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重印前言
丁玲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青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是一件好事。
作者是属于人民的，社会的，它应该在广大的读者中经受风雨。《桑乾河上》出版以后的十年中，是比较平稳的十年，我听到的反响不算多。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人，大都经历过土地改革的风暴，对《桑乾河上》的生活容易产生共鸣，容易接受。新解放区更广大的读者，对土地改革、农村阶级斗争又是极为向往、急于了解的，因此尽管我也听到过对这本书有这种那种的善意建议、不理解、甚至不满或冷淡，但大都还是顺耳的反映。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社会情况不一样了，读者的变化也很大，《桑乾河上》必定还要经受新的、更大的考验。我欢迎这种考验，这对一个作家是有益的，对一代文风也是有益的。所以我对《桑乾河上》的重版是高兴的。
文艺为工农兵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提出的。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许多文艺工作者刻苦努力，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给人民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成长了一大批为人民熟悉热爱的作家。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向，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继续深入生活，热爱人民，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一时代的文艺作品，繁荣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园地。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时我对农民革命、对农村阶级斗争、对农村生活、对农民心灵的体会都是很不够的。这本书只是我的起点，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也从来没有以此自傲过。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我是多么欢喜啊！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涿鹿一带进行土改。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逼人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害，我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们。到了阜平的红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
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象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乾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报给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桑乾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绝版以来，我心里还常怀着一种对许多友人的歉意，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对他们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板本德三先生、金学铁先生等。他们热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乾河上》译成外文。他们自然也曾为这本书的绝版而感到遗憾吧。现在，好了，好了。我虽没有什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们，但这本书复活了，他们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也可以解冻了。我遥祝他们健康。
这本书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我应该完全感谢我们的党。我以我们正确、英明、伟大的党而自豪。世界上有过这样敢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的党吗？现在我们的祖国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难，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着九亿人民的幸福，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吧！
一九七九年五一节于北京
第6版()
专栏：
让我再好好想想
梁秉堃
吕德俊，一个刚刚年满二十岁的共青团员，北京整流器厂设备科机修组的青年钳工。他有一张清秀的脸庞：高高的颧骨，一双浓眉，两只炯炯有神的丹凤眼，嘴唇上边还长着充满了稚气的毛茸茸胡须。这是个全车间、甚至全厂闻名的“大老蔫”。平时浓眉紧锁，想得很多，可表露出来的极少。他文静得象个大姑娘，就是遇到了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也是未曾开口脸先红，而且说不上几句就准得卡了壳儿。
一月九日的早晨，小吕正和师傅们一起吃早点，突然，广播喇叭里响起了哀乐，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有的师傅惊愕悲痛得饭碗掉在地上打碎了。小吕手里端着粥，可再也吃不下一口。整个班组、整个车间、整个工厂是一片揪人心肺的哭泣声。就在这一天，小吕的眼前一次又一次浮现着苏联优秀影片《宣誓》的镜头：列宁逝世了，在遗体旁，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冒严寒、顶风雪，举起一只只强健的臂膀，宣誓继承先烈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鲜艳红旗扛到底。小吕回到家里以后，饭不吃、水不喝，伏在桌前，面对周总理的遗像，呆呆地冥思苦想：“周总理的身上维系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如今总理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正是这个严肃重大的问题，使得小伙子废寝忘食。本来就不胖的脸更加瘦削了。
一天深夜，万籁俱寂。在那张经过久久思虑的脸上，紧锁的眉心跳跃起来，凝神的双眼也闪动着异常的光彩——小吕终于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他坚定地走到桌前，铺开纸，握起笔，激动地写下一份入党申请书：“……我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自愿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要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清明节到了。人们沉思着、哭泣着，如同海潮一般涌向天安门广场。这当中也有吕德俊。
小吕下了班没有来得及扎白花、做花圈，就从百货店里精选了一条洁白的绸手绢别在胸前，强忍住心头的激愤，匆匆来到广场。他没有朗读诗词，没有歌唱，也没有振臂高呼，而是深情地望着巍然屹立的英雄纪念碑，望着洁白肃穆的花山诗海。望了一遍又一遍，晶莹的泪珠儿悄悄地滚出眼眶，又从眼角向嘴角流去。工夫不大，那条棉大衣的衣领就已经被泪水打透。此刻，在他那波涛滚滚的心际中，仿佛所有的怀念、敬仰、忧虑和仇恨都凝结成泉水一样的泪水，无声地涌着，涌着。
泪，是熊熊的火焰，是铮铮的誓语。
无声的哭泣里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他用三个晚上写了一首歌颂人民力量的诗词和四封强烈抗议“四人帮”镇压群众的书信，把锋利的投枪向着一小撮恶鬼刺去。信的落款处，他光明磊落地写上了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
清明过后，越来越紧的风声，使小吕预感到自己很可能要被捕。于是，他从容而细心地整理了自己在车间的工具柜，从抽屉里取出日记本、书信和诗词底稿以及那份还没有来得及交出的入党申请书。
儿子的安危，做妈妈的怎么能不牵肠挂肚呢？一天夜晚，满脸皱纹的妈妈坐在灯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咱们家的孩子就数你大，家里的事儿都离不开你。你这么年轻，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家里怎么办？”小吕想了想，用最简单的语言回答：“革命先烈为了咱们能抛头颅洒热血，咱们就不能为了后代担点风险？”说着，回身把装在塑料口袋里的日记本和书信、诗词底稿交给妈妈：“您把这个口袋埋起来吧，到时候它会说话的。只要有党的领导，历史就能给天安门事件作出正确的结论！”听到这里，妈妈猛然抬起了头，用那双当炊事员的、粗糙的手用力地擦掉眼泪。
就在和妈妈谈话的次日清晨，小吕在家里写下一篇日记：“……我坚定地相信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决不是他们的。党一定会很快就战胜这一小撮玩弄历史的人！”当他来到工厂以后，已经明显地感觉到有人在盯梢。但是，他仍然毫不犹豫地找到自己信得过的老党员、老工人魏林师傅。小伙子红着脸，心怦怦地乱跳，用一双发烫的手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她。魏师傅接过申请书，眼睛里闪着疼爱和同情的目光，问小吕还有什么话要说。小吕摇摇头，拿起榔头一声不吭地干活去了。
第二天，一辆吉普车，五个公安人员，从厂子里把吕德俊抓走了。
粉碎了“四人帮”，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吕德俊被释放出狱了。
在雄伟的北京工人体育馆里，春风送暖，全市仪表系统召开万人大会，为天安门事件中受迫害的同志平反。当小吕听到大会主席宣布为他彻底平反、不留尾巴时，他顿时觉得心田滋润，暖意盈怀，鼻子一阵发酸，泪珠儿在红润的眼圈里不停地转动着。难道小吕仅仅是为自己得到了平反而高兴吗？不，不是的。他是在为自己的信念再一次得到现实生活的印证而兴奋。这坚定的信念就是——党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在看守所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小吕曾经做过一个梦：一天，他手牵骆驼只身艰难地走在茫茫的沙漠之中。又热，又累，又渴，又饿，再也走不动了。突然，在翻过一个大沙丘之后，一片绿洲展现在眼前。而且还有一湾青青的湖水，岸边栽着许多随风摇曳的柳树。抬头一看，啊——，东方升起了又红又圆的大太阳，它为大地披上了金装。小吕赶忙张开两臂，大口大口吸着新鲜的空气，并且象一匹脱缰的骏马奔到湖边，大口大口喝着那清灵灵的湖水……。醒来以后，小吕急不可待地把美梦告诉同监的战友、北京广播器材厂的魏传军同志。老魏欣喜地说：“这真是个好的预兆，看来咱们就要出狱了！”小吕红着脸笑着，激动地点着头。今天，虚幻的梦想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小吕怎不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呢？
不久，小吕作为“四五”英雄走进了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共青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就在那充满快乐、充满欢笑的日子里，老党员、老工人魏林师傅热情洋溢地找小吕谈过一次心。她兴奋地告诉小吕应当马上提出要求入党的问题，组织上已经有所考虑了。听了魏师傅的话，小吕没有表示赞同，更没有欢呼跳跃，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双大眼安静地闪着光。过了好久，他才蔫蔫地说出一句：“让我再好好想想”。
这天夜里，小吕回到家里，独自久久地坐在桌前，心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参加党的行列本来是他朝思暮想的宿愿。可是，今天当这喜讯突然来到面前的时候，这个经过严酷战斗洗礼的年轻人却冷静下来，潜心思考起党员的条件和自己的表现。他一边翻看着党章，一边入神地想着。想啊，想啊，一直到了东方泛起白色光芒的时候，他才最后下了决心。
来到厂子，吕德俊找到了魏师傅，停顿了好半天，才不紧不慢地说：“这回，我也就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做了一个青年人应当做的事。我觉着自己还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特别是在团结群众方面还做得差。我不能借着什么风入党，应当在四化的战斗中再考验一段时间。这对党、对我都有好处。”魏师傅惊讶地听完他的话，想再劝说几句，可是，一看到小吕那张紧闭着的嘴，就立刻感到他这个决定不是轻易地做出来的，也不会轻易地改变。于是，只好轻轻地点着头，表示出由衷的赞成和敬佩。而小吕却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随手拿起一把榔头又去干活了。
一份悲痛中的入党申请书、一篇灾难临头前的日记，一席胜利喜悦里的谈话，语言简单，朴素无华，然而却是那样强烈地使人感到清新、深沉、生气勃勃。面对这样的青年人，面对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难道不能使你真切地看到新的一代那闪闪发光的壮丽青春和伟大祖国那金灿灿的明天吗？
第6版()
专栏：
大队养鹅场
〔木刻〕
纪传英
第6版()
专栏：征文选登
等待
冰心
我拿起话筒，问，“×楼吗？请你找××来听电话——我是她母亲。”
听到最后的一句话，对方不再犹疑了。这位从未识面的同志，意味深长地带着笑声说：
“她走了。她留话说，她还是和往日那样，回家去吃晚饭，她还会给您带‘好菜’来呢！”
我问：“她是一个人去的吗？”
“不，她和她姐姐，还有她们的孩子，都去了，还带了照相机。”
我放下话筒，怔怔地站着，我不知道该怎么想。我不放心……我又放心，说到底，我放心！
昨天晚上，我们最好的朋友老赵来了，说：他的一个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的亲戚，得到上头的密令，叫他们准备几十根大木棍，随时听命出动……他问我的女儿：“你们还是天天去吧？”我的女儿们点了点头。他紧紧地握了握她们的手说，“你们小心点！”就匆匆地走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没有说话。我的小女儿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扶着我的肩膀说，“娘，您放心，他们不敢怎么样，就是敢怎么样，我们那么多的人，还怕吗？”她又笑着摇着我的手臂说：“我知道，您也不怕，您还旁听我们的报告呢。”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等到我说什么，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已经纷纷地拿起挎包和书包，说，“爷爷，姥姥，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还给您带些‘好菜’来！”
老伴走过来问：“她们又走了？”我点点头。他坐了下去，说：“我们就等着吧。”
我最怕等待的时光！这时光多么难熬呵！
我说：“咱们也出去走走。”老伴看着我，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我们信步走出了院门，穿过村子的小路，一直向南，到了高粱河边站住了。老伴说：“过河吧，到紫竹院公园坐坐去！”我挽起他的左臂，在狭仄的小桥上慢慢地走着。
我忽然地抬头看他，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微笑了，似乎都感觉到多少年来我们没有这样地挽臂徐行了！四十七年前，在黄昏的未名湖畔我们曾这样地散步过，但那时我们想的只是我们自己最近的将来，而今天，我们想的却是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的遥远的将来了！
进了公园，看不到几个游人！春冰已泮，而丛树枝头，除了几棵松柏之外，还看不到一丝绿意！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我们在水边站了一会，就在长椅上坐下了。谁也没有开口，但是我知道他也和我一样，一颗心已经飞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那里不但有我们的孩子，还有许许多多天下人的孩子，就是这些孩子，给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壮丽庄严的场面，唱出了一首首高亢入云的战歌……
这时忽然听到了沉重的铁锤敲在木头上的声音，我吃惊地抬头看时，原来是几个工人，正在水边修理着一排放着的翻过来的游船的底板。春天在望了，游船又将下水了，我安慰地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老伴站了起来说：“天晚了，我们从前门出去吧，也许可以看见她们回来。”我又挽起他的左臂，慢慢地走到公园门口。
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正如飞地从广阔的马路上走过，眼光缭乱之中，一个清脆的童音回头向着我们叫：“爷爷，姥姥，回家去吧，我们又给您带了‘好菜’来了！”
“万家墨面”之时，“动地歌吟”之后，必然是一声震天撼地的惊雷。这“好菜”我们等到了！
一九七九年七月
十二大雨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