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岚山情思
柯岩
人的感情是很奇怪的东西。它往往长期折磨你，使你时时感觉到它的存在，你可以忍受它，甚至抑制它，但在你不能解释它之前，却很难改变它。
人的记忆也是很奇怪的东西。有些事，有些情景，有些话语，在你刚刚接触它的时候，也许并未着意，但不知为什么，它却永远留在你的记忆中，似乎就铭刻在那儿了。
就是由于这种感情与记忆的某些奇异的法则吧，在周总理刚刚逝世时，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某日本记者写的总理在病重时说的一句话：“很想再去看看日本的樱花，只怕是没有这个可能了……”，我立时热泪夺眶而出，泣不能忍。当时的大事太多，悲痛太重：十里长街的人群，纪念碑前的白花，天安门广场的棍棒……，我丝毫未曾着意去记这句话。但不知为什么，它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当重新读及或忆及时，每每仍是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也正是由于这点感情与这点记忆的奇异作用吧，我常暗自思忖周总理说这句话时的心情意境，为之抱憾，为之愤恨。久而久之，也就在心里萌芽了一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去看看总理想念的樱花呢？
接到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的通知时，我第一件想起的，竟又是总理这句话。于是立即打听日本樱花开谢的时节。
遗憾的是：我们去得晚了，已过了樱花季节，只在比睿山的延历寺里看见最后一树半谢的樱花。因为山高寺寒，尚未谢尽，惨白而又凋零。这当然不会是总理想看的樱花，因此我也只隔窗黯然，十分惆怅，未曾近去。
但万没想到：我竟在岚山突然领悟了总理这句话的深意。
那是一个晴朗的五月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朋友们陪同代表团前来岚山，瞻仰总理的诗碑。
诗碑座落在大堰川畔，岚山万木丛中的一片浓荫下。大块的青石垒成了一个宽厚而坚实的底座，上边矗立着一块褐色的巨石，用苍劲的行书镌刻着总理青年时代告别日本时留下的四首诗中的一首：《雨中岚山》。
我们和日本朋友一起，怀着崇敬而激动的心情向这座诗碑深深鞠躬，把一束生气盎然的鲜花肃穆地放在碑前，就象总理生前无比敬重地放在他的手上一样。他的音容笑貌一下子齐聚心头。树叶簌簌，流水滔滔，复诵着总理的诗句，好象总理仍在向我们谆谆教诲、亲切叮咛一样。谁说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
日本人民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们象我们一样爱总理，也象我们一样地懂得总理。这座碑这样朴实无华，而又庄重端凝，就象总理的为人。这座碑是日本人民集资兴建的，他们的滴滴心血，不知是否也象我们当年修建《天安门诗歌》那座诗碑时那样凝聚的？
陪同我们前来的日本朋友一直不住地向我们介绍修建这座诗碑的过程，也许是触到了我的思绪吧，其中一位突然在我耳边低低地背诵起总理当年的另一首留诗《雨后岚山》了。当他背到：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我的心象被人重重地击了一拳，几乎失声号叫出来。呵！我终于懂得了总理说那句话时的心情了。难怪这句初看平淡的话，每每要掀动我心中大海的波涛，原来它是总理波澜壮阔的一生回顾呵！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抱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政治理想，“大江歌罢掉头东”地来到日本，在这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此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解放事业战斗了整整一生。当他作为老一辈革命家的幸存者，作为背负着全国人民热望的国家总理，却眼睁睁看着无数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新中国，竟也出现了他青年时代所最痛恨的大军阀、大党阀——林彪、“四人帮”一伙，有恃无恐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毁灭性的洗劫时，总理的痛苦是多么深沉呵！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可以把诗的匕首、投枪直接刺向敌人，龙潭虎穴，纵横驰骋。而此时已病在垂危的周总理，只能竭尽己力战斗到最后一息——力求多为党保存一些革命的有生力量，保存住国家的栋梁，用自己最后的生命火炬点亮人民心中的火种，把希望寄托给人民与未来。他多么希望自己能象青年时代一样：横刀跃马，驰骋沙场，力挽狂澜，虽万死而不辞呵！但已被“四人帮”折磨得病体瘦弱，力不从心了。主观、客观……；客观，主观；他……他……他……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说出了这句平淡而又不平淡的话。这句话多么深刻有力地表达了一位叱咤风云的世界伟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愤心情呵！
愤怒重又窒息了我的咽喉，泪水重又迷漫了我的眼睛，我死死地攥紧了拳头，如果我有宝刀在手，我有宝刀在手呵，我一定举刀长啸：怒斩奸佞，除恶务尽呵——
但此时我有的依然只是岚山情思，书生意气；书生意气，岚山情思呵。我抬头和那位朋友双目对视，我这心境，恐怕他是不会理解的。
这时，正在这时，一队队小学生奔跑过来了，他们笑声琅琅，手捧鲜花，一张张小脸红喷喷地，就象盛开的樱花那样美丽。我的心一霎时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日本的樱花么？总理想看到的，原来竟是他们！哦，总理未能再来，他们却来看总理来了。
是的，他们来了，他们来看总理来了。在诗碑前一个个屏息敛气，俯首低心，天真烂漫的脸上，一霎时浮上了那样庄重，那样肃穆，那样敬仰的神情。我一时心潮起伏，不禁热血鼎沸了……
哦，原来阳光就是这样照亮人生的，原来雨露就是这样滋润花木的。哦，一个伟人原来就是这样跨越了高山、海洋、国境、种族的界限，跨越了时间和空间，长存天地，永照人间。
泪水在我的眼眶中悄悄消失了。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的东西，我此时不仅微笑，而且大笑，却又不禁冷笑了。
恶人们哪，你们自有残害忠良的伎俩，但你们却永远没有消灭伟大和光明的能量。当你们不允许在每个单位为总理设灵堂时，英雄纪念碑前不就矗立起花圈的高山了么？当你们控制的报刊不许发表悼念总理的诗文时，整个天安门广场不就成为诗歌的海洋了么？！那些指责人民为总理树碑立传的人，那些反对公开展览总理生平的人，那些镇压人民、危害人民却过高估计自己手中权力的人们哪，你们也许不愿看见总理的丰碑在东方，在西方，在人们心里日益高耸的形象；你们也许还不曾照见你们自己在人民瞳孔里的形象，但人民，你们过分轻视的人民，却早就看见了你们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丑恶形象了……
也许我的脸泄露了我心底的秘密，朋友们问我在想什么，是在构思一首诗么？可不要打断我的文思呢！我赶忙说：什么文思，恰恰相反，是在进行一些武思呢！他们笑了，不相信我的话。我自己也不禁失笑。是呵，如此激越的情思，怎么竟没有想到诗呢？于是，两句古诗，那遥远又遥远的两句古诗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有道是：“将断不断，反受其乱。”我本想将这诗当众复诵，但另两句古诗，却又蓦地涌上心头，说的是：“将飞者翼伏，将奋者足跼。”我不禁回首四顾，风萧萧，路漫漫，云端的总理，仍捧着他在病危时为我们描绘的四个现代化的蓝图，正回眸含笑……我心肃然，却又明镜般透彻了。
为什么这几句诗这样突然而来呢？它是何时就潜伏在我的心中，并且又将折磨我多久呢？我想：我还得再感觉，再认识，再思索……因为，我一开始不就说过了吗？人的感情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呢！一九七九年六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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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师陀同志的《伐竹记》
西渭
某公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中国没有喜剧”。
乍听之下，似有道理。然而再一细想，便觉颇有问题。
曹禺同志的《王昭君》归于哪一类戏剧呢？我看只有历史喜剧可归。我是根据《神曲》作者但丁的说法而这样说的。但丁是以开头灾难，结尾幸福为喜剧的。他的《神曲》原来只有commedia一字，“神”这个形容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已经是几世纪之后的事了。因为这部史诗太感动人了，是意大利最伟大的杰作，所以便被读者加上了“神”divine字。意思是了不起。和北京人说什么“好”，就说“神了”，是一种意思。后来，被人误解为宗教的意向。中国人就把它译成了“神曲”。所以，我说，按照但丁对喜剧的解释，《王昭君》正好归入喜剧。
最近，我读到师陀同志的《伐竹记》写晏婴一段逸事，标名“独幕喜剧”。读罢，我拍案叫绝。这不是喜剧吗？师陀同志应该是归之于“忘却”的作家之林的。但是最近读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集子《山川、历史、人物》，看到这样一出历史喜剧，我不禁脱口而出，说：中国并非没有喜剧。戏写春秋末纪晏婴的车夫晏狗和他的妻庆云跟齐景公以及他的幸臣相斗而获得胜利的故事。笔墨干净，口语犀利，笔头有花，逸趣横生。他计划写一连串这样的历史喜剧，然而只写了一个，灾难便落到他的头上。
一个还是多余。
我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看他的序，原来这出小戏一露面，就被定为“影射”，张春桥要他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作检讨。他拒绝了，从此搁笔。一搁搁到现在。这是六十年代的事。“影射”是可以信手捡来的一个字眼儿。然而它显示了
“四人帮”之流的极左面貌，对知识分子无所不用其极，对他们的满怀热情而来，报之以扫地出门而去。好端端的喜事，就这样变成了作者自己的悲剧。现在我才明白师陀同志的沉默原来有这么一桩公案。“影射”的罪名令人望而生畏，这顶帽子飞来飞去，愈变愈大，举其大者如从陈翔鹤头上飞到冯至头上，从孟超头上飞到田汉头上，从周信芳头上飞到吴晗头上。小者如师陀，犹也在内，真可以说无往而不相宜。文人相轻，自古有之。但张春桥并不是出于相轻，而是利用职权搞政治陷害。罪名非同小可，孰能望而不生畏哉！
某公脱口而出“中国没有喜剧”，戛戛乎其难矣哉！如何能有喜剧，如何敢于有喜剧，“影射”这个紧箍咒，是否可以告休于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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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版画《富士山之绘》
——难忘的记忆
王冶秋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到日本举办文物展览时，见到了日本考古界元老原田淑人先生。他来到还没有布置完的展览厅，观察每件文物，都细致入微。那时中日还未建交，我们从旅馆一上车，就有警视厅的人“保卫”着，到展览厅也是这样。展览厅在一个百货大楼上，人很乱，可是原田淑人先生来了，很高兴地看着展览。当我说到一九二五年左右在北京大学二院听过他讲考古学的时候，他回忆在中国的往事，微微地笑着，问起我是不是北大学生。我说不是，那是蔡元培先生的德政，不是北大学生，也可以到北大旁听每个教授的讲课，毫不加以阻挡。连外国学者来这儿讲学也不例外。从此以后，我同原田先生就成了良师益友的关系。那时他已经退休（日本规定年满六十五岁必须在国立机关退休），在一所私立女子大学教课。我每次去日本，他总是我先要拜访的一位。一九七三年在日本举办铜器展览时，我又去拜访他，他这时已不良于行，只能在家里坐在手推车里见客了。我去见了他，还送了他一本图录，他一面仔细观看图样，一面一丝不苟地问着一些铜器，那种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物的情景，令人感动。临走时，他特别让人取来一幅版画——《富士山之绘》。美丽的富士山，山下绿树成荫，一条碧绿的河流，看了令人心爽。回来以后，一直挂在我的墙上，每次看到它，都引起一些美好的回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间，周总理病重的时候，我想到他青年时代在日本住过，把这幅画送给总理在病中看看，总比听那些无耻的狗叫好得多了。这时正是“四人帮”极其阴险地恶毒攻击总理的时候。我送去以后，过了一些时候，总理派人把画送回，并附一封信，是总理亲自用铅笔写的：
冶秋同志：
谢谢你的好意。日本版画已欣赏多次，今晚得
到池田大作送我另一副画，现将你得到的赠品送回。
我仍在治疗中，情况尚好，请释念。
周恩来
一九七四、一二、五。
我又把这幅画挂在原来的地方。总理逝世以后，我很想写篇短文纪念这件事，但是不知道版画作者的情况。今年三月到日本去，想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问一问原田老先生的儿子，知道不知道画的作者。谁知原田正己先生竟然到旅馆来看我，写了详细的情况，并又送了这位作者另外一幅画，也是刻的富士山。他知道我把这幅画送给周总理看过，十分感激与欣慰。他现在是早稻田大学中国哲学教授。看了他写的说明，知道画的作者是川濑巴水，镝木清方的弟子，伊东深水的同年，江户版画流派中比较著名的版画家，一九四五年死去。
版画题目，也可译为：《富岳图》（富士山之绘）。
原田老先生已去世了，我上次去看望井上靖先生，他同我说：你是原田老先生最后见面的一个中国人了。
现在我得知版画作者，但是送画的人与一位特别的看画人都逝世了，令人不胜悲伤。富士山是永存的，昆仑山也是永存的，看着画面上的苍翠山色河流，让人感到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正象这河流，万古常青！（附图片）
富士山之绘〔版画〕 川濑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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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岛印象（外一首）
满锐
胶州湾涌动的蔚蓝色的海潮，
感染得满城花树泛起了绿涛；
那浮出绿波的小岛般的瓦顶，
象无数块玲珑的红色玛瑙。
海上波光和花间露滴正一起闪耀，
汽车喇叭与轮船笛声在互致问好；
这边，栉比鳞次的楼厦拔地而起，
那边，楼厦似的巨轮穿行于万顷碧涛。
这是个青色的，不，青春的岛，
仿佛放大的盆景，摆在黄海的一角。
如果说祖国胸前有成串的明珠，
这该是明珠里稀有的珍宝。
青春的国度呵，青春的城，
人世间，有什么比青春更美好！
愿人们都来接受你青春的感染，
让蓬勃的生命永不衰老……
“柳林海”号首航美国
告别的长笛，响在上海港，
挂了满旗的“柳林海”起锚远航。
欢涨的潮水淹没了一页发黄的历史，
湛蓝的海面铺展开史页崭新的篇章。
而今，前面已是名副其实的太平洋，
友谊的航路，洒满了灿丽的阳光。
既然两片大陆的流水能汇拢到一起，
人民早已不用脊梁对着脊梁。
“柳林海”的船头犁开了海洋——
播种友谊，播种信任，播种希望！
总有一天，人们将随意穿行于整个世界，
跨洋越海，就如同跨越门前的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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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船坞与石锁
周良沛
在这里，发掘出古代的船坞，
出土的石锁，仍然象那噬人的活虎，
从船坞的规模可以赞叹祖先的智慧，
为什么不研究石锁对历史的艺术？
数以吨计的石锁，哪个奴隶铐上也无生路，
面对古迹感慨万端难以描述，
这船坞的壮观，正是对石锁的控诉；
没有残酷的石锁，定有更辉煌的船坞。
石锁终究是历史的绞架，
秦汉到民国，都自有它们的出路，
今天，有阳光、雨露，有种籽在出土，
有诗的梦幻，有生活的乐谱。
虽然也有微笑中的忧郁，
期望着不再出现锁窒灵魂的文字狱，
帆上有人民民主的东风开路，
远征的巨轮才破浪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