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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两个文件
《辽宁日报》评论员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以来，各地热烈拥护，认真学习、贯彻，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主流。从各地反映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并不是什么落实政策“过了头”，而是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进一步贯彻两个文件，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力推行他们那条极左路线，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被搞得一塌糊涂。在加强党的领导，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被搞得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而这些是非问题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逐步分清的，有些问题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分清的。现在看来，有些同志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四人帮”把破坏党的政策称之为“坚持前进”，把刮共产风说成是“扩大共产主义因素”，把家庭副业，集市贸易一律称之为“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等一系列谬论，在一些同志的头脑里尚未清除。他们对中央这两个文件的正确性本来就有点怀疑，因此贯彻起来，则是半信半疑，左顾右盼。也还有一部分同志，是被林彪、“四人帮”的棍子打怕了。他们明明知道正确贯彻这两个文件，必将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唯恐将来又要挨棍子，写检查。所以他们仍然信奉“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信条。别人在那里大刀阔斧地贯彻政策，他们在那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关心的不是如何贯彻落实好中央两个文件，而是到处探听小道消息，一有风吹草动，则大喊大叫。
中央两个文件是我党二十年来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现状和人们的觉悟水平，文件中提出的政策、措施符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我们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保证。几个月来的大量实践有力地证明，这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在农业战线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我们不是从林彪、“四人帮”划定的那个假社会主义的框子出发，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两个文件的正确性呢？我们谁也不会忘记，“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在农村很有一套“堵资本主义路，迈社会主义步”的谬论和绝招，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堵”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社会主义步”如果继续“迈”下去，广大人民群众就会重新跌入无衣无食的苦难深渊。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把他们那一套当作社会主义的法典来信奉，继续用他们那个假社会主义来怀疑中央这两个文件，就会继续给农业生产造成危害。至于林彪、“四人帮”时期造成的那种恐右症，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彻底医治和消除的时候了。党中央这两个文件是党的三中全会决定下发的，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的干部，应该毫无保留地贯彻执行。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坚持真理，许多同志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就曾不惜坐牢、杀头，与他们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如今，林彪、“四人帮”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害怕担风险而置党的政策于不顾，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呢？
当然，在贯彻中央两个文件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错误倾向。比如，强调了生产队自主权，有的就不愿意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允许包工到作业组，个别地方就搞分队，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申明了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不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少数人就搞长途贩运，弃农经商，有的甚至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等等。出现类似上述错误倾向，是少数人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几千年来形成的私有观念的影响，对文件精神片面理解，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造成的，决不是我们批判极左，贯彻两个文件造成的。对于这类问题，《决定》中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对少数农民中存在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必须采取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自觉的加以克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主义倾向，这是我们正确贯彻中央两个文件的准则。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贯彻两个文件中出现的这类问题只是个别现象，是支流。不要看到一点就惊慌失措，不加分析地乱加指责。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把问题弄清楚，再根据实际情况，在保护群众积极性的前提下，加以解决。如果对待政策搞形而上学，片面性，或者各执一端，各取所需，在实际工作中就会出现今天刮东风，明天刮西风的“翻烧饼”现象。这方面的苦头过去我们已经吃的不少了，千万不能再犯这类错误。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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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珍惜时间的年轻人
——记技术革新能手胡小弟
很晚了，工人宿舍楼前的灯光下，有几个小青年在弹吉他、吹口琴、闲聊。这时，走过来一个魁梧的小伙子。他留着个娃娃头，脸上闪着亮光——经常在高温下工作的人，皮肤被烤得出油。
“你们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魁梧的小伙子向小青年们打招呼：“你们现在还体会不到，时间是多么宝贵！……”
小青年们停止说笑，抬头看看他，说：“噢，你是北京市的技术革新能手胡——”
他们没有说错，这个小伙子就是搞成多项革新项目被北京市命名为技术革新能手的北京特殊钢厂小型轧钢车间的青年工人胡小弟。如果他们知道胡小弟是怎样对待和使用时间的，就更能掂量出他说的话的分量了。
今年二月，北京特殊钢厂小型车间停产检修。好玩的年轻人也许可以趁此机会“休整”两天。可是，在胡小弟看来，这是个搞技术革新的大好时机。他蹲在他已经初步改革成功的一台机器旁边，仔细检查着每个部件，拆了装，装了拆，又是锤，又是锉，外加上电焊……检修工人上班，发现小弟已经在那儿了；检修工人下班，看见小弟还没有走。不过，他们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小弟从来就是早来晚走的呀。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一次，小弟除了吃饭，已经在车间里、在心爱的机器旁边搞了三天两夜了！
他检修的是什么机器？为什么这样着急？谁叫他这样做的？
他检修的是轧钢设备上的自动打字机。这台保证轧钢产品质量的重要设备，是胡小弟在电工技术员祝洪斌、电工徐克良的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苦战，试制出来的。这种打字机要往烧得通红、以每秒三米的速度向前运动的圆钢上打字，而且要在二十米的钢材上，均匀地打四、五次，每次误差不能超过二十毫米。这就要求打字机自由落体式的偏心轮每周旋转的时间误差不能超过百分之一秒。为了这个“百分之一秒”，电工师傅和胡小弟花去的不是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而是几百甚至上千个小时。当然，小弟想的是另一些“时间”：打字机虽然初步成功了，但是，还不稳定，一出毛病，整个轧机就要为此停工，即使停上十分钟、半小时，也要给生产造成不小的损失。这个时间的代价更大啊！平时生产，打字机要用，不便修理，现在车间停产检修，不正好又可以改进，又不影响生产么！“不能休息，一定要在开工前检修好！”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果然，在开工前半小时，他完成了任务。
有人问：“你连续工作六十个小时，不觉得累，不觉得时间长吗？”
小弟回答：“当时只觉得时间过得快。”
“难道不可以把时间缩短一点吗？”
“当然可以。机械是我设计的，检修稍微马虎点，谁也不知道。但我的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胡小弟就是这样对待和利用时间的。每天工作一班半到两班的时间，在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自从一九七三年胡小弟和李进明、黄崇立、贾文田等几个团员、青年成立了业余技术革新小组以后，几年来他都是如此。轧钢工是在高温下的体力劳动，干完一班很劳累，但他们下班后还要凑到一块搞革新。虽然他们是“业余”的，要求还满严呢。至今，小组的成员还高兴地“责怪”小弟说：“他可‘厉害’哩，干到紧张的时候，上厕所都不许！——他自己当然也不去。”有人给小弟算了算，他加班加点，从来不倒休、不存休，每年大约能做到四百五十个工作日。
一九七六年夏天，防震抗震期间，车间临时停工，胡小弟只回家打了个照面，安排一下，就回到厂房，和革新小组的成员一起继续搞起他们的革新来。他们的身边，垛着高高一摞钢锭，要是地震来了钢锭垛一倒，砸在身上，可不是好玩的。但是，他们不怕危险，忘了炎热，夜里困了就睡在操作台里。成群的蚊子来
“进攻”，他们就蒙住头，穿上雨衣、雨鞋，作为防“敌”铠甲。当时，更凶恶的敌人是“四人帮”。小弟他们这样干，还有被扣上“白专道路”、“出风头”等大帽子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怕，他们最担心的是失掉为祖国作出贡献的宝贵时间！
革新需要时间。革新也需要知识，而掌握知识同样需要时间。一九七一年胡小弟初中毕业来到特殊钢厂，他的实际文化水平只相当于高小。几年来，他除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以外，还结合技术革新，自学了《轧钢学》、《金属学》、《机械制图》、《机械设计》等三十多本书。时间是个“怪”东西，不能“增产”，却可以“节约”。胡小弟在时间上几乎成了“吝啬鬼”，他精打细算，尽量压缩生活上的每一分的“时间开支”，连走路的时间都不放过。车间附近有一间小棚子，他整个冬天就在这个“通风散热良好”的房间里住宿。“难道你不冷？”“我觉得住在这儿可以省去回宿舍走路用的时间”。这就是他的回答。他说：“想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知道怎样珍惜宝贵的时间。”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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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鞍山大队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加强思想教育保证定额管理更完善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金华县秋滨公社马鞍山大队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中，把定额管理和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取得初步成效。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注意处理好下面几个问题：
既强调完成劳动定额，又要提倡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以后，社员的生产责任心大大加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有的社员把队里的生产分成“份内份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有的只愿干有定额的活，不肯干那些一时还无法搞定额的活。针对这些问题，大队党支部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教育群众既要讲责任，努力完成定额，又要讲风格，互相支援，人人关心集体。有一次，党支部书记金善修去做秧田，发现有个耕田手干活斤斤计较，连灌水和补田缺这样一些细小的“份外事”也不肯多做一点，田里没有水，他就燥耕。老金抓住这件事，在田头大讲搞好集体生产人人有责的道理，鼓励大家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齐心协力搞好集体生产。同时，表扬那些不斤斤计较报酬、积极肯干的社员。通过类似这样的教育工作，顾集体、讲风格的社员越来越多。
既要加快生产进度，又要保证农活质量。搞了定额管理，社员们的劳动劲头空前高涨，生产进度大大加快，干活磨洋工的现象很少见了。但是，又出现另一种倾向，有的人干活图快不图好，只求进度，忽视农活质量。一次，有个生产队做秧田，少数社员为了多得工分，只想干得快，结果秧田做得不够平。大队干部了解这一情况后，一面帮助生产队召开队委会，研究进一步健全质量检查制度，采取相应的经济措施。一面利用各种场合，教育社员要多想大目标，多为四个现代化出力，干活要保质保量。指出：对集体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如果秧田做得不平，就会导致烂秧，使集体生产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如果集体生产搞不好，工分值很低，个人收入也相对减少。由于抓紧思想工作，今年全大队的秧田质量普遍比去年好。
既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又要支持干部大胆工作。三月中旬，第四生产队秧田播种谷子，定额每亩一百分。原规定用焦泥灰作覆盖物，后因情况变化，改用草木灰，生产进度加快。队长和其他八个社员干了一天，平均每人得三十分，比从事其他农活的社员高出一倍多。对此，其他社员议论纷纷，很有意见，主张把他们的工分降下来。播种的社员坚持按原定额记分，说：
“干部说话不算数，还搞什么定额。”在争论过程中，个别社员认为队长做事不公平，自己拣工分多的农活做。队长毛增贵感到很委屈，认为实行定额矛盾多，事情烦，产生了消极情绪。党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就深入群众听取意见。鉴于挑草木灰担子轻，路程短，播谷子的社员若按原定额拿分，确实不合理，应当酌情把工分降下来。同时指出，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干部没有经验，出现一些问题也是难免的，希望社员支持队长搞好工作。大队党支部的同志还同队长谈心，肯定他搞定额的方向是对的，鼓励他大胆工作，并同他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修改劳动定额，适当降低了定额标准。这样做，群众满意，队长心情舒畅，工作更大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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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统计工作需要来一次整顿编辑部：
我在下面采访，感到有些地方和部门的统计资料残缺，数据不准，造成了不少混乱。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对于数据、资料要求更加准确可靠。可是现在有的单位的数据，缺“年”短“项”，很不完整，而且有的是数不符实。例如内蒙古农村播种面积和亩产的统计数字，经调查，一般与实际都有出入。临河县团结公社一个生产队，从统计资料看，播种面积三百来亩，亩产一千六百斤，经过了解，实际播种面积是六百来亩，亩产八百斤。记者到有关部门核对数据，还常碰到同一个“项目”，几个部门所提供的数据却不同。如去年在巴彦淖尔盟了解机构和人员的情况，统计局一个数字，编制办公室又是一个数字；今年在杭锦旗了解交售畜产品的情况，两个部门的数字相差几倍。
统计数据的混乱，使各级领导机关不能准确地掌握实际情况、安排计划、制订措施，在宣传报道上更容易弄出谬之千里的笑话。
据做统计工作的同志谈，造成这种混乱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统计部门瘫痪了，后来机构又几经变动，不少资料失散了；二是十多年来统计人员调动频繁，互相接不上茬，近些年又经常抽调干部搞中心工作，对本职工作也有所影响；三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有的领导说假话，搞浮夸，有的地方的统计数字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按某个人意见向上报；四是有些人对统计资料工作极不负责，不做认真的调查核实，而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态度极不严肃。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现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统计资料的混乱状况再不能继续下去。各级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都希望能够尽快整顿统计部门，健全统计制度和条例，并发动各部门相互配合，对十多年来的统计资料进行一次补充、完善和核对工作，使统计部门真正成为各级政府提供数据的权威机构。
新华社记者 田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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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作风变 景象处处新
荣成县认真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出现可喜局面
最近，我们在山东省荣成县农村采访，所见所闻，到处是安定团结的崭新局面，井井有条的生产秩序，热气腾腾的春耕景象。各级干部、群众在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荣成县北部的桥头公社，我们参加了公社党委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深深感受到了一种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新气氛。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拚命歪曲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学说，极力混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鼓吹“斗争就是一切”的谬论，危害我们党多年，桥头公社也造成了许多乱批乱斗现象。这个公社每年年初都要召开一次以“批判”、“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干部会。不少基层干部都怕参加这样的会议。而今年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会前，公社党委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多年来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那些偏离党的政策，人为地大搞政治运动的沉痛教训。会上，公社党委带领大家总结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研究新的一年发展生产的措施，对工作中有缺点的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热情耐心地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做，很得人心。
在这个会上，我们听到了许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故事。这个公社产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罗福永，以前工作方法粗暴、简单，工作中犯有错误。公社党委召开这次工作总结会议的通知下达后，他坐立不安，并一度对村里的工作不管不问，暗暗做好了两个准备：一是到会上当活靶子，挨批挨斗；二是向公社党委辞职不干。可是，到了会上以后，他感受到的是热情和温暖，得到的是教育和启发。公社党委领导同他促膝谈心，与会的同志们给他提出善意、热情的批评。在大家的帮助下，他认识了自己的缺点、错误，制订了新的一年的工作措施。回到大队后，他很快带领社员挖通了早已计划而未能实现的一千五百多米长的灌溉干渠，为小麦春灌创造了条件。
变瞎指挥为调查研究
“重点转移后，公社党委应怎样工作？”在荣成县斥山公社，我们参加了一场公社党委的“工作研究”活动，欣喜地看到，凭“长官意志”，靠行政命令指挥生产的习惯，正在被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所代替。
这天，斥山公社党委围绕着“怎样处理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公社党委的指挥权的关系”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前几年，这个公社党委在领导农业生产中，只强调公社党委的指挥权，而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他们在全社二十八个大队“村村设卡”，队队住人，从作物种植安排、管理、收割、播种到粮食征购、分配，甚至作物种植密度都搞了“一刀切”的指挥，干部、群众很反感，给生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那么，工作重点转移后，公社对生产队还管不管？怎么管？对此，大家争论得十分热烈。有的说，今后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了，公社党委就可以轻松了，生产上不大用管了。还有的觉得，公社干部今后不要再下乡住村了。但是，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工作重点转移后，党委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不是轻松了，而是担子更重了，指挥权不仅要有，而且还要加强，只是这种指挥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去进行科学、合理的指挥，不是凭“长官意志”的瞎指挥。斥山公社党委肯定了多数同志的看法，并进一步研究了今后按经济规律指挥生产的措施。他们决定，为了改变靠搞瞎指挥的现象，从今年开始取消村村住人的领导方法，而把公社干部分成小组，深入到六个不同类型的单位，调查研究，摸索按客观规律发展生产、管理生产的经验。这一决定，深受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欢迎。
干部学艺成风
在荣成县农村访问的日子里，我们还看到农村干部中出现的一个为适应转移需要，学技术、学知识的良好风气。这个县的夏庄公社党委“一班人”带头学习的事迹就是一例。
党中央发出转移的号召后，夏庄公社党委对全体公社干部和基层干部认真地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许多农村社队干部不学农业技术，不懂农业知识，不会管理生产，结果搞了不少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损失。公社党委认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中有许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学习，才能适应领导现代化农业的需要。
进入一九七九年以来，夏庄公社党委把提高干部队伍的业务技术水平当成当务之急的大事来抓。到目前，他们先后举办了四次不同类型的技术培训班，参加学习的社队干部和技术人员五百多人次。这个公社党委八名成员都订购了农业知识刊物，制订了自学计划，以身作则，带头学技术。党委书记邱洪政领导农业生产十几年，他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自订了四种农业知识刊物，每天处理完日常工作后，他总是坚持学习一阵农业知识。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党委书记邱洪政得知同冢庄大队的老农很会种花生，当时他联想到本公社几年来夏花生产量低而不稳的情况，连夜把三位老农请来，向他们请教夏花生的播种、管理经验。通过访问，老邱学到了许多适合当地实际的夏花生增产的管理经验。
新华社通讯员 赵树国 钱启民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