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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咱们家出一个农民有什么不好”
——记老干部张孟旭支持儿子扎根北大荒的事迹
北京知识青年张建军刚到北大荒时，不少人说他在边疆呆不长，迟早要“飞”走。现在，十个春秋过去了，张建军在北大荒的沃土上根子越扎越深，不久还要在这里安家呢。
张建军能够立志务农不动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到他爸爸的帮助和教育。张建军的爸爸张孟旭，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现在是教育部顾问。老人对自己的孩子一向要求严格，从不溺爱。不许他们搞特殊，更不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孩子“走后门”，找方便。
一九六九年八月，年仅十六岁的张建军响应党的号召，从首都北京来到黑龙江省军川农场三十一连务农。当时，连队刚刚组建，住的是帐篷，点的是油灯，每天要参加建设新房的劳动。张孟旭同志及时写信鼓励儿子，要他多向周围的工农子弟学习，学会劳动，学会生活，经得起艰难困苦的考验。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三十一连的职工和青年们经过辛勤的劳动，把茫茫荒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生产出了小麦、大豆；简陋的帐篷变成了一栋栋红砖房，还盖起了卫生所、俱乐部、学校，建立了畜牧场、蜂场、木耳养殖场；油灯也变成了电灯。张建军每次回京探家，总是自豪地向父亲讲述连队的巨大变化。张孟旭同志听了以后，心里很高兴，夸奖他们干得好，并鼓励说，你们国营农场大有前途，大有干头，可要好好干哪！爸爸的亲切鼓励和热心关怀，使儿子更加热爱北大荒，决心扎根边疆一辈子。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践踏，一些领导干部不顾影响，利用职权拉关系，“走后门”，把孩子从农村弄回城市。张建军看不惯这种现象，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张孟旭同志对儿子说，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是正确的，你认准的目标，要走到底，决不能动摇。我们这些人，受党教育多年，只有支持鼓励子女走革命道路的义务，没有利用职权为子女“走后门”，谋私利的权利。一九七五年张建军的哥哥张建民到北京东城区东四地区知青办公室工作，张孟旭同志再三叮嘱建民，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事，千万不能利用职权“开后门”，把弟弟弄回城市。
张建军是弟兄中最小的男孩，并患有过敏性哮喘病，一犯病就喘不上气。他到北大荒后，经过积极锻炼，虽然体质增强了，但母亲总是不放心。她看到一些下乡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也想把张建军弄回来。张孟旭同志不同意老伴的想法，对她说，北大荒的青年多着呢，就咱家的孩子金贵，别人的孩子不金贵？咱们家出一个农民有什么不好的。孩子还年轻，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让他去闯，去经风雨、见世面。张孟旭同志还用老伴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启发她不要拖孩子的后腿。张建军的母亲，十四岁时，为了追求真理，就从家里跑了出来。当时，家里不放心，先后三次把她找回去，但她最后还是冲破家庭的阻拦，投身到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张孟旭深有感触地对老伴说，当年你参加革命时，家里拖后腿，你是怎么想的？现在孩子在北大荒务农也是革命，你怎么能拖孩子的后腿呢？这些话，深深拨动了张建军母亲的心弦，她终于打消了让儿子返城的念头。不久前，张建军因公回京，去医院探望生病的母亲，母亲指着划有红杠杠的《中国青年报》社论《敬告父母们不要贻误子女前途》，欣慰地说：这是爸爸送来的，他做得完全对。你放心在北大荒好好干吧，妈妈不拦你。
这些年来，张建军在爸爸的支持下，安心边疆，一心务农。他在北大荒种过地，做过饭，喂过猪，放过马，现在是连队的机务统计员。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今年四月，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建军的女朋友刘月，是同他一道来北大荒的军队干部的女儿。共同理想，并肩战斗，使他们建立起真挚的爱情。在双方家长的支持下，他们商定明年春天结婚，把家安在北大荒。
新华社通讯员 吕焕信 蒋庆涵
新华社记者 王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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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学院进法院
——高干子弟曾津平怎样堕落为盗窃犯的
最近，太原市各界群众纷纷议论着一起盗窃集团案件：首犯曾津平，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二十一岁，大学毕业后，在等待安排工作期间，和同案犯张中元、姜文晋连续作案十多起，盗窃国家现金二千四百多元，粮票二万多斤，其它物资一万二千多件，价值二万多元。
曾津平，家庭生活富裕，为什么变成了盗窃犯呢？
我们查阅了曾津平的案卷，走访了他的家长和有关单位。大量事实说明，曾津平的堕落，和他家庭的姑息、社会风气的影响都有关系。
曾津平的父亲是一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干部，母亲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哥哥和两个姐姐都是军队干部，共产党员。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爸爸妈妈宠爱他，哥哥、姐姐让着他。他的欲望和要求不管是否合理，都能得到满足。久而久之，他养成了骄纵执拗、为所欲为，无理也要狡三分的恶习。
曾津平的父母也曾教育自己的子女要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总是姑息迁就。曾津平上小学的时候，派出所民警发现他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向家长反映，但家长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后来，好心的同事也提醒家长要加强对曾津平的教育。可是，家长不以为然，总相信自己的孩子不会那么坏。有一次，曾津平在外打群架，回家很晚，母亲把他送到派出所，试图通过此举使儿子改邪归正。可是，曾津平认为这不过是吓唬吓唬罢了。果然，听完派出所同志的几句“训导”之后，母亲就领着他回去了。从此，他把父母的溺爱作为保护伞，更加恣意妄为。
一九七○年，曾津平入中学读书。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学生“造反”，教师挨斗，刻苦读书的被斥之为“五分加绵羊”，“小偷加流氓”却吃得开。这些在曾津平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课堂上教师不敢教，学生无心学；课余时间，更没有人组织孩子们参加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对于贪玩好动的曾津平来说，精神生活枯燥贫乏。于是，他走上社会，寻找“乐趣”。通过同学的介绍，他交上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听到这些“朋友”讲“哥们义气”，讲流氓、小偷的秽行，感到十分新鲜、有趣。这些“朋友”偷钱包，他打掩护，所得赃款分文不取，也心甘情愿。这些“朋友”和女流氓一起鬼混，他站在一旁看热闹，觉得津津有味。这些“朋友”经常吹捧他：“你老子当那么大的官，你怕什么？要是我们也象你一样有那么个好老子，保险什么都不怕！”听到这些话，曾津平更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些“朋友”闯了祸，他就挺身而出，卖命效劳。他名义上背着书包上学，实际上背着家长在社会上鬼混。
曾津平在初中混了一年多，对学习厌倦了，要求父母给他找工作。父母几经劝说无效，就同意他退学，并安排他到山西省军区汽车修理厂当工人。
当时，正是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时期，工厂里混乱不堪，正常的规章制度被批成“管卡压”，坚持抓生产被诬为“唯生产力论”，好好工作被说成“为错误路线服务”。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侵袭下，曾津平先是学着别人做私活；后来，又跟着别人私开小卧车，夜里出去兜风；夏收劳动中，他擅离职守，到商店逛游。
班组向厂里报告：“曾津平一个礼拜不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咱们管不了。”工厂的领导对曾津平进行了批评教育，要他向全厂职工作检查。曾津平受到触犯，索性请病假，终日泡在军区俱乐部里，逍遥自在。家长发现后，动员他回厂上班，毫无结果。父母又让步了，答应给他调换工作。就这样，曾津平调到了山西机器厂。
曾津平到了山西机器厂后，车间、班组确实对他进行过热情帮助。但是，曾津平继续无故旷工。有一次，曾津平旷工，家长却质问班组领导：曾津平不上班，你们为什么不向家长报告？还有一次，曾津平旷工，车间按规定扣了他的工资，家长竟然亲自到工厂，责备车间领导，不应该从经济上卡，应当加强政治教育。
不久，曾津平想上大学。可是，他所在的车间只有一个名额，被某局长的儿子占去了。
曾津平对家长说：“人家官大、权大，大学，咱上不成了。”家长一听，火冒三丈，说：“局长有权，他的儿子就能上大学，咱就是要跟他局长摽一摽。”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家长终于为儿子挖来了一个名额。经过“推荐”、“批准”等一系列应有手续，一九七五年曾津平上了太原工学院机械系机制专业。
曾津平的文化基础较差，要赶上工学院教学进程，需要做艰苦的努力。恰恰就在这前后，“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掀起了一股大批“复辟回潮”的妖风，宣扬白卷“英雄”，批判“智育第一”。曾津平又纵性放荡起来，不遵守校规，从不受约束。学校领导、教师曾经三番五次地登门拜访，希望家长配合学校教育曾津平。但家长说自己的孩子表现很好。
大学三年，曾津平在校学习的时间累计只有一年多。毕业时，任课教师看在老干部的面上，勉强给了他个“及格”。他有恃无恐地对老师说：“我毕业分配不靠你们，也不靠工学院，我家想往那里分配就往那里分配。”
曾津平大学毕业以后，家长四处托人，要求把他留在太原。学校考虑他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决定把他留在太原，分配到山西省机械局技工班。但是，家长带着曾津平找主管毕业分配的同志，要求改变分配方案，安置更“理想的工作”。
就在等待“理想的工作”的期间，曾津平和社会上的一些坏人加紧了来往。这些人向他炫耀过去如何偷盗如何随便花钱，曾津平听得津津有味。他父母工资不少，本来可以要来乱花，但他认为不如自己有钱花起来痛快。于是，曾津平勾结张中元、姜文晋作案。起初，他们偷些铜、铁、锡之类的东西，后来，越偷胆越大，就撬保险柜偷钱。偷来的赃物一时无法处理，曾津平住的房间成了窝藏赃物的“库房”，他被捕后，搜出的赃物就装了一汽车。曾津平在狱中交待说：“每当我们的偷窃行为得逞一次，我们的侥幸心理就发展一步，认为我们比谁都聪明，谁也发现不了。就这样，从小到大越干越得意，自己的鬼主意也越来越多。但是，总也满足不了自己挥霍无度的欲望。”他终于被当场捕获，演出了一场“出学院进法院”的悲剧。
邢法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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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居里夫人拒绝专利谈起
郑土生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明一般都有专利权，不少科学家因此成了富翁。居里夫妇发现和掌握了提炼镭的方法之后，怎样对待专利问题呢？他们发现的镭，是极为稀有的放射性金属，在医疗上很有用处。只要取得专利权，他们不难立即成为巨富。他们当时的生活也很艰苦。他们的科学研究又需要建立一所完善的实验室。但是，居里夫人一想到这项专利将使千万人的生命受到影响，便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不应当借此来谋利。”她的想法得到居里的赞同。他们把全部方法公布于世，并愿为任何制镭工厂作义务的技术指导。不仅如此，在居里逝世后，居里夫人还把他们共同提炼出的价值一百万以上金法郎的镭，送给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实验室。居里夫人的亲友们说，这笔财产应当留给她的孩子们，而居里夫人却要她的两个女儿将来自己去谋生。
后来，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居里夫人很想买一克镭，但是买不起。当时买一克镭需要十多万美元。美国妇女界知道后，自动募捐，购买了一克镭，赠给居里夫人，以表崇敬，并决定由美国总统在白宫主持赠礼仪式，请居里夫人于一九二一年亲自赴美国参加这一隆重的仪式。
在受礼前的一天晚上，居里夫人看到赠书上写着，这一克镭的使用权完全归她个人。她不同意这种做法，说：“这一克镭代表一大笔钱，是全美国妇女心意的体现。这一礼物不应该属于我个人，应当属于科学本身。我的年纪已经不小。如果这一克镭归我私有，我死了必定作为遗产留给我的两个女儿。这样未免不妥当。这克镭应该永远献给科学界使用。请你们聘请一位律师来，立刻写成字据，说明这一点。”
当时大家除了敬佩之外，都表示同意，但因已经很晚，想等到受礼以后再办这手续。居里夫人却坚持：“这件事必须在今天晚上办妥，明天才可以正式受礼。谁能保证我明天不会突然死去呢？”结果在当天深夜找来一位律师，办妥这张证明书。
在金钱统治一切的旧世界中，居里夫人自己曾经受尽贫困的折磨。但是，她成名以后，仍然一心想着科学的发展，不为自己和子女谋取生活享受。她这种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广大人民的精神，多么值得学习啊！今天，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少数不仅自己搞特权，而且拉关系，走后门，找“捷径”，千方百计为自己子女谋取各种特权的同志，不是应当拿居里夫人这面镜子很好地照一照吗？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其恶劣行径之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们把封建宗法那一套破烂，搬进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他们不仅自己窃踞高位，而且还把老婆孩子、七大姑八大姨安插在一些领导岗位上，任其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现在，林彪和“四人帮”虽然早已垮台，但是他们的流毒并没有肃清，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子女搞特权的现象仍然存在。《出学院进法院》一文中讲的曾津平，就是由于父母亲不注意克服林彪、“四人帮”的影响，长期娇纵，甚至利用职权为他谋取特权，才堕落为盗窃犯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象居里夫人那样拒绝享受专利权，拒绝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作为私有财产遗留给子女，这是超出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规范的个别现象。但是，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图任何私利，不谋任何特权，则是由我们党的本质规定的起码要求。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干部仍然保持和发扬这个传统，受到人们的赞扬。教育部顾问张孟旭教育儿子在农村干革命，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
还应当说到，新中国的许许多多科学家，他们的创造发明，也决不是为了谋取什么专利。他们一心想着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富强。有人虽然只领取微薄的薪金，甚至居住在斗室之中，却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那种不计较报酬和待遇，为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献身的精神，受到广大群众的高度赞扬，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我们不仅要向我党我军那些大公无私、终生廉洁、除了革命传统之外什么也没有留给自己后代的革命先辈学习，而且要向居里夫人这一类中外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优秀品质学习。一切珍惜党员称号的同志，真心实意做人民公仆的革命干部，都应当同搞特权、谋私利的不正之风实行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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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司法干部的业务水平
天津市开办业余法律大学
新华社天津七月八日电 一所为提高司法干部业务水平而开办的业余法律大学，最近在天津开学。目前已有一百三十七名公安、检察、法院和保卫工作干部入校进修学习。
这所业余法律大学学制为三年。学员入学采取自愿报名，学校批准的办法，主要是培训在职的天津市、区两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的干部。学校实行考勤和考试制度，学员利用业余时间，每周来校听两次课，每次二至三小时。
天津市业余法律大学的教学内容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国家与法律的基本理论、中国法制史、宪法、以及刑法等我国现行法令和国际法基本知识、审判实践、语文基础等十二门课程。学校还根据当前司法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编写新的教材。业余法律大学除了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中选拔了二十四名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干部兼任教师外，还聘请高等院校法律系教师定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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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更正 四日播《〈法学研究〉等五个刊物编辑部座谈如何宣传七项法律》稿，一段中“《人民法院》”应为“《人民司法》”。（见七月五日本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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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小学生、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各地将举办多种形式夏令营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七日电 本社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暑假期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将在一些著名的山区、海滨和风景区，为中小学生、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举办多种形式的夏令营，使他们度过一个愉快而有意义的假期。
共青团中央将于七月二十五日到八月十日，在旅大市的旅顺口举办“全国少先队辅导员夏令营”，将有二百六十多位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在海滨营地休息、观赏海景和交流经验。
国家体委、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将在青岛联合举办“全国中小学生体育夏令营”，预计将有六百多名小运动员参加夏令营的各种体育比赛和表演。交通部、中国科协、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国家体委还将于七月底至八月上旬，在青岛、上海举办以学习航海技能、进行航海训练、讲解航海和海洋科学知识、参观舰艇、码头等为内容的“沿海十二省、市、自治区中学生航海夏令营”。
部分地方将推选优秀的中、小学班主任，参加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在北戴河联合主办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经验交流会。
大批中小学生、长年辛勤工作的教师、辅导员将在夏令营增长知识，得到休息，以更加蓬勃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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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火炬接力”
队伍进入江西境内
据新华社南昌七月九日电 第四届全运会“新长征火炬接力”队伍七月六日由浙江进入江西境内，途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上饶、弋阳、余江，在六日晚到达南昌。同日，江西还在当年中央苏区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的瑞金，点燃了另一个火炬。
七日上午八时，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举行了火炬交接仪式。中共江西省委、南昌市委和省市团委、体委的负责人，以及红军老战士、劳动模范、青少年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人，参加了交接仪式。然后，由江西青年新长征突击手和青少年代表组成的火炬接力队伍，穿过宽阔的八一大道，在人民广场绕八一起义纪念塔一周，然后奔向通往井冈山的大道。
从南昌和瑞金出发的两支火炬队伍，将分别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革命根据地的一些地方，通过井冈山的两大哨口——桐木岭和朱砂冲上山，于八日在井冈山的中心茨坪汇合。尔后成一路，从井冈山的黄洋界下山，经宁冈、永新、萍乡，把火炬送到秋收起义的纪念地——湖南的文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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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女摄影家顾淑型追悼会在京举行
宋庆龄、宋任穷以及全国妇联等单位送了花圈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七日电 我国著名女摄影家顾淑型追悼会六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顾淑型受林彪、“四人帮”迫害，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宋庆龄、宋任穷以及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建设杂志社和首都各摄影单位送了花圈。
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司徒慧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钱俊瑞等参加了追悼会。
中国摄影学会筹备组组长徐肖冰致悼词。
悼词说：顾淑型同志是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艺文中学任教务主任的顾淑型同志，带领学生参加北京各阶层人民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游行示威，并以照相机为武器，纪录了这场爱国运动的实况。抗日战争时期，顾淑型在美国从事救济国内难民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初，顾淑型回到祖国，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摄影局研究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建设》杂志顾问、中国摄影学会服务部主任等职务。她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不为名利，任劳任怨，富于牺牲精神。一九六○年，她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顾淑型的生前友好、首都摄影界著名人士以及在京的一些外国友人和她的亲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