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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及时研究新问题 按照辩证法办事
——四川省新都县委正确发挥领导作用
中共四川省新都县委在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下，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实际出发，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着眼于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坚持正确指挥，妥善地研究和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发展了全县的大好形势。
位于川西平原的新都县，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揭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认真落实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近两年粮食总产共增长了七千零三十二万斤，一九七八年总产达四亿二千二百一十二万斤，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给国家贡献的商品粮、社员分配的口粮和现金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整个农村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健康的。然而，在迅速发展的形势面前，由于有的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缺乏全面正确的理解，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前一阵，有的干部群众把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对立起来，片面地认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上级机关就不能过问生产队的生产，似乎过问就是不相信“农民会种田”。因此，有的生产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推广施秧窝球肥、合理密植、稀播壮秧等项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也看作是“瞎指挥”。某些淘汰的品种和过时的生产措施，又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县委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群众过去吃过“瞎指挥”的亏，这是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不能因为指导中发生过错误，就否定一切指导。应当看到，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和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并不是对立的，必须辩证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是不对的，要坚决纠正，但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去。只要指导生产从本地实际出发，有利发展生产，就不能叫“瞎指挥”，也不能说是“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新都县委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前提下，还注意帮助生产队处理好行使自主权和完成国家计划的关系，认真落实国家种植计划。春播前夕，曾有个别生产队出现了不顾国家计划随意种植的苗头，某些经济作物和杂交水稻的播种面积有缩小的危险。县委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工作，教育基层干部和群众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正确行使自主权。县委领导同志还亲自带领农业局的干部下乡调查，征求群众对大春生产安排的意见，再在这个基础上拿出了县委的初步安排，拿到全县的三干会上去广泛征求意见。由于计划来自群众，切合实际，同时又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所以今年各类作物的种植计划都完成得较好，群众也很满意。
贯彻湘乡经验以来，由于有的人对中央精神缺乏全面的理解，认为凡是协作就算平调，因而主张这个县去年九月动工的锦水河分干渠不应再搞了。新都县委认真分析了锦水河分干渠在工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意义，它不但有利于排涝和综合利用水利资源，还可以保证四川化工厂和成都钢厂的用水，从全局来看，这个工程非搞不可，而且也有条件用协作的办法搞。协作和落实湘乡经验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不能把合理负担看作是加重农民负担。只要不随便把负担转嫁给非受益队，并注意在协作中落实合理负担的政策，群众是愿意进行必要的协作的。由于坚持了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国家又适当给了补助，参加施工的群众积极性都很高，工程进展较快。
本报记者 胡国华 刘 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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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景泰县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生产
据新华社兰州电 中共甘肃省景泰县委力求按自然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农业生产，避免瞎指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去年全县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
景泰县委认为，分类指导，必须首先掌握全县各地的自然特点和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这个县有农业人口十四万多，耕地五十八万多亩，是个人少地多、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比较复杂的地方。全县有沿河地区、灌区、川旱区和二阴山区四大类。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对全县农业生产作了全面规划。如沿河地区的五佛公社和中泉公社的一部分社队，海拔低、无霜期长，水肥和劳力条件，都适合全县过去推广的以玉米、小麦为主的带状种植，经几年的实践证明，这里实行带状种植以后，粮食连年增产。他们同五佛公社和中泉公社部分社队的干部群众商量，仍在这些地方推广了带状种植。川旱地区和二阴山区的正路、寺滩等公社，大部分是旱地、山地和砂田，又加上海拔高，气候寒冷，无霜期短和人少地多，不适宜搞带田种玉米。县领导认真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后，就恢复了当地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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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由一贫如洗到过上好光景
——记王洪斌一家的变化
编者按：这篇通讯，值得一读。王洪斌所在的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认为，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再不把王洪斌这样的困难户帮助过来，“就没法向人民交代，就是失职。”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王洪斌一家在短短十个月内的可喜变化，有力地说明，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正关心群众的疾苦，依靠群众扎扎实实地工作，做好穷队穷户的转化并不困难。
黑龙江省肇东县太平公社太平二队社员王洪斌，去年四月以前是全公社有名的“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的“贫困户”。现在的王家，可同十个月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房前是光秃的“小广场”，现在已是小园田，房西垒有猪圈和厕所。屋里边，装有电灯和广播喇叭。炕上七床棉被垛得整整齐齐，南面玻璃窗，北面碗架板，隔壁小屋里的米箱，装满小米、包米。还养着两头肥猪，十只鸡。大人、小孩穿戴一新，一家人喜笑颜开。屯里人都说：“王洪斌家可真变了样。”
若问王洪斌家过去怎么贫困到那种地步，近十个月来又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王洪斌样样农活都会干。十八年前，他二十多岁时，跟父、兄一起生活，有自行车也有手表。结婚以后分开过，九年就变成了几口之家，孩子都还小，只他一个劳动力，生活虽然紧巴，也还过得去。一九七一年，他妻子一心要去娘家，于是把房子、家底都折卖净光，搬往辽宁省苏家屯，原打算在那里定居落户，但事与愿违，没呆下，又返了回来。这么一折腾，钱光了，物没了，两手空空。王洪斌本想依靠参加队里劳动，改变贫困，重建家业。大队、生产队也愿意帮他一把，把他拉起来。一九七二年大队拿出木料，帮他盖了两间小房。因他人多劳力少，吃烧都挣不够，还是置不起家当，安不好家。就在那一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使大队、生产队和他家都受了害。有那么一件事：一次，他因贫困苦闷，喝醉了酒，借酒闹事，因此挨了批斗。从那以后，他同生产队和群众之间就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墙。他总觉得自己在人前抬不起头，比人矮半截。他疏远人家，人家也不理睬他。他破罐子破摔，认为“咋干也没个好”。自己不好好干活，也不让妻子出去劳动。于是，王洪斌一家就成了“吃粮靠集体，花钱靠救济”的贫困户。
去年四月，太平公社落实省委有关文件精神，学习望奎县先锋公社经验，开展扶贫工作。从公社党委到大队、生产队，都以王洪斌这个典型，总结了没有帮助贫困户改变面貌的经验教训。公社党委的同志们说：“粉碎了‘四人帮’，排除了干扰，再不把王洪斌这样的困难户帮助过来，就没法向人民交代，就是失职。”为了提高认识，大队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纠正对王洪斌的歧视态度，转变工作作风，但有的党员仍然认为王洪斌“不可救药，帮不过来”。党支部又反复讨论，究竟是王洪斌好不了，还是支部没有对他帮好？同时，党支部还指派支委、生产队长和妇女主任，负责帮好王洪斌这一户。他们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经常找王洪斌谈心，鼓励他振作精神，坚定信心。共青团小组指定四名女团员，包教王洪斌妻子和十七岁的大女儿做活计。从此，人们不再是对他家嫌弃、疏远、瞧不起，而是主动地亲近、帮助。王洪斌妻子到太平大队十七年，从未到队里干过活，去年头一回参加集体劳动，地里活计不会干，大家就耐心地把着手教。王洪斌家缺这少那，群众就主动帮助他重新安好了家。王洪斌一提起大家对他家的帮助，总是热泪盈眶地说：“报答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帮助，看我的行动吧！”去年，王洪斌家大小四个人参加队里劳动，王洪斌一天没歇过。一家人精神大振。
本报通讯员 石 磊 姜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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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新华香料厂等七个工厂
去年每个工人为国家创外汇一万多美元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市有七家工厂去年平均每个工人为国家创外汇一万美元以上，最多的达到每人两万四千多美元。今年头五个月，其中六个厂的创外汇水平又比去年同期提高，最多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两倍。
这七个厂是：上海新华香料厂、上海第三印染厂、上海第七印绸厂、上海汽灯厂、上海益民食品五厂、上海第十七漂染厂和上海色织二十五厂。这几个厂都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有的专门生产出口产品。
这七家工厂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厂领导重视搞好出口产品生产，并且用实例教育广大职工树立多出口、多创外汇、为国争光的责任感，严格履行合约，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包装装潢，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销能力。上海新华香料厂出口产品一直获得免检荣誉，薄荷脑还被称为国际市场上的王牌货。去年这个厂平均每个工人创外汇二万四千多美元，今年头五个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八。
这些工厂都十分注意更新花色品种，力求有更多创外汇高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食品厂按照国外和港澳地区不同消费者的口味特点，及时生产出姜汁糖、鲜果汁糖、陈皮梅等新花色的糖果和蜜饯。丝绸厂、印染厂的花样设计人员，经常分析国际市场的供求变化，收集国外样品样本和有关资料，千方百计提供适销对路的新花色。上海色织二十五厂去年设计生产了二十多个新的花色品种，在试销中大多数的售价都比老产品高出一倍以上。
这七家工厂还有一个特点是，克服厂房、设备等方面的困难，尽可能地扩大生产能力。上海第十七漂染厂为了多创外汇，将原有的三十台连续轧染机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增加了一条漂炼流水线，迅速扩大了出口府绸的生产能力。去年这个厂创造的外汇比前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今年头五个月，外销产品的产量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点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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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把取货制变为送货制
——物资运输上的一项重大改革
北京加气混凝土厂生产的各种制品，多年来一直由用户自己出车或雇车到厂里去取货。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工厂门前头夜里就排起了汽车长龙，多时达一百五、六十辆，绵延一、二里地。第二天上午厂门一开，汽车蜂拥而进，你争我抢，工厂经常要派出干部维持秩序，还要请民警来指挥和疏导堵塞的交通。因为车多货少，每天都有二、三十辆汽车拿不到货，只得第二天再来排队。但是，从今年三月一日开始，工厂门前的汽车长龙不见了。北京市交通运输局把这个厂的产品运输任务全部包了下来，给用户统一送货上门，每天只用十几辆汽车就代替了过去各单位前来取货的一百多辆汽车，节省了运力，方便了生产和建设。
这是北京市交通运输部门把原来到工厂取货变为送货上门的一个典型事例。这种送货制，是运输战线职工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好经验。早在一九六三年，他们就陆续对煤炭、粮食和许多建筑材料实行了包点送货，受到有关单位的欢迎。但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送货制横遭摧残，不少已经实行送货制的发货点又退回到取货制，造成人力运力的严重浪费。例如，北京氧气厂实行送货制时，每天只用十几辆汽车就承担了运送所有氧气瓶的任务；退回到取货制后，每天前来取氧气瓶的各种车辆都有几百辆，最多时达八百多辆。
实践证明，把取货制变为送货制，是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搞好汽车运输的一项重大改革。它符合物资流通的客观规律，可以更加经济、合理地使用车辆，不用增加投资和车辆，就可以大幅度挖掘运输潜力。实行送货制的好处很多：
一、减少运力浪费，提高汽车利用率。用户自己取货，一般都是空车去，重车回；而且不管货物多少，都要出一辆车，常常是载重四吨的卡车只运一、两吨甚至几百公斤的货物。运输部门统一包点送货，汽车的里程利用率和吨位利用率都能大大提高，使一辆车顶几辆用。
二、有利于生产、供应、运输、用户各部门之间开展一条龙大协作，提高服务质量和运输效率。送货制一般都是定车、定人、定点送货，装卸工、收发料员都相对固定，司机人熟、路熟、情况熟，大大减少了汽车排队等装等卸和跑瞎路等浪费现象。过去运一趟货的时间，现在可以运两、三趟。送货制还改变了运输上的无政府状态，产、供、运、用各个部门之间可以逐步实行合同制，根据用户需要有计划地运输，减少中间环节和物资损耗。
三、为实行车辆专用化创造了条件。目前，一辆汽车往往又拉煤炭又拉粮食，不但运输效率低，还容易造成货物的污染。实行送货制，用固定车辆拉运固定的货物，就可以根据货物特点，改革运输车辆和装卸工具，逐步实行车辆专用化和装卸机械化、自动化。
四、实行送货制，一辆车顶几辆甚至十几辆车用，可以大大减少交通流量，改善交通秩序。
普遍推广送货制能不能做到呢？从北京市的情况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汽车货运量，都是便于实行送货制的固定货源和大宗物资，只要把车辆组织好，就可以做到。但是，要普遍推广送货制，光靠运输部门的车辆是不够用的。目前，北京市企业、事业单位的汽车正在按系统组织起来。这就为实行送货制提供了足够的车辆，专业运输部门可以同各个系统组织起来的汽车队，密切联系，统筹安排，对各个发货点合理地分工包运，把送货制搞得更好。
新华社记者 夏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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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枫溪瓷乡大放异彩
笔架山下，韩江西岸，有一个新兴工业区——广东省潮安县枫溪瓷区。她是百花争妍的祖国工艺美术园地里的一株怒放的报春红梅。
走进枫溪陶瓷工艺陈列馆，宛如置身于一座玲珑剔透的白玉宫殿。这里展出的近万件陶瓷珍品，有巧夺天工可以作为“国礼”馈赠友邦的大型通花瓶，有栩栩如生荣获全国一等奖的人物瓷塑《十五贯——访鼠》和《太白醉酒》，有生动传神妙趣横生的变形动物《斗猫》、《跃鹿》、《羚羊》、《象壶》等，有薄如纸、细如丝、美如玉的花卉、鱼虫、台灯、茶壶、酒杯、烟灰缸和中西餐具等美术工艺瓷器和高级日用瓷器。这些造型优美新颖，琳琅满目的产品，每一件都闪烁着瓷乡人民劳动和智慧的异彩。
枫溪人民引以为骄傲的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一日，在伟大的兄弟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庆的时刻，邓小平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金日成主席赠送的三层大型通花瓶，就是出自枫溪瓷区艺人之手。这个象征着中朝两国友谊花开的花瓶，高一点三米，最大直径四十八厘米，重一百七十五斤，分内、中、外三层。它是枫溪瓷乡艺人运用我国传统瓷塑技巧，与圆雕、浮雕和通雕等工艺相结合，推陈出新的杰作。花瓶颈部用富丽的牡丹图案镂空，瓶身表层以冰清玉洁的捏瓷梅花嵌在玉兰花网纹通雕上，肩部和瓶脚饰以富有南国情调的木棉花浮雕。瓶身两侧开着两扇精致的花窗，通过镂空的花窗可以窥见中层的大花篮上，布满牡丹、芍药、玫瑰、玉兰和紫丁香等十几种艳丽的鲜花，象征百花齐放。而第三层则衬以镂空的蝴蝶花纹，组成一幅彩蝶纷飞、莺歌燕舞的图景，象征中朝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前程似锦。整个花瓶，瑰丽、精美、素雅、清新，兼而有之。作者真是匠心独运。象这样多层大型的通花瓶，古今中外还是罕见的。
枫溪的陶瓷工业，有古老的传统，但也可以说是新兴的。早在唐宋期间，潮安附近就有大量的瓷窑。笔架山一带有“白瓷窑村”、“百窑村”等古地名，足以说明当时制瓷工业之盛。笔者在潮安博物馆见到珍藏的潮州北关出土的唐代青釉连柄酒壶和宋代青釉通雕连座灯台，可见距今一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有相当高超的制瓷工艺。
但是在旧社会，枫溪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粗糙的日用瓷和工艺瓷。新中国成立后，枫溪瓷业才得到迅速发展，从生产一般粗瓷发展到生产高级细瓷和工艺美术陈设瓷。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枫溪陶瓷工艺技术迅猛提高，产量质量日新月异，枫溪瓷区才大放异彩。它的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目前，陶瓷工业总产值比新中国成立前夕增加九倍多。种类也由过去的十多种增加到七十四类、六百多个品种。现在仅枫溪一地，陶瓷工人就有二万多名。国营潮安陶瓷工业公司所属的十几个陶瓷厂，大部分已建有先进的隧道窑，可以进行流水作业，一年产值达三千多万元。为了不断提高瓷器的艺术和技术质量水平，工人干部纷纷献计献策，开展优质高产竞赛。四月份以来一、二等品的比例不断上升，三等品比例大幅度下降。
这就是枫溪瓷乡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途上迈开的新步伐。
新华社记者 柳 梆 李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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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干部和社员，战胜干旱和病虫害的威胁，夺得小麦好收成。这是洱源县建盘大队的白族社员在收割小麦。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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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胜利
——宁德地区夏收的启示
福建省宁德地区夏收结束了。油菜籽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一成，总产从五万担增长到十三万八千担，取得了大丰收。而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减少六斤，总产减少二百万斤。从这一增一减的事实中，宁德地区各级干部提高了对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认识。
宁德地区大部分是山区，山高雾重，气温较低，不宜多种小麦。如果种早了，孕穗时常遭晚霜打，种迟了，又避不开梅雨，还容易感染赤霉病，加上日照不足，籽粒不饱满，往往造成减产。解放二十多年来，这里小麦亩产一直徘徊在一百多斤，今年只有一百一十五斤。而种油菜就不同了。油菜一般晚霜过后才开花，梅雨之前已收割，增产比较有保证。种油菜看起来要影响粮食产量，但是，由于油菜的花、叶、根能养地积肥，油菜收获季节比小麦早，能早日倒茬使早稻得以及时栽插，上一季少收的小麦，下一季水稻完全可以补起来。这是为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多年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了的。
按照宁德地区的实际，趋利避害，本应适当扩大油菜种植面积，缩小小麦种植面积。但是，去年冬种前夕，地委却下达了一个种麦面积不但不缩小、反而比往年扩大近一半的计划。这个计划一下达，生产队就议论纷纷，批评领导上瞎指挥，说：“长官意志”又来了。地委书记和地革委农业部门的干部，经过深入调查，认识到生产队的意见是对的，对原先不切实际的冬种计划作了修改，并允许各县、社、队因地制宜地安排和落实修改过的计划。这样做，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却引起了另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说，这样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还要不要党委领导？还要不要国家计划？自主权变成了自流权啦，等等。
天气果然如群众所经历的那样，小麦结实期间，阴雨连绵，结果小麦减产了，油菜增产了。要不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争论，由实践作出了公正的裁决。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