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民主选举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廖盖隆
林彪、“四人帮”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彻底破坏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彻底破坏了由普选产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把民主和民主选举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似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承认要实行人民民主、要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他们这种谬论，到现在还禁锢着我们许多干部的头脑，这些同志不懂得选举的重要意义，不懂得民主选举制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民主选举。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领导创立工农民主革命根据地（苏维埃区域）时起，就极其重视动员广大人民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及其常设执行机关的民主选举工作。
他在一九三三年九月所作的《今年的选举》的报告中说：“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动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种政权与选举的严重意义，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为了保证选举胜利，必须在选举以前用几个星期的时间认真作好选举的宣传工作。在选举以前，市苏、乡苏负责人必须召集选民大会报告工作。“去年的选举，许多地方没有实行这种报告制度，今年一定要实行起来。因为实行向群众作报告，能使政府的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的选举热忱提到更高的程度”。在选举以前，还要好好地准备候选人名单，要注意征求各群众团体对名单的意见，并且把候选人名单公布出去，使选民对于各个候选人能加以充分的考虑。这是争取选举胜利的重要环节。要动员最大多数的选民参加选举大会，要发动群众对候选人名单发表意见，使选举会上有热烈的批评。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总结民主建政和民主选举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例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写的《长冈乡调查》中指出：“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一）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二）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三）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了民主选举和民主建政工作，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一九四一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的方针，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民主选举运动。这里简要地谈谈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是一九四一年初开始的。在这年一月三十日发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中说：“我们革命，为的是推翻那不民主的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府。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出来议事管事的人。”“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必须用教育与训练的方法，克服某些干部中这种错误观点。”又说：“保卫边区须要选举。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战胜反革命，不是单靠武装，而是靠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只有选举，才能改进政治机构，涌出积极分子，有力地保卫边区。”还说：“提高民众须要选举。管理国家要管得好，就得时时去管，才能增进对管理的认识与熟练。选举是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检查……这对政府有很大好处：工作呢，好的赞扬，坏的谴责；人员呢，剔退一些，新选一些。对老百姓也有很大好处：认识了政治，交换了意见，所以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提高人民的智力和能力的运动。”“选举运动，是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一齐上大课。”（《陕甘宁边区选举须知》一九四一年版，第3－5页）
同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了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为党在选举运动中竞选的政纲。同年八月，全边区正在热烈地展开选举运动时，边区政府就向人民公布了自己三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要求人民加以检查和批评，同时这也是为便于人民及其代表——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准备改进工作的提案。边区参议会筹备委员会还于参议会举行的一个多月以前，即在这年的十月九日致函各县，号召发动人民多提议案，广泛宣传边区参议会的重大意义，要求保证参议员带许多提案来参加会议。
边区一级是这样做的，县、市一级也是这样做的。拿延安县来说，由于延安县政府向县参议会作的工作报告要在开会之前五天才能印出，为了使报告的主要内容能早些同选民见面，县长又提前五天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为《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的长篇文章。说到今后施政工作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大大发扬民主，并提高人民参政的能力。健全和开展乡参议会的工作，密切居民和乡参议员的直接联系，提高乡参议员的议事能力，吸收积极分子参加乡政府各种委员会的工作。今年底发动大检查各级政府工作一次。不称职的干部，群众得罢免之。更好地组织明年的选举运动。”
在选举运动中，在各抗日党派之间，尤其是在各个候选人之间，开展了热烈的竞选活动。例如在米脂县，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八月间就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候选名单。选举的结果，共产党提出的候选人当选了。候选人之间的竞选，可以延安市南区的选民大会为例。这个选民大会是九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到会的选民有二千五百多人。在请到会的谢觉哉同志讲话以后，即由各个候选人依次发表竞选演说，各人都讲了自己的施政意见，演说时间最长的是七分钟。有一位候选人的施政意见是请别人代为介绍的，这以后他说：“请你们对我来一个估计吧！如不相信，请把票投给别人，如相信，请投我的票！”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包括乡、县（市）和边区三级参议会参议员的选举。全边区一千五百多个乡共选出了四万多个乡参议员，参加选举的人数平均占选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其中绥德、清涧、延川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选举的结果，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各民族的人士都参加了政权，贯彻了“三三制”（有的县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同时更新了下层行政机构，例如延安县乡政府委员中，连任的有一百三十三人，新当选的有一百八十五人；延安县六十一个乡长中就有四十一个是新当选的；安定县有百分之七十的乡政府委员是新任的。
有一个大问题是：选民文化程度低，许多人不识字，怎么普选呢？当时国民党内的反民主派最振振有词的一个论据就是中国人民文化程度太低，连选票都不会写，怎么实行民主呢？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一年的普选给了他们以有力的驳斥。这次普选中，采取了十种不同的投票方法。当然，识字的人采用了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就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就采用了投豆法、烙票法、编号选举法；为了经济起见，有的地方使用大票法、举手法；有些人因事不能参加选举，就采取了挨门挨户送票收票法。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有些选民不识字，这并不妨碍他们行使参政权，并不妨碍他们选举能够代表人民的人。借口人民文化水平低就拒绝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的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由普选产生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开，这是那次边区选举运动的高潮。毛泽东同志在开幕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演说，指出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同占人口大多数的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针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同志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1页）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事实证明，定期地举行民主选举和选民对所选的代表随时行使罢免权，是不断加强国家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断更新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机关，不断地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最重要的方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领导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而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0页）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所以新选了那么多的积极分子，而且定期的民主选举之所以必要，原因就在于此。“干部终身制”、“干部只能上不能下”，是违反社会变革过程的客观规律的，是一种落后的制度。如果不改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运动的巨大成效，就是我们的党和抗日人民民主政权极大地加强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抗日革命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克服了由于国民党封锁、进攻和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所造成的空前严重的困难。由于民主选举运动以及大生产运动、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根据去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重点，从今年起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轨道上来。三中全会公报中说：“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恢复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制度。这次五届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法律中，就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是恢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的一项重大措施。我们必须使人民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人民必须有权管理国家，对各级政府领导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人民有权监督他们的工作，有权随时撤换他们，以便防止他们“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从人民的勤务员变成人民的老爷。只有这样，人民才会有高度的主人翁感觉，才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官僚主义，真正革新和加强我们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和经济企业管理机关，使它们能充分适应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选举制，无疑是艰巨的事情，无疑会遇到各种阻力。但这是我们必须做的。重复地说，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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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
陈中立
解放后，我们国家在人口理论问题上，搞了两次大的批判活动，一次是批判马尔萨斯主义；另一次是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这两次批判，对我们国家人口理论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响。这里，让我们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对“新人口论”的批判为例，简单地谈谈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新人口论”是马寅初先生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载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他根据一九五三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国人口一共有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八千零三十五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二十九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十个县进行普查，另有三十五个县只查一区、两镇、五十八个乡、九个村，共有三千零十八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一九五三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六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一九五八年至迟在一九六三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
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问题的提出是多么及时啊！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党和国家能象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如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又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二十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到达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说什么，是以马尔萨斯为先师，完全因袭了资产阶级的所谓“人口理论”，不能从马尔萨斯主义烂泥坑中拔出来，进一步发展了马尔萨斯的旧人口论，更向反动前进了一步，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加上点马克思主义词句，贩运的还是过去那套见不得人的反动货色，等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
今天平心静气地来说，这些指责是毫无道理，而且是非常可笑的。一方面，“新人口论”根本没有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来谈论人口问题，相反，它正是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动来分析人口问题的，来谈论人口增殖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哪里有一条什么“人多是好事”的重要原理？如果说到人口的质量问题、人口和粮食的关系等等问题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话，那末，人口学和马尔萨斯主义的界限就永远划不清了。其实，我们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根本界限，并不在于有没有谈什么人口质量、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而是在于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寻求客观规律，还是歪曲事实，杜撰“规律”。
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五十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七册第一百五十一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一千三百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一百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一千二百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一千二百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
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马寅初先生的上述意见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些意见，在当时却被指责为荒谬的奇谈怪论。认为这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上，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散布悲观论调。理由是：“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生产机械化、自动化以后，不可能发生“其余九百五十人怎么办”的问题，而是随着经济建设的大踏步前进，还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有的批判文章说，按照“新人口论”，那还谈什么建设具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呢？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就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新人口论”成了挑拨人们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拥护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货色。这种指责的错误，已为实践所充分证明，在这里用不着作任何分析了。
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六亿人口缺乏感情。“新人口论”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并且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外，还应采用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于是，就受到指责，说这是把人口看作一切困难之源，罪恶之本；把六亿人口看作是给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对六亿人口缺乏感情，是妄图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麻痹人民搞社会主义的斗志。其实，这样的批判同样毫无道理。人家并没有说现有的六亿人口是国家的灾难，而是说人多了有困难的一面，如果人口增殖过快，会给国家带来更大困难。人家也没有主张对现有的六亿人口要进行什么“控制”，而是说，对未来的人口增殖要进行控制。为了民族的健康和繁荣，为了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主张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殖率，这不但不是什么对六亿人口没有感情，恰恰相反，正是表现了对六亿人口的高度感情。难道主张人越多越好，主张无节制的生育，使人们永远处于为糊饱肚子而奋斗的状态中，才叫做对六亿人口有感情吗？
总之，五十年代对“新人口论”的批判，搅乱了许多是非，影响很不好。一方面，它把人口理论的研究看成资产阶级的东西，把人口学和资产阶级学术划等号，和马尔萨斯主义划等号。谁要是具体分析一下我国人口多的不利方面、困难方面，谁就是马尔萨斯主义，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对我国六亿人民没有感情，就是跟着帝国主义反动派随声唱和，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政策辩护。这样，我国人口多的不利方面、困难方面，就被划为一个禁区，谁也不准去探索，不准去具体分析；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提出什么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政策措施了。另一方面，又片面地大讲特讲人多是好事。似乎人口多只有积极方面、有利方面；似乎只有讲人口多的有利方面、积极方面，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这种批判和宣传之下，理论工作者不敢去探索研究人口学理论，实际工作者不能理直气壮地研究制定有效的控制人口的政策措施。
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一九五三年后的二十多年中，人口增长了将近百分之五十，现在已增到九亿七千万。在生产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人口增长过快，就使衣食住行、教育和就业等各方面，都发生严重的问题，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困难；同时，也妨碍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这就是那次批判“新人口论”的后果，也是实践对那次批判“新人口论”运动所作的结论。实践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它不屈服于多数人的错误意见，也不向任何权威低头。实践宣告了马寅初先生、邵力子先生等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我国人口多的问题是及时的、正确的；同时，也宣告了对“新人口论”的批判、对“人多是好事”的片面宣传是错误的、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