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让文艺工作者如坐春风
——五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
本报评论员
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奋斗的新形势下，更好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是当前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林彪、“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首先在文艺战线打开缺口。他们炮制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兴文字狱、大搞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造成了许多冤案、假案、错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文艺战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工作正在加速进行，成绩显著。现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实现四化而创作、演出和工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形势是很好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那个“顾问”猖狂推行的极左路线为害多年，它的流毒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很深，影响还不小，所以，文艺战线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有些障碍党的政策落实的错误思想还亟待进一步澄清。
“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过头了，知识分子又翘尾巴了。”这是有些看不惯党在目前所实行的政策的同志的一种说法。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把文艺工作者和其他知识分子诬蔑为“臭老九”，进行残酷的打击迫害。现在，文艺工作者获得了解放，尽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由于世界观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还需要不断学习、改造世界观，但他们终究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是国家的主人翁。他们扬眉吐气了，这有什么不好呢？根据党的政策，恢复这些同志被林彪、“四人帮”非法剥夺了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利，在生活上作适当安排，是完全应该的，不存在什么过头的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不够认真，不够得力，在政治上往往抓住一点，硬要给人留尾巴；在生活安排上不按政策办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诸多刁难，迟迟不予解决。个别地方和单位，甚至还有“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物继续掌握着一定权力。这种情况不改变，怎么能进一步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又怎么能迅速促进文艺的繁荣呢？当然，对于少数人提出的不符合党的政策和超越目前实际可能的不合理的要求，也不能迁就，但这必须做好工作，不能轻易给人家扣上“翘尾巴”的帽子，对应该予以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
“对知识分子要警惕，知识分子容易搞修正主义。”少数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同志疑虑重重地说。这种说法貌似“革命”，其实是极左思潮的产物。会不会“搞修正主义”，决定于人们的思想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不在他是不是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来，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索，提出一些与传统的说法不那么一致的观点，这不仅是应该允许的，而且是应该鼓励的。对于正确的意见，应该接受和采纳；对于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应该热情帮助，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弄清是非，提高认识，决不能动辄给人扣上“修正主义”或者别的什么大帽子。所谓“警惕知识分子”，究竟要警惕什么呢？如果人家一说思想解放，你就要“警惕”，就要责难，那么你对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是怎样理解和执行的呢？
“我们要组织自己的队伍。”还有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如果说，从党的利益出发，按照党的干部政策，组织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的，以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为骨干，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队伍，这种说法当然不错，尽管我们的文艺队伍，早在长时期的革命斗争中就已组织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为革命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但问题是，说这种话的同志的出发点，是对我们的文艺队伍有不切合实际的估计。也许所谓“文艺黑线”的阴影，还在他的头脑里徘徊。因此，他对自己身边许许多多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同志和在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总是信不过，要拉一些听自己话的人，重新组织队伍。这种不讲党的干部政策，不顾党的原则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十多年叫嚷并且实行的“重新组织队伍”的恶果，教训还不深刻吗？
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前进的障碍一定要清除。要充分发挥文艺队伍的战斗作用，就必须继续批透极左路线，认真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为什么还有一些人思想不解放，还有一些人“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呢？为什么过去不少文艺工作者来到北京，来到毛主席、周总理身边感到如坐春风，回到本地的某些“大人物”治下，就感到严寒威逼呢？就是因为过去在相当时期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动不动“五子登科”，怎不使人不寒而栗！“四人帮”被打倒了，春回大地，万木昭苏，我们完全有条件不折不扣地、认真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了。让广大的文艺工作者重新如坐春风吧！让他们心情舒畅，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让他们放开手脚，为四化献出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旺盛，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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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在还是放得不够”
阎纲
对于文艺创作，究竟采取“放”的方针，还是采取“收”的方针，这不仅是一个理论
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毛泽东同志生前多次提醒全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话、批评、竞赛、争论，以理服人，以优取胜。“收”，就是不许人家讲不同的意见、写不同的作品、发表一时难以分辨正误的意见，发表了就压就打，帽子棍子齐下。从理论上讲，很少有人怀疑
“放”的重要意义，但是，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长期以来却没有认真地实行过，致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到文化专制。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大力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很快就出现了文艺创作的活跃局面，诗歌、短篇小说、戏剧、报告文学、曲艺等艺术形式，都不同程度地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设置的禁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新的突破。这些作品或者通过揭露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表现了人民群众同这伙祸国殃民的妖孽英勇斗争的精神面貌；或者通过对各种人物的命运和遭遇的描写，提出了广大群众所关心的迫切问题；或者挣破“四人帮”的各种精神枷锁，塑造了革命领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或者大胆地闯入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限制文艺发展的各种禁区，涉猎了广泛的题材领域。文艺创作的新浪潮汹涌澎湃，新作者崭露头角，大批涌现。特别是理论战线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党的三中全会确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号召全党全国人民继续解放思想以来，文艺界的思想空前活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高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清除了现代迷信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在既忠于生活、又符合党性原则方面，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战线的突出成绩。
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实行艺术民主的亲切讲话，决心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为切实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努力。这半年多来出现的好的和较好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少，其题材的多样，风格的别致，蔚为大观。
文艺的盛况，来自“放”的方针。创作每经历一次跳跃，都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从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实践来看，这个结论是合乎文艺发展实际的。既然文艺应该象生活的天地那样广阔丰富，那么，文艺工作者何愁没有用武之地！把作者“放”在无边无际的生活中去，再让作者把无边无际的生活画面“放”进艺术的彩绘里，又何愁百花不能齐“放”！由此可见，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就必须始终不渝地采取“百花齐放”的方针，毫不动摇地鼓励“百家争鸣”的勇气，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明辨是非，扫清道路，大胆创新，求得发展。
然而，在文艺创作的某些问题上分歧也还存在，有的争论在交谈中比在报刊上激烈十倍。要是说《班主任》引起一些非议的话，那么，《伤痕》发表以后，这种非议来得更为猛烈。一些报刊为了开展自由讨论，促进创作繁荣，对某些被称为“暴露文学”的作品展开了讨论，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广大读者热烈地欢迎那些写真情、说真话的发愤之作，认为对林彪、“四人帮”的揭露也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歌颂，揭之愈深则颂之愈诚，认为林彪、“四人帮”猖獗达十年之久，给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是刚刚过去的事实，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在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下，文艺不进行揭露是不可能的，离开揭露的歌颂也会是无力的。正是在群众这种热烈支持下，所谓“暴露文学”的创作逐渐克服某些弱点，大放异彩。这是有些同志所始料不及的，它正是坚持“放”的方针的结果。
党中央重申了四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以后，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风候变了”，要
“收”了，说中央提出四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就是因为“放”得太过头了。更有甚者，以为中央重申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文艺界反右的信号，因而又操起棍子准备打人了。
但是，不管某些同志的主观想象和愿望如何，我们的文艺继续在“放”的气氛中探索、成长和竞赛。除了一直仇视人民文艺的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凡是致力于社会主义文艺恢复和发展的同志们，都会看到目前文艺创作的路子越走越宽，成就越来越大；都会同意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出现了一批受到群众欢迎的好作品，整个文艺园地百花齐放的繁荣前景已经在望。”这确是事实。近几个月来，我们读到了一批较好的短篇小说，观看了《陈毅出山》《未来在召唤》《有这样一个小院》《沉浮》等话剧。在短篇小说和戏剧的带动下，中篇小说近来有长足的进展，出现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品，收获是相当喜人的。这些作品，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时代画面，追溯了历史的印迹，揭示了农村问题的迫切性，深挖了人物的精神世界，塑造了先进人物，为全党全国人民一心奔向四化擂鼓助威，进一步提出了反对迷信、解放思想、扫除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等重大问题。这些作品反映的问题更加尖锐，思想更加深刻，情节更加精炼，人物更加突出，题材更加广泛。冤案写了，监狱斗争写了，四化中的严重官僚主义写了，历史的教训写了，有答案和没答案的都写了，还有什么不可以写的呢？还不能算是“放”吗？在这种新形势下，有的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热心，看见新事物冒头就害怕，听到不同声音就手忙脚乱，认为“‘放’糟了”，“思想解放过头了”，想用老办法压。这是十分错误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以后，文艺界并没有“放”出右派，倒是
“放”出一大批香花。
我们的文艺是社会主义文艺，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为了给文艺的百花齐放开辟广阔的道路。一个革命的文艺家决不会认为革命妨碍他的写作，除非那种“革命”是违背人民意志，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列主义是真理，是科学；四项基本原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今天中国的文艺，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是没有出路的。近三十年文艺的每一次解放，都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结果。
当然，在“放”的过程中，也会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例如，有的作品以及有的作品的局部流露了感伤的情绪，有同志好心地提出过很尖锐的意见，值得重视。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不足怪，只要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改正就是了。也有些批评，意见分歧，完全应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来解决，也就是通过“放”的方针解决。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还是“暴露文学”、“伤痕文学”、“感伤文学”？是“向前看的文学”，还是“向后看的文学”？干文艺这一行的人到底是“歌德”，还是“缺德”？看来，一场为繁荣文艺创作而兴起的“放”和“争”的新局面正在酝酿之中。这是大好事，完全符合“放”的方针，它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采取“放”的方针，我们的文艺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尽管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一场斗争。今后，要发展文艺，仍然需要采取“放”的方针，要接受历史教训，决不能半途而废。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当时如此，现在也是如此。一九五七年我们没有这样做，吃了大亏；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样做了，我们的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今后，一定也要这样做下去。只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手发动群众，鼓励文艺工作者大胆创作，我们的前途就无可限量，文艺空前繁荣之日为期就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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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的学术讨论会
本报讯 全国各省、市的九十八所高等学校，最近在西安举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学术讨论会，这是继去年十一月份在上海举行的“典型问题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研究文艺理论的盛会。
这次学术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二十九篇。会上，代表们就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全面地解决了文艺作品中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是最好的创作方法，要大力提倡。另一种意见与之针锋相对，认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是不能水乳交融地结合的。在文艺创作实践中，要么是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么是基本上属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古今中外，还找不到哪一部作品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产物。第三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提倡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无论是哪种创作方法，只要能写出好作品，就应该允许存在和提倡，不能“独尊”一种、排斥其它。在讨论中，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充满着民主讨论的活跃气氛。
在讨论会即将结束的时候，经过全体与会代表的充分酝酿讨论，成立了以周扬为名誉会长，陈荒煤为会长，黄药眠、陈白尘、徐中玉为副会长，秦牧、蒋孔阳、纪怀民、楼栖、张怀瑾、景生泽为常务理事的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此外，还决定聘请文艺界一部分知名人士担任该研究会的顾问，并设理事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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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奋斗才有希望——看话剧《沉浮》
苏叔阳
山东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沉浮》，是一出好戏。它深情地歌颂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歌颂了那些不畏艰险、不惧强暴，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献身的科学家。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尽管还有艰难曲折，但它终究会胜利！中国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能阻挡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它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感染观众，鼓舞人们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要绝望、不要彷徨，即使面临沉没的痛苦，也要有浮升的希望；要面对困难，勇敢奋斗，因为希望正存在于奋斗之中。
这出戏通过海洋生物学家东方骥骅的命运来展示这一深刻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东方骥骅正侨居国外，是誉满四海的学者。他热爱祖国，日夜思归，但却受到侨居国当局的种种阻挠。他的妻子背离了他，幼小的爱女也落海失踪。正当他处在绝境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以两名战俘相交换，把他接回祖国。东方骥骅在党的关怀下，为祖国的海洋科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也受到“四人帮”的摧残迫害。周总理再次保护他，使他在困难中继续科学研究。然而，斗争并未结束。“四人帮”迫害的黑手再次伸向东方骥骅，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尽一切可能保护党的干部和科学家。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一盏明灯熄灭了，周总理与世长辞。东方骥骅刚刚找到的女儿也被害死，自己又一次面临沉没的危险。但是周总理的精神使他在困境中抬起头来，勇敢地奋斗下去。这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但绝不让人气馁；这是一出催人下泪的活剧，但又时时让人感奋。
这出戏塑造了敬爱的周总理的光辉形象，特别是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重病之中的周总理感人至深的形象。写周总理的两场戏，特别是总理病房一场，是全剧中闪耀出夺目光彩的明珠，成为支撑整出戏剧的柱石。这场戏写得深沉悲壮而又亲切质朴，庄严肃穆而又细致委婉。它那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使人久久不能平静。可以想见，作者是怀着对周总理深挚的热爱和无尽的悲悼之情来创作的。他们没有停留在重病之中的周总理还在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具体事例上，而是更多地表现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精神境界，写出他博大的胸襟，深邃的思想，鞠躬尽瘁的作风，永不悲观的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而这一切，又是通过周总理对工作、对同志、对野心家的不同态度，和一些具体而微的事件来展现的。也就是说，通过真实的细节描写，成功地调动起观众的想象和情感。这场戏是那样感人，使观众为病中的周总理感叹唏嘘。运用群众熟知的真实的细节，来塑造亲切感人的领袖形象，而不是人为地在他们头顶加上光环。这场戏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东方骥骅的形象也是成功的。编导者没有故意拔高他的思想，也没有为他铺展顺利的道路，而是按照他个性的逻辑，在一次又一次政治和生活的风浪中，展示他的内心世界，写他的彷徨，他的苦闷，甚至于他的绝望。正因为如此，这个人物才真实可信，也才多方面地展现了这位科学家的性格，透射出他心灵的光辉，也才较深刻地通过他体现了剧本的主题。遗憾的是，作者偶尔地偏离了对于这位科学家内心世界的描述，而追求强烈的外在的戏剧冲突，以致于出现了“凤尾岛”一场比较“泄劲”的戏。这场戏，写了科学家被劳改，支持他的党委书记被审查。有拳打脚踢、疾病折磨、过堂审问、小丑跳梁，动作性是很强的。然而它冲淡了深刻的戏剧冲突，使我们看不到东方骥骅精神上巨大的痛苦，体验不到他内心深处的层层波澜。在风格上，也同深沉悲壮的颂歌基调不和谐。写到这里，想起一些外国戏剧家曾说我们一出戏的材料够他们写五出戏的话来。我想，这是有道理的。除了我们剧作者怕被指责“偏”而不得不写“全”以外，有时候，不是十分珍惜地使用材料，挖掘不深，追求过多的外在动作，而忽略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展示，恐怕也是个原因吧。
这出戏的语言也是颇有特色的。由于主人公是曾经留学国外、术有专攻的科学家，因而他的台词是充满引喻、富有哲理、逻辑性强又有外国文学味道的语言。它的个性化的语言，既能贴切地表现这一人物，又能给观众以语言艺术的享受。话剧语言必须来自生活，符合人物的个性，否则剧中人一律大念散文诗也给人不真实之感。这出戏，东方骥骅与华裔女律师南明珠的语言就互有差异，而他们又与劳动者、革命者金嫂有迥然不同的语言。戏中的周总理的生活化的语言，又常常有深厚的哲理，历史的典故，风趣的诙谐，合乎人物的个性。特别是，这些不同的人物的语言又统一在悲壮颂歌的戏剧基调之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出好戏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除了结构上有可以调整增删的地方之外，一些人物，例如反面人物康家骏也还有脸谱化、简单化的毛病。我想，即使写反面人物，也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性格逻辑、思想方式来顺理成章地展现他的内心，而不应该使他成为某种理念的化身。
值得商榷的是珍珍这一人物的结局。珍珍在知道自己敬爱的老师东方骥骅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父女相认的时候，却被“四人帮”的走卒康家骏杀害。这样的结局，给人一种过于雕琢的虚假之感，而且大大损害了全剧的艺术感染力。从珍珍的个性和她所处的规定情景来看，似乎她应该有另一个命运的终结。珍珍发现了康家骏偷走了东方骥骅记有和周总理谈话以及自己感想的小本子，又知道康准备以此陷害东方骥骅之后，为了不使敬爱的老师入狱，而被迫答应嫁给康家骏。婚礼之后，康却违背了诺言，烧掉了复制的小本子，依然要把正本作为“罪状”。她的老师和爱人却不能理解她而同她决裂。这个纯真的姑娘，有苦说不出，斗又斗不过，拯救老师而不能，却白白牺牲了自己的清白；而这个面临绝境的老师又是自己失散了多年的父亲。此时此刻，她以死来保卫自己的圣洁，反抗“四人帮”的淫威，才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才会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才能使这出悲壮的戏保持完整的风格。可是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珍珍忽然由自杀变为被康家骏杀死，这既无助于珍珍和康家骏这两个形象的完成，又损害全剧的艺术力量，实在值得研究。在文艺作品中，一个角色的性格发展，有自己权威性的逻辑。一个典型形象只要站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走向终结，谁也没有办法。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有时候连作者也不能左右。作者被自己所写的人物个性逻辑所征服，不得不改变自己为人物预想的命运，是常有的事情。（也许，自杀的事在今天写来颇会招至责难。然而，生活中被“四人帮”逼死的事还少吗？一个那么有充足理由要活下去的活泼泼的生命，在幸福来到的那一刻，却不得不自己结束掉年轻的生命，这不是对那些逼她走上死路的“四人帮”及其走狗们的最强烈的控诉吗？她在死前剖白她的衷肠不是一场绝好的戏吗？这不正是这出戏强烈打动人心之处吗？）听说，剧本原来就是珍珍以自杀而告终。现在又改成这样结局，实际上减少了对康家骏及其主子们的控诉与批判，而且给剧本留下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杀人犯康家骏怎么办？舞台上的人们为什么明明知道康家骏是凶手，谁也不去追捕，反而兀立室内大发感慨。幕，这时候是闭不上的。观众想看到捉住凶手，这才顺理成章。只有珍珍被迫自杀，人们才能发那种感慨，东方骥骅也才能决心走一条与珍珍不同的路：勇敢地活下去，奋斗，在沉没的痛苦中，孕育起浮升的希望。
以上自然是浅薄之见。但我想，一个好作品大约也常有东方骥骅的经历。连作品中子虚乌有的人物，他们的命运甚至他们的死法也要受人指教和规定。可见按照艺术规律进行艺术创造，并非易事，还必须有一个艺术民主作为前提。今天，人们对文艺的现状还是不尽满意，满怀热诚地期待着百花的盛开。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一定会到来，这是大有希望的。然而，希望存在于奋斗之中，要奋斗才有希望，也才会把希望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