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片断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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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唐天然
鲁迅庆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信件，过去所能见到的，仅有一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那还是从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太行版《新华日报》上《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大事年记中转录抄存的。
为了继续探索贺信的全文，最近，我查阅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瓦窑堡复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油印版）。根据已有的线索，鲁迅的这封信，写于他得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消息的一九三六年二月，是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传送到党中央的。信于同年四月辗转到达瓦窑堡。原来设想，《红色中华》如果刊登这封信，可能会在中央收到不久。但是，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鲁迅逝世以前，《红色中华》都没有提到它。然而，后来，在鲁迅逝世以后，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红色中华》的第三版上，才刊登了贺信的片段。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了，噩耗传到陕北以后，《红色中华》于十月二十八日，组织了追悼鲁迅的纪念专版（第三版）。在这一版的中右上方，刻印着鲁迅的头像。全版报道了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等发起组织“追悼鲁迅先生之盛大筹备会”和北京、上海追悼、安葬鲁迅的简短消息，刊登了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的通电和给许广平的慰问信，还摘登了鲁迅的两段语录。这两段语录，以《鲁迅先生的话》作为标题。第一段系摘自鲁迅逝世前不久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其中，编者对“革命的政党”一语，加了括号，注明：“指共产党”，使原文意思更为明朗。另一段，则在文后标明“摘鲁迅来信”。这就是新发现的鲁迅先生庆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的片段。
这一段语录出自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既标明是“鲁迅来信”，又刊登在鲁迅发出贺信的同一年，从内容考察，当是鲁迅那封贺信的文字，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这段佚文十分重要。它真实地表现了党的亲密战友鲁迅先生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无产阶级感情，表现了他对长征胜利的由衷喜悦。它高度评价了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并且表达了鲁迅代表全国人民对党和红军寄予期望，进行声援。
在这段佚文中，何以没有“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句？可以想象，可能贺信全文较长，《红色中华》刊载时，因为油印版面有限，又由于两段文字互不衔接，因而只摘录了其中一节。太行版《新华日报》上刊登的《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大事年记，则是摘用了信中简短凝炼的另外一句。
鲁迅庆贺红军长征胜利的佚信，虽然有了新的发现，但我们所看到的，仍非贺信的全貌。是否还有别处刊登过全文呢？既然在贺信发出十一年之后，即一九四七年，《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大事年记的作者，能够引用《红色中华》上所没有摘登的贺信中的别的一句，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封信的文字，至少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且有可能是全文。还有，这段佚文原来在发表时，注明是“来信”，而非“来电”，这就又使人产生一个疑问：贺信究竟是通过电波，还是以信件形式传送到党中央的？原信有没有可能发现？这些，均有待于各方面的同志都来关心，共同努力，去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发掘。
（附图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延安《红色中华》报追悼鲁迅的纪念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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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区相思柳
夏天
初见相思柳，
柳丝牵我手，
崖上锦鸡报晓来，
柳青青，水悠悠……
相思柳哟绿了春，
春风不肯走，
十里长渠十里湖，
十里绿柳牵衣袖……
锦鸡忙把羽毛抖：
相思的春光哪里有？
盼春难忘那年头，
土家常说春是柳，
插下柳呵水自来，
高高岭上能飞舟……
相思坡上走来贺老总，
手捏柳枝青悠悠：
兄弟们，栽柳吧！
春天不来不回头……
土司王见柳忙蹬脚，
手捏龙袍抖几抖：
奴隶小子敢翻天？
想引银河坡上流？
土司王，下毒手，
对着绿柳把刀丢……
一位将军山上立，
一支柳树把芽抽，
一杆红旗出山来，
一片杀声如雷吼！
锦鸡从此开歌喉：
有贺龙，就有相思柳！
有了柳呵春似酒：
坝上、渠边、寨门口……
柳成荫，柳林秀，
柳枝拂水似挥手——
东到背背崖，西到狮子口，
十里云湖鱼竞游；
南到姊妹坡，北到凤凰岭，
金鹿、羊群唱不休……
柳絮年年飘，
红军心不走，
春三二月抚柳条，
象是握着贺总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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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记的解释
潘涤尘
星期一早晨一上班，党委书记就把上周派到基层单位了解情况的同志找来，请他们汇报群众对党委的意见。
一位科长开门见山地说：“下面有人提出，最近的会议太多，影响了科技人员的六分之五。”
“啊，这个问题要向群众解释一下，必要的会议还是要开的嘛！”书记点起一支烟。
另一位干事直截了当地说：“有许多人反映，当前我们的形式主义太多，说到处贴那么多大标语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又没起到实际效果。”
“噢，这个问题也要向群众解释一下，必要的形式还是要有的嘛！”书记吸了一口烟说。
又一位主任如实地反映：“有人说，当前我们有些机构过多，造成重叠和人浮于事。”
“哎！这个问题一定要向群众解释清楚，必要的机构还是要设的嘛！”书记喷出一口烟。
这时，不知是谁低声嘟囔了一句：“哪来的这么多解释？”偏偏这句话被书记听见了，他立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烟蒂一丢，大声说：“怎么？这些道理你们也不清楚？必要的解释还是要做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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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耽误下来谁负责？
马国征
一位处长新提升为副局长了。上午刚宣布任命，下午，这位刚上任的副局长就迟迟没来上班。机关里的同志感到纳闷：往常他总是骑自行车准时上班，如果有事不来机关，总要捎个信，或打个电话，今天怎么没有讯息呢？
此刻，副局长在家里踱来踱去，神态不安。他皱着眉头，不时看看手表，上班的时间早就到了。他等得实在不耐烦，终于带着几分恼怒，走到机关宿舍的公用电话间，拨动了键盘，强压住怒气向对方问道：“你是办公室吗？我是×副局长。怎么搞的，我等到三点钟了，还不见派车子接我上班，我手上有急事要办，耽误下来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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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虎和英雄
沈潭
打虎的人历代都有，但真正家喻户晓的，恐怕还是《水浒》上绘声绘色地写了一章景阳冈武松打虎，才把打虎同英雄连在一起，并且成为人民群众的美谈。解放以来，报上不时刊登打虎英雄为民除害的报道，有的还把打虎人誉为“现代武松”——虽然他们手里拿的已经不是哨棒而是猎枪。
然而，研究动物学的专家早已担心：我国某些稀有动物有濒临绝种的危险，其中就包括华南虎和东北虎。据说，华南虎的虎源本来比较丰富，在八、九十年前，南方一些城市的郊县，都曾发现过虎迹。但近二十年来，山林依旧，虎源却大大减少，主要原因就是滥加捕杀。老虎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有用处，都可以换得高价，何况猎虎还能获得一笔奖金。科学家们说，由于虎迹渐稀，虎害自然也减少。这些年来，象当年阳谷县那样为了猛虎伤人出皇皇告示的，就很少听说。据估计，华南虎和东北虎，现在只剩下了一、二百只。一、二百只匿迹山林的真老虎，就总的形势看，也真有点“纸老虎”的味道了。
于是，科学家们的结论是：为了保护稀有动物，对华南虎和东北虎不仅要制止滥加枪杀，还要有计划地加以保护和繁殖。有的同志主张，对打虎的不仅不发奖金，还要没收死虎，甚至应该援捕杀大熊猫的禁令予以罚款。
你看，打虎从英雄行为变成犯法行为，这岂非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细想起来，也十分有理。当虎害严重的时候，打虎是除害，自然应该受到奖赏。如今，当虎害减轻、需要保存和繁殖虎的时候，如果有人再贪图重利，对虎穷剿，不消几年，那有限的华南虎和东北虎很可能全都成了死老虎，这种稀有动物也就绝了种。这对某些重要药物和皮毛的来源，对动物学的科研工作，都不免是个重大损失。这自然就应该明令禁止了。
虎害当然还要防止，以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但又要禁止滥打滥杀，以发展虎利，让它继续对人类作出贡献。这是一件事物互相关连、又互相制约的两个方面。多想想这道理，有助于防止片面性、绝对化和形而上学。
由此也想到许多工作，也应该有全局观点，应该从大局出发。比如说基本建设投资，该上则上，不该上的就不能上；又比如生产指标，该高则高，不该高的就不能高。该高不高，一点雄心壮志都没有；搞四化没有一股英雄劲，还算什么革命者！但是，不顾客观情况，不顾全局利益，一味追求高指标，勇则勇矣，却未必算得英雄。多少年来，我们吃这种高指标的苦头是够多的了。还是动物学家们说得好：对这种不顾全局的“打虎英雄”，不仅不应奖励，恐怕还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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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话剧《名优之死》观后
晓东
一九六一年“五·一”节前的一个晚上，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中来到首都剧场，观看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田汉同志早期代表作《名优之死》。演出一结束，周总理立刻走进后台，热情地祝贺同志们演出成功，并且高度赞扬了田汉同志在剧中所体现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
十八年后的今天，《名优之死》又在首都舞台上和广大观众见面了。可是，当年曾经高度赞扬过这个戏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剧作者田汉同志也在受尽折磨后饮恨九泉。而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考验，《名优之死》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增添了新的生命力，赢得了更多的观众。今天，对照总理当年对这个戏的评价，再来看看这个戏，就感到更加亲切。
《名优之死》所展现的是五十多年前旧中国舞台的一个侧面。在那个豺狼当道，人吃人的社会里，从台前到台后到处充满了血腥、陈腐、肮脏的气味。剧作家用满腔热情歌颂了老艺人刘振声热爱艺术，忠实艺术，以艺术为生命，敢于反抗黑暗势力的精神。一代名优刘振声是一个严肃、正直、对待艺术极其认真的人，不管演什么戏，他都使尽全身力气。同行劝他“马马虎虎过个场，凑凑合合就算了”，他说：“咱们吃的是台上的饭，玩艺比性命更要紧啊。”可是在旧社会被人看重的不是“玩艺”，而是钱、势。如果不向有钱有势的人低头，不要说“玩艺”，就连性命也是保不住的。刘振声为了把“玩艺”传下去，费尽心血培养徒弟刘凤仙成为著名青衣，而当刘凤仙成名后，却被“流氓化的绅士”杨大爷引诱而逐渐堕落下去。刘振声痛心地说：“我没有儿女，只想在这个世界上得两个有天分、看重玩艺的实心徒弟。这个想头也不算是太过份吧。”可这个不算是太过份的想头，在旧社会也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杨大爷代表的是旧中国反动、腐朽的势力，当时还是很强大的，他们掌握着一切，操纵着一切。你看，他坐着新汽车，手摇文明棍，横行于剧场内外，随意辱骂艺人，公开戏弄女性，而人们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刘振声只是对他稍稍表示不满，就立刻遭到了种种陷害。刘振声不但没有力量挽救刘凤仙，自己也被活活气死。
田汉同志通过刘振声悲惨的舞台生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旧中国黑暗的统治，揭露了杨大爷这批“坏蛋”、“孬种”、“是我们梨园行的死对头”。尖锐地指出，不推翻腐朽、黑暗的社会制度，正直的人就没有活路，真正的艺术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天地。杨大爷这批“梨园行的死对头”被打倒了，刘振声的“想头”实现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林彪、“四人帮”这伙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文艺旗手的坏蛋，继承了杨大爷和历代反动派的衣钵，又给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给艺术家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他们把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搞得一片荒芜，在他们横行的日子里，谈艺术就是犯罪，正直的人没有活路。多少青年被他们引诱到堕落的歧途上去；多少老艺术家象刘振声一样被他们活活整死。就连中国戏剧界的老前辈，堪称当代名优的田汉同志，也没有逃出他们的毒手，和刘振声一样悲惨地死去。残酷的事实说明：林彪、“四人帮”这伙比“杨大爷”还要阴险、毒辣的刽子手，是无产阶级文艺最凶恶的敌人。
重温历史的悲剧，充分说明一个问题：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党的领导，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艺的敌人就会卷土重来，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就不能健康存在、迅速发展，老一辈艺术家的愿望就永远不能实现。
在文艺园地百花盛开的今天，再来看看《名优之死》是很有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应该爱什么，恨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让我们深深记住过去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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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刹住吃喝风！
易和元诗 英韬画
客人三两个，
陪客一长串，
酒席一摆一大片，
排场越大越体面。
部长来视察，
书记来蹲点……
今天喜喝接风酒，
明天又摆洗尘宴。
是“长”都有份，
沾边就有缘，
宴会厅里好热闹，
都道口福真不浅！
名牌时鲜货，
好酒土特产，
一连上了十几盘，
主人还说是便饭。
大手大脚惯，
轻松又随便，
酒醉饭饱可想到：
盘中都是人民汗！
增产节约好，
不光是宣传，
赶快刹住吃喝风，
就是不小的贡献！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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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闻者足戒
“织女”为何迟会“牛郎”？
朱国恩
某局总务处刘处长的爱人，调到某地去了。组织上也为刘处长在那里安排了合适的工作。刘处长最关心的是住房问题，她借送爱人赴任的机会去看了看，那里给安排的住房，是很不错的。
然而，刘处长接到调令后，却迟迟未去，仍同爱人分居两地，唱起“天河配”来！周围的人迷惑不解，刘处长则逢人便说：“我还有工作要交代。”
原来，刘处长将自己住的一幢很不错的住房，“交代”给儿子和儿媳了。局里还正在动工修建家属宿舍，她又以“婆媳不和”为理由挂上了号。
家属宿舍竣工了，她把新分得的很不错的住房，又
“交代”给女儿和尚无踪影的“女婿”，才拿着调令，登上“鹊桥”，高高兴兴地会“牛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