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放”和“争”
——再谈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
本报评论员
批透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我们认为还有再谈的必要。为此，本文将着重谈谈
“放”和“争”的问题。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要讲“放”，又要讲“争”。这就是说，一要充分保证人民内部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作品的发表；二要积极展开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和各种不同题材、体裁、风格的创作之间的竞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放”，是人民内部的“放”。对于人们发表意见和作品，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提出两条界限：一，不违反法制和纪律；二，不搞阴谋活动。只要不违背这两条，那么正确的、错误的意见都可以发表，各种作品都可以写，讲错了、写错了，也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如果限定只有符合某种思想标准的，才可以发表，那么，一，评判文艺现象，需要群众实践的检验，需要时间的考验，不让某些东西和群众见面，怎么能准确地判定它们就是错误，就是违反正确原则的呢？那样做势必“瞎指挥”盛行，把许多好的、正确的东西当成坏的、谬误的东西而压制下去。二，人民内部存在着思想的不一致，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东西表现出来，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反倒是扩大矛盾的办法。只有充分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积极开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才能达到发展真理、克服谬误的目的。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就是按他们的帮规搞“舆论一律”，强迫人们说假话、说空话，结果完全窒息了文艺。人们对这一套已经领教够了。
当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作品，这只是第一步。进一步，还要进行比较、鉴别、讨论、竞赛，这就是“争”。通过“争”，使正确的东西得到肯定，谬误的东西受到否定，先进的东西得到发扬，后进的东西得到提高。
过去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争”的全部内容就是两个阶级之争，甚至认为就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之争。这样，“争”的过程，就被搞成打棍子、扣帽子的过程，一方置另一方于死地的过程。林彪、“四人帮”一伙正是这么搞的。不错，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在思想文化领域，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还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承认这种情况是不对的。在“放”和“争”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极少数敌我性质的问题，对于确实属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当然要采取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但决不能把百家之争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更不能归结为敌我斗争。文艺界的问题，大量的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人民内部的“争”，既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世界观之争，也包括在共同的方向下，艺术上不同流派、学术上不同见解之争。就不同的思想认识来说，无产阶级内部也有百家。无产阶级文艺内部，完全可以也应当有不同形式、风格、品种、样式之争，高低、深浅、文野、精粗之争。他们之间，是竞赛的关系，是互相学习、互相批评、取长补短、互相促进的关系，决不是一方以势压倒另一方的关系。“争”的结果，应当是同荣并茂，不应是一花独放；应当是越“争”越多样化，不应当是越“争”越单调划一。把一切艺术竞争都归结为阶级斗争，甚至归结为敌我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荒谬理论，势必导致乱杀乱砍，造成百花凋零。即使是对待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必须采取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允许改正错误，也允许保留意见，不能强制压服，不能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我们深信，通过深入的讨论、说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真理的。“争”是一种说理，一种竞赛。我们要学会说理和竞赛。“争”的结果，只能是不断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争”，要不要有一定的标准呢？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无产阶级也要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没有一定的标准，就无从进行比较、鉴别、评判、竞赛。我们不能要求人们只发表符合一定思想标准的言论和创作，这在实际上是办不到的；但是，应当用正确的标准来引导人们的言论和创作，使人们通过竞赛和争论，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下得到提高。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毫无疑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要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文艺工作说来，只要是有利于鼓舞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有利于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文化水平的，就是好文艺。反之，就是不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文艺的根本标准。到底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依某个人的主观感觉为转移，归根结蒂，要靠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来检验文艺。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以来，文艺界努力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发扬艺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总的形势是好的，理论和创作都大大地活跃起来。文艺解放成为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贯彻“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曾经出现过对“双百”方针缺乏全面理解的情况。这些同志只强调了“放”，忽视了“争”。他们强调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作品发表出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却忽视了在发表意见和作品的同时，要开展争论和竞赛，以致当有些错误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不敢积极地展开思想斗争。当然，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必须深入细致、充分说理，不能简单粗暴，不能简单地靠行政命令办事。但这只是说，在“争”的时候，要注意方法，态度要慎重，决不意味着不要思想交锋，不要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显然，对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就会妨碍“双百”方针的全面贯彻。
在注意克服上述倾向的同时，应当看到，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主要干扰，仍然来自“左”的方面。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仍有不容忽视的流毒。我们的一些同志多年来习惯于“舆论一律”，群众中出现了不同意见，就觉得天旋地转，不可理解。这些同志把支流当主流，认为解放思想和贯彻“双百”方针招来了“乱子”，对解放思想和“双百”方针产生怀疑，发出种种埋怨和责难。有人甚至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对立起来。按照他们的逻辑，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放”，就不能展开民主的讨论和竞赛，只能压服和强制，只能“收”。试想：如果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收”的方针，搞强制和压服，就必然是鸦雀无声、万马齐喑。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带来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倾向和前面所讲的那种倾向，有时是相互关联的。有的同志要么就是撒手不管，放任自流，不展开积极的思想交锋；要么就是简单粗暴，下命令、扣帽子、打棍子。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十分普遍，但也不是极个别的。只有继续清算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的流毒，认真克服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才能顺利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日益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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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儿童诗的期望
茅盾
儿童诗是新生事物。
在百花园中，儿童诗是个嫩芽。这个嫩芽刚破土而出，前程如何，还看不准，但是，只要得到阳光的温暖，雨露的滋润，它一定会茁壮成长，开放出美丽的独标一格的花朵。
儿童诗也是最难写好的。它不是儿歌，而是儿童诗。它要通过形象思维表现崇高的思想，对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它的描写，要深入浅出，适合于儿童的理解能力。它的题材应该是宇宙万物，无所不包。它的体裁，应该有比、兴、赋，有幻想。
儿童诗是成年人为儿童写的。难免有成年人惯常有的想象，甚至还有概念化。这就有把小读者不知不觉陶冶成为“小老头”的毛病。
然而天下无难事，只要肯钻研，相信儿童诗的作者们能够克服重重难关，为儿童文学开创新的园地。
〔原载《儿童诗》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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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形象塑造琐谈
吴庆先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它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少年儿童。虽然有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但书中也总免不了有孩子们出现。因此儿童形象是否塑造得生动、真实，就成为这部作品是否成功，是否得到小读者欢迎的关键。在“四害”横行时期，由于
“三突出”谬论的影响，我们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小主人公，多是所谓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他们大智大勇，无所不能，可以独自推动矛盾，解决矛盾，甚至教训师长，斗倒大“走资派”。然而，尽管他们多么“高大”，多么“英雄”，小读者却并不喜欢，不感到他们可亲、可敬、可爱。为什么呢？除了人物的思想内容外，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儿童的特点，失去了儿童的天真和活泼，而成为没有生活真实基础的概念化的产物，成为穿着儿童衣服、讲着成人话的“小大人”。
为要塑造出真实、生动而不是干瘪、概念、成人化的儿童形象，我们就要抓住儿童在心理、行动、语言等方面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进行艺术加工和描写刻画。由于年龄、生活经验、知识多少等差别，少年儿童的心理活动、思维活动和成年人是不同的。他们富于想象和幻想，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极大的求知欲，对各种事情都想探个究竟，问个为什么？我们在描写少年儿童时，就应该深入到他们插着幻想翅膀的内心世界，把他们的理想、愿望、情趣，把他们天真烂漫的性情，形象地刻画出来。
儿童有不同于成年人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自然也就有着不同于成年人的行动特点。我们塑造儿童形象，就要尽量抓住这个不同处，予以刻画。电影《鸡毛信》和《小兵张嘎》中，都有不少这样体现孩子性格的生动细节。比如，海娃逃脱敌人看押，因找信耽误了时间，又被敌人追上后，他一边用手揉着眼睛，假装哭泣，一边从手指缝偷看敌人，还用手把露出边边的信，暗暗往衣兜里塞。这些行动，都是孩子所为，如放在大人身上，就不合适了。同样，张嘎子学猫叫，上房堵烟筒，给自行车放气等，都是成年人一般所不做的。电影《钢铁战士》中的小战士刘海泉，给人留下了多么难忘的印象。在敌人的审讯面前，他假装写供认材料，不会写埋机器的“埋”字，哄骗敌人靠近教他，他就势用钢笔刺伤敌人的眼睛，纸上留下“刘海泉革命到底”几个字，壮烈牺牲。这段描写，惊心动魄，而又很符合这个少年战士的身分特点。相反，如果让他在敌人面前，象一个成熟的革命者那样，说些抽象的政治语言，以表现他如何坚强不屈，恐怕就显得勉强做作，令人不能信服，因而也就不会有强烈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儿童文学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除具有一般文学语言的特点外，还应更加通俗、生动，形象性强，感情色彩浓，读起来娓娓动听。至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则应该符合人物的身分，表达他们的性格特点。只有大人才能讲的话，绝不能在孩子口中说出。近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在创作上的干扰和影响，不少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空洞、贫乏、概念。如果孩子说的话，象报纸社论一样，满口大道理，一股成人腔，读来就索然无味了。生动的儿童文学语言，不是靠简单地多加几个“啊”、“吗”、“啦”等语助词所能办到的，而是要多熟悉孩子们的生活，到丰富的生活中去提炼。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应避免八股腔、成人调，做到真正为孩子们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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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藏族史诗《格萨尔》平反
《民间文学》编辑部
最近，青海省委宣传部宣布为被林彪、“四人帮”打成大毒草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亦称《格萨尔王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格萨尔》是一部藏族人民世代相传、篇幅浩瀚的民间英雄史诗。据调查，现在流行的本子有六十多部，百余万诗行，一千多万字。解放以后，搜集、整理和出版这部作品，深受藏族和全国人民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把它打成
“大毒草”，凡是参与《格萨尔》的搜集、翻译、整理、编辑、写序、插图的同志都受到了迫害，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统统被说成“牛鬼蛇神”而遭到批斗，有的艺人被迫跪在石子上，头顶《格萨尔》高喊“请罪！请罪！”，有的含冤而死。许多珍贵的《格萨尔》资料，遭到火焚。七十四种汉译文资料及有关文物（画卷、绣像、雕塑、照片等），有的被焚化，有的变为纸浆。这些资料，很难再找到了。林彪、“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文权，在报纸、刊物、广播电台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批判文章达数年之久，对史诗肆意歪曲和诽谤，散布了大量谬论。为了在思想、理论上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必须把强加给《格萨尔》的一些诬陷不实之词彻底推倒。
《格萨尔》是以口头和手抄本并行的方式流传在我国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内蒙古等省（区）广大藏、蒙两族民间的极其珍贵的史诗。它塑造了以格萨尔为首的许多藏族英雄的形象，规模宏伟浩瀚，内容丰富多彩。史诗对于古代藏族部落联盟国家的全部社会生活，人民的思想、愿望、道德、风尚等等，都作了广阔的、诗意的描绘。诗篇有惊心动魄的战争场景，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插曲；有为国捐躯的壮烈，也有失去亲人的悲痛；有奇异的神话，也有处世的格言；史诗情节曲折跌宕，叙事抒情，令人神往。或浓墨重彩，或淡抹轻勾，形象鲜明；或复沓吟咏，一唱三叹，诗意盎然。这部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的史诗，简直就是一部古代藏族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象这种类型的英雄史诗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外国学者早在二百年前就重视《格萨尔》的价值了，他们不远万里到中国的青海、西藏等地区来“采宝”。许多国家还出版了译本，发表过评介文章。外国学者把《格萨尔》誉为亚洲的《伊里亚特》，列入了世界文学宝库。它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等史诗，为我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林彪、“四人帮”否定一切中外文化遗产，把历代最伟大的最有光彩的名著，都诬之为“一堆破烂”。一切中外优秀文艺作品都被斥为封、资、修“破烂”，大肆诋毁，严加禁锢。“四人帮”这种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
史诗《格萨尔》的主要英雄人物格萨尔，是藏族古代英雄的典型形象。格萨尔就是为了斩妖降魔，为民除害，反对侵略，抑强扶弱而诞生的。因此，他魁伟神勇，能征善战、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他象攸力栖斯英雄那样，有自己的保护神，又象齐天大圣那样，会分身变化，他的凡身在大地上行走，法身却腾云驾雾，在天空飞行。他能够以雷霆万钧之势闯入敌营，踏翻帐篷锅灶，如入无人之境，他又能以龙吟虎啸般的声威斩妖降魔，连鬼怪也吓得闻风而逃。格萨尔是天神下凡，又是人间子弟。他是人民爱戴的雄师大王，又是亲近群众的人民的儿子。他具有爱国爱民的崇高品德，又有舍己为众的牺牲精神。在他的统帅下，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斩除了各种妖魔，战胜了魔国、姜国、霍尔国的凶恶敌人，使藏族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凡是历史上为民族、为人民做过贡献的英雄人物，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歌颂格萨尔大王，决不等于歌颂帝王将相，格萨尔不是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帝王，是一个英雄典型。可以说，格萨尔是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是人民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史诗不等于历史，格萨尔原来也可能真有其人，但他之所以如此神奇，是经过历代藏族人民口头的加工，运用浪漫主义的方法予以理想化、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
“四人帮”手中没有真理，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大棒，他们竟然不顾事实，把《格萨尔》的出版说成是“疯狂地煽动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妄图达到分裂祖国的罪恶目的”。事实的真相是：《格萨尔》本身，是歌颂民族团结的，它丝毫没有散布民族主义的思想，更没有煽动分裂祖国的内容。作者将格萨尔的兄长、大英雄贾察霞尕尔安排为汉族的外甥，恰好是借此表达藏汉两族间亲密团结关系的。诗中说：“汉地商品藏地销，并非藏地没财宝，原为汉藏同心结的牢”，主题是歌颂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作品对叛国投敌的晁通的批判、讽刺、痛斥、奚落、鄙视，充分说明了作者反对叛国投敌和分裂祖国的思想。《格萨尔》出版后，藏汉广大读者都兴高采烈。何煽动之有？何分裂之有？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和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政策，被林彪、“四人帮”打成“毒草”的优秀的史诗及其他民间文学作品，都应当彻底平反，对于从事民间文学工作而遭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均应平反，恢复名誉。全国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应该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密切协作，把民间文学事业办好，让埋藏在民间的颗颗明珠发出它光辉灿烂的光芒！
（原载《民间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本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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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别具姿色的花
——喜读《童话选》
萧彦
童话，是文艺百花园中一支别具姿色的花。它富有魅力、充满幻想、饶有风趣，深为广大少年儿童所喜爱。多少年来，孩子们从美丽的童话宝库里获得了丰富的想象力，并受到很大的教益。
可是，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文艺园地被摧残得百花凋零，弄得孩子们不知道什么叫童话了。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教育出版社在一九七八年十月编选出版了一本《童话选》，它象一只美丽的云雀，大地刚刚春回，就张开翅膀直冲苍穹，为孩子们唱起了第一支春之歌。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应约特为这本选集的书名题签。儿童文学作家贺宜在“序言”中说：“自‘五四’以来各个时期的童话创作，如此丰富多采地介绍给读者还是第一次。”这是总结，也是对新的起点的启示。我们觉得，这个童话选集的出版是对“四人帮”摧残童话创作罪行的有力批判，更是对进一步繁荣儿童文学创作的促进。
这本《童话选》编选了我国“五四”以来四十多位作家创作的童话六十余篇。全书分两大部分。这些作品，包罗了各种不同的主题、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宛如百花争妍，鲜艳夺目。
第一部分收了郭沫若、巴金、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贺宜、金近、陈伯吹、丰子恺等老一辈作家解放前的童话创作，不少作品成功地反映了旧社会人民的生活、斗争、愿望和理想，有力地揭示了生活本质和时代特征，读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郭沫若一九二七年为少年儿童创作的童话《一只手》，写一个小岛上的工人，由于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爆发了一场武装革命，最后取得了胜利，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故事虽然纯粹出于作者的想象，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工人阶级要生存的信心，要解放的愿望和理想，也写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中，使人们看到了童话与现实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故事写的是稻草人在一个夜晚看到了三个妇女的悲惨命运。通过稻草人的所见所闻，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无情和人民生活的悲惨。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和严文井的《四季的风》，都各自成功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
第二部分是建国以来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写的童话。由于时代不同了，这部分作品中的主题和题材都有了新的变化。除了那些采用传统题材和在传统童话的主题影响下写成的比较优秀的作品外，也出现了较多的热情歌颂革命精神、反映人民新的生活，鼓舞少年儿童与阶级敌人、大自然和旧思想斗争的内容，如《小溪流的歌》、《小鲤鱼跳龙门》、《狐狸打猎人的故事》、《新年老人和圣诞老人》、《猪八戒学本领》、《“没头脑”和“不高兴”》等等，通过故事中的人物给孩子们一种隐喻或联想，从而引起思考，受到启发，接受教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编选了一定比例的科学童话。如高士其的科学童话诗《我们的土壤妈妈》和叶永烈的《圆圆和方方》，鲁克的《谁丢了尾巴》，孙幼忱的《“小伞兵”和“小刺猬”》，春麟、柯集的《沙漠里的战斗》等科学童话，用生动活泼、新颖别致的方式，介绍某一项知识，极有特色。它们的出现，把我国科学童话创作推向一个新境界。科学童话的兴起给童话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开拓了童话创作更为宽广的发展前景。而且，科学童话一肩双挑地担负了政治思想品质教育和科学知识普及的任务，使今天的童话的教育作用，有了进一步的加强，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
当然，可能由于资料缺乏等等因素，编选作品的面还不够广泛，也有一些较好的童话，如王统照的《小灯笼的故事》，黄谷柳的《大象的经历》等等没有被选入，不能不使人感到美中不足。
文艺的春天已经来到，儿童文学园地的百花含苞待放，让东风吹得更猛些吧，祝愿童话这支别具姿色的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