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论条件
王若水
一切决定于条件
怎样看待条件，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无时无处不碰到的一个问题。联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获得的丰富经验，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条件的观点，应当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学习课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条件的基本观点，包含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中：
（一）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许多其他事物，这些其他的事物就是这一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整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是无条件的，而每一个具体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却都是有条件的。
太阳系是怎样起源的，地球是怎样产生的，今天的科学还不能肯定无误地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太阳系和地球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不可究诘的事情，而自有它的原因和条件，可以为科学所探明，这却是无疑义的。生命现象的发生和维持，也有它的必要条件，例如水和适当的温度。地球具备了这些必要条件，所以生物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天文学家要推断别的星球上有没有生物存在，就要首先研究那里有没有生物所必需的生存条件。地球上的低等生物能够进化为人类，这也是决定于许多条件的。宇宙中的一切其他现象，也都是如此。
（二）唯物辩证法又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运动发展中的。运动和发展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是事物的各个具体发展过程又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变动性和有条件的稳定性相结合，事物就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分出阶段来。
决定社会面貌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就是生产、生产方式。每从前一个阶段转变到后一个阶段，都是由于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为旧的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没有这个最基本的条件，社会革命是不会发生的，旧的社会制度是不会被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同，就在于它具体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规律和条件，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指出了真正的方向。照恩格斯的说法，“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0页）
（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矛盾规律。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互为条件，没有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就一个具体事物说来，矛盾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矛盾双方的同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但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斗争性，即寓于相对的有条件的同一性之中。所以，具体的矛盾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矛盾论》中说：“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一个事物的存在，以它的对立方面的存在为条件。一个事物向其反面的转化，也要求一定的条件。
从这里就可以明白辩证法的这一条原理：一切决定于条件、地点和时间。广义地说，地点和时间也是条件，所以也可以说：一切决定于条件。
主观唯心论者是不讲条件的，这和他们的否认客观规律是不可分的。机械唯物论者是讲条件的，他们的错误不在于重视了条件，而在于固定地片面地看待条件。真正尊重条件，认真对条件作全面的分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问题根本不在于反对什么“条件论”，而是要用辩证唯物论关于条件的观点去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关于条件的观点。
共同条件和特殊条件
观察一个事物，必须注意这一个事物和另一些事物的共同条件和共性，同时更要注意这一事物自己的特殊条件和特性。这是因为离开了对共同条件和特殊条件的分析，我们就不能认识规律，就不能很好地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就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政策。
事物具有共同的条件，才可能有共同的规律。然而事物又各有其特殊的条件，因而又产生共同规律的不同表现形式，产生特殊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战争的规律时，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由于时间的条件、战争的性质、地域的条件各不相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
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走共同的道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条件，否认这些共同条件，离开这个共同道路，就会犯修正主义的错误。但是，忽视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殊条件也是错误的。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条件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把别国的革命经验无条件地照搬到本国，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条件。否认了事物的特殊条件，就否认了具体分析的必要性，就会犯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科学的说明，并从而指出中国革命的方向，制定一系列的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策略和政策，就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特殊条件。
正确地掌握政策，也要靠分析共同条件和特殊条件。
所谓特殊条件，可以指不同的空间条件、时间条件，也可以指不同的人的条件、物的条件。空间条件包括地域条件，这在农业生产中，尤其重要。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土质，不同的气候，不同的水利条件等等，这些对农作物都有很大的影响。老农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们熟悉适应当地条件的种植方法。忽视各地条件的特殊性，否认“因地制宜”的原则，是不能达到增产的目标的。不顾其他地区和本地条件的共同性，拒绝学习那些对本地有用的外地的生产经验，这是保守的倾向；不顾其他地区和本地条件的特殊性，盲目推广那些不适用于本地的外地的生产经验，这是瞎指挥的作风。
时间条件在农业生产中也很重要。“不违农时”就是要遵守时间条件，不可过迟，也不可过早。在战争中和工作中，所谓“不失时机”，也就是抓住关键性的时间条件。把现在应当完成的任务推到将来，把短时间可以做好的事情拖得很长，这是保守。把将来才有可能做的事情提在当前，把长期性的任务要求在一个早上办完，这是急躁。有的事情，可以依靠临时突击，有的事情，又需要“假以时日”，当缓者缓，当急者急，都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所谓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所谓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普遍推广，都离不开共同条件和特殊条件的分析。各个地区之间，各个企业单位之间，共同的条件总是有的。领导者可以而且必须根据这些共同条件，提出某些一般性的号召。但是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的经验，其成功的条件，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并不一定都是其他地区或其他单位都已经具备或能够具备的条件。各地区各单位都有各自的特殊条件，因此，领导者又不可不加分析地强求一律。离开了具体条件的分析，笼统地提“这个地方能做到的，其他的地方也能做到”，就会陷入主观主义。
官僚主义者的领导方式，就是拒绝对具体条件作具体分析，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而当他们实行个别指导时，由于不分析特殊条件，又必然变成瞎指挥。要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就要提倡调查研究，提倡分析情况，提倡用辩证的方法对客观事物的一般条件和特殊条件作具体分析。
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
“条件”这个概念，有时用来同“根据”这个概念对立，在这种场合，所谓条件就仅是指外部条件，这是狭义的条件。但广义地说，根据（作为发展的内因看）也是一种条件，不过是不同于外部条件的内部条件罢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一切物质的本性，物质是一切运动的主体。从总体上看，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世界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不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在这里根本不存在外力的问题。从局部上看，事物的发展原因除了事物内部的原因以外，还有外力的影响，但起根本作用的仍是事物本身的条件或内因。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
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牵涉到许多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建设，是需要互相支援的，但重点应该放在本国人民的斗争和自力更生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外部援助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觉悟和斗争，不能依靠恩赐。领导者的作用，只是启发群众觉悟，集中群众意志，领导他们解放自己，不能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不能脱离党组织的教育和集体的帮助，但归根结底还决定于他自己在这种教育和帮助下进行自觉的实践和思想斗争。解决思想问题之所以只能用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压服的办法，就因为压服的办法是单纯靠外力，没有通过本人的自觉斗争。形而上学把一切变化的原因都归之于外力的影响，否认事物内因的根本作用，是错误的。对于这种认为外部条件决定一切的观点，是应当批判的。
但是，强调内部条件，并不意味着可以轻视外部条件。第二位的原因并不就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就重要性来说，外部条件比起内部条件来只居于第二的地位；就必要性来说，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是同样不可缺少的。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各个经济部门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是这个整体内部的有机联系。但是各个经济部门又有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局来说，它是一个小局。一个经济部门的发展，不但受其内部各种条件的制约，而且也受其他经济部门的影响，后者就是前者的外部条件。总路线规定的一系列农业和工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等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估计到了这些经济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例如钢铁生产的发展，就有其内部和外部条件。高炉、平炉等设备属于内部条件，但是单有这些内部条件是不够的，还要依靠铁矿的采掘，依靠煤炭的生产，依靠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而且还要依靠农业的发展。没有这些外部条件的配合，钢铁生产是不能孤立发展的。所以，一个企业的发展，既要依靠它本身的条件和努力，又不能缺少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
一颗种子落在地里，由发芽、生长到开花、结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种子是这个发展过程的根据，阳光、水分、养料、一定的温度等等，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外部）条件。决定这株植物的发展阶段和形态的，是种子本身，不是外部条件。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但是外部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也能对植物生长起很大的影响。没有水分和适宜的温度等等，植物就不能生长。在农作物生产中，除“种”以外，都是外部条件。人对于农作物的影响，就是一方面尽可能为作物安排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也从事改良品种的工作，使作物能够适应于比较不利的外部条件。这都是要解决作物和环境的矛盾。外部条件是通过内部条件而起作用的，因此，它必须适应农作物本身的规律性。“揠苗助长”的故事，就说明人是不能任凭自己的意志强使农作物加速生长的，只有在掌握了农作物生长的客观规律，创造相应的条件以后，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意志，达到增产的目的。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内部条件是根本的，外部条件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应当是内外条件的统一。
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
“条件”这个概念，有时也用来同“人”或者“主观能动性”这个概念对立，在这种场合，所谓条件就仅是指客观条件，这是狭义的条件。但广义地说，人的努力，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影响事物发展的因素之一看，也是一种条件，不过是不同于客观条件的主观条件罢了。
世界的基础是物质，精神是派生的。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一般地说来，起决定作用的是客观物质条件。人们的思想、理论、愿望、意志、热情，在社会历史上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推动社会前进的终极原因，却不能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只能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去寻找。
认为精神决定物质，思维决定存在，这是一切唯心论的共同的基本观点。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历史，就是把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归之于绝对精神的发展，归之于人的智慧、愿望、理想等等。在精神的东西中，不同的唯心论派别也可以强调不同的方面。有的强调感觉（唯心论的经验论），有的强调理性（唯心论的唯理论），还有的强调意志（唯意志论）。认为意志能征服一切，支配一切，这就是“唯意志论”的观点。这是一种极端反科学的观点，它常常成为反动统治阶级盲目行动的理论根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坚决反对唯意志论，但是这并不是否认主观的精神的东西的巨大作用。客观物质条件是人的活动的地盘和基础，而人的活动又反过来改变客观物质条件。认为人只能够消极地顺应客观条件的摆布，这是一种机械论的思想。人类之所以能生存发展，就因为他在不断同自然界作斗争，不断地把自然条件改造得适合于人的需要。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开始和客观条件打交道，他生活在许多客观条件的错综复杂的网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就表现在他可以改变这些条件，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打破某些条件的限制。事在人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决不会在不好的条件面前唉声叹气，或者消极地坐等一切条件自动成熟，而是积极斗争，改变旧条件，创造新条件，做条件的主人。
但是条件不能任意改变，不能凭空创造。改变条件和创造条件，也还需要根据一定的条件。因此归根结底说来，人们又不可能超出条件的限制。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我们只能在前一代遗留给我们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而我们的创造，又给下一代的人们留下继续前进的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能够前进得多远，既决定于我们承继的既定条件，又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这就好象接力赛跑一样，前人跑到的终点，就是我们的起点。我们的建设是高速度的，但是我们所承继的条件毕竟是十分落后的，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彻底克服这种落后状态。
改变条件和创造条件，不但要以既定的条件为基础，而且要以客观的规律为依据。改变客观条件，并不是改变规律，创造客观条件，并不是创造规律。规律是不能改变和创造的。我们是依照规律来改变和创造条件，而我们又通过改变和创造条件来使规律为我们服务。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这也是一条必然规律，我们正是依照这条规律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条规律是普遍的，不可改变的，但是什么时候实现这种转化，却决定于具体的主客观条件。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也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57页）我们懂得了这条规律，就知道怎样去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实现共产主义有客观的物质条件，也有主观的精神条件。而最根本的条件是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没有极大地提高，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地丰富以前，就要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权利，只不过是平均主义的幻想，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因而是不可能实现的。
正确地认识客观是成功地改造客观的必要条件。要获得正确的认识，也需要条件。剥削阶级受着阶级条件的限制，不能自觉地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无产阶级有着最优越的认识条件，只有它才能摆脱剥削阶级的偏见，掌握社会发展的真理。但是无产阶级虽然不受阶级偏见的限制，仍然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人民在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发扬了革命精神，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多次反复过程，“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3页）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成，也需要这样的精神条件，需要发扬革命精神，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积累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有它的客观的具体规律，这种客观的具体规律，我们无从预先认识，我们只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学习社会主义建设，逐步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国际经验，我们应当加以重视，认真学习。但是别的国家的条件和我国的条件有许多不同，因此，我们还需要通过亲身的实践来摸索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这里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取得革命胜利的精神条件，是同时包括了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内的，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里我们就转到了干劲和意志的作用问题。我们认为，科学的认识，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获得，正确的方针，只有坚决地执行才能收到实效，这都离不开革命的意志和热情。当然，这并不是说主观能动性的一切作用都仅仅是革命热情和干劲的作用，更不是说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热情和干劲起决定的作用。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某些“唯意志论”的论点是怎样出现的。第一步：主观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这本来是真理；但是，在批判所谓“条件论”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把主观能动性所需要的条件抛开了，似乎主观能动性不是只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而是一般地起决定作用。这样就陷入了唯心论。第二步：主观能动性的范畴本来包括理论、方针、政策、办法、意志、干劲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指导和推动实践的；有些同志却只孤立地强调热情和干劲，把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说成似乎只是热情和干劲的作用，这样就进一步陷入了唯意志论。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就是孤立地强调意志和愿望的作用，把这种作用夸大得似乎不受客观条件和规律的限制，似乎可以离开科学的认识的指导。这当然是错误的。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是很强的，资产阶级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意志也是很强的，为什么无产阶级一定会胜利，资产阶级一定会失败呢？决定的关键就在于是顺应客观历史规律还是违抗它。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是以对现实条件和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离开了具体条件，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设想各种各样美好的可能性，那不是现实的可能性，只是抽象的可能性，是主观主义的幻想。列宁说：“整个工人阶级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会不自觉地成为一个专说空话而不知道这些话的真实含意的人，或者成为不肯直言不讳的人。”（《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页）
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
人们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认识世界，就是变客观的东西为主观的东西，变不知为知，实现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化。改造世界，就是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变理想为现实，实现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化。这两种转化，都需要条件。促进这种转化的，就是顺利条件；阻碍这种转化的，就是困难条件。
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客观物质力量的抗拒或阻力，这就是客观困难条件。但是人可以凭借另外的客观条件来克服这个阻力，这就是客观顺利条件。困难和顺利，也可以来自主观方面的原因。人们如果对于客观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没有很好的认识，就会不能充分利用顺利条件，增加困难的程度。
对于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应该唯物地对待它。这就是说，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是客观存在，应当是有多少就承认多少，夸大是不对的，缩小也是不对的，采取不承认主义更是不对的。
困难和顺利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困难，就无所谓顺利，没有顺利，也无所谓困难。在革命过程中，有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有时候，顺利条件超过困难条件，但不管怎样，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总是同时存在的。既有困难条件，人的主观努力就有了斗争的对象；既有顺利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有了客观的凭借和依托。化困难条件为顺利条件，用顺利条件来克服困难条件，关键就在于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强调了重视分析客观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发扬主观能动性的意见是不对的。客观条件中总是同时存在着困难的一面和顺利的一面。如果客观条件是绝对困难的，没有顺利的一面，那就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反过来，如果客观条件是绝对顺利的，没有困难的一面，那又不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以客观条件（包括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为前提的，没有客观条件就没有主观能动性。越是认真分析客观条件，就越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当然，确实有人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借口下，不去力争上游，拒绝去做那些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而且需要做到的事情。但是，他们的错误并不在重视了条件，而恰恰在于没有全面地认真地对待条件。他们只看到客观条件对人的限制这一面，却看不到客观条件对人提供活动地盘的这一面，他们夸大了困难条件而缩小了顺利条件，并且把一切条件看作是固定不变的东西。这怎么能说是认真地对待条件呢？我们面前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当然，在具体工作中，我们的具体目标也要符合客观可能性，如果勉强去做那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那种困难是主观方面的盲目性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克服困难的干劲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实事求是地修订自己的计划问题。
对于困难，我们要藐视。但是藐视不等于忽视。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应该是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的结合，既反对害怕困难，也反对忽视困难。
总之，在条件问题上，要反对两种观点和倾向：“左”的和右的。“左”的观点和倾向是在反对右的观点和倾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它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但不能真正克服右的观点和倾向，反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也当作右的观点来加以反对。
现实生活是各种复杂条件的统一体。我们只有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地、全面地分析各种条件——共同条件和特殊条件、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困难条件和顺利条件，等等，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不致“左”右摇摆，才能克服主观主义，也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比较顺利地前进。
（这篇论文是作者一九六一年写的，当时未能发表。这里刊登的是这篇论文的摘要。全文见今年《哲学研究》第六期。——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