住”，叫他做完就休息，更有利于他养病。经过研究，就让他当上了“代理”保管员。但是，拴他拴不住，挡他挡不住。当了“代理”保管员，他把武器仓库打扫得干干净净，枪归枪，炮归炮，弹药归弹药，擦枪布条也分门别类堆放得整整齐齐。
经过陈国恩的一番努力，仓库管理工作走上了正规。这时，他发现一些民兵把枪送来修理，而修枪要等军分区的军械员下来才能修，常常耽误时间。于是，他刻苦钻研修理技术，虚心向别人请教。从此，民兵送来的武器，他一般都能做到随到随修。
陈国恩为革命想得远，管得宽。工作做到这种地步，他不满足。他看到一些民兵，从一百里外的山区农村送枪来修，往返一次要两三天时间，很误事。他便寻思：“要是我能下乡去修理，不就可以解决同志们的困难了吗？”于是，他把一个子弹箱改装成工具箱，装上工具和配件，用一根木棒撬着扛在肩上，迈着蹒跚的步子，翻山越岭，走区串社，为山区各族民兵修枪。在一个火辣辣的夏日，他到这个县地势最高、路最难行的通州区公峨公社去检修枪械。下了十里长坡，又爬上陡峭的山路。肝区疼痛起来，他歇一下继续往前走。到达公社后，他累得一头栽到床上，连饭也吃不下。停了一会，当民兵把武器送来时，他立即翻身下床，拿起工具就检修。几年来，陈国恩就是这样爬山越岭，走乡串寨，走遍了平塘县的二十九个公社，七十二个大队，为民兵检修枪支七百多件。
陈国恩同志不停息地工作、战斗，健康状况越加引起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关注。贵州省军区领导同志曾特地让人转告县武装部党委，要陈国恩好好休息。周围的同志也常劝他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陈国恩总是以忘我的劳动来回答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他说：“我的一切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它献给党和人民！”
去年，县武装部新修宿舍，陈国恩积极要求参加。从建筑施工到原材料管理，他样样都干。他勤俭办事，珍惜国家的财产重于珍惜自己的身体。为了节约一块木板和一颗钉子，他把浇灌房梁用过的模型板搜集起来，铲去粘附在上面的水泥，再把模型板上的圆钉和抓钉一颗颗地拔下来敲直，使木板和圆钉都能够复用。仅拔下来的圆钉就有十多斤重。为了使木料干透，保证房屋质量，他把刚破开的木板，一块块扛到屋外去晒，又一块块搬进屋内保管。一次，扛木料过于劳累，他眼前一黑，从楼上摔了下来，左手中指骨折，右臂也严重受伤，被送进县医院抢救。可是，象成千上万的优秀共产党员那样，陈国恩心里想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唯独没有他自己。住了七天医院，他就又回到工地。
在苗岭主峰云雾山下的平塘县，陈国恩不为名、不为利，一心当一个人民公仆的事迹，在人们中间传颂着……。
新华社记者 鲁兴伦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