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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提出了新课题
——关中地区市场巡礼
编者按：当前农村形势很好。农村情况好了，对工业和商业都是一种促进。农业增了产，农民增加了收入，农村购买力提高了，这就要求工业，特别是轻纺工业和各项农用工业，非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不可。否则，农民手里有了钱，买不到需要的工业品，他们是不满意的。农副产品多了，收购工作就要跟上去，城乡交流要搞好，为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服务的交通运输，也必须有新的改善。这样，才不会使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农民提出了新的课题。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有力地推动农业向前发展，加强这个基础，同时努力做好工业交通、财经贸易等方面的工作，使整个国民经济越搞越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今年，关中农村有两件事情特别引人注意：一件事，农民交售鲜蛋、肥猪空前踊跃，高陵县四万农户，六月份交售三千六百头肥猪，一百斤的毛猪出肉八十斤，出肉率之高，多年没见过。全县今年收购鸡蛋的任务半年就完成了，还多收了一倍。第二件事，农民的购买力比往年提高，商业淡季不淡。礼泉县烽火公社的一个分销点，今年上半年的零售额相当于去年同期的一倍半。
买进卖出“双踊跃”，把商业、供销社的同志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又喜又愁，喜的是生意兴隆，愁的是大伏天进这么多肥猪、鲜蛋往哪里存放？
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关中农村的购销“双踊跃”是有来由的。远的不说，就说去年冬天，社队分配兑了现，购销活动卷起了小的浪花；今年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传下来，农民奔走相告：中央定下了大政策，粮、棉、肉、蛋快提价了。村到村，户到户，争着养鸡养猪，活钱到手又争着上商店买日用品，这一下子农村市场就掀起了洪峰。
成千上万的农民奔向商店、供销社、收购站，这就打开了人们的思路：今后农村里的买卖到底怎么做？
“刀”下留情！
有的农民说，过去，商业部门手里有一条“鞭”，一把“刀”，收购农副产品，少了就赶，多了就砍。
在关中平原西部一个县里碰见这样一个场面：那一天，气温陡升到三十五度，下午五点，余热蒸人，我们路过一个土坡，看见几个农民在树荫下蹲着，旁边躺着几头口吐白沫的肥猪。过去一打听，原来这几个社员大清早就把肥猪赶到收购站去卖，没卖掉，农民渴了一天，猪也饿了一天，单等太阳落了转回家门。一个老汉说：“你看，送来一百来斤的肥猪，收购员还说不够标准，究竟是啥标准！”另一个中年汉子插进话：“去年猪少，他们上门求；今年猪多了，送上门来了，他们拿刀一砍；明年咋办？……”
这种“关门拒收”的现象，在关中地区并不是个别的。
为什么有些基层收购部门的人员，要拿刀砍？据了解，他们也有难处。全年收购肥猪多少，上级规定了“硬指标”，在指标以内，有奖售给农民的东西，超过了指标，就不给奖。谁多收一头，就由谁倒贴。今年农民卖猪多，收购站的同志没有想出好主意，自己就定了几条“土政策”：或压级压价，或关门拒收。
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高陵县的收购部门，一方面，对农民送上门来的肥猪，经过认真的检收，优质优价，同时，尽量减少中间环节，把肥猪加快运往销地；另一方面，针对部分饲养户怕“政策多变”的心思大力做宣传解释工作，告诉农民不要轻信谣言，要相信人民政府的政策。农民解除了顾虑，高高兴兴地订出家庭饲养计划，眼下一百多斤的猪先存栏，等长到更大一些卖出去。全县做了这样的工作之后，排队争售生猪的现象也就缓和了。
高陵县的同志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县里一位负责同志说：党的三中全会确定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策，用意深远，应当贯彻到底，不应该在我们这一级“卡壳”。现在，农民大养其猪，把肥猪送上门来了，怎么可以随便压价、拒收？！那样办，岂不失信于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有一百个困难，但不能忘了一个出发点：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服务，要用党的政策把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而不是给他们泼冷水。
确实，在购销“双踊跃”面前，实际工作有许多困难不好解决，还没有什么“万全之计”。在一些方针、体制还来不及进行调整变更之前，各个地区的商业、供销部门用积极态度，去想一些暂时的、过渡的渠道和办法，也不是不能解决或者缓和一些矛盾的。关中地区一些县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找路子。比如，他们提出，往年对农民实行生猪“预购”的政策，今后是不是还可以试一试？鲜蛋、鲜肉运不出去，是不是可以就地加工，制成咸蛋、咸肉？他们打算在一些供销店附设“小加工厂”，就地试产试销。高陵等县的负责同志也认为下半年可以办一些鲜蛋、鲜肉、鲜果加工厂，先易后难，由小到大，由土到洋。
有所取必有所予
我们在关中农村的一些供销社的货柜前，常听到农民和售货员的对话：
“有碱面吗？”
“没有。”
“暖水瓶来了吗？”
“半年没进货了。”
“有鞋眼吗？”
“没货。”
农民需要的日用工业品供应太少，有些必需品长时期得不到解决！
农民拿着钱，三回四趟到供销社，甚至跑出五六十里到县城买不到称心的东西，他们当前最需要买什么，最缺什么？我们沿途作了一些调查，这里举高陵县通远公社火箭大队第四生产队十户人家的需求为例。
从这十户的情况来看，一是购买用的穿的商品的比例增大了。有五户等待买缝纫机、自行车，已有两户买了手表，一户想买电视机。二是要求买中、高档商品的多了。如布料，过去要棉布，现在要的确良。又如自行车，过去买到陕西出的就心满意足了，现在等不着“飞鸽”“凤凰”牌的，宁肯再等一年半载。那些长期摆出“皇帝女儿不愁嫁”架子的工厂、商店，该怎样深切地了解农民变化着的需求，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呢？
我们在礼泉县烽火公社的一个商店，对十四种长期脱销商品进行了分析：
完全靠外省市供货的两种；
基本上靠本省和西安市供货的十二种。其中，有些产品的部分原材料，需外厂外县市供应，一旦供不上，产品也就生产不出来。但确实有些产品，长期脱销令人费解。试举几例。许多社员反映，农村几年也买不到暖水瓶，特别是竹壳暖瓶和瓶胆。西安有一个暖瓶厂，已办了二十几年，一年生产能力二百多万个。为什么守着这样一个大厂子，关中农民还买不到暖瓶，只好用废药瓶装上，仰着脖子灌凉水？暖瓶这个东西究竟需要销多大的量？是大体可以算得出来的，关中共有三百一十九万户人家，平均一家一瓶，超不过三百二十万个；平均一家两瓶，也还是有数的。基本上可以做到以销定产，保证供给。为什么缺货呢？据暖瓶厂的同志说：做铁壳瓶利润高，做竹壳瓶或单做瓶胆，是要亏本的。而且近年有出口任务，所以就难完全顾上内销。
不错，有些商品牵涉面较大，不是一个县一个局单独解决得了的，须一环一环“松扣”。但是，有些小物件未必如此复杂。比如，农民抬起脚来，指着脚上穿的解放鞋说：“这鞋眼也缺哩，一年半载不来货，为什么！”（注：鞋眼，安在解放鞋上穿鞋带的小铁圈）许多农民喜欢穿这“水陆两用”的鞋，天晴下雨都行，但是鞋眼一缺，系不好鞋带，农民就只好拖着鞋下地去了。难道制造这小小鞋眼也要现代化的大工厂吗？需要一大笔投资才办得成？诸如经常缺的发卡、顶针、裤头上必需的“裤钩”，等等，也并不需要兴建什么大工程，只需要拿出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事情就可迎刃而解。
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暖瓶和鞋眼的生产和供应问题，还有成百上千种的轻工业品需要我们去认真设法解决。应该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领导部门，特别是主管计划工作的负责同志，要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真正合理安排农轻重的比例，真正做到胸中有人民，特别是有八亿农民。
看清趋势争取主动
关中出现的“双踊跃”，不过是滔滔黄河掀起的第一个洪峰，还不是最高潮。可以预计，随着今年夏季作物的丰收和夏季分配的兑现，农民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将更加高涨，农民的购买力将更加提高。据一些县社同志估算：贯彻部分农副产品提价加奖售政策，每个农民今年可以增收四十五元到五十几元。我们所到之处，见到不少农户的后院都养有待售的肥猪、奶山羊；不少家庭开支预算中已安排上娶媳妇、盖新房的大项目，都要在今年秋后农闲时节办。可见，下半年将有一个买卖更加兴隆的高潮到来。商业部门对这个趋势应有充分的估计。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农村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的差额比较大。许多商业供销部门消极地接受前一段清仓的教训，一想起清仓，就不敢进货；怕积压，就宁肯脱销；怕断档，就惜售。因此，不去积极组织货源。这样，下半年广大农民踊跃购货的新高潮一来，难免被动。商业、供销是国民经济中的“循环系统”，循环不畅，中道梗塞，经济何以繁荣，供给怎能保障？
商业、供销部门的当务之急，是组织力量，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防止和克服盲目性，摸清“双踊跃”的来龙去脉，充分了解广大农民的需求，积极改进工作，切实做到“购销两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本报记者 黄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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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扩大企业自主权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这个问题，最近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成为一些同志热烈议论的一个话题。
议论是由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引起的。
今年三月，中共云南省委、省革委会根据三中全会公报中所说，应该让地方和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的精神和广大企业的要求，通过调查研究、认真讨论，决定选择一批经过整顿、有代表性的工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先后两批开始试点的工厂共五十个，其中省属各系统的三十个，地、州、市属的二十个。这些试点工厂在计划权、财权、人权和物权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扩大。
四个月的实践证明，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在经营管理上有必要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对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果，都可以起很好的作用。特别是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会大大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可是，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有关的一个主管部门认为，云南省计委、经委、财政局、劳动局联名签署的《关于扩大企业权利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如企业超计划利润分成，用来料加工节约下来的材料和自己串换来的材料，在计划外增产的产品所得的利润留成，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地方财政不能自行决定，要求云南省予以纠正。这个意见传到试点工厂后，有的工厂担心超额利润分成等不能兑现，影响了积极性，有的甚至不敢再继续进行试点。由于云南省委的决心和支持，试点才没有中断。
扩大企业的财权，究竟会不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呢？事实作出了最有力的答案。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而四十八个试点工厂（有两个企业不便单独计算）却增长了百分之九点四，比全省平均水平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利润，全省平均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四十八个试点厂却增长百分之五十八，比全省水平高百分之四十五。一至六月，全省工业利润已经完成了财政部下达的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加上税收等其他收入，今年上半年云南省的国家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三。四川省一百个企业试点的成果也和云南一样。上半年，四川全省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七，而八十四个试点工厂的利润却是百分之二十六，也比全省水平高百分之五十以上。柳州市从去年八月开始，实行企业超计划利润分成，工业利润就显著增加，去年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九。所以许多同志都说：这些分成，都是计划外超额或增产所得，怎么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呢？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按经济规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使我们的企业从靠外力推动的“算盘珠”变为靠内在动力自行运转的大机器。这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保证。而扩大财权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关键。如果不让扩大企业的财权，或表面上扩大而实际上企业所得甚微，那就不能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就不能进一步调动企业和广大职工发展生产奔向四化的积极性。
在议论中，有的同志说：应当允许各地象四川那样，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财政收入的前提下，积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有的同志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说了很久了，不能老是坐而论道，应当把步子放开一些。许多企业的领导同志都表示愿意作试点单位。也有的同志建议，除试点企业外，其他企业可以搞些单项试验，如利润留成等，也可以允许用多种办法试点，不要一刀切。
不少同志都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涉及各个方面，没有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和配合是搞不成或者搞不好的。可是，目前有的同志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总是怕企业富，怕工厂手里有钱。有的同志总是没有根据地怕搞乱了，怕减少国家收入，总是千方百计打企业的算盘，或者要捆住企业的手脚。看来，这样的同志头脑里面还有许多框框，还有许多禁区，不敢去打破。因此，工交战线需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继续解放思想，大家都做立志改革的人，做改革的促进派。
新华社记者 田林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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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表彰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新华社上海电 最近，中共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表彰了一九七八年度评选出的九百一十九个大庆式企业，七百三十六个学大庆先进企业，二百八十六个劳动模范和一千四百十六名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这些先进企业和先进个人在今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又夺得了新成就。
上海市钟表工业公司，今年头五个月生产的手表和钟，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四和百分之十，产品质量持续上升。同时，中型女表、花式闹钟、晶体管钟等一批新产品也相继投入生产。生产“金三杯”名牌真丝印花绸的上海第七印绸厂，今年一至五月换回的外汇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六点五三；真丝印花绸由于质量有新的提高，被纺织部命名为全国十四种名牌产品之一。上海高桥化工厂抓紧企业整顿，加强设备管理，一至五月份在原料、电力供应与去年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全厂生产增长了将近四分之一，上缴利润增长三分之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五分之一，成本费下降了二百零九万元。
这次表彰的一千七百多名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上海第一丝织厂女青年挡车工刘素兰，进厂五年来，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并创造了连续二十三个月生产十万米无次绸的优异成绩。上钢三厂转炉车间乙班二号炉炉长高志向，苦练操作本领，去年他所领导的小组炼钢九万多吨，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六。
上海标准件一厂副厂长赵小关，二十多年来坚持与工人一起搞技术革新，先后搞成功二百多项，有的项目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上海红星造纸厂车间副主任孟藩祥和工人一起，改革锅炉，全年可节煤四百多吨，节电三十三万度。上海第二塑料制品厂副厂长、工程师寿金发，和工人们一起试制成功聚乙烯电缆护套粒料，质量接近国外先进水平，为国家节约了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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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应允许闲散劳力从事服务性劳动编辑同志：
我家附近有位女同志，用自家的缝纫机为群众加工服装，交活迅速，收费合理，加工质量也高。我觉得，这是解决北京当前“做衣难”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也听人议论，他们怀疑私人收活方向有问题。我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先谈方向问题吧。这些人靠自己劳动，为群众服务，获得合理报酬，不雇工剥削他人，而且他们的加工能力有限，收入不多。要是由街道居委会出面做些组织工作，按规定纳税，并交一定的管理费，则对国家、集体、群众和他们本人都有好处。这符合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与资本主义通过剥削发家致富有着本质的区别。
再谈谈这种形式的必要性。当前，由于工业生产发展较快，职工越来越多，社会服务事业一时跟不上，职工有后顾之忧，特别是双职工困难更大些。这是北京“做衣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的家庭买了电视机、收音机、钟表等，这些东西有毛病拿出去修理也很困难。有些东西甚至根本没人给修。社会闲散劳动力当中有不少人是裁缝师傅、木匠师傅，是修理无线电、钟表的能工巧匠，而他们却无事可干。为什么不可以让这些能工巧匠去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呢？还以做衣服为例吧，很多人冬天爱穿便服
（中式）棉袄或在棉衣外套穿便服罩衣，但入冬前到便服门市部去做，要等一、两个月。因为这种服装主要是靠手工缝制，不钉扣子而是钉“疙瘩袢”。在服装行业主要是靠老职工做这种活。而老职工逐年减少，新职工不会做这种活，所以交活期越来越长。可是，社会上有很多老太太就是做便服、编“疙瘩袢”的行家里手，只要允许她们收活，问题就解决了。修理、制做木器家具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些家庭长期守着坏家具干着急，还有的家庭买不到新家具，而自家有些木料却无法制成家具，如果让社会上会木工手艺的闲散劳动力负起这个责任来，群众多高兴呀。请有关部门注意发挥社会闲散劳动力的作用，并制定有关的政策和规定，让社会上存在的“许多人没事干，许多事没人干”的怪现象早日结束吧！
北京 沈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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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决定
授予先进集体和个人劳模称号
据新华社杭州电 中共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决定，授予杭州锅炉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总工程师陈有生等二百零三人以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授予杭州铁路分局杭州列车段第八女子包乘组等五十二个单位以浙江省劳动模范集体称号。这是浙江省委和省革委会在全省职工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宣布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其他先进集体和个人，也分别获得了浙江省先进集体和浙江省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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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表彰和奖励技术革新能手和积极分子
据新华社沈阳七月二十二日电 辽宁省的一百五十名技术革新能手和五百名技术革新积极分子，最近在辽宁省工交基建战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受到中共辽宁省委和辽宁省革委会的表彰和奖励。
受表彰和奖励的人员中有不少是坚持不懈搞革新、不断做出新贡献的老模范。鞍钢电修厂工人出身的总工程师、六十七岁的宋学文，同其他工人一起修好了鞍钢的许多大电机，还为全国十多个钢厂解决了修理大电机的技术难关，被人们称为“电机华佗”。去年他和其他工人和技术人员一道改制成功我国最大的二十五万千瓦双水内冷调相机，至今运行良好。沈阳铸造厂工人出身的副总机械师张成哲，也是个老劳动模范，著名的革新能手。近三年来，他实现技术革新三十多项，仅一九七八年就为国家节约钢材十八吨，节约开支二万多元。沈阳低压开关厂老工人韩云杰，近八年，带领全组四十多人，帮助全市二百多个电镀工厂或车间推广无氰电镀新技术。
受到表彰和奖励的还有刻苦钻研技术的青年革新能手，以及坚持与工人结合，突破生产技术关键，为赶超国内外先进水平作出重大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