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实现统一管理加速医药现代化
全国医药工作会议认真研究医药事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六日电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医药工作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了医药事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特别是医药事业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问题，讨论了实现医药统一管理，搞好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科研等项工作，以保障全国人民的健康，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到会讲了话。
这是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医药工作会议。会议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医药事业发展的成就。现在，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定规模的比较配套的医药工业基础，同时在城乡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医药供应网。我国自力更生地发展医药事业，到一九七八年，已经能够生产化学原料药近九百种，制剂三千多种，中成药约三千个品种规格，医疗器械两千多种；药品、医疗器械、化学制剂、中药材、中成药的收购总额比一九五五年增长九倍多，销售额增长七倍。中药材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医药工业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原来底子薄，基础差，加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目前，我国医药事业无论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相比，还是同我国人民防病治病的要求比，都还有很大差距。
会议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把中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使用统一管理起来，并相应地把医药器材的科研设计、设备制造、基本建设等统一管理起来，这是我国医药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实现医药事业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措施。过去，医药事业在产、供、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同农业、化工、机械、商业、卫生等部门的具体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但由于在体制上多头领导，分散管理，已不能适应医药事业现代化的要求。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都相应地成立或筹备成立统一的医药管理机构，积极地开展工作。医药事业实行统一管理好处很多，可以使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生产、供应、科研进一步适应防病治病、备战备荒的需要，使医药生产和供应计划、管理制度更加适应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要求，并且同使用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医药生产建设所必需的原材料、资金、设备等进一步得到保证。对于统一管理后的体制机构问题，会议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件大事，工作涉及各个方面，必须改革，但步骤又要稳妥，应当按照全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和进程，加强调查研究，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积极把工作做好。
会议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各地出现乱办药厂、粗制滥造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现象，造成了布局不合理和比例失调，必须加以调整和整顿。今年要对所有药品进行一次鉴定，质量好、疗效高的产品将发给生产许可证，同时取缔伪劣药品，淘汰落后产品。对那些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药厂和生产未纳入国家计划、产品质量不能保证的药厂，将不再供给原料、材料，不收购其产品。对未经批准而违法生产药品的单位，要进行严肃处理。
会上还对当前医药产品的产销衔接问题，对于医药事业的科研、教育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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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加强医药产品统一管理工作
对医药产品实行生产、供应、使用统一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医药的特点，为实现医药事业的现代化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我国医药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医药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的生产、供应、使用，与全国人民的健康息息相关。旧社会有句俗话，“黄金有价药无价”，这一方面说明那时缺医少药，另一方面也说明旧社会生产和出卖药品是为了赚钱，甚至成了敲诈勒索病人的手段。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医药生产的目的则完全是为了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了对人民健康负责，它的质量要求严格，品种要齐全，供应要及时。这就要求生产、供应、使用这三个环节的内在联系要非常密切。对医药产品实行产、供、用统一管理，使医药产品的生产、供应和使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符合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实际需要。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原来行之有效的医药工业统一管理、商业统一核算的体制被打乱，形成分散重复管理，长期多头领导，比例失调，产、供、用脱节。乱办药厂、滥制药品的现象制止不了；利润高、容易生产的产品多了下不来，急需的、难生产的产品上不去；这儿积压变质，那儿市场脱销。为了迅速消除林彪、“四人帮”给医药事业带来的祸害，迫切需要对医药产品实行统一管理，以适应医药事业现代化的要求。
当前，新的形势给医药战线提出了新的任务。我们必须在做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以质量为中心的医药企业的整顿和产品的调整工作。采取“截长补短，以长创新”的办法，压缩余量产品的生产，增加短缺产品，或者停下一些余量产品的生产，用来创制新产品；要在国家计划统一指导下，搞好综合平衡，保持全国渠道畅通；有些产品可以由工厂直拨医疗使用单位，防止迂回运输，加快周转，使生产、供应、使用互相衔接。
对医药产品实行产、供、用统一管理，是我们国家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新尝试，它涉及到工业、农业、商业、卫生医疗部门，在实践过程中一定会碰到新的困难，遇到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应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我们也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使这个新形式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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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五月七日电 《红楼梦》英文全译本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册陆续出版。
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是由六十五岁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英国专家戴乃迭合作翻译的，并由画家戴敦邦绘制了彩色插图。《红楼梦》流传版本很多，为了选择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译者请教了吴世昌等著名红学家。经过慎重研究，译本前八十回依据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抄本“脂京本”，后四十回依据“程甲本”。全书译毕后，曾由吴世昌审阅和校正。
《红楼梦》中诗词较多，还有许多典章制度、文物和中药名称，翻译时颇费周章；译者请教了国内有关专家，查找了许多翔实可靠的资料。在翻译诗词时，他们的原则是尽可能使译文保留中国古典诗词的风格，力求信、达、雅。对一些双关语也作了必要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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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虎城传》一书出版
据新华社西安五月七日电 一部记述杨虎城将军的传记——《杨虎城传》，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秘书工作多年、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米暂沉先生。
作者在书中以耳闻目睹的历史事实，记述了出身贫苦的杨虎城青少年时期生活煎迫，走投无路，继而从事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参加辛亥革命，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惨遭蒋介石杀害的生活经历。其中重点描写了杨虎城将军在民族危亡时刻，和张学良将军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经过。作者在书中还以感人的文字，缅怀了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中的伟大功绩。
本书正文十五万字，附录两万字，共计十七万字。封面题字“杨虎城传”系茅盾同志手书。书前面有一九四九年杨虎城将军被害后，中共中央发的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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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子篇
——读《敬告父母们不要贻误子女前途》有感
舒展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中国青年报》二十一日社论，特别提到干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说出了人们多年想说的话。共鸣之余，颇有感慨；断续想来，不成系统，姑名之为“忽然想到”吧。
忽然想到之一——
甄平与王小平
今年二月自卫还击战中，出现了一位战斗英雄叫甄平。在通往谅山的大门——扣马山的战斗中，他带领全排通过了敌人三道炮火封锁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打掉敌人三个火力点。正当直插顶峰，胜利来临之际，甄平被暗堡中的残敌击中，献出了二十二岁的生命，实现了他生前的诺言：“死，也要向前倒下！”甄平是一位干部子弟。他的父亲就是这个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甄文林同志。
再看另一个干部子弟：今年四月，四个新闻单位共同揭露的在山西广灵县高考中发生的王小平营私舞弊案。这个王小平指使监考人员为他弄虚作假，终于混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事情暴露之后，他不但拒不认错，而且大搞翻案活动。王小平为什么有恃无恐？无非是有点倚仗：他的父亲是山西省委常委、雁北地委书记。
这两位干部子弟，都是共产党员。一个为保卫祖国、保卫四化献出了鲜血与生命；一个作弊被检举查实之后，仍然大耍无赖。一个十七岁时就到农村锻炼，二十岁当工人，入伍后两年内荣立两次三等功，在部队入了党；另一个是一九七六年二月下乡，当年七月就入了党，次年就以全雁北仅此一名的“突出成绩”而“考”上了重点大学。一个在部队里毫无干部子弟优越感，与工农出身的战士打成一片；另一个为所欲为，作弊时把县委党校的一位副书记支使得滴溜乱转，入学后任意旷课，看到报纸上揭露几起高考作弊案件后，竟说：“那都是些小干部搞的，地委以上的干部能查出来几个？”这就叫做得意忘形。一个把智慧与勇敢用于军事学，保卫祖国的南大门；另一个把小聪明与大胆用于“关系学”，违法乱纪走后门。一个为人民英勇牺牲，浩然之气壮山河，永世长存；另一个为翻案破口大骂，气壮如牛，不以为耻。
人民的眼睛是最好的镜子。干部子弟中，优秀的、比较好的还是多数。自卫还击战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有相当数量的干部子弟，如营长王晓南、团政治处干事赵燕清、副教导员王恒岳、战士牟拉克……他们同工农出身的战士一样，不愧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新一代。但也不必隐讳，象王小平这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干部子弟，也不乏其人吧。当然，我们相信，王小平同志经过教育，迟早会认错、改过的。干部子弟教育问题一旦引起社会上的重视，特别是负责干部对子女家教的示范，对于移风易俗将会起到推动作用。家教如何，将通过子女的言谈举止反映出来，有道是：要知双亲，且看儿郎。
忽然想到之二——
干部子弟坐小汽车
王小平回县搞翻案活动乘坐公家的小汽车，对于为他效劳的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颐指气使之态可想而知。“孩子坐坐小汽车也值得大惊小怪么？”“你们看别人的孩子坐小汽车羡慕吧？嫉妒吧？”对于某些有特权思想的人的这类想法，只须付之一笑。这点“区区小事”，令人忽然想到一个对比。
朱德同志对他的七、八岁的孙子，要求他们上学放学一律坐公共汽车，洗衣服、扫房间自己动手。一九六○年朱老总的一位孙子，头一天上小学，出门一看是一辆三轮儿童车，就嚷了起来，要坐四个轮子的车。朱老总一听，大步走了出来，指着蹬三轮的老王同志，对孙子严肃而和蔼地说：“你问问王伯伯，他象你这么大的时候，坐过汽车吗？”老王同志说：“别说汽车，连三轮也没有呀。旧社会我拉包车，光着脚跑遍了北京城，还吃不饱肚子。”朱老总接着说：“爷爷象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下地帮妈妈干活了。”
小孩子上学前的几分钟里，朱老总对之进行了一次多么具体、生动的教育！这堪称家教的楷模。老一辈革命家对后代从小就身体力行地进行艰苦奋斗革命传统教育的事迹，可以编成一部书。
童年、少年时生活艰苦一些，对青年时期的自立、成熟是大有好处的。所谓不经琢磨不成器，古往今来有成就的人们之中，有不少是幼年少年时贫寒清苦或遭遇不幸者。
比如：诸葛亮早孤，躬耕垄亩；魏征少时孤贫，当过假道士；岳飞幼年，家遭黄泛，童年很苦；海瑞四岁丧父，少年刻苦自修；努尔哈赤十岁丧母，靠采集山货谋生；安徒生幼年家贫，以棺材架代床；法拉第当过报童、钉书匠；齐白石从十二岁当木匠直到二十七岁；肖楚女早年丧父，当过小贩、报童、伙夫、跑堂伙计；鲁迅十二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收监，家境濒于破败，不久他的父亲又病逝……至于高尔基的童年，已为世人熟知，不必说了。
“若要学业成，先得受穷困；若要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若要无烦恼，先要修养好。”这些俗谚似乎仍有参考价值。美好的果实都是在风雨侵凌中成熟的；有志气有成就的人，没有一个是从小靠借老子娘的光，坐在小汽车的软沙发上成长起来的。
忽然想到之三——
扫除世袭思想
舆论可以帮助形成好的社会风尚，成为道德的力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古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人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好，赞成！可是执行起来如何呢？
在遵纪守法上，任何公民，理应一律。而在道德规范上，在遵守国家的法令方面，干部、掌权者、执法者，理应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些同志应该更自觉，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不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这是一个道德的阶梯，逐级严格要求，好似一个直立的宝塔：党员、团员对自己应比普通老百姓要求严格一些；党团员中的干部对自己应比一般党团员要求严格一些；干部中的负责干部对自己应比一般干部要求严格一些。同样的道理，干部子弟对自己应比一般群众的子弟要求严格一些。如果说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殊，那就是周总理教导的：“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特殊。”
但我忽然又想：倘若这个自觉的、道德的宝塔颠倒过来，小头冲下，那么党风、社会风尚恐怕就够呛了，就不甚美妙了，说得严重一点就是道德亏损（并不比经济上的亏损好），精神危机（也并不比经济崩溃好），那就不象无产阶级，倒象是没落的封建王朝了。这是危言耸听么？
不！中国封建两千来年，到清末，正如曹雪芹预感到的那样，是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之上，冠上“封建”二字是很有点“国粹”特色的。封建的余毒、臭气在干部子女教育问题上常常显得突出。
试看：讲究门阀门第，炫耀人前者，有之；一旦身居要津，福荫遍及家族者，有之；我辈受过苦，儿孙享点福，早早地为他们搭下安乐窝者，有之；期望来日，儿女加倍报偿养育之恩者，有之；刑不上大夫，官官相护者，有之……。这些是哪个阶级的东西？舶来品吗？不象，倒确有“祖传”之嫌。上述种种表现的中心思想，无非是两个大字：世袭。除了地位、级别、工资，下一代无法世袭之外，——当然，对某些有特权思想的人来说，财产权力能世袭多少就尽量世袭之，这无疑是他们的愿望——其他生活资料、住屋、钱财之类，最好是世代相传下去。这里，又令人想起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他公开申言：我不需要孝子贤孙，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他老人家把他的工资储蓄交给了党。
封建特权的世袭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说怪不怪，这是一堆沉重的历史糟粕。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决不是为了造成幸存者中少数人的封建特权；甄平在自卫还击战中向前倒下去，也决不是为了让王小平将来当法官。先烈有灵，是不会答应的。
在向四化进军的今天，看来很有必要大声疾呼：把干部子弟的教育问题，摆到社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无愧为人父”。怎样做父母，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认真想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