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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
周扬
伟大的五四运动到今天已经整整六十年了。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
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历史已经证明，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也充分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到了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旧思想的枷锁严重地阻碍着人们的觉醒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思想解放就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前导，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旧思想已经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但是要想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因为它是漫长世代的历史形成的，在社会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成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它的背后还必然有保守的社会势力给它撑腰。所以，思想解放的闸门没有打开以前，旧传统往往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渗透在社会之中，成为压制人们精神的因袭的重担。要想触动它，推翻它，不但得费很大的力气，而且得冒旧势力垂死挣扎的大风险。正因为这样，古往今来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总是具备一种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历史上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是抱着这种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打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这样才划破了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破天荒第一次创建了唯一正确的宇宙观，破天荒第一次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破天荒第一次用严整精确的科学分析揭明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不可避免，破天荒第一次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这样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思想解放，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已经为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实了。
今天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我想对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一回顾和展望，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
五四运动何以是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个严格的自我封闭的社会，除了邻近几个国家以外，不与外国通往来。那时即使是最勇敢的思想家，如明末的李卓吾，他是那么样的离经叛道，居然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攻击宋明理学为假道学，公开以异端自居。但是，他的影响也还是非常有限的，并未能使封建宗法思想的统治为之稍有动摇。与李卓吾同时代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但是没有广泛引起中国人的重视。清代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西方先进事物投以不屑一顾的鄙夷眼光。直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舰长驱直入，用重炮猛轰沿海的许多重要城市，中国的万里长城终于被打破，再也无法闭关自守下去了。
照理，此时中国人应当睁开眼睛，认出从西方到来的侵略者不可等闲视之，必须改变政策，使本身强大起来，才能与之相对抗。但是中国皇帝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实在蠢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他们尽管连吃败仗，割地赔款，受尽屈辱，还是死守一条，叫做“祖宗之制不可违”，坚决拒绝任何改革。而且确实任何改革都会有人出来摆出一副卫道君子的面孔，指责“用夷变夏”。戊戌变法，就为了变那么一点点，来讲求富国强兵，杀了六个君子的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他本人理想甚高，似乎还不以资产阶级革命为满足。但是这次革命除了“建立共和政体”一条以外，没有提出什么资产阶级的或者高于资产阶级的纲领，喊得最响的口号反而是“种族革命”。凡有种族观念的人，连同大批立宪党和守旧党也都混了进来。共和政体在一片“咸与维新”的欢呼声中产生，实权还是掌握在立宪党和守旧党手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刚刚萌芽，社会的经济基础没有变，上层建筑也没有变，只是换了政府的名称，其他一切照旧。所以袁世凯做了总统不满足，要求通过他做“终身总统”；做了“终身总统”还不满足，又要求“选举”他做皇帝，还立了太子，准备世世代代传下去。诸如此类封建时代的丑剧一一上演，终于有些人看不下去了。
正当袁世凯大做皇帝梦的年头，一次空前未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在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上，以一种大概并不引人注目的形式开始了。当时，写文章还是习惯于用文言，虽然未必如何古奥，但是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是可以断言的。从内容来说，也只能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孔学和维系封建社会制度的旧礼教三纲五常、旧道德忠孝节义的尖锐的批评，不能不使人为之震动。这个杂志出了一年，改名《新青年》，并号召青年要有新的觉悟，担负起时代的使命来。一九一七年先后发表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开始提倡文学革命，主张废除早已僵化的体裁、言之无物的文风和摹仿古人、不合文法的陈词滥调，改文言为白话，创造言文合一的新文学。这个倡议很快获得了广泛的反应，特别是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作品以后，其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范围，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也使旧势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新青年》办了几年以后，新旧思想的冲突进入了高潮。当时青年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开始认识自己，并有少数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世界革命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就是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为自己的信仰后来勇敢地走上了绞架。这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因反对屈辱的巴黎和约而爆发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思想基础。没有民主思想的觉醒，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向来是在发展过程中影响无产阶级也觉醒起来，争取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规律。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很快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造成一种声势，使工人和农民中的群众性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巨大胜利。但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好形势下，党未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来巩固自己的胜利。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面对反动派的攻击，不是积极加强革命力量，反而采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了失败。这时，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决然地反对了这种错误路线，提出了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路线，在革命遭受失败之后，重新积聚力量，使革命继续深入发展。这次失败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是个幼年的党，还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发展中国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历史表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实现的；同样，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达到解放中国的目的，也仍然需要有一个艰难的历程，需要开展一次比五四运动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于一九四二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它是西方国家传来的一种主义。因而，自从它在中国传播开来以后，就不断出现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国情特殊”论当然不是出自对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它不过是反动派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方便的借口罢了。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确实有一个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会行不通，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痛切地感到，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取得完全的、统一的了解。从一九二八年起到三十年代先后进行的几次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发生的。在这几次论战中，一些托派分子和国民党御用文人，一面抹煞中国现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把中国社会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面又夸大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否认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学说适用于中国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反对和阻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的结合。当时我们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对这些荒谬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论战没有能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结论，问题远未得到解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危机的严重，革命的深入发展，就把这种争论远远地抛在后面了。在十年内战中，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随着全国人民爱国热潮的高涨，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然而三十年代头几年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党的某些领导人，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脱离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就是王明。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具有革命创造精神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他们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生吞活剥地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奉为神圣；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总结实际经验并从中引出结论以作为行动的指南，而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在他们看来，凡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说的，凡是苏联做的，就是金科玉律，必须照办，丝毫不能更动，稍有违反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扣上种种大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马克思主义就走向反面，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八股、新教条。它同封建老八股、老教条一样，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一种精神枷锁，压制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这种教条主义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同时又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发展。
五四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那时候许多人还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还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方式，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带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就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老八股、老教条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彻底肃清，一些新思想、新理论却又在一些人的手里变成了洋八股、洋教条。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反对党八股》）这里所说的右的形式主义，就是胡适、傅斯年之流所鼓吹的“全盘西化”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而所谓“左”的形式主义，就是指我们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也就是主观主义。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只是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斗争中的一种偏向，是前进中的缺点，那末党内的这种形式主义则已经发展到如此荒谬的地步，以致它本身就成为一种蒙昧主义，成为启发革命精神和发展革命斗争的严重障碍，不把它彻底除去，革命就要失败。因此，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左”倾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左”倾机会主义开始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时，毛泽东同志就在实际工作中，接着又在理论上对这种“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斗争，并且在一九三○年明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不认真向社会作调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对革命极为有害。他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警告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反对本本主义》）可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是以极端“革命”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面目出现，很能俘虏一些缺乏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光辉思想当时并没有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以致“左”倾教条主义愈演愈烈，终于使白区的党组织搞掉了几乎百分之百，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在这个惨痛的事实面前，全党终于醒悟过来，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为了在思想上和理论上彻底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正确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党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这个运动从解决对党内路线问题的认识开始，最后发展成为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错误思想的思想教育运动。整风运动的宗旨，仍然是解放思想，但不是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教条下，而是从“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关于马列的教条、第三国际的教条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整顿党的作风》）为了作好这种启蒙，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蒙蔽下解放出来，自觉地抵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他号召全党同志对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以鉴别其好坏；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反对奴隶主义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教条主义者所害怕的是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而所需要的正是盲从和迷信，也就是奴性的心理。就这一点说，它同封建专制主义是一脉相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又指出，不把主观主义和党八股彻底肃清，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不能加以摧毁廓清。可见，反对党内新八股、新教条的斗争，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彻底完成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前提。
发动和领导这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具有理论上的极大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然的话，延安整风便根本无从谈起，无法进行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善于区别它的精神实质和它的个别结论，绝对不能把迷信当成忠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亘古不变的宗教信条。马克思、列宁的威信那么高，但是我们在革命的实践中发现了他们的书上个别的话、个别的结论，不适合中国今天的情况，那就不能照着办。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威信当然也是很高的，但是我们看到了他们出的主意不一定每一条都对；不对的、不适合我们情况的，也就不能照他们的主意办。当时能够坚持这样一种解放思想的科学精神来进行整风，来反对教条主义，不难想象，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延安整风运动提倡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就是主张我们要敢于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受马列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字句的束缚，大胆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新情况，分析和解决新问题。既要有勇气实事求是地在行动中改动或者放弃本本上的个别字句和条文，又要有勇气以首创的精神去做本本上没有记载、前人没有干过的革命新事业，并且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只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正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正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产物，尤其是破除“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造成的蒙昧主义的伟大产物。
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思想上扫荡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得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得到空前的传播。这次整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用学习的方法，通过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服从真理，修正错误，使得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说，延安整风运动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又纠正了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的缺点，把“五四”的革命精神大大地推向前进了。
整风运动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在党内大批干部中养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联系群众的作风。从此，一切从实践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自觉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反对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和下车伊始，哇哩哇啦，就形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如果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就在思想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成长，并且越来越成熟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整风运动取得了辉煌胜利，我们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这就为整风运动后短短几年内接连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讲，没有延安整风运动，没有那样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也就没有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三）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是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动。延安整风运动冲刷了“左”倾教条主义多年来散布的蒙昧主义的流毒，使我们党建立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反对思想僵化的精神。我们党把有没有这种精神，提高到党性纯不纯的高度，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回想起从延安整风，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取得全国解放，到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整个过程，也不过就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我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得是那样快，我们不断遇到又不断解决了的新问题是那样多。很明显，假如我们没有延安整风运动所奠立的“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假如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不能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急速变化，假如我们的思想不是解放的而是僵化的，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一切从本本出发，那么我们恐怕早就寸步难行，早就在革命的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中央曾经非常注意发扬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反复多次深刻地阐述过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但是，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遭到了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他们利用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又利用我们队伍中一些同志思想上的僵化，以及一些青年人的幼稚，采用极左的口号，极力制造现代迷信。他们假“高举”以营私，通过宣传“顶峰论”、“天才论”，制造偶象崇拜、宗教仪式，提倡封建伦理、愚民政策，完全否定了延安整风精神，使得“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的现代迷信，风靡一时，流毒全国。这种现代迷信，成为林彪、“四人帮”借以进行篡党夺权的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一方面，用来伪装自己，欺世盗名，给人们以只有他们才是“最忠、最忠、最忠”的假象。另一方面，又是打人的大棒，用它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对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对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暴虐摧残，实行“全面专政”。
由于林彪、“四人帮”搞这套现代迷信，路线是“左”的、口号是“左”的，所以初期曾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他们的真相便相继暴露出来。林彪集团被粉碎之后，“四人帮”的秽行劣迹也无法再行掩饰。这时候，林彪、“四人帮”多年推行的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充分暴露，国民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走上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伟大祖国，竟然又一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破坏了国民经济，也就破坏了社会主义得以立足的物质前提。这时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重新强调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就是为了扭转这种严重的危局，为社会主义制度奠立一个牢靠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个“四个现代化”的纲领一提出，党和“四人帮”的矛盾便愈形激化了。因为“四人帮”的利益，是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绝对不能相容的。他们的暴虐统治，只能是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科学、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落后、愚昧、奴化成性的政治环境中，才能够维持得下去。因此，“四人帮”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看成了对他们的最大威胁，他们抱着极端恐惧的心理状态拚命地反对“现代化”。他们把法家的封建专制主义、顽固派的闭关锁国主义、程朱理学所谓反对功利的假道学，以及消灭文化和教育的愚民政策等等这一套陈腐的货色，统统搬出来，向“四个现代化”的纲领大举反扑。实行“四个现代化”，还是反对实行“四个现代化”，成为党和“四人帮”之间斗争的焦点之一。这场斗争，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斗争，不能不引起一切有革命觉悟和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密切关注。这场斗争，在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决战是不可避免了。“四人帮”力图通过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继续凭仗现代迷信的大棒，来打倒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坚决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老一辈革命家，压制和扼杀革命舆论，扑灭即将烧毁“四人帮”这群败类的革命烈火。但是，为“四人帮”意料所不及，在党的长期教育下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从斗争实践中认清了是非。现代迷信的紧箍咒，不起作用了。丙辰清明前后，人民群众在悼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同时，愤怒揭起了声讨“四人帮”的战旗。天安门事件这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预示着我国革命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即将到来。这次革命事件，虽然遭到了“四人帮”的镇压，但是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却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多来，党中央领导我们，通过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斗争，通过多次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特别是通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党中央为目前这场正在进行着的思想解放运动，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实行着正确的领导。两年多来，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和全体人民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令和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制造的思想流毒；促使一些思想僵化或者半僵化的同志，端正立场，跟上形势，摆脱一切落后于时代的陈腐思想，如官僚主义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束缚，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且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党中央把解放思想的意义，提到这样高度，就是因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革命者的认识必须跟着这种转变而转变。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为了给社会主义制度奠立巩固的物质前提。这是一场规模巨大、变化深刻、任务繁重的大革命。我们面临着许许多多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老、大、难”，也面临着许许多多我们所不熟悉的新课题，因此必须愈加坚定不移地提倡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勤奋学习，勇敢创新；对于怯懦畏难、愚昧盲从、因循守旧之类的坏习气，特别是对于林彪、“四人帮”散布的现代迷信的流毒，我们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要看到，扫除了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或新奴隶主义的流毒之后，许多所谓“老、大、难”，许多新课题，都是可以解决，而且不难解决的。因为，我们已经积聚了许多经验，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经验；看到过“左”的错误，也看见过右的错误。只要对这些经验进行调查，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加以总结，我们就能正确地和比较正确地解决许多问题。
为了健康地进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从思想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甚至于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束缚着头脑，看不惯或者反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这种错误倾向，象当年的“左”倾教条主义那样，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的片言只语，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僵死教条，反对解放思想，反对破除迷信，甚至把我们党根据新情况做出的创造性的新方针和新政策，看成是大逆不道，看成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背离。这种“左”的错误倾向，是和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它是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障碍，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阻力。
另一种错误倾向是，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的资产阶级的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制和革命的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当了俘虏，还自以为是“解放”，岂不可怜！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往往又和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它是极端有害的，有很大的破坏性。
必须明确认识：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背离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党如此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为了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和丝毫动摇的。
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我们必须摆事实、讲道理，坚决驳斥那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谬论，向全国人民讲清楚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正在建设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能说已经都搞得清清楚楚了。一个时候，不是有不少人把“四人帮”鼓吹的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当成了真社会主义吗？不是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当成了资本主义的货色，主张加以讨伐吗？应该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还是新生事物。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算起，社会主义的历史到如今还不过六十多年，这在历史发展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何况在这期间，社会主义还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不断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而解决这些新问题，是不可能预先就拟制好什么现成答案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进行研究、探索和实践的领域。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必须克服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心理。要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善于发现和接受新事物，通过对各种社会主义形式的比较研究，找出一条最好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如果不解放思想，要想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办不到的。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相应地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经济事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就必然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不仅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思想的变革，从来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导。
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地研究新问题，就必须彻底改变那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现成公式来胡乱套用的错误作法，必须彻底改变凡是本本载了的一律不准更动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一再警告，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马克思本人甚至为此而声明自己不是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林彪、“四人帮”完全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好传统，他们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一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任意篡改、伪造，把它庸俗化、简单化、教条化，甚至符咒化。他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糟踏，简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党风，破坏了我们的学风，破坏了我们的文风，破坏了我们民族的社会风尚。对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那种现代迷信，新蒙昧主义，极左思潮，危害之大，流毒之深，我们决不可以低估。为了肃清其流毒，应当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这场思想教育运动，应当按照党的优良传统来办。第一，要允许自由讨论。政策宣传和科学研究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工作。政策宣传应当遵守党和政府决定的政策界限，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则必须保证有研究的自由。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我们应当鼓励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第二，要尊重实践的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实践检验出不符合新条件的、或者证明是错误的地方，就应当予以改正；实践中提出了原来所没有的新发现，就应当予以补充。如果能够自觉地切实地做到以上两条，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树，也就可望长青了。
解放思想的方针，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这个方针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不是临时性的方针。用毛泽东同志通俗的说法，这就是“放”的方针，运用到文学艺术和科学上便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党从来主张采取“放”的方针，反对采取“收”的方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所说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仍有指导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着由现代化而产生的许多新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探索，不断加以解决。我深信，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完成我们伟大的新的万里长征。
现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还很多，问题还很多。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包括内伤和外伤，还没有完全治好。彻底扫除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垃圾，还需要时间。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是世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产生和发展。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德国在欧洲国家中经济是落后的，政治上四分五裂，但是在思想文化上产生了歌德和黑格尔，产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改变人类历史面貌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学说。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俄国在经济上也是落后的，人民受沙皇专制主义统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正是这个国家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遗产和革命传统的国家，本世纪又产生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光耀千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上也产生了鲁迅和郭沫若这样伟大的作家和卓越的学者。对我国建国三十年以来还处在这样落后的状态，我们深深感到惭愧。中国对于人类应当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应当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文化和艺术上急起直追，刻苦努力，有所建树，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我们不能辜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望，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于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