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3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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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流县委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
消除干部思想顾虑 积极落实经济政策
据新华社南宁电 新华社通讯员黄覃法、记者肖美俊报道: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县委领导成员,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积极帮助农村基层干部消除了在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中存在的思想顾虑,收到了显著效果。
粉碎“四人帮”以来,北流县的大部分社队开始纠正过去在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做法,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但是,有些基层干部仍然心有余悸,担心劳动力多的收入大,劳动力少的收入少,会导致“两极分化”。因此,消极等待,出现了“大队看公社,公社看县委,一级等一级”的现象。县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还未肃清的表现,是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障碍。为了澄清实行“按劳取酬”原则会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县委书记刘仲华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在自己蹲点的附城公社松花大队进行调查。他剖析了这个大队第二十一生产队社员胡先汉一家的情况。胡先汉一家九口人,六个劳动力,去年年终分配,除了口粮款外,还得现金五百多元,加上家庭副业和自留地的收入,全年获得两千多元现金。他获得这些现金以后,一不去放高利贷进行剥削,二不搞投机倒把,而把绝大部分现款存入了信用社。第二十一生产队实行按劳分配政策和胡先汉一家的实践充分证明:多劳多得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那种完全依靠自己劳动所得而富裕起来的社员,应该受到鼓励,这不仅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相反地对调动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促进集体经济发展是大有好处的。刘仲华抓住这一典型事例,反复向基层干部讲清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今天,产生两极分化的经济根源已经消除的道理。在提高思想认识以后,刘仲华又同大队、生产队干部讨论加强经营管理的责任制,使一些基层干部解除了思想顾虑,丢掉消极等待的思想。县委在这个公社的做法在面上推广后,有效地促进了全县各社队落实按劳分配的政策,普遍加强了劳动管理。
前些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和开展正当的副业生产被当作“重钱轻粮”、“重副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使集体经济和社员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今年初县委在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时,认真回顾和总结了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并把有技术专长的社员组织起来搞副业。但是,有些人担心让社员搞副业会不会又当成资本主义来批。为了解决这些思想顾虑,县委领导成员又深入社队调查研究。他们给新丰公社搞副业的和搞农业劳动的算了一笔收入对比帐,去年这个公社集体组织了二百七十人搞副业,每人每月向生产队交现款二十一元,全年按十一个月计算,平均每人交了二百三十一元,比在家的劳动力给集体增加的收入多一倍。经过算帐,明确了这样做对集体有利,对社员有利,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这个公社计划今年组织有技术专长的五百多人搞副业,为集体增加收入。
此外,这个县还对过去经营的烧窑、编织、养猪、养鱼、养兔和种植生姜、果蔗、果树等传统副业项目都作了合理安排,使它们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北流县委带领社、队各级干部用实践检验过去的一些做法,使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打消顾虑,积极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取消了过去一些经过实践检验是不合理的规定,让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受到群众的欢迎。现在,一些社员个人经营的编织、修木屐、小农具生产和捕捉野生小动物等传统手工业和副业也都恢复起来,既增加了社员个人的收入,也活跃了市场。目前,这个县出现了五业兴旺,生产热气腾腾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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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执行政策自觉性 加快农林牧副渔发展步伐
肇州县委联系实际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新华社记者景博报道:中共黑龙江省肇州县委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组织县委常委联系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大家思想不断得到解放,敢于实事求是,拨乱反正,自觉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从而加快了农林牧副渔的发展步伐。
两年多来,中共肇州县委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使“四害”横行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初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有些同志想问题、办事情,往往心有余悸,左顾右盼,不是从实际出发,坚持真理,而是看有没有文件,谁划圈没有,结果严重影响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妨碍了党的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肇州县委组织常委“一班人”认真读书看报,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联系实际开展讨论,以进一步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政策是非。
肇州县是个宜农宜牧的地区。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违背了自然规律和资源特点,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滥垦草原种粮食,而又无力搞好田间管理,结果是广种薄收,粮食也没有上去,草原也破坏了,畜牧业生产下降。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县委清楚地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适应它,生产就发展;违背它,就会受到惩罚。县委从肇州的自然特点出发,重新制定了以粮为纲,农牧结合,全面发展的生产方针,同时,对过去不合理的农业布局作了适当调整,农业和畜牧业当年就有明显发展。去年粮食平均亩产创造新纪录,向国家交售商品粮九千多万斤。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县养羊由前几年的十万多只增加到十四万五千只,比历史最高年份还多两万四千只。
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肇州县委组织各社队,联系粉碎“四人帮”前后,全县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一下一上的实际展开讨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肇州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的门路很广。可是,“四人帮”横行时,集体经济的多种经营和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被斥之为“资本主义”,遭到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去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各社队在搞好农牧业生产的同时,按国家计划扩大甜菜种植面积,兴办粉坊、油坊、豆腐坊、养蜂等副业,并且热情引导社员搞好家庭副业。结果去年各社队集体副业收入和社员家庭副业收入都有很大增加,社员平均分配收入比一九七六年增长将近一倍。经过这样以社会实践来检验是非,干部、社员们能较好地分清工作中的主流与支流,正确对待贯彻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一段那股极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向党的三中全会决策袭来的时候,他们是非分明,态度坚定,坚持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两个发展农业的文件。当前,全县农村形势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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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就当前就业问题提出许多积极建议
就业的主要出路是集体所有制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日电 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们对华国锋总理提出在调整国民经济的第一年,能够安排七百多万人就业表示满意,并且围绕这一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
代表们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就业的主要出路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容纳的人员多,而不需要国家多少投资,不需要增加工资支出,在经营管理上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产品或服务项目一般也容易对路,所以发展起来比较容易。代表们说,最近几年,不少城市百分之七、八十的待业人员是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安排就业的。江苏省代表、常州市委书记何冰皓说,去年以来,我们主要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安排了三万人就业。现在,全市待业人员基本上都得到了安排。
一些来自东北的代表反映,他们路过沈阳时发现,沈阳车站出现了新气象,旅客们再也不为携带的行李多而发愁了。今年一月,沈阳车站成立了一支由四百多名知识青年组成的服务队,专门为旅客搬运行李、托运打包、出售热茶冷食,很受旅客们的欢迎。这支服务队自负盈亏,没花国家一分钱,五个月就积累资金五万多元,平均每个服务人员每月收入四、五十元左右,相当于一个二级工的工资。
有的代表说,办这样的好事,好多车站都需要,可是,有的火车站竟惊动了五、六个部门,几经协商,仍迟迟不得解决。代表们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把解决就业问题,看作是贯彻“八字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需要“点头”时,热情支持;需要解决困难时,出把力气。
对于城市就业的安排问题,代表们比较倾向于大力发展商业、服务等行业。人大代表、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说,不久前,他们对城市各行各业职工的构成作了调查。据北京、广州、齐齐哈尔等十个城市的统计,工业职工由一九五七年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上升到一九七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六;在同一时期,商业、服务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却由百分之十四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九点五。这个变化,实际上是国民经济不协调的反映。由于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商店、服务网点少,跟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所以,大中城市的商业、服务行业,劳动就业门路广阔,在这些部门多安排一些人员,会特别受欢迎。
最近,北京市只用两个月时间,就组织四万名待业青年参加了一千二百多个生产服务合作社或小组。其中有四百多个小组分散在家里加工或生产,既不需要厂房,又可照料家务,从业人员很满意。
有些代表反映,小城镇和大城市不同,商业、服务业容纳不了多少人。解决就业问题,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搞一刀切。人大代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书记赵南起说,我们延吉市是只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待业人员就有一万人,市内根本没有条件安排这么多人就业。而我们地区森林资源很丰富,完全可以把大批待业青年安置去搞林业。因此,除了在城镇安排就业以外,还要注意面向农村,办好农场、林场、牧场、渔场和副食品生产基地,发展农工商联合企业。
许多代表赞同延边这位代表的意见:安排就业眼界就是要开阔一点,不能只盯着城市这一头。代表们强调指出,我国许多城市的人口已经到了饱和状态,再要大量安排就业困难很大。对比之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是可以开拓出很多就业门路的。
许多代表认为,当前存在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这两年,党和国家下了很大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光是今年计划安排就业的人数,就超过了解放后头九年安置就业的总人数的近一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代表们还指出,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彻底解决劳动就业问题,还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们表示,要向所在地区的群众说明当前国家的困难,希望待业青年能够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安排,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论走上哪个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岗位,都要为实现四化发出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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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政策好,还得落实好”
湖北省蒲圻县革委会 袁东方
“党的政策好,好比十五的月亮,照得一片光明;如果落实不好,社员便如水中捞月,看得见,摸不着。”社员们说这样的话是有道理的,说明党的三中全会的政策很得人心,但在农村里落实,还只是一个开头,问题还不少,有些群众还缺乏信心。且不讲别的,看一看我们这里搞定额管理的情况,就知道政策落实得如何了。
谁都知道,实行定额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是体现和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项很重要的措施。这项政策措施落实得怎么样呢?请看比较突出的三种情况吧。
一是定额不落实。新《六十条》中规定:“凡适合制订劳动定额的农活,都要制订劳动定额,按定额分配任务,检查验收,考核劳动成绩。”可是,我们这里不少生产队还不重视搞定额管理,仍是老一套。用社员的话说:“定额全装在队长的肚子里,嘴巴一张就是工分,袖筒一甩就派工、派活”。那件事要急办,就抛出高工分,不那么赶急的事,就给个底分了事;相好的人,多给一点工分,不相好的人,少给一点。有的人伸手功夫就赚十几分工,有的人干一天也只挣个底分工。结果挫伤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二是定额不合理。新《六十条》强调:“定额一定要合理,但不要烦琐”;“劳动强度大或者技术要求高的工作,报酬标准应适当提高”。由于经验不足和其他原因,我们这里许多生产队还没有认真地制订劳动定额,存在不少不合理的现象。比方“犁田”与“平田”,前者是难工,后者是易工,如果定额没有区别,愿意“平田”的人就多,愿意“犁田”的人就少。如果定额悬殊太大,又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有些生产队不注意这一点,马马虎虎搞定额,于是便宜的事,有人争着做,划不来的事,没人乐意做。干部指挥不灵,社员互相争执,影响了农活质量和生产进度。
三是定额不完善。农业生产是个有机的整体,一环连一环,环环要扣紧,要求尽可能地把主要环节的劳动定额,都制订出来。可是,有的干部怕麻烦,图轻省,觉得好订的就订,不好订的就不订。比方平整稻田中的犁田、耙田、平田等一套主要活路,都得订出合理的劳动定额,才能保证整田的质量。可是,有的干部觉得耙田质量要求高,却不好检查,怕有人偷工取巧,就对耙田不搞定额。这样做,既束缚了耙田的社员的积极性,也影响了做其他环节活路的社员的责任心,仍然是“干多干少一个样”。
以上三种情况充分说明,“政策好,还得落实好”。象劳动定额这一政策措施,实质上是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单项生产合同。社员按定额要求干活,集体根据定额完成情况给社员计酬。如果不落实、不合理、不完善,就会直接影响到农活质量和社员收入,到头来不利于集体生产的加速发展。因此,政策落实得好,社员才有干劲,农业才能大上,绝不可掉以轻心,左右摇摆。否则,就将妨碍工作重点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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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切莫“因噎废食”!编辑同志:
今年春天,张庄大队的三个生产队都把自留地分给了社员经营。不用说,社员种自留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水、肥等条件。一队和三队没做思想工作和具体安排,加之有些社员想自己的事急,出现了争劳力、争水、争肥的现象。干部觉得此事难办,重新把自留地收归集体经营。社员很有意见。
“三争”问题,同样在二队发生了;但他们采取的解决办法不同:一面切实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一面给社员提供必要的方便。一是每月抽出两天时间,让社员种自留地;二是除规定每人留两推车土肥外,还适当留一些大粪干;三是统一安排浇水时间,兼顾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用水。这样,集体大田种得好,社员自留地也种得好。
两种做法,对比鲜明。为解决“三争”的矛盾,重收自留地,如同“因噎废食”,不符合党的政策,怎能取信于民?
河北省清河
县委宣传部
许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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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一寸之争”说明了什么?
江西省九江地区农办 吕明
不久前,我到修水县一个生产队插秧。这里正按照县里的要求,推行株距四寸、行距六寸的插秧规格,而且实行划格栽禾。从这个县的土质和平均单产还不到六百斤的情况来看,这样做,肥力、光照、通风都没有问题,可以说是合理的密植措施。可是,当我下到田里之后,就发现问题了:社员压根儿没有按格子栽,绝大多数栽的是五、七寸规格。
为什么如此呢?我在田里听到了争论。一个干部说:“旧的习惯势力真顽固,插秧规格的
‘一寸之争’,不知争了多少年,这里还是老样子!”一个社员却说:“同志呀,我们就靠这几蔸禾吃饭罗!你们讲四、六寸好,到底可靠吗?”
这“一寸之争”说明了什么呢?很值得深思。
应该说,这个县推广的密植措施,是切实可行、有利于增产的。为什么许多社员这样难以接受呢?不可否认,由于旧的耕作习惯的束缚和科学水平的限制,人们接受一项新的农业生产技术,要有一个过程,有的快些,有的慢些。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就靠这几蔸禾吃饭”的问题,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对于这件合理的事,他们还觉得不可靠,怕“一寸之差”,直接影响了饭碗里有没有、满不满。事关切身利益,哪能不“争”这“一寸”呢?
群众是最讲实际的,总是要亲眼看到“增了产才算数”,才会下决心来做。可见,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何等的重要!为群众的事,一定要群众当家作主,自觉自愿来办。瞎指挥千万不能搞,就是正确的指挥,也要工作深入细致,不能光停在嘴上的宣传和行政上的检查督促,而是要坚持试验、示范、推广的原则,拿出有说服力的样板来。群众见到了实效,得到了实惠,事情就会办得快、办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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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积极领导生产队行使自主权
中共安徽省全椒县委书记 王杰
充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还要积极领导生产队行使自主权,把发扬生产民主与加强领导统一起来,这是当前农村领导工作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
现在,农村中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究竟如何?从我们这里来看,一方面搞瞎指挥的现象少了,一方面还继续存在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事,另外也出现了对生产队不敢领导的倾向,连队里发生了与自主权毫无关系的封建迷信、投机倒把等活动,都怕去过问了出问题,担责任。这就说明有些干部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问题还缺乏正确的理解。
所谓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实行民主办社的问题。这就是要求领导机关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指挥生产,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集中群众智慧,保障群众利益;而不要随意平调生产队的劳力、物资、资金,搞那种硬性规定种什么和怎么种的瞎指挥。只要坚持这样做,就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而且是积极领导生产队行使自主权。这里举一个实例,说一下我们的体会。入春以来,我县干旱日趋严重,原定的水稻生产计划要不要改变?各生产队观望徘徊,主意不定。当时,县委考虑,如果不及时加强领导,统一部署,让各队自行其是,国家计划就会落空,还会贻误生产时机。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根据各公社的水源条件,提出具体意见:能引到长江水灌溉的十七个公社,按正常年景安排茬口;能局部引到长江水的七个公社,实行水旱作物兼作;无水源的十二个公社,全部安排旱粮作物。这样当机立断的领导,受到生产队的欢迎。因为天已经旱得人畜用水都发生了困难,如不主动领导各生产队及时改变原来的水稻种植计划,那就将违背客观现实,带来减产的后果,对于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三方面都不利。
怎样积极领导好生产队行使自主权?唯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摸索经验。去年秋天,我县一些社队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的说好,有的怀疑,也发生过闹分队等现象。开始,县委缺乏经验,无法马上作出判断。于是我们分别下到生产队去,认真地听取群众的意见,逐步做到了心中有数。群众搞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为的是进一步落实按劳分配的政策,真正做到多劳多得,是切实可行的计酬形式之一,与其他计酬办法可以同时实行,跟闹分队并无必然的联系。为此,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交流经验,统一认识。对于有的队划分作业组时出现影响集体经济巩固的矛盾,我们及时帮助纠正;对于有的生产队干部不愿建立生产责任制,仍然搞“大概工”的,县委派人去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实行符合本队情况的定额管理制度。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县委这样领导合大家的心意,合生产队的实际。
县委的带头作用很重要。特别是在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县委勇于实践,带头摸索,作出榜样,县、社干部才能尊重和领导生产队行使好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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