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包公不持一砚
胡椒
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财政部长张劲夫同志作报告时讲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单位，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大吃大喝成风。有的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游山逛水，挥霍公款，利用职权，化公为私，多吃多占，或者为自己新建、扩建高级住宅，群众意见很大。”这段话赢得了会场上的热烈掌声，因为这个批评很得人心。
前几天收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寄来一本新出版的《端溪名砚》，随手一翻，恰好翻出一个包公不持一砚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二年，包拯奉调广东端州任知郡事。包公爱好书法，也爱端砚。当时贪污盛行，一些土豪劣绅为了升官发财结纳权贵，争相以精雕细刻的端砚作为行贿之物。包公坚持一方不要。后来包公调任离去，当地官绅、百姓来江边送行。突然江风大作，波涛汹涌，乌云蔽天。包公大惊失色，不免反省一番，到底作了什么亏心事。可是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来。又让随从包兴把船舱搜索一遍，也没发现什么。最后还是包兴交代，是他背着主人受了人家的礼，当即取出一方用黄布包裹着的精美端砚。包公拿到手二话没说，一扬手就把端砚丢进汹涌的江涛里去了。说也奇怪，狂风巨浪立即平息。
这当然是个传说，却也发人深思。
过去有一些领导干部（当然是少数）出差外地，到处接受礼物，往往是土特产满载而归。现在胃口大了，出一趟洋或去一趟港澳，带回的礼物已不是土货，而是一堆五光十色的电子手表、录音机以至电视机、冰箱，好不热闹。好在如今老天爷有些不管事，不再兴风作浪了，大概也因为犯了官僚主义而失职。要不然，这些人如何能逃脱灭顶之灾。可是，如果他们自以为靠天老爷保佑就可以放心继续干下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天不管人管，老百姓是不允许他们这么胡作非为的，他们若不赶快改邪归正，还要执迷不悟，决不会有好下场。不管你权力有多大，职位有多高，只要犯了法，都得受法律制裁。现在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有法有天了。
故事是真是假没有必要去考证，包公清廉正直的这点精神总值得学习吧！难道一个共产党的干部还赶不上封建时代的一个清官吗？
第6版()
专栏：
比然后知危害
章学新
三十年前，人民解放军行经辽宁农村不吃人民的一个苹果，进入十里洋场的上海，为了不惊动老百姓，躺在路旁屋檐下休息，至今传为美谈。新解放区的群众从这些小事中，看到了人民革命队伍的光辉本质。小事情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时间推移了三十年，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本色，在我们大多数同志身上，始终保持和发扬着。但是，在一部分同志身上，却渐渐褪色，有的褪得令人吃惊。
报载：一个老干部留住北京的爱人、儿子、儿媳、孙子、外甥，五口人占用了别人的私人住房三百九十三平方米，几经交涉，置若罔闻。某机关一封公函，要求某大学将一名应届毕业生留京分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这个学生是“我部某局长的儿子的未婚爱人”。
这两件事和令人念念不忘的三十年前的两件旧事比较，实在令人大吃一惊。它说明我党执政之后，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下，一部分干部滥用职权，脱离群众，居功自傲，不顾法纪，背离传统竟然如此之严重。当然，比这两件事更严重的也还有。如果说，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打击干部，迫害群众，破坏生产等是“外伤”，那么，毒化人们的思想，败坏党风法纪，践踏优良传统，则是难以估量的“内伤”。
利用个人的革命资历和职权以营私，是一种特权思想，而为儿子、孙子、外甥、和儿子的“未婚爱人”等进行特殊经营，更是“父荣子贵”、“封妻荫子”的腐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封建阶级的有识之士，尚能懂得“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道理，为国家、为民族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而不谋私利的共产党人，哪能容许把封建的思想原则、道德标准，通过自己的行动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呢！
我们许多党政机关的大门口，庄严地悬着“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它表明我们革命队伍的宗旨和传统。凭着这个宗旨和传统，人民拥护我们，敌人惧怕我们，任何艰难险阻摧不垮我们；违背了这个宗旨和传统，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会腐败，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质。因此，列宁十分尖锐地指出：“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学一学列宁的遗训，比一比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有的同志如果能出一身冷汗，有所憬悟，那就是件好事了。
第6版()
专栏：战地
布莱德湖畔
叶君健
布莱德不是一个小镇，也不是一个山村，而是一个湖——一个在山上的湖。周围一块半圆形的地带就是因它而得名，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它位置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西端。从这里可以望见阿尔卑斯山名叫尤里安的一段，那里最高的山峰特里格拉乌高达九千三百多英尺，它白皑皑的尖顶直接插入云端。这里还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名叫卡拉宛根的那一段，它的最高的山峰荷赫斯吐尔也有七千三百多英尺高，同样是终年积雪。就在这个湖东北边那个半圆形的地带上，耸立着两个近代化的旅馆，每个旅馆设有三百多张床位。谁也不会相信，在这个清幽的山间湖畔，每天居然有那么多的游客来观光，而且还要在这里住上几天——因此每个旅馆天天总是客满。
没有想到，我也成为这里的一个旅客。我们——黄钢同志和我是五月九日早晨八点半钟从北京起飞的。由于时差关系，到达南斯拉夫得减去七个钟头，因此飞机在贝尔格莱德机场降落时，表上的指针还不过是刚刚指向下午一点。在机场休息室喝了一杯汽水后，我们就又登上另一架飞机，向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首府卢布尔雅纳进发。到达目的地时，斯洛文尼亚笔会中心的副主席、剧作家米洛西·米根同志已经在机场等候。时间是那么紧，连到市区去观光一下的机会我们都得放弃了。我们坐进他的汽车，由他开往位置在北边百里路之外的湖区——这就是布莱德。当我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安顿下来以后，打开窗子一看，布莱德湖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湖水远望去蓝得发青，使这个新月形的小湖看上去象一个海湾。从我所站立的那个方向——东北——远眺，它也确实象一个海湾，因为在它的西南一端出现了一个小岛，它堵住了再向前展望的视线。这形势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觉得小岛的另一端就直接通向大海。岛上有个古教堂。这时天色已晚，湖上逐渐升起一层薄薄的烟雾，它在教堂伸入云霄的尖塔周围缭绕，更使人作出许多遐想。从这儿把视线再沿着对岸的群山向东北方转移，便又可以看到另一个古教堂，但它不再是立在湖上，而是站在一个悬崖之巅。它的样子显得有些孤零，但却也给人一种苍劲之感。它不时在向人们提醒它的存在：它的钟楼在传出那多少世纪以来就已经形成了习惯的晚祷钟声——当然现在时代不同，再没有人到那里去作晚祷了。这钟声在这幽静的山区，引人作出一些更漫无边际的遐想。我不相信，这天早晨我还在人烟稠密的北京。我当时就觉得好象是置身在一个童话世界。
当然我还是在人间，而且是在一个国际社会形成的人间。晚祷钟声过后，我看了看表，时间已经是晚六点半。当晚布莱德所属的拉多乌里加公社议会主席要在这里举行一个招待会，招待从世界许多国家到来的作家代表。原来由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和笔会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作家会议就在这里举行——精确地说，会场就在我们所住的旅馆的大厅。我们这次就是应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前来参加这个会的，不过我们已经晚到了两天，正式会议已经在这一天开始了。这个地区的领导人这时才举行招待会欢迎各国来的客人，是否还有等待我们中国作家到来参加的意思，我们当然不敢做这样的推测。不过作为多年第一次来到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我们确实受到东道国各方面人士热情而又诚挚的欢迎。
招待会在旅馆后山上的一个房子里举行。我一走出旅馆，便看见来自世界许多不同地区的作家，也从旅馆里漫步出来。他们三三两两，边走边谈，向山上步去。大家很快就汇集在伸向招待会的会场的一条路上。虽然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到底是“同行”，共同的语言不少，我们无须介绍就攀谈起来，而且还谈得相当投机，因为有许多话题我们早就有所考虑，甚至在某些看法上还有同感。就我个人而言，我们一交谈起来，还有“他乡遇故知”——特别是那些从西欧来的作家——的感觉，因为我们在欧洲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一开始交谈就一点也不感到生疏。招待会上的气氛非常热烈和友好。参加的作家一共有一百来人，代表二十三个国家，当然南斯拉夫几个共和国的代表还不计算在内。在这样一个清幽而又有点古朴感的山间湖畔，确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正式参加大会。会议的议题有两个：“文学作为普遍主义的工具”和“文学作为人民之间的桥梁”。“普遍主义”这个名词直译出来是“宇宙主义”（universalism）的意思。按照大家在发言中所表达出来的阐释，我们对于这个词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人类发展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考虑问题已经不能再单纯从个别国家或民族出发，而应该把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看待——即所谓“宇宙主义”。文学在促进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团结方面起着桥梁作用，因而也是促进“普遍主义”的一种有效的工具。但文学作为这方面的有效“工具”究竟应如何理解，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自然也有我们的解释。我们在大会发言中，结合人类历史的发展，引用了歌德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两段话，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民族文学’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临近了。我们要努力加速它的到来。”（歌德在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与爱克曼的谈话）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当然这两段话是在蒸汽机时代说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实际的生活更证明了这两段话的正确性。文学不单是一个“工具”问题，还是我们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它现在在向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发展：“世界文学”。但我们在发言中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学。相反，我们更应该发展我们各自的民族文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水平。我们所应该放弃的是我们从旧时代所继承下来的那种片面的、狭隘的观念或者大国沙文主义和对自己国家文学所持的那种狂妄自大的态度——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我想，我们现在所指的‘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学的总和。”
当然我们只是各抒己见。我们所表达的这种看法，别国的作家也不一定同意，也没有要求他们同意的必要——不过事后了解，绝大多数与会作家，不论来自东欧或西欧，都同意这个观点。他们的发言自然也是如此。的确，会场上的气氛倒是颇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好在这只不过是一个作家交换意见的集会，并不要发表宣言或作出决议。大家意见虽然不尽相同，但正如我们在我们发言中所指出的，目的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大家都希望共同努力，“使我们能创造出一个更合理、更公平、更繁荣、更有文化的新世界。”所以整个说来，会议厅里一直是洋溢着一种同行的谅解精神和友谊。
整个会期前后一共是六天，时间不算太短。但我们却觉得日子过得非常快。这是因为每段时间都充满了活动，中间很少间隔——对于我们中国作家来说，尤其是如此。我们一离开会场，总有许多不同国家的作家走过来和我们交谈。有些南斯拉夫的作家由于在一般情况下找不到机会，就在我们吃饭时走过来，很有礼貌地问：“我可以和你们坐在一起吗？”他们或者和我们共餐，或者叫一瓶啤酒——如果他们已经吃过了饭的话，坐在一起和我们交谈。当然我们交谈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我们还接触到许多其他的问题，如中南人民的共同友谊和我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体验过的相同的经历。我们的交谈越深，我们就越发现我们两国人民确是具有不少的共同点。
我们这样的接触，整个说来，范围还是有限。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和其他个别共和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却使我们能有机会和更广泛的南斯拉夫人民见面。他们安排了好几次电台访问和两次电视访问——每次电视访问的时间总不少于四十分钟。有一次电视访问还特别安排在美丽的布莱德湖上，让周围的风景给我们的交谈提供一些富有诗情的背景。游艇在清平如镜的湖水上荡漾，微风徐徐地从侧面吹来，倒真使人觉得好象是置身于一种诗的境界。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作家在这里所得到的一种特殊待遇，而我们为此也感到骄傲，因为这也是南斯拉夫同志们对我们一种深厚感情的表现。
不难想象，我们离开布莱德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多么感到依依不舍。这里的湖光山色，这里的晚祷钟声，这里我们所遇见的南斯拉夫朋友和他们从各国所请来的作家们——包括他们的举止言谈和音容笑貌，就是在我写这篇散文的时候，犹历历如在眼前，好象这一切都发生在今天的早晨。
第6版()
专栏：战地
海上明珠
季涤尘不是海市蜃楼，不是美丽的梦想；在浩淼的蓝海上，耸立着别致的楼房。它有钢铸的筋骨，挑得起整座工厂；它有铁打的身子，顶得住狂风巨浪。它的主人无私无畏，巨手挖出海下宝藏；是石油工人的一片心血，化为“四化”需要的琼浆。呵，壮丽的海上油井，日夜沸腾的工厂！你象熠熠放光的明珠，大海将你托在掌上。
第6版()
专栏：
搏斗 陈复礼 摄影
第6版()
专栏：闻者足戒
“观察”
毛爵云
一个社员患急性阑尾炎，由公社医院转到县医院住院。女医生瞄了一眼病人那布满皱纹的黑脸和一双有泥的赤脚，指着过道上一个铺位，冷冷地说：“观察后再说。”小护士看着病人极度痛苦的样子，带着请教的口吻问医生：“准备手术不？”
“忙什么？！”女医生显然不高兴地回答。
第二天，女医生来上班，碰上小护士。
“哪个在呻唤？”
“那个阑尾病人。”
“哦。观察的结果怎么样？”
“更严重了，病人痛得浑身冒汗。”
“嗯，是要痛的。”
“昨晚县委张副书记来看过，问多久动手术？”
“张副书记？！”女医生一惊，问：“他是病人的什么人？”
“哥哥。”
“啊？！赶快把病人搬进三号病房，上午十点做手术。快！”
小护士望着惊慌的女医生，不解地问：“不观察了？”
“不是观察过了吗？！”女医生显然更不高兴地答道。
第6版()
专栏：
他在寻觅什么？
——看陈复礼影展
姜德明
香港摄影家陈复礼先生背着他心爱的像机，跑了世界很多地方。但是，他那镜箱的快门，总是向着祖国打开的。他在祖国的名山大川间寻觅着什么，用他的摄影语言倾泻了对祖国的深情。
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烘染了他的作品。且不说那些名山大川吧，即使是拍摄静物画似的一朵天山雪莲，或几片清雅的荷叶，莫不寄托着他情思一片。难道那花瓣上带着冰碴的傲寒的雪莲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莲，不正是他着意渲染的心意吗？
作者到过黄山、泰山、杭州、桂林，也到过峨眉山、井冈山、大庆、新疆和云南的边寨。《甘流》，两个维族姑娘蹲在白杨深巷的清溪河边，那情景多么令人神往。《村寨》，作者多么聪明地选取了西双版纳边寨小村的山乡风情！没有对祖国山河的热爱，没有对家国的眷恋之情，怎么能拍出这样扣人心弦的作品？
无疑的，作者是擅长拍风景的，但是也有象《渡头》那样表现漓江独特风光的画面。作者跑上一个高山，用俯视镜头拍下这样动人的场景：秀丽的漓江边，两叶扁舟，以及在烈日下辛勤劳动的运沙人。这是富有生命力的漓江，是活的漓江，更带诗意的漓江。至于《搏斗》，让我们看到了香港也有风暴，更有战胜惊涛骇浪的人们，引起我们的遐想。
作者还在河南郑州拍了几幅引人入胜的风景。人们也许多次到过那里，可是有谁如此抒情地介绍过富有江南情趣的《百花泉》？有谁留心过如此让人动情的郑州双塔夜景？当时在影展上我就无法掩饰那种意外和新鲜的感受。听说，作者为了拍双塔夜景，宁可放弃一次饮宴，独个跑上一家百货公司的高楼，从黄昏便在屋顶平台上开始构思和着意经营。他在寻觅理想的画面，一种意境，一种思想。这种忠于艺术和精神专一的执着劲儿，难道可以单纯地以迷恋摄影来解释吗？
陈复礼的摄影艺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不断追求中国传统绘画对摄影艺术的影响。他的一些创作，远远望去就象一幅幅山水画。稍懂摄影常识的人可以知道，在这种探索中，作者要付出多么艰苦的劳动。即使是在异国拍摄的作品，如他在泰国拍的《喜雨》、《夕照》；在柬埔寨拍的《素描》、《血汗》；在日本拍的《归途》、《冬夜》等，也显示了作者在表现形式上一贯乐于采用的中国风格。自然这会给观众带来丰富的艺术享受和亲切之感。
现在，陈复礼先生背起他心爱的镜箱，又将远行了。他正去寻觅新的摄影语言，构思新的画面，他一向所熟悉的和陌生的山水草木和劳动的人们，正在向他遥遥招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