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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有忠实于事实 才能忠实于真理
《历史研究》评论员
我们在这一期刊物上，发表了王年一同志写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一文。我们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某些个别事实的考证，而在于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进行党史研究，应当采取何种学风这样一个大问题。
“八一”南昌起义发生于一九二七年，距今不过五十二年，记载这一事件的原始资料较多，直接间接参与其事的人有些依然健在，按说写出一部材料确凿、事实可靠的信史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王年一同志的文章说明，在已经发表的有关南昌起义的许许多多书籍、文章中，对于这一段史实的叙述就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出入很大，真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出版一部材料非常确凿、事实完全可靠的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信史，这不能说不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何以会如此呢？从客观上讲，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对于党史资料的搜集、保存、管理、编纂一类工作，还无法做得很细致、很完善，因而给今天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过这只是一个次要原因，绝不能过分强调。因为我们还有比党史时间更加久远、内容更加庞杂的近代史、古代史，单就史料的搜集和鉴别来说，也远比党史困难得多。如果连发生在近几十年的党史都搞不清楚，那么远在几百年、以至几千年前的古代史岂不是更无法搞清了吗？
看来主要原因不在客观方面，而在主观方面。就是说，人们用什么态度对待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与此相反，采取主观主义的反科学态度。如果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即使客观条件稍差，也能写出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反之，如果采取主观主义态度，条件再好，史料再齐备，也只能是越写离事实越远，越写制造的混乱越多。
林彪、“四人帮”就是采取主观主义态度对待史料的最恶劣的典型。他们在党史上制造的混乱也最多，诸如硬把朱德的扁担，说成是林彪的扁担，把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井冈山会师，篡改为毛泽东同志和林彪会师等等，就是他们笔下的杰作。当然，这些人本来就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有篡党夺权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他们把党史当作自己手中的玩物，随心所欲地进行捏造涂改，完全是由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决定的，丝毫不足为怪。
不幸的是在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有些诚心诚意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往往也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资料，在他们笔下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差错和混乱。比如，我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分明有十二人（一说十三人）参加，可是许多文章写出姓名的不足半数，其他人就象根本不存在一样。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可是一些有关论著完全不提此事，似乎当时党内并无此项职务。……这样的例子还可举出许多。这就说明，在我们党史研究工作中，那种根据今天的观点，改铸当年的历史，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随意对党史资料滥施刀斧的倾向，还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着。这种倾向不纠正，要想写出一部质量较高的党史，显然是不可能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的同志既然大都是诚心诚意地研究党史，为什么却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资料呢？仔细追究起来，很可能是出自这样的指导思想，就是认为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因而一切阴暗的、丑恶的、消极的东西都必须排除在党的历史之外，这样才不致损害党的光辉。与此相联系，对于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的论述，也只能采取好就绝对的好，一贯正确，坏就绝对的坏，一贯错误的“一刀切”、“一贯制”的办法，这样才能“突出”他们的正面或反面的形象。存在这种思想的同志认为，这就是党史研究中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即使违反了科学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些诚心诚意研究党史的同志，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不知不觉地采用了古代剥削阶级史学家经常采用的那种“春秋笔法”，按照当前的是非界限和好坏标准去褒贬历史上的人物或剪裁人物的历史，把历史改造得完全适合当前“理想”的框框。这种办法，实际上也就是林彪、“四人帮”曾经大肆鼓吹的“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七真三假”、“合理想象”之类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尽管编写党史的动机与林彪、“四人帮”绝然不同，可是编写的方法却和这些败类不谋而合了。用这种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编写党史，当然只会把党史弄得面目全非，混乱不堪，而绝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这恐怕是我们那些好心的同志始料所不及的吧！
其实，把科学性和党性对立起来，把随意歪曲和篡改党史资料看成是革命的需要，这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史资料是客观存在的党的历史的反映。对它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也不能任意加以修改，这是唯物史观的起码要求。就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当时有十二个人参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而且各自代表一定的地区，这是历史事实。不管这十二个人以后表现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就应当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这些人后来的表现，去确定他们在“一大”时的地位。这种“倒算账”的办法，是反科学、反历史主义的，它对编写一部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有百害而无一利。至于其中一些人后来表现的“账”，自然该怎样算便怎样算，也不能因为他们参加过“一大”，我们便有所包容。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这当然是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尊重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党的伟大，并不表现在它没有阴暗的方面，不存在消极的因素，而是表现在它能战胜阴暗的方面，克服消极的因素，使自己在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战胜阶级敌人，不断克服党内的缺点、错误，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历史。因此我们对党内曾经出现过的坏人、坏事、缺点、错误，完全不应采取回避态度，更不应把一切成就和功绩都归在我们所肯定的人的身上，把一切缺点和错误都挂在我们所否定的人的名下。不承认矛盾，不承认斗争，不承认发展变化，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的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方法。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本来就是相通的，按照形而上学的方法编写党史，实际上就是按照主观意愿改铸党史，其结果只能是把党史改铸得远离其本来面目，而且矛盾百出，根本无法反映我们党的实际状况。
从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科学性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研究党史，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老老实实地还党史以本来面目。弄虚作假，歪曲篡改，绝不能改变历史事实，也绝不是革命的需要。采取主观主义的、反科学的方法，不仅无助于增强党性，反而会使党性丧失得一干二净。无产阶级的党性，是建筑在科学性的基础上的，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就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说过：“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事实，固然还不等于研究工作的全部，但它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掌握了准确的史实，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概括，揭示出历史固有的规律性。如果史实都错谬百出，那是注定了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的。所以，采取忠实于事实的科学态度，是我们搞好党史研究的先决条件。而这种忠实于事实的科学态度，就是详尽占有材料，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就是老老实实，忠实于真理的态度。归根到底，这也就是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必须坚持和必须提倡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因此，我们说，用周恩来同志的这句名言作为我们研究党史的座右铭，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七期，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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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整的方针是积极的方针
何建章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认，在粉碎“四人帮”的两年多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成果。同时，会议认为，“从今年起，集中三年时间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和完全积极的方针。”人们会问：既然经济形势很好，为什么还要进行调整，而且还要花三年的长时间呢？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存在着严重的比例失调，这种状况，严重地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只有按比例，才能高速度。为了保证我国国民经济走上稳定的和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必须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我们要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客观现实，目的是要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创造条件，迅速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农轻重比例失调，农业的发展落后于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多年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很少提高。每个农业劳动者平均每年生产的粮食只有二千斤左右，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只有六百多斤。这就是说，我们的粮食生产只能勉强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如果遇到较严重的自然灾害，连这一点也难以保证。目前，我国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占全部工业原料的百分之四十，约占轻工业原料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农业落后，不能不拖工业的后腿。由于农业发展缓慢，劳动生产率多年来没有提高多少，而我们的城镇人口和工业建设规模却比过去大了好几倍。这就不能不使粮食、副食品、农业原料供应紧张，轻工业产品供应也严重不足。我们不得不每年花较大数量的外汇进口粮、棉、油、糖等农产品。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不应该长期继续下去。其次，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也失调，主要是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发展。由于电力供应不足，许多工业企业每周停三开四，或停四开三。据估计，全国工业因此而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有些新企业建成后也由于缺乏电力而不能投产。要增加电力生产，又遇到燃料供应不足的困难。电力部门去年安装的几百万千瓦的发电机组，由于缺煤、缺油，大都不能发电。更严重的是，我们的某些重工业部门由于技术水平低、消耗高、质量差、品种少、货不对路而造成严重的积压和浪费，加剧了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紧张。例如，我国的机床拥有量超过日本一倍多，但绝大部分是普通机床，高精度机床和大型机床很少，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但是现在却仍在继续盲目增加生产。这就造成一方面仓库里积压的机床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大量引进成套设备。又如，一方面国家急需的铁合金、合金钢和其他一些品种规格的钢材生产和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却继续生产大量不适用的钢材。结果，国内生产的钢上千万吨地积压在仓库里，同时每年却要进口几百万吨钢材。这种状况如不及时进行调整，将加剧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上，多年来，我们的积累率偏高，影响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改善。积累率偏高，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安排过大造成的。为了满足这种基本建设扩大的需要，就要增加积累，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就很难提高。而且，在积累基金中，过去只注意增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忽视安排非生产性的积累，造成学校、医院、公共交通、职工住宅、商业网点等方面的欠账较多，人民生活存在不少困难。积累和消费比例的失调挫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影响安定团结，必须逐步加以解决。
当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是怎样产生的呢？根源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但也不可否认，由于我们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本来，六十年代初期，由于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的基本比例关系逐步恢复正常。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我国经济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煽动“停产闹革命”，挑动武斗，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管卡压”、“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等等，破坏了正常的企业管理和生产秩序，导致国民经济的一些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滞、倒退下降的严重局面。不过，当时由于许多工厂停工停产，即使仍然开工的企业也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而效率不高，所以，比例失调的严重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贯彻了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初步整顿了企业管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生产逐渐走上正轨。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分别为百分之十四点三和百分之十三点五。同时，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过程中，由于我们对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措施不力，比例失调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认识到了。有些同志对有利的方面看得多一些，对困难的方面看得少一些，特别是对农业和轻工业落后状况，对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落后的状况估计不足，对重工业某些部门的发展提出了过高过急的要求，综合平衡工作做得不够好，有些措施也不够稳妥。因此，如果不及时解决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甚至会重蹈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覆辙。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及时发现这个问题，下决心集中三年的时间把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调整好，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这是非常正确的战略决策。必须指出，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在比例失调已经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办法是先退够，再前进。整个工业生产、基本建设规模和积累水平都大幅度降了下来。这次调整是在整个国民经济节节上升的过程中，及时发现了比例失调问题，自觉地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克服，体现了我们党认真按经济规律办事，和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为了调整好比例关系，尽管就局部说，有上有下，有进有退，但下是为了上，退是为了进，整个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一定的速度稳步前进。那种认为调整就是消极后退、“刮下马风”，提出要“坚决顶住”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得多，农业和工业的物质基础都比过去雄厚。只要认真贯彻执行调整的方针，我国国民经济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发展。这是肯定无疑的。
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需要花一定的时间的。当前的比例失调是长期造成的，调整的任务就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加快农业的发展，除了最根本的依靠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以外，还要有科学的农业区划和正确的农业技术政策，加强支农工业的建设。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二年时间可以做好的。工业内部的调整，涉及一系列技术改造和新建、扩建一些关键性的生产部门和企业。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农业和轻工业不能很快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即使国家想很快提高消费的比例，也会因一时提供不了更多的消费品而难以实现。总之，在调整所需要的时间上，与其估计得短一些，工作做得粗一些，不如估计得长一些，工作做得细一些，以便使今后前进的基础更加牢固。
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党和国家从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也必须具有全局观点。从各个具体部门内部来说，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的干扰破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调”问题，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大家都希望加强自己的部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全局来说，有个轻重缓急、综合平衡的问题。有些部门现在的关键不是增加投资、增加产量，而是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短线品种和规格的问题。无论什么部门，都应该把重点放在增产节约、充分挖掘本部门的内部潜力上，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家增加投资上。当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同志看到去年农业丰收，又想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大上，忘记了去年农业增产带有恢复性质。而且中央的方针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除了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部分困难地区的农业税和社队企业的税收、增加农业投资以外，几年内不再增加粮食征购任务，把增产的好处留给农民，使他们好好休养生息。这个方针是不能动摇的。至于有的同志从本部门、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出发，对调整的方针采取消极的态度，不承认这种比例失调的现状，该下的不下，该缓的不缓，有的同志虽然也承认需要调整，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这样的认识和做法，是完全不对的，应该以大局利益为重，迅速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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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质量与速度
李悦 孙彤
一说到搞四个现代化，有的同志总是习惯于片面想到抓速度，不重视提高质量，看不到高质量和高速度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
我们不但要求高速度，而且要求高质量。提高产品质量，不但不会妨碍夺取高速度，而且有利于我们赢得更高的速度。
什么叫高质量？简单说来，就是产品的性能好，效率高，用途广，经久耐用，可靠性和精密度保持性强；就是产品的品种规格，花色、外形、尺寸多样，在满足需要方面有更大的适应性；就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废品率低，成品率高，从而燃料、动力、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消耗少、成本低，也就是说，用同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能够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前两个表现是直接的增产，间接的节约；第三个表现是直接的节约，间接的增产。总之，提高产品质量，既能增产，又能节约，必然带来生产的高速度。
数量相同而质量不同的产品，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一万吨钢锭和一万吨钢材的使用价值就不同。大钢锭对于一般的生产和建设单位来说，是没法用的“废物”。而钢材却是生产和建设能够直接使用的原材料。一万台普通车床，连一个普通工厂也装备不起来。一万台型号齐全的机床，则可以装备十个乃至几十个现代化大工厂。从产品的经久耐用程度来看，汽车轴承寿命，国外先进水平为二十——三十万公里
（行程），我国只有十万公里。农机具用钢，外国用硬质合金表面处理犁铧之后，可耕一千八百多亩，我国大部分犁铧只能耕三百到五百亩。彩色显像管阴极寿命，外国先进水平使用一万小时以上，我国只有几百小时。这些情况说明，只要我们在品种和质量上狠下功夫，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就无异于使产量成倍甚至成几十倍的增加。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现有的工厂，按现有设备，把质量提高，产量就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提高产品质量，有的时候从数量上看似乎没有增加，但从使用效果上看则是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品种和质量抓上去，就是很大的增产，就有了高速度。
提高产品质量也是很大的节约。有的同志一听说提高质量，就怕增加消耗，影响速度。提高产品质量，有的时候是要增加一些消耗，但是，提高质量和增加消耗、降低速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许多事实正好相反，提高质量恰恰可以降低消耗，加快速度，而产品质量低劣则是最大的浪费。不注意质量，生产了很多次品或者等外品，必然是几个甚至几十个才能顶一个用。如果生产出来的是废品，就根本不能使用。这不仅在生产过程中白白浪费大量的燃料、动力、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而且还会给那些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和个人，造成一系列的浪费。如果使用单位使用的原材料、机器设备是次品、等外品，不仅生产效率低，消耗大，而且还会产生第二代次品、等外品和废品，这第二代次品、等外品又会产生第三代次品、等外品和废品，形成质量逐代下降的恶性循环。生活用品质量低劣，使用时间就会大大缩短。人们为了满足需要，就不得不再去购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据有关部门估算，截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底，全国各部门的商品和物资库存量相当于一九七八年上半年的工业总产值。其中有问题的商品和物资，库存量有几百亿元，处理这些商品和物资的损失估计上百亿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产品质量很差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些事实都说明，产品质量不好，的确是很大的浪费。
反过来看，如果产品是优质品，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机器设备是优质品，就会一个顶几个用，顶几十个用。不仅效率高，消耗低，而且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还会生产出第二代优质品，第三代优质品，由此形成一个产品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必将带来很大的节约，大大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比如，钢铁工业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就会给使用钢铁的部门带来一系列的节约。在不降低机器使用性能的条件下，用钢板结构代替铸件，重量可减轻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并能缩短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劳动条件。用各种异形钢材代替板材和型材，平均可节约百分之十到十五的金属。
在向质量要增产、要节约方面，我国的潜力是很大的。拿钢铁生产来说，据有关部门调查，提高钢的强度，扩大合金钢和低合金钢的生产，增加各种型材、板材和异形轧材的比重，就可以大大降低消耗，带来增产和节约。例如，钢的成材率，国外先进水平为百分之八十以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达到百分之八十二到八十五，而现在只有百分之六十九。从机床生产量的构成看，普通车床，工业发达国家只占百分之七到二十，我国现在占百分之四十二。磨床（包括抛光机和研磨机等），工业发达国家占百分之二十八到四十八，我国只占百分之九点八。数控机床，工业发达国家占百分之一点五到二点五，我国只占百分之零点四四。这些事实说明，在提高质量、争取速度方面，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