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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述评
解决海港码头泊位不足的办法何在？
交通运输是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沿海港口码头泊位不足，压船、压货状况不断出现，已成为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对外贸易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矛盾。
我国沿海港口从一九七三年以来，在原有基础上新建和扩建了四十七个万吨级以上深水码头泊位，同时对一些港口的老码头进行了改造，使目前沿海港口的吞吐能力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在同一时期，外贸海运量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七，港口建设速度远远落后于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出现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每天到港口装卸货的外贸船舶有二百三十艘左右，但能靠码头进行装卸作业的却只有九十艘左右。去年，沿海一些主要港口共接待外贸船舶六千六百多艘，由于码头泊位不足，平均每条船要多等三天时间才能靠港作业，国家因此赔偿了大量外汇。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将给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
解决港口压船、压货状况的根本办法，是大搞港口基本建设，大量增加深水码头泊位。但从目前情况看，用于这方面的投资还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而且要有个建设过程，不能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那么，当前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在最近召开的交通部直属企业增产节约会议上，大家认真讨论了交通部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任务，认为当前要搞好港口疏运工作，除了加快港口建设速度外，还必须立足现有基础，充分发动群众挖潜、革新、改造，发挥现有港口码头泊位和人力、机械设备的潜力，加快到港船舶的装卸，加速港口物资的疏运。
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目前的码头泊位和机械设备条件一切照旧，要再挖潜力，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港口“水深不够泊位少，设备陈旧码头老”，再要增产，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种“潜力挖尽”、“生产到顶”的思想是不对头的。上海港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港，论条件，它在沿海主要港口中并不是最好的：港区岸线只有十二公里，泊位只有九十九个
（其中深水泊位五十个），装卸机械目前也没有添置多少。论任务，它却是最重的：平均每年有五千多艘次海轮载运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进出港口。但是，上海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创造了年吞吐量近八千万吨，以现有基础，打出了七十年代的先进水平。
上海港的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通过整顿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大破“潜力挖尽”、“生产到顶”的思想，大搞挖潜、革新、改造。为了解决码头泊位不足的矛盾，他们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千方百计增加船舶的开工舱口数。上海港目前已把外贸船舶的装卸作业开工舱口数从去年的每条船舶平均二点二八个增加到三个，这样平均装卸三条船就差不多等于增加一个码头泊位，大大加快了船舶周转。二是利用水上浮筒来代替码头泊位。上海港认真研究、分析了适合浮筒作业的货物种类情况，并参考国外一些港口利用水上浮筒发展装卸生产的经验，本着保证航道畅通、安全的原则，积极发展水上浮筒作业。这样，仅五月份，全港就等于增加了五个码头泊位。三是利用驳船到大吨位船舶停泊锚地，把大船一部分货物载运回来，使大船减轻载重量，及时进港，节省在港停泊时间。此外，他们还对现有机械设备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提高装卸效率。
上海港的实践证明，以上措施，确实是改变当前港口码头泊位不足，压船、压货严重的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措施，在我们沿海其他一些主要港口也是可行的。有关部门算了一笔账：今年第一季度，沿海九个大港口每天平均开工装卸作业线四百一十八条，平均每艘船舶只有二点五七个舱口在进行装卸作业。如果把每艘船的平均装卸作业舱口数增加到三个，就等于国家不花一分钱投资，即可增加二十三个深水码头泊位。如在青岛、黄埔等有条件的港口，都利用水上浮筒进行装卸作业，这样外贸船舶装卸作业艘数平均每天可达一百艘以上。
改变港口压船、压货状况，还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有关部门必须主动配合，通力协作。港口物资疏运工作中间环节很多，涉及到港口、船舶、铁路、公路、外贸、物资、商业等部门。光靠港口一家挖潜还是不够的。如果其中某一个环节卡了壳，就会打乱整个疏运计划。港存物资疏运不出去，库场饱和，就影响后到船舶卸货，必然形成压船、压货，甚至港口堵塞。因此，各个部门都要从国家全局的利益出发，把外贸进口物资的计划、派船、接卸、疏运等工作，看作一个整体，搞好协作，做到车、船、港、货、库等各项计划的衔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畅通无阻的统一计划。在这方面，大连地区铁路部门的作法很值得提倡。过去，由大连港进口转运到鞍钢的矿石，因铁路车皮供应不足，造成港口大量积压。自去年十一月份起，铁路部门固定了二百四十三节车皮，组成矿石专车，在大连港至鞍钢之间循环拉运，使每艘矿石船的在港停泊时间由十九点九天缩短到十点零三天，矿石周转效率提高一倍以上。仅缩短船期这一项，节约价值就达人民币一千八百多万元。如果其他地方的铁路部门都能象大连地区铁路部门那样，保证疏港所需的车皮，沿海主要港口的通过能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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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港务局积极挖潜扩大吞吐能力
上海港六装卸区煤炭码头卸煤不用铁锹
新华社武汉电 武汉港务管理局，不断扩大港口吞吐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运输任务。今年一月到六月，这个港累计完成的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吞吐量增长百分之四十一，港口总利润也增加了一倍半。
武汉港务管理局按原设计的港口吞吐能力只有七百万吨，去年经全局职工共同努力，达到了一千零二十万吨。今年，国家根据长江航运增长的情况，要求他们在去年的基础上，港口吞吐量再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九，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万吨。新的指标能不能达到？局党委多次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使大家看到了潜力、提高了信心。
分节驳是一种新型的驳船。它的航行速度和装载能力都比普通驳船要高得多，最近几年在长江航运中发展很快。过去，武汉港由于只有一个分节驳的停泊锚地，使一些分节驳到达港口以后，无法靠岸装卸。今年，他们把分节驳的停泊锚地从一个增加到了五个，使它们一到港就靠岸，减少了压船，也加快了分节驳的周转次数。其中仅来往于汉口和上海之间的分节驳就由过去每两月一次增加到每月二次，从而使港口吞吐量和货运量大大提高。
推广集装箱、成组装卸等新工艺，大力提高装卸效率。黄石运往武汉市的水泥，过去用人工装卸，效率很低，现在改用木托板实行组装卸，效率比过去提高近三倍。武汉市运往沙市的百杂货，改用集装箱运输后，装卸效率提高了十倍。
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港第六装卸区煤炭码头新建的一条卸煤自动化运输线——七泊位卸煤系列化工程，在七月一日建成投产。码头工人多年来盼望的卸煤不用铁锹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身穿整洁工作服的工人，坐在煤炭码头明亮的操纵室里按动电钮，高大的桥式吊机伸展着巨臂，把成吨的煤炭抓放到大型漏斗中，刹时间，乌黑晶亮的煤炭在长龙般的皮带机上呼呼地奔流，一直被送往煤场。皮带机两侧的喷水头，喷射出细雨般的水雾，消除着飞扬的煤尘。工人们通过工业电视监视着运输线上主要设备的工作情况。
这条卸煤自动化运输线全长一千多米，采用了皮带机程序控制、堆煤无线电遥控、工业电视监视、电子秤、模拟显示装置、喷雾除尘等先进技术设备，可以自动地把煤从船上卸下，直接运往煤场或装上火车、驳船。采用这条卸煤自动化运输线后，使原有码头的年吞吐量增加百分之五十，生产效率大约提高四倍，同时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消除煤尘对空气的污染，初步解决了多年来装卸煤炭计量不准的“煤糊涂”状况。（附图片）
上海港口机械制造厂为实现港口现代化，试制成功二百吨全旋转浮式起重机。
新华社记者 杨溥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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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亿万农民实践的检验
——评全国夏季丰收
今年夏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夏收。全国五亿多亩夏熟作物取得了出乎意料之外的丰收。
说出乎意料之外，是因为正当油菜开花、小麦拔节的关键时节，遇到了多年来罕见的“倒春寒”，部分地区还遭受了干旱、大风和冰雹等灾害。当时，许多人都为今年的夏季收成担忧，认为十有八九是要减产了。
然而，从南方各省开镰收割以来，丰收捷报频传：油菜籽的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增产一成以上。小麦等夏粮作物的总产量也超过大丰收的去年。其中，四川、湖北、安徽、江苏、浙江、陕西、山西等省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今年不同寻常的夏季丰收，是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党在农村政策的一次检验。短短的几个月里，中央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两个文件已经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突出表现在它一扫林彪、“四人帮”用专政手段搞农业的那些倒行逆施，使农民重新作了土地的主人。
陕西省旬邑县的农民深有感受地说：“林彪、‘四人帮’当道时，俺们就象个泥娃娃，人家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经常受‘训’挨骂，甚至被捆绑吊打，谁还有心思搞生产！现在，党中央处处为俺们撑腰，又是平反冤、假、错案，又是给生产队自主权，那个心头不是甜滋滋，把劲头鼓得圆圆的。”今年的小麦，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在没有挨批挨斗的情况下种的，大家心情舒畅，把劲儿都使在生产上，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全县小麦总产量比去年猛增了三成。和旬邑县同在一个地区的周至县，过去连小麦品种的选用也都由县上硬性规定，不管各个社队气候、土质的差别，也不问是山、是川、是坡、是塬，一律要按十分之六的“阿勃”、十分之三的“官村一号”、十分之一的其它品种的比例种植，这“一刀切”，切掉了多少农民的积极性，切掉了多少粮食！今年，县委改变了作法，品种选择和其它增产措施都由各生产队民主讨论决定。全县夏粮获得了三十年来没有过的大丰收。
认真分析一下今年全国各地夏季丰收的情况，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哪里“平均主义”破得彻底，哪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生产责任制比较健全，哪里就有较大幅度的增产。
安徽省嘉山县是全省按照三中全会两个文件精神推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生产责任制较早的一个县，也是全省今年夏熟作物增产幅度较大的一个县。在嘉山县，实行这项责任制较早的，是横山公社和司港公社。这两个生产长期落后、穷得出名的公社，而今却成了全县夏粮增产幅度拔尖的单位。社员们最近在总结夏季生产时说：这真是一个治穷的妙法，妙就妙在多劳可以多得，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紧紧拴到了一起。过去吃“大锅饭”，干饭吃成了稀饭，稀饭变成了清汤汤，现在这么一搞，又要吃干饭了。
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的生产责任制，明明是一项有利于加快发展集体生产，深受群众欢迎的好政策，为什么今年“倒春寒”的时候，并且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人斥之为“右倾倒退”呢？四川省乐山地区的干部们说，原因就在这些人中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很深，他们不看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实际效果，抽象地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因此，在他们的眼里，严重破坏生产力的“穷过渡”、“割尾巴”等，都是坚持社会主义，而真正总结了我国合作化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三中全会的正确政策，反而成了“复辟资本主义”。今年春天，这个地区在推行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制度时，就有人大惊小怪地喊叫：人民公社要解体，社员要分田单干了。乐山地委马上派人到各县社调查，发现全区实行联系产量计酬的生产队中，把作业组变为一级核算单位的，不到百分之一，包产到户的也不上百户，而且全在地广人稀、彝汉杂居的深山区。情况弄清之后，地委更加坚定地推行这项制度，对促进集体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全地区夏粮和油菜籽都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增产了一成。
象今年这样的夏季丰收，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广大农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欢欣鼓舞。这是因为丰收之后，国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政策又兑现了，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他们把这说成是“双喜临门”。四川省温江地区许多生产队夏收预分户户增收，兑现那天，人们喜气洋洋，如过节日。
温江县三圣公社十三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王开贵一家五口人，论劳力是中等，一季共做了三千多个工分，夏收预分中，分得食油四十斤、粮食八百多斤、现金一百二十三元，加上卖两头肥猪的收入，接近三百元。而在“四人帮”横行最为猖狂的一九七六年夏季，他家做的工分和今年差不多，分得的粮食比现在少了四分之一，现金少了六分之五，食油少了一半还多。他的七十四岁的老父亲王二爸看到他家一下子从集体分来这么多东西，再想想过去夏收预分一过就不得不四处借粮、借钱的日子，激动得眼睛里闪着泪花说：“林彪、
‘四人帮’这些坏蛋，整天也喊社会主义好，他那个社会主义好在哪里？现在，我才真正看到，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要来了。要是政策不乱变，照这样好好干它几年，农村就会大变！”
这位老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他说出了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开始出现的新局面，说出了亿万农民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林彪、“四人帮”的那个假社会主义、“穷社会主义”，已经被他们识破和唾弃；科学的社会主义，又在他们的心里激起了向往的热情！
他同时也说出了亿万农民的一个热切希望：千万不要再重复过去那种“困难来了定政策，生活好了变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的做法了！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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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多劳不能多得？
——集体所有制企业调查之一
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不能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工资、福利、劳保待遇都要低于全民企业，是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北京市北新桥服装一厂党支部书记刘英杰同志，一九五八年以来，一直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工作和劳动，她深有感触地说：街道企事业一般都是家庭妇女和社会上的闲散劳力白手起家干起来的。开始时实行评工记分，按劳取酬。当时收入很低，有时几个月无“红”可“分”，无人过问；后来，我们把生产搞上去了，收入增加了，有了利润了，有关部门就出面干涉了，并且硬性规定了一条分配原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收入必须低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三十五元。十几年来，这条原则就象“紧箍咒”一样，套在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身上。目前，不仅工资、福利、劳保待遇比全民企业的职工要低，就连口粮标准，同样的工种也比全民的低。多劳不能多得，有时甚至还要少得。北京市宣武铸造厂，是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最近北京市进行专业化调整，该厂二百名工人调到全民所有制的北京机修厂，两种所有制的工人，在同样的车间干同样的活，同是二级工，集体所有制工人每月拿工资三十五元五角，全民所有制工人每月拿工资四十一元五角。宣武链条厂，也是个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共有二百名工人，平均月工资三十八元，但在该厂二百名工人中，有二十几人是从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转来的，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则是五十余元。象这样“全民中有集体”，“集体中有全民”的情形是很多的，都是同样的级别，在同样的条件下，干同样的工种，却拿不同的报酬。工人群众对这种不合理的差别很有意见。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集体企业要低于全民企业的框框，使得集体企业之间也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北新桥服装一厂和服装三厂，都是街道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都为零售门市部加工服装。这两个厂的规模设备完全一样，但长期以来经营效果却很不同。以去年为例，一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两千四百四十元，人均利润七百九十元；而三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一千七百四十元，人均利润只有三百元。今年一至五月份，一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一千零六十五元，人均利润三百三十六元；三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五百八十元，人均利润只有一百四十四元。据有关同志介绍，这两个厂的经营成果，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一厂所创造的财富差不多等于两个三厂。然而，这两个经营成果迥然不同的服装加工厂，工人们长期以来所得的劳动报酬却是完全相同的。
多劳不能多得，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受到了严重影响。北新桥服装一厂的老工人介绍，集体所有制实行自负盈亏、多劳多得，本来是很优越的经济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工人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但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实行这种做法，工人的积极性和高效率都不能不受到影响。北新桥服装一厂老工人何振发对记者说：为什么请假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有些人劳动起来松松垮垮？为什么技术革新没人愿意搞，新产品没人愿意试制呢？归根到底，是因为拿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要想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非花大气力治这种“病”不可。青年女工、先进工作者俞利洁说：医治这个病症的有效药方是：对企业来说必须认真执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原则；对职工来说，必须认真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北新桥服装一厂的同志说：“我们的厂子是我们自力更生干起来的，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我们的劳动所得为什么不能自己支配？而非要搞平均主义的分配呢？”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的企业管理干部，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也十分感慨。他们说：做为管理部门和管理干部，我们是愿意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的，但是来自上面的很多条条、框框卡着我们，束缚着我们的手脚。
我国宪法早已明确规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都是社会主义经济。今后，应切实做到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视同仁，在分配上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凡经营好、收入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要允许其职工的工资收入和福利超过同行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一定要打破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待遇一定低于全民所有制这个框框，允许经营好的企业和劳动好的职工收入多些，先富裕些。这才会给先进以鼓励，给后进以推动，劳动效率才会提高，企业面貌才会改变。
本报记者 吴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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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端砚展览》在京展出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端砚展览》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端砚是我国著名传统实用工艺品，驰名中外。早在初唐，广东肇庆（古端州）的劳动人民就开采砚石，称做端砚。由于端砚石质优美，磨墨无声，贮水不耗，发墨而不坏笔，故历代文人把端砚与湖笔、徽墨、宣纸并称“文房四宝”。
这次由广东省轻工业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中国端砚展览》，展出了部分古代端砚，以及三百多方端砚新作。这些新作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优秀传统，题材、立意、造形、构图、雕工又有新的发展。
端砚的价值主要用“石品”来衡量。石品名贵的砚石上有鱼脑冻、蕉叶白、猪肝色、金银线、石眼等不同花色。展品中的喜跃龙门砚、七星洞天砚、羚峡风光砚、神龟朝天砚等作品，都是选用上乘石品，因材施艺，刀法精湛，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在预展中获得中外观众的好评。
这次展出的三百多方端砚，砚式新颖，各有特色。画家李苦禅看过展览说：“我喜爱端砚，一辈子也才看了一百几十方，今天一下子看了这么多，真是大饱眼福啊。”
展览会还备有部分端砚，供观众选购。
展出预计到七月三十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