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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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夏粮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夏粮征购任务超额完成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全国亿万农民正满怀丰收喜悦心情向国家交售夏粮。到七月十五日,已交售夏粮一百九十三亿三千多万斤,超过征购任务百分之六点一。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分别超额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今年全国夏粮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七八年。
国务院决定从今年夏粮上市开始,粮食统购价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再加价百分之五十。农民们本着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原则,积极多卖余粮、好粮,支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许多地方的粮食部门对职工进行了政策、业务和技术培训,合理摆布入库网点,改进征购粮接收办法,努力做到优质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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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中卫县委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
调整农业内部关系促进农林牧业发展
据新华社银川七月二十日电 新华社记者顾建鹏、梁振亮报道: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委在领导农业生产过程中,力求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断调整农业内部构成的比例关系,促进了农、林、牧业全面发展。去年,全县粮食总产量、“四旁”植树数量都创造新纪录,羊只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今年,各项生产又有了新的发展,灌区十万多亩春小麦喜获丰收,春季造林面积达六千七百多亩,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七,羊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九。
中卫县北临我国著名的腾格里大沙漠,南接黄土高原,黄河由西向东横穿而过。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是沙漠和干旱山区,灌区基本农田按全县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一亩。根据这种人多地少、风沙危害严重、干旱山区面积大的特点,多年来,县委比较重视农、林、牧业全面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总结了以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林业和牧业之间的生态联系和经济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必须不断地合理地调整农、林、牧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收到全面发展的实效,加快整个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认识提高后,中卫县委做了如下调整:
一、因地制宜,调整不同地区的生产方针。今年,县委在全县性土壤普查工作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调整和重新明确了各地区的生产方针。对新垦灌区,县委明确要实行农、林、牧结合的方针,实行林、粮、草间作,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宜林的地方尽快植树造林,宜农的地方实行粮草轮作,逐步扩大粮食作物面积。
二、正确处理长远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县委认为,从长远利益出发,在一段时期内,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是也要从实际出发,如果不顾社员的生产,长期搞下去,就会影响当前生产和社员收益分配,引起社队分配和积累的比例失调,使群众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挫伤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三、调整机构,充实力量,落实新的生产技术措施。过去,这个县的农、林、牧由一个农林局统管,往往顾了抓粮食,丢了林业、牧业。今年年初,县委专门成立了林业局、畜牧局,调配得力领导和干部,增加业务技术人员,使林业、牧业常年有人抓,对发展林业、牧业中的问题,能够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调查研究。畜牧局成立后,立即恢复了停办十几年的草原工作站,着手抓草原的管理、保护和建设工作。林业局抓了重点公社的苗圃等工作,还成立了林业研究所。同时,县委增加了对林业、牧业的投资,仅今年上半年,用于造林、育苗的资金就达十一万元,比去年全年的费用增加了四倍多。
有了正确的方针和相应的措施,还必须有政策的保证。今年以来,中卫县普遍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和超产奖励的办法,坚决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大大提高了劳动工效,在林业上再次重申了“国造国有,社造社有,队造队有,社员在房前屋后种树归社员个人所有”的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大家植树的积极性。现在,全县每户社员植树平均都在七、八十株,最多的户达二百多株。畜牧业是全县的薄弱环节,县委最近进一步完善了“羊只经营管理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对集体牧业中饲养好,管理好,产羔多的社员进行奖励,同时鼓励社员户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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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员拍手叫好的政策不能变
抚州地区一些党委注意做细致思想工作,采取扎实措施稳定政策
我们在江西省抚州地区采访,临川县东馆公社的干部向我们介绍了一场社员抢售生猪的风波。五月初,这个公社食品站收购的生猪,突然由过去每天一二十头增加到一百多头,一些小个儿的不该卖的也送来卖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查,原来是有人散布谣言,说生猪提价是临时的,一个月后就要变回来。这场风波虽然经过宣传解释很快就平息了,但是它给了人们一个重要启示:防“变”,是当前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当前农村的情况是,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社员一是拍手叫好,二是怕长不了。怕“变”,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现实生活中确也有叫群众不放心的地方。不久前,临川县有个公社干部看到一户社员家里养了几十只鸭子,生怕出了“资本主义”,便提出要加以限制。南丰县有一名腿有病不能下田劳动的女社员,在家里养兔子,剪毛卖给土产公司,一年收入几百元,有的干部便认为不合法,要把钱收归集体。象这样的事情虽然不多,而且一般也纠正了。但农民对过去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记忆犹新,再看看眼前的某些动向,怎能不担心政策要“变”呢?
现在,有些县、社党委已经认识到稳定政策、取信于民的重要性,他们很注意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
南城县上唐公社东湖大队按照党的政策作出规定,社员超产奖励所得的油菜籽,可以榨油自食,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后来,有的干部认为这样做是搞“产品自由销售”,违背了“社会主义方向”,便擅自取消了原来的规定,把油菜籽收归队有。这一改不打紧,社员担心其他政策也会变。有的常年作业组为了防备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秋后变卦,偷偷多记工分。公社党委书记发现这件事后,来到这个大队,向群众宣布原来的规定完全有效,同时在有一千多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上,引导大家联系这件事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教育干部执行党的政策要坚定不移,这下群众才定了心。
为了提高干部执行党的政策的自觉性,许多地方的党委坚持搞好形势教育,有的县还采取办党校、轮训班等办法,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发展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把干部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来。这些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很值得推广。
新华社通讯员 李家怡
新华社记者 李沁源 黄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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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
学懂法律 依法办事
江华院长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肃清极左路线流毒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日电 “只有学习法律,懂得法律,才能更好地执行法律”,这是参加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这次会议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七月十三日会议开始的时候讲了话。他指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七个重要法律,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法律的制订和公布,对司法工作是一次极大的推动,它要求司法工作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而要依法办事,就必须学法,懂法。如果不学、不懂而去执法,那就必然要违法。江华同志强调说,要学法、懂法、执法,必须端正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制订和公布的法律,使到会同志欢欣鼓舞。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学习和讨论法律的时候,情绪热烈,发言踊跃。有的同志说,我干法院工作快三十年了,现在看到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刑法和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实在令人高兴,我们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了,对进一步搞好司法工作有信心,有劲头。有的同志说,新法律是我们三十年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成果。根据华国锋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我们今后进行阶级斗争,对敌人实行专政,惩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都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再不需要也再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了。党和人民对我们司法工作要求更高、更严了。我们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有的同志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学习法律,我们司法战线的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好,而且要组织全体司法干部都来学好。
到会同志抱着甘当小学生的态度,逐条、逐句认真学习、讨论新法律。会议还邀请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同志作了两次关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学习辅导报告,到会同志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都认真听讲,许多人还作了笔记。
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学习讨论中谈到,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的破坏和影响,法制中许多正确的东西横遭批判。例如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等等。司法战线上的许多同志因为忠实于法律,依法办事,被戴上各种帽子,遭到打击迫害。结果,有些同志就认为,法律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形式,在工作中只能依人不依法。大家说,现在,党中央拨乱反正,要求我们人民法院绝对地忠实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独立地进行审判工作。我们就要努力学习,提高认识,增强党性,精通业务,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大公无私、刚正不阿、大无畏的司法战士。
到会同志在学习中还就如何加强党委对司法工作的领导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我们的法律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制订的。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忠实于法律,就是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加强党委领导,主要是党委要监督法院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给法院选配懂得政策和法律、有工作能力、大公无私、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从组织上加强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的执行,支持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到会同志迫切希望各级党委能领导和保证他们依法办事,他们说:这是搞好司法工作的一个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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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在革命 激流勇进
——记淮北煤炭基地会战指挥部机关职工子弟学校教师、曹荻秋同志的女儿曹晓兰的事迹
编者按:曹晓兰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是高干子女。她一直保持着革命家风,奋发向上,激流勇进,艰难险阻无所惧,压力再大压不垮。她象一颗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种子,不管撒到那里,都能够扎根发芽,开花结实。她不愧是革命干部的好后代,干部子女的好榜样。
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现阶段的最高利益,是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不可动摇的意志,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始终不渝地为实现、发展和保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象曹晓兰同志那样,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奋发有为,矢志革命,献身四化。
有一位有志气的女青年,在革命的征途上不畏艰难险阻,不管风吹浪打,一直在昂首奋进。她决心用革命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在学校里,老师们夸赞:她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在连队里,战士们夸赞:她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女战士;
在农村里,社员们夸赞:她是俺庄户人家的好闺女;
在工厂里,工人们夸赞:她是责任心最强的好工人;
在机关里,同志们夸赞:她是一位一心扑在工作上,不知疲倦的好干部。
她是谁?她就是原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同志的女儿、淮北煤炭基地会战指挥部机关职工子弟学校教师曹晓兰同志。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恨而死的曹荻秋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沉冤。党对曹荻秋同志的家属子女极为关怀。当曹晓兰一家护送曹荻秋同志的骨灰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时,中央和上海市委一些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曹晓兰等同志,表示慰问,并关切地问他们有什么要求。曹晓兰什么要求也没提。曹荻秋同志的一位在北京工作的老战友也亲切地对曹晓兰和她爱人张国华说:“你们原来都在部队工作,是受株连被迫离开部队的,如果你们愿意回部队,是合理的……”曹晓兰回答说:“我们在安徽淮北地区工作很好,不再给组织上增加麻烦了。”当曹晓兰回到机关时,许多同志原先以为:这么多年来,她受到株连,历尽辛酸,这次一定要回上海全家团聚了。有些同志找到了曹晓兰同志,表示了依依不舍的情谊。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她依然站在职工子弟学校的讲坛上。有人奇怪地问她:“为啥不回上海工作?”她含笑反问道:“我为什么非要回上海工作?要是大家都到条件好的地方去,那么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谁来干?”
是啊,曹晓兰胸怀革命,志在四方。
她常说:“一个干部子女,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照顾的权利,只有继承父辈革命事业的义务。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就是对父母的背叛。”
“革命的道路靠自己去走,一个人的历史靠自己来写。”
那么,就请看曹晓兰是怎样坚持走革命的道路,写自己的历史吧!
她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自幼就受到革命家风的熏陶。曹荻秋同志经常教育子女说:“你们不要因为自己是老干部的子女而有优越感。不能靠父母。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去干革命。”尤其可贵的是,曹荻秋同志身体力行,处处作子女的表率。他生活俭朴,经常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和全家人一起吃同样的饭菜。尽管工作那样繁忙,他还坚持每星期下乡下厂劳动一次。曹荻秋同志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晓兰在小学时,曹荻秋就让她住校,过集体生活,到小学四年级,就让她自己洗衣服,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直到上了中学,每月才给四元零用钱。
在曹荻秋同志的言传身教下,晓兰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埋下了艰苦奋斗的种子。上中学时,每逢参加劳动,她抢着干脏活、重活,带头挑粪、喂猪,学校离家有十多里远,她每逢星期天回家,坚持步行。她把节省下来的零用钱,用来接济家庭生活困难的同学。在学校里,看她的朴素衣着,看她劳动时的泼辣劲儿,谁也不会相信她是市长的女儿。在小学和中学时代,她年年被评为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刚到年龄就入了团。一九六二年,晓兰高中毕业了,她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出的“大办农业”的号召,在报考的志愿栏里全部填上了农业院校。后来,学校党支部决定选拔她报考军事院校,她又坚决地服从组织决定,报考了设在华北一个城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当时有人提出让她留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她回答说:“我不愿享受这样的特殊照顾”。就这样,她毅然离开上海,来到风沙弥漫的塞外。
在大学里,晓兰的上进心更强了。在学习上,她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由俄语改学英语的困难,在生活上保持和发扬了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当时,有些南方来的学生吃惯了大米饭,乍一吃高粱、莜麦面,觉得难以入口,纷纷写信要家里寄好吃的东西。可晓兰呢,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向家里要来的唯一的东西,却是一些缝补衣服的碎布。她上小学时穿的一条绒裤,已是补丁摞补丁了,依然穿在身上。学校里发军衣,同学们都按期交旧领新,可她多次把节省下来的新军衣交了上去。学校里发的津贴费,她从不乱花一文。
有一次,一位同学接到家里来信,说生活困难,急需用钱。晓兰立即不声不响地给那位同学家里寄去四十元。由于她处处以雷锋同志为榜样,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被评为全院学习雷锋的标兵。一九六三年,刚满二十岁的曹晓兰,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对自己更是高标准、严要求。在“四清”时,她来到塞外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那里土质瘦薄,加上连年干旱,社员缺乏口粮。在青黄不接时,她同社员一起吃杨树叶,还热情地为五保户挑水、洗衣、拆被,并把节省下来的津贴费救济困难户,当地贫下中农把她看作贴心的亲闺女。
然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人们所生活的社会,有时也会象自然界一样,风云突变,使人猝然难防。一九六六年,正当曹晓兰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全国,她被卷进了激流的漩涡。她父亲先是被当作“走资派”批斗,接着江青又信口雌黄,诬陷曹荻秋同志是“叛徒”。无辜的株连,疯狂的迫害,也很快落到了晓兰身上,什么“修正主义的苗子”、“黑五类”、“叛徒的女儿”等帽子铺天盖地飞来;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之类狂热鼓吹反动血统论的大标语贴满了校园。辱骂的大字报贴到了她的座位上,有人还贴出大字报要开除她的党籍,连她的衣服和被子也被甩到楼下,不准她住在宿舍里……。打击来得那样凶猛突然,她感到万分愕然,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一肚子话,可是向谁诉说呢?党组织冲垮了,父母隔离了,有些同学被迫表示同她划清了界线。她含着眼泪捡起被扔掉的行李,住进一间落满灰尘的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她常常独自跑到空旷的野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沉思。
无情的打击,沉重的压力,不仅没有使晓兰消沉下去,反而使她逐渐地恢复了理智的思考:“为什么我们党的那些功绩卓著的老帅宿将和各级领导干部,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军阀’、‘土匪’、‘叛徒’、‘走资派’?真理究竟在谁手里?正义到底在那一边?父亲赤胆忠心干革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谣言重复一千遍,我也不会相信。退一万步说,即使父亲有问题,难道就不准他的子女革命了吗?”她冷静地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难道我响应党的号召,勤奋学习错了吗?学雷锋助人为乐错了吗?我不愿享受优越的生活条件,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也错了吗?不!这一切都没有错。既然过去走过的路没有错,我就要坚持走下去!”
一九六八年,推迟了两年的毕业分配开始了,同学们纷纷奔赴工作岗位,而她却被视作“叛徒的女儿”,进了“学习班”,暂缓分配。尽管那样,晓兰还是给分配小组写了报告,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她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直到这年年底,她才被分配到西藏去。为了早日进藏,在西宁,她不愿等候那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坐上的长途客车,就搭乘部队的运输卡车出发了。经过整整十四天的旅途颠簸,终于到达拉萨。她被分配到一个炮兵连队当战士。在连队里,她同男战士一样,苦练杀敌本领。有一次,部队练习爬山,她奋勇当先。严重的高山反应症,使她气喘、心跳,但她坚韧不拔,终于一步一步地爬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山巅,受到连队领导和战友们的赞扬。
高原上的空气是稀薄的。但当时的政治空气更令人感到窒息。半年以后,正当晓兰在连队刻苦锻炼时,一个新的打击又降临到她头上:立即退伍回家!当时,她的父母都被严密隔离审查,早已无家可归了。她要求留在西藏建设边疆,得到的回答是:不行。那么要求回她四川的老家,行不行?也不行!怎么办呢?她只好跑到四川雅安,去找在部队里担任机要参谋的未婚夫张国华商量。他是她的同班同学,一个朴实的农民的儿子,在她受迫害最厉害的日子里,只有他曾为她愤愤鸣不平,经常前来劝慰她,在患难之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此刻,不找他商量又找谁呢?一路上,晓兰思潮如涌,悲愤交集:“偌大的祖国,难道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吗?”
那知道,到达雅安,迎头又是一个沉重打击:不准她进未婚夫所在机关的大门。这里的领导人对她的未婚夫说:“摆在你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是同曹晓兰一刀两断;二是如果不同曹晓兰一刀两断,就立即退伍回家。”张国华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党的重在表现的政策不能兑现?为了表示对当时那种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愤怒抗议,张国华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同晓兰一起回老家当社员。晓兰激动地说:“到农村我心甘情愿,当社员同样能为革命作贡献。有人不准我革命,我偏要革命!只是连累了你,我心里不安……”于是这对青年人回到淮北临泉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当了社员。
人们常说曹晓兰是“三大”:大干部的女儿,大城市的姑娘,大学毕业生。可是,她一到农村,抱起磨棍就推磨,拎起水桶就挑水,钻进锅屋里就烧火做饭,喜得公婆合不拢嘴,左邻右舍都夸赞张家娶了个好媳妇。
一九七○年春,国家统一安排复员军人参加工业建设。曹晓兰依依告别了乡亲,同爱人一起来到淮北煤炭基地会战指挥部,投入开发淮北煤田的新战斗。九年来,晓兰的工作岗位多次变动,当过工人,做过教师,也在机关里工作过。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她常说:“党需要我在那里,那里就是我的岗位,我就要在那里好好工作。”头两年,她在一个工程处的机修厂里当车工,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厂里生产瘫痪。晓兰依然每天按时上下班。工人们都说:“只要听到机器响,就知道曹晓兰在干活。”一九七二年,她被调到这个工程处的子弟学校当教师,又一心扑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被选为学校党支部副书记。后来,由于她遇事敢于坚持原则,触犯了个别权势人物,以“改选”为名,撤掉了她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然而,晓兰却坚定地说:“你们可以撤掉我的职务,但撤不了我干革命的决心!”打那以后,她更加勤奋地工作,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教育学生上。业余时间,她忙于备课、家访、探病人……。大伙都夸她是闲不住的人!
一九七七年六月,曹晓兰被调到指挥部机关,负责筹建职工子弟学校。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可是,她二话没说,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经过她和同志们的辛勤努力,很快就把学校筹办好了。她既忙于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教课,还兼任了机关英语夜校的教师。有一次,她不幸被汽车撞伤,住进了医院。伤还未痊愈,她又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了。今年三月底,她到淮北市去开会,散会那天傍晚,大雨如注,为了第二天按时到校上课,她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冒雨跑到四里之外的火车站赶乘最后一班车。当她晚上赶到家里时,爱人看她淋成了水人,嘴唇冻得发紫,既感动,又心疼。
曹晓兰对工作高度负责,在生活上却十分艰苦朴素。有一次,领导上看到她住房较挤,要她搬进三间一套的房子里去,她婉言谢绝了。去年十一月,学校里新调进一位女教师,这个女教师听说学校的负责人是曹荻秋同志的女儿,又是上海人,她想,“我过去遇到过一些高干子女,她们讲究穿戴,目中无人。这人大概也一定穿着笔挺的衣服,留着新式发型……。”那天,这位女教师到办公大楼办完手续,正准备下楼到学校报到时,迎面碰到一位身穿褪了色的旧军衣的年轻女同志,满面笑容,走上前来,亲切地拉着她的手说:“你是王老师吧?欢迎你!”那股亲热劲儿,就象久别重逢的亲姊妹。当这位女教师知道她就是曹晓兰时,一股敬慕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曹晓兰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贡献。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需要多少象曹晓兰这样的年轻人去描绘啊!我们深信,在新的长征途中,曹晓兰一定会不断地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上感人的新篇章,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有千千万万个青年象曹晓兰那样,在实现四化的征途上,和曹晓兰并肩前进!
《安徽日报》通讯员 徐文东
安徽广播电台记者 邹传清
《安徽日报》记者 吴伟 陆锡鹏
(原载七月十五日《安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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