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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廉洁奉公 不搞特殊
——记沈阳部队炮兵某师政委宋兆田同志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的事迹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炮兵某师政委宋兆田同志，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受到指战员的赞扬。他们说：“政委走得正，行得端，歪门邪道不沾边，我们喜欢这样的好领导！”
宋兆田是一九三九年入伍的老同志，解放战争时期曾当过战斗英雄董存瑞所在营的教导员，经历过大小数百次战斗，负过两次重伤，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几十年来，这位从炮弹坑里滚过来的老同志，从没有把过去的功劳作为换取个人私利的资本，也从没有滥用人民给的权力搞特殊化、谋私利，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先从他不走后门说起。一九七七年春，有些单位刮起了一股领导干部子女当兵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一天，宋兆田正在外地开会，突然听说他在农村插队的二女儿，被人接回部队准备当兵，一切手续都办好了。宋兆田知道这股风刮得挺猛，一个人不容易顶住，但是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领导干部，绝不能沾染这种不正之风。他毅然拿起电话，对军务科的同志说：“赶快到我家去，告诉孩子和她妈妈，不要去当兵，孩子马上回青年点！”之后，他又亲自给老伴打电话，要她给孩子做工作，尽快返回农村。这件事，在部队和农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连队专门出了向宋政委学习的黑板报，表扬他带头抵制不正之风，为大家做出了表率！
宋兆田身为师党委书记，处处注意遵守各种规定和制度。他在机关，副食供应和一般干部一样，从不多吃多占；到连队去，不要什么特殊照顾，战士吃啥他吃啥；来了亲朋旧友，从不让公家招待，就是因公陪人在招待所吃一顿饭，也要算清伙食费。他在生活上非常俭朴，没有私自要公家做过一件家具。他家甚至连一张饭桌都没有，多年来一家五口人就在办公桌上吃饭，或者在箱子上放块板子当饭桌。有关部门特地给他做了一张桌子，他拒绝接受。他对打箱子、做柜子，搞自己的小家底非常反感。他的家具只有两只木箱，还是他爱人在两地分居时买的，家庭用具简简单单，搬家换防，一提就走。他的家属所在单位出于好心，特地给他家批了点木材做家具，他不肯接受；有人把做好的木箱送到家，他送了回去。他说，生活上讲舒服享受，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利用职权往自己嘴巴上抹油、往个人腰包里划拉，更是卑鄙的。有权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能为自己、为家庭、为孩子服务！否则，就要变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者。因此，他对自己、对家属、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他的家属从来没坐过公家的小汽车。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和老伴带着孩子进城买东西。营房离城十多里路。管理科的一位协理员看到他徒步进城，急忙跑到小车班，要了一辆小车追出营外。协理员说：“政委，用小车送你们一下吧！”宋兆田说：“不用了，我们上街办私事，坐公共汽车也可以，你回去吧！”
“宋政委有权不搞特殊化，一心想着现代化！”战士们这样赞扬宋兆田。去年深秋，宋兆田同志不慎跌伤，战斗中负过伤的肋骨又折断三根，住进了医院。住院不久，骨质还没有愈合，传来了党中央的一项重要指示。当时，师长刚刚调动工作。宋兆田想到工作的需要，就请求医生允许他早上出去，晚上归来。他每天让护士提前打针，然后带着中午和晚上吃的药，支撑着带伤的身体，一连开了几天党委会。同志们都十分钦佩他的革命精神。
本报记者 龚愉 李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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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贺龙同志入党前后
一九一六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但那时的中国，黑夜茫茫，救国救民的道路何在？贺龙同志在黑夜中摸索。
一九二○年，贺龙同志在护国军中任职，驻军湖南桃源。这时，从上海来了两个留学生，他们在支队司令部住了两个星期，每天大谈主义，争论不休。一个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一个谈社会主义。贺龙同志回忆说：“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时，认为无论从理论上，从政权、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觉得条条有理、有据。我就问他，有没有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这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以后，贺龙同志常听湖南人说起毛泽东同志。贺龙同志回忆说：“那时湖南的学生都说毛泽东是天才，是革命领袖。我对于毛泽东敬仰得很，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一九二六年，当北伐军从广东进军到湖南常德时，党中央派当时在北伐军中工作的周逸群同志，带领一个宣传队，到贺龙同志的队伍中工作。贺龙同志知道后，就去找周逸群同志。贺龙同志回忆说：“第三天我就找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他答复我共产党不是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有人找你。”在周逸群同志的帮助下，贺龙同志更加接近共产党，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为，贺龙同志恨之入骨。他崇敬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节。在这严峻的日子里，他一次一次地向周逸群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表示一定跟共产党走。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党决定以武装起义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行径。七月二十七日，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组成。第二天，周恩来同志来到贺龙同志的驻地，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行动计划告诉了贺龙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同志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同志当即代表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同志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同志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
南昌起义后，部队开始“南征”，在艰苦的南进途中，贺龙同志又提出了入党要求。在瑞金，贺龙同志终于实现了生平最大的宿愿。党根据他的申请，根据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决革命的表现，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和周逸群同志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入党宣誓仪式上，贺龙同志向党宣誓：“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终生！”
一九二八年春，贺龙同志在周逸群等同志的伴随下，又回到了故乡，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贺龙同志的亲友中有人惋惜地说：“现在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共产党）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落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你图的是什么？”贺龙同志回答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蒋介石一定会垮台！……”
（根据《南昌起义前后的贺龙同志》等资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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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恢复领导干部给群众作报告的传统编辑同志：
领导干部给群众作报告，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好方法，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建国初期，许多干部和群众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就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大会讲、小会说，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以及生动的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等等，除去采用下发文件，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等的作用外，党的各级组织经常采取的办法，就是组织领导干部和先进人物作报告。长期以来，我们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全党、全国人民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信心足，步调一致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可是，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别有用心地在领导干部讲话中挑毛病，甚至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无限上纲，整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恶劣影响。尽管这些同志已平反昭雪，重返领导岗位，但是有些人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布置工作或传达上级指示，一律照抄照转，成了“传声筒”、“留声机”。有时群众想请领导干部给大家作个报告，真是比登天还难。
党的三中全会决定，从今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面前，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有许多的想法，也有许多的问题急需加以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如能深入下去，摸清群众的思想脉搏，然后有针对性地作一些报告，阐明和回答群众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将大大有助于统一思想认识，有助于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果“大广播”不响，“小广播”就会盛行，各种错误思想就会蔓延。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恢复给群众作报告的好传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 宋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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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要当官 要干革命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干部不论其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就是这样要求自己，这样做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陈毅同志不准亲属搞特殊；陶铸同志一贯艰苦朴素；朱德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对亲属讲：“人总是要死的，……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们用的东西，都上交国家。”他还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存款，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朱德同志的这种安排和嘱咐，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使人深受感动。
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员绝不可脱离群众，绝不可高踞于群众之上，做官当老爷，而应当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可是，有少数党的干部，却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丢掉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不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沾染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甚至迷上了那种封建衙门的低级趣味。衣食住行，讲究派头；待人接物，官气十足。车要坐小的，饭要吃好的，房要住高级的，群众买不到的奇缺商品，三份、五份地购买。偶然到下面走走，车水马龙，欢迎欢送，还要很多人陪坐、陪吃、陪看（看电影和戏），占用了不少人力物力，挥霍了不少钱财。他们把“资格”当商品，把贡献作“股份”，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做为谋取私利的手段。个别人甚至发展到遇事就伸手，争名夺利，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以致陷入资产阶级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这种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十分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掌了权，对革命有贡献，难道就可以特殊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们多年身居领导岗位，为党为人民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干部“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优秀品质，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阶级的“官大一级压死人”、“官贵民贱”的不平等关系。想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的革命情操，比比他们宝贵的革命精神，那些违反规定搞特殊化的人，难道不感到脸红吗？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猛醒，及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要懂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只有“当官”不象官，“拉车不坐车”，不搞特殊，不谋私利，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才能率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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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脸色”小议
肖成栋 林荣顺
在我们党和革命队伍里，有一种人很善于察颜观色。他们办事情，眼睛总是盯着上司的脸色，心里总是揣摩着上司的脾气，“长官”怎么想、怎么说，他就怎么跟，明知不合实际，违背原则，群众不拥护，也顺着去办，甚至溜须拍马，阿谀逢迎，献媚取宠。所谓“出门看天色，入门看脸色”的处世诀窍，这些人是甚为精通的。
一事当前，先看领导的脸色，这种“学问”过去在我们党内是很少有市场的。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由于他们践踏党规党法，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旧社会趋炎附势的坏习气得以恶性发展，使我们的党风受到严重污染。粉碎“四人帮”以后，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看脸色行事的人越来越吃不开了。但也有少数中毒较深的同志，至今没有觉悟过来，仍在继续把它奉为自己的“处世哲学”。
需要指出的是，善于看脸色的人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有好变脸色的人。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脑子里还装着封建长官的一套东西，他们爱听顺耳话、恭维话，不愿听刺耳话、批评话。一见捧场，笑脸频频，心中乐滋滋。你若给他进点“逆耳忠言”，提点批评意见，他便吹胡子瞪眼，浑身不舒服，弄得人们真话不敢讲，民主空气被窒息了。上有好者，下必效焉。在好变脸色的某些领导人面前，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可来神了。为了讨得上司的欢心，你看他巧舌如簧，应变随机：上司说扁的，他喊不圆；领导嫌右，他凡事“左”三分；订生产指标，你认为越高越好，他就一个劲往高处拔；报粮食产量，你喜欢“多多益善”，他就扳着指头拚命往上加。你若喜欢捧场，他便大唱赞歌，搬出一套酸溜溜的陈辞滥调，什么“感谢首长的巨大关怀”呀，感到“无比幸福”呀，受到“很大的教育”呀，“一定深刻领会，坚决照办，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呀，硬是把某些领导人吹得飘飘然目空一切，昏昏然忘乎所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物，在党风不正的地方，往往得宠于某些领导人，被认为“听话”、“顺手”，予以提拔重用，真可谓“骗而优则仕”了。
这种看上司脸色办事的不正之风，其源盖出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原则。它把上下级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官僚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看脸色行事的人，总是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系在某些头头身上。他们眼睛朝天，看不见人民群众，心目中只有上级，实际上只有个人。他们的“上级观念”，并不是真正对上级负责，而是为了取得上司的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在他们看来，群众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上级的印象，只要讨得上司的欢心，往后的好处就捞不完。于是，看脸色行事，便成为他们的爱好。
看领导脸色行事，拿原则作交易，这是剥削阶级的官僚政客作风，是同共产党员的品质不相容的，必须坚决扫除。
这种坏的作风，对革命的危害很大。它腐蚀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使人丧失革命原则，搞实用主义，又给机会主义的滋长造成条件。它贻误党的工作，使正确的东西不能坚持，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不能及时纠正。它使党内关系庸俗化，为宗派主义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这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泛滥，就会瓦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我们的党就会衰退、变质。
看领导脸色行事的人，对上唯唯诺诺，对下却往往是另一副骄横的神态。他们搞媚上压下的一套，脱离大多数，最后必然是自己孤立自己，自己毁坏自己。看脸色行事，也可能暂时捞到一点什么好处，但拿革命原则换来的私利是可耻的，也是靠不住的，纵然得意于一时，到头来仍免不了要跌跟头，吃苦头的。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某个上司的附属品和工具。我们的党不是家族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个人的事业。我们只能忠诚于党和人民，而不能效忠于个人。下级当然应该服从上级，这是因为上级代表组织，并不是因为下级是上级的附属品。我们不能靠看领导人的脸色行事，只能靠实事求是、靠科学行事，靠真理、靠党性行事，别的什么东西都是不能靠的，也是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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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知识
关于发展党员的几个问题
临时党支部是否可以发展党员？
临时党支部不能发展党员。因为它是为了完成一定时期内的一定任务而建立的临时党组织。但临时党支部可以接受非党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书，进行培养工作，并在任务结束后，负责将积极分子的情况，向有关党组织介绍。
发展党员是否要规定比例？
发展党员要严格按党员条件，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不宜规定发展党员的比例，也不能分配发展党员的数字。
党总支能不能批准接收新党员？
接收新党员，应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党总支一般不批准新党员。少数单位，如县以上党委直接领导的独立单位的党总支，大型厂矿企业直属的分厂、大专院校直属的分校党总支，领导干部配备较强，有专管组织工作的机构或人员，能够保证党员质量，经过县以上党委授权，也可以审批党员。各地在具体规定哪些党总支可以审批党员时，要从严掌握。党委书记可否代表组织批准新党员？
按党章和有关文件规定，发展党员是有一套严密手续和严格制度的。支部大会通过吸收某同志入党的决议后，还要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上级党委审批时，必须通过党的会议进行严肃认真的讨论，做出书面决议。党委通过的书面决议，应由书记签字，党委盖章。绝不允许由任何个人批准。有的地方和单位的党委书记，审批新党员时，根本不召开党委会，而是由他个人和少数人串联一下，然后由他个人签字盖章；有时甚至用电话通知基层支部：某某入党我批了。这种做法是极不严肃和极端错误的，必须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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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喜富拿“党票”做交易被开除党籍
本报讯 黑龙江五常县牛家公社原党委书记张喜富，为谋取私利，拿“党票”做交易，先后把李维良等五名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拉入党内。
李维良原是松花江地区工地勘测队助理技术员，后来插队到牛家公社任民政助理。他入党前，利用职权贪污公款一千五百多元。李为了入党，经常利用贪污的公款请张喜富吃喝，并送给张涤卡上衣、收音机等物品。张接受了李的贿赂，便一心要把李拉入党内。他不顾原党委副书记梁俊儒和其他一些党员同志的反对，强行召开机关党支部大会，讨论李的入党问题。为了能在支部会上通过，当县里让张去双城参观养猪时，他不去，却让持不同意见的梁俊儒去了。会上，张抢先发言，主张吸收李入党，向群众施加压力。结果，群众有意见不敢提，就这样通过了。张连夜主持召开党委会，批准李为中共党员。
李维良入党后，继续贪污两千八百多元，并两次送给张喜富贪污款二百四十元，以示答谢。
张喜富拉入党内的其他几个人，有搞投机倒把的，有盗窃公物、打骂群众的，有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都不够党员条件，都已分别做了处理。张喜富也已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