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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搭档”又成新战友
——常州国棉二厂厂长、党委书记搞好团结的故事
编者按 读了常州国棉二厂厂长和党委书记搞好团结的故事，很受启发。过去两人之间的隔阂，确确实实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在狠批极左路线中，建立起谅解和团结的基础，以后又在生产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一年就改变了全厂的面貌。可见，在领导班子建设中，主要领导同志之间识大体、顾大局、讲团结和友谊何等重要！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当常州国棉三厂的老厂长蒋瑾瑜从下放的农村来到国棉二厂上班时，纺织工业局的领导同志还在担心，他能不能同厂党委书记吴金海搞好团结呢？两年多过去了，人们高兴地看到，国棉二厂的书记和厂长合作共事得很好，领导班子团结一致，使这个原来秩序乱糟糟、产品质量低的工厂，一举进入了常州市纺织工业系统的先进行列。
吴金海和蒋瑾瑜是“老搭档”了。文化大革命前，他们就同在常州国棉三厂工作，一个是书记，一个是厂长。两人亲密合作，同心协力，把这个厂搞得很有生气。怎么也想不到，这对战友在以后竟然成了冤家对头。
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每个人都面临着崭新的课题，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抉择。在国棉三厂，书记、厂长一无例外地靠边站了。上面有人到厂里要蒋瑾瑜“站出来”，这位一向踏踏实实抓生产的实干家，听说这样做“大方向正确”，就急急忙忙地到一派去“亮相”，少不了要学着说些“革命”的话。有人便添油加醋地传话给吴金海说，“蒋瑾瑜在那一派讲你的坏话”。老吴一听来了气，心想：“我们之间本来关系很好，你怎么在背后骂我呢？”裂痕就这样产生了。
一九六八年，妄图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及其余党把黑手伸到江苏，要在沪宁铁路沿线大抓什么“反革命集团”。蒋瑾瑜连那个所谓集团的人是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也被打成“黑干将”、“小爬虫”，被“文攻武卫”队关了八个月。在这段时间，蒋瑾瑜还同时被加上“反动技术权威”、资本家“黑班底”的重要成员等等罪名，挨打、受骂，备受折磨。吴金海这时已经结合进厂革委会当主任，自然免不了也要带头“揭发”蒋瑾瑜。一九七○年，老蒋被工厂下放到武进县农村当了社员。
在农村劳动的日日夜夜里，想着自己的遭遇，想着不能为国家建设出力，心里很难受。想来想去，认为是吴金海在有意整他。
蒋瑾瑜在农村整整呆了六年多。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回到常州市。纺织工业局党委考虑到他的技术水平和行政管理能力，决定把他分配到当时处于后进状态的国棉二厂工作。无巧不成书，吴金海也在前一年来到这个厂当上党委书记。蒋瑾瑜一听就十分不愿意。可是局领导对他说，这是党委的决定，党员要自觉服从组织分配。而且叮嘱他，到国棉二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蒋瑾瑜无法，只好硬着头皮到二厂报到。
吴金海很需要象蒋瑾瑜这样有魄力、有才干的老同志协助工作。但是，当他听说蒋瑾瑜不愿和自己共事时，不免心中一沉。回到家中，他想，党组织把我们两人又放在一起，就一定要主动和老蒋搞好团结。
一天晚上，吴金海去找他谈心。老吴首先请老蒋谈谈对他的意见。蒋瑾瑜是个直性子，又看到老吴诚心诚意，就把几年来心中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吴金海耐心地听着，打心底里同情老蒋的遭遇。他也讲了自己当时的处境，对老蒋误会的地方加以适当的解释。老蒋心中的气开始消了。他说：“过去我被整，老是责怪同志，现在想来，全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造成的，我们要恨林彪、‘四人帮’！”吴金海也说：“过去的那一套，越想越不对头。林彪、‘四人帮’才是万恶之源。”就这样，他们经过谈心，互相取得了谅解，隔阂也慢慢消除了。
真正的谅解和团结，还要在实践中巩固，在实践中发展。
蒋瑾瑜到国棉二厂上班半年多，局里还没有任命他的职务，只是让他协助生产技术科工作。但是，吴金海了解蒋瑾瑜的才能和专长，他要老蒋把生产全面管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老蒋还不是党委委员，吴金海每次开党委会讨论生产工作，都要请他列席参加，让他了解全面情况。老蒋刚来，下面人头不熟，老吴就同他一起在后纺车间蹲点一个月。日积月累，蒋瑾瑜看到老吴在工作上支持他，在政治上信任他，心里热乎乎的。他再也不纠缠过去的恩怨得失了，而是抛弃前嫌，竭尽全力在厂党委领导下把工厂的面貌迅速改变过来。
冬去春来，万象更新。党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蒋瑾瑜担任了国棉二厂的厂长。从此以后，这对“老搭档”比过去合作得更好了。老蒋全身心都扑在生产上，但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先找吴金海商量，尊重党委书记的意见。吴金海也大力支持蒋瑾瑜的工作，在生产方面放手让老蒋去领导。
领导干部团结了，工作就好做。一个全厂闻名的“调皮大王”，在上班时吊儿郎当，成批的零部件在他手中报废了。蒋瑾瑜责令他在会上作检查。这个人跑到吴金海那里告状。老吴严肃地说：“厂长叫你检查是正确的，你应该老老实实去检查！”他一看无空子可钻，只好在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经过批评教育，这个“调皮大王”后来有了转变。由于全厂上下团结一致，这个后进单位在一年时间内改变了面貌，成为全市同行业的先进单位。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破坏了蒋瑾瑜和吴金海的革命团结。如今，解放了思想，治好了“内伤”，这一对“老搭档”又变成了新战友。
新华社记者 张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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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织锦放异彩
杭州织锦在国内外素享盛誉。今年以来，浙江杭州织锦厂增加生产织锦工艺品的专用织机，加强了织锦工艺品的图象设计工作。他们还按照产品销售情况，对织锦工艺品的各个品种进行了调查。有的产品压缩了数量，有的停止了生产，还有一些受外商欢迎的品种则增加了生产。如何香凝的《猛虎图》，以及有《西厢记》、《大观园》等图象的台毡、靠垫都增加了生产。很受东南亚市场和海外侨胞欢迎的《八仙寿字》、《麻姑献寿》等传统品种，最近恢复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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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醴陵瓷器新产品问世
湖南醴陵瓷器工业公司今年以来新试制生产的一批瓷器，很快在国际市场上打开了销路。这个公司所属的六个瓷器厂，今年以来都有新的瓷器品种问世。国光瓷厂试制的厚胎餐具样品，空运到美国后，仅四天时间，就有美商拍来电报要求大批量订货。近两个月来，这个瓷器公司已先后接待了二十多批外国客商，签订了总量达七百多万件瓷器的订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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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哈尔滨增产适销工艺品
以生产牛角画、麦秸画、羽毛画为主，同时也生产牙雕、玉雕的哈尔滨工艺美术厂，增加了一批适销品种的生产。他们注意了解客商的要求，去年设计试制了法国十八世纪女郎、日本古典美女和印度古代佛像等一批外国传统题材的工艺美术品，受到客商和旅游外宾的欢迎。全厂为国家创外汇八十四万多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这个厂又在努力扩大产品范围，改进工艺，生产更多的适销产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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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杞记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启示
最近，报纸上常常讲发展农业生产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究竟这些规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的人却觉得很神秘，一时说不清，摸不透。当然，规律不是摆在表面上、看一眼就可以一目了然的。但是，只要联系生产实际和工作实际，认真加以分析研究，这些规律是可以逐步掌握的。
我们最近到山东济宁地区采访，同鱼台县的县、社、队干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个县历史上是一个荒湖涝洼区，历年多灾低产。后来，闸湖引水，改种水稻，粮食产量上来了。近几年又实行麦稻双熟制，粮食产量更上一层楼，一九七八年单产达到八百六十斤，总产比一九七七年增加四千万斤。一个三十万人口的小县，每年向国家提供一亿二、三千万斤商品粮，应该说是成绩很大了。鱼台县委的各级领导根据当地土地和水源等条件，实行种植改革，取得了好成果。最近，县委认真学习了三中全会的精神，认识到近些年，虽然粮食生产发展较快，但在全面发展农业方面还有不少盲目性，领导思想到达发展农业的“自由王国”还有很大距离。
鱼台县东濒南阳、昭阳、微山三湖，全县有十六条河道，境内沟渠纵横，有广阔的水面可以利用。可是，多年来有关领导在发展粮食生产上费的心思多，只注意发展水利，灌溉农田，在利用水面和湖河沟渠堤岸上，没大动脑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本来是尽人皆知的口头禅，历史上流传着微山湖“日出斗金”的说法，可是湖内的宝贵财富却任其自生自灭，没有采取措施，组织力量去“打捞”。大家分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把集体经济和社员个人的“生财之道”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但是，领导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工作作风上的单打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全县粮食生产发展了，可是生产资金不足，集体家底薄，社员手头紧，基本上是一个“高产穷县”。这同有关领导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组织群众把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没有充分运用集体经济的优越条件，把多种经营开展起来，有很大的关系。
济宁地区水面和山丘各有一百八十万亩，象鱼台县这种情况是不乏其例的。据了解微山湖内有一小岛，四面环水，却无船打鱼，也没有发展水面养殖，社员群众只是整年辛辛苦苦地啃岛上那一小块土地，“靠水”却偏要“吃土”。在一些山区，不知发展林木果品，养羊、养牛，而是单纯地开山造田，靠石头缝里的那点土搞粮食，靠山也是吃“土”。这些很不正常的情况，说明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危害之大，它把人们的思想禁锢了，手脚给束缚住了。最近，一些县社党委，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联系当地实际，实事求是，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农村生产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以湖区为例，各级党委在抓好麦稻生产的同时，积极开发水面，发展多种经营。现在，沿湖社队面貌大为改观。我们在鱼台县东张公社的一些生产队，看到鸭鹅成群，鱼苗待放，社员们正在准备插蒲植藕。这个公社一九七八年在粮食继续增产的情况下，多种经营的收入已占全公社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今年计划继续有所增长。东张公社的情况是湖区社队的一个缩影。
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又出现了矛盾，带来了新课题，要求人们去研究，去解决。过去，拦湖蓄水灌田，发展了粮食生产，可是打乱了水系平衡，出现灌溉农田同发展水面种植和养殖的矛盾。恩格斯说：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现在，有关领导正在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措施和办法，他们希望有关领导机关和从事水利、水产的科技工作者加以探讨，给予支持，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掌握全面发展农业新出现的、尚未被认识的规律，加快农业的发展步伐。
本报通讯员 段心强 本报记者 安子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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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加快农业发展
政治工作怎样结合经济工作去做？
中共江苏省常熟县委书记 府培生
为什么要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又怎样结合一道去做？这里讲三个例子，来谈谈我们的体会。
近两年，我们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用经济手段组织生产，效果很不错。可是，有的地方错认为可以放松党的领导，不必做政治思想工作了，结果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周行公社十五大队有个生产队，一度竟有百分之六十的农户外出做买卖，经常不参加集体生产。王市公社有少数被“钱”字迷了心窍的人，拉一些人去赌博，破坏社会风尚。莫城公社安定大队有个生产队，出现了算命、问卜的迷信活动，弄得社员情绪不安定……。这些严重影响了夏熟作物管理和春耕生产。
这三件事说明，任何时候放松和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经济工作就会遇到障碍，甚至走到邪路上去。过去，林彪、“四人帮”大搞空头政治，把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搞得各级领导干部不敢抓生产活动，不敢管经济工作。现在我们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流毒，就是要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
那么，怎样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一道去做呢？我们觉得至少要做到三点：
一、敢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比如周行公社那个生产队有那么多人外出做买卖，主要是对大集体下的小自由，缺乏正确的认识。队干部以为这是政策允许的，事先没有进行政策教育，事后又不敢去过问。当时，公社党委一名副书记立即到那里去，支持队干部大张旗鼓地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帮助社员们学习家庭副业政策，划清它与弃农经商的界限。外出的人说，不能“外出摸了五升斗，家里丢了八斗甏（米瓮）”，纷纷回来搞集体生产。
二、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解决思想问题。比如王市公社和莫城公社发生的赌博和迷信活动，都是过去严禁的非法行为，本来只要再下一道禁令，就可以刹住。但是，这次没有简单行事，而是先仔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看到这是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和自由有所误解，为少数坏分子所煽惑和利用。于是，这两个公社党委反复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使得大多数社员树立起不靠投机取巧发财而靠劳动致富的思想、不信鬼神信科学的思想。这样，就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坏人，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集中心思大办农业。
三、各级领导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这样，可以从个别的问题中摸索到普遍的经验，而且可以发挥以身作则的作用。所以，我们县委同志下基层工作，注意在了解生产的同时了解思想情况；帮助解决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时，进行社会主义方向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耐心地做好个别人的思想工作；发动和依靠各级组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去冬队干部撂挑子现象大为减少，就是这样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成果。今春全县遇到大风大雨的袭击，我们一面帮助社队搞好定额报酬和抗灾措施，一面结合进行人定胜天和抗灾夺丰收的思想教育，使夏熟作物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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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思想教育时刻不能放松
中共山东省曲阜县委副书记 程庆赐
目前广大农村一个同心同德奔四化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可是，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以生产为中心了，生产就是抓管理，管理就是搞定额，定额就靠有奖罚，用不着“磨嘴皮”做政治思想工作了。因此，该说的不说，该管的不管，放松了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快农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县尼山公社夫子洞大队曾经片面理解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含义，想把土地、大牲畜、农具以及集体喂的猪一打两股开，划分小队。公社党委的同志了解到这一问题后，亲自到队与社员群众共同学习中央文件，使大家认识到，包工到组不是重划小队，说服大家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建立正确的“五定一奖”岗位责任制。这样，两个组都加强了责任心，互比干劲，冬前把一百多亩土地整成了良田。东风公社北张羊大队，今年对小麦管理实行了岗位责任制，干部觉得省心，可是，有了责任制，并不是人人就会有责任心，麦田管好管赖的情况都有。党支部及时在专业队中组织了一次讨论，使队干部认识到，责任到人了，还需进行思想教育和检查评比；使社员认识到，实行责任制是为了多打粮食多贡献，劳动态度要端正。于是，作业组之间，经常开展检查、评比、竞赛，促进了小麦的平衡生长。从这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只要切实加强领导，结合生产实际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能不断解决新问题。
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就要不断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前一段，有人看到农村问题多，对集体经济怀疑起来了。我们就用高家村大队的事例来作宣传教育工作。这个解放前地薄、粮荒、疾病多的佃户村，解放后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路，建设成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去年粮食亩产达到了二千一百五十五斤，公共积累达八十三万元，每人平均一千零二十八元，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这就使广大干部和社员看到了榜样，坚持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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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作重点转 方向不能转
中共福建省龙海县莲花公社党委书记 林焕辉
全党工作重点转到以生产为中心上来，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不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正在纠正和防止，这为加快农业发展创造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开始，我们认识有点模糊，认为现在好了，可以专心搞生产建设了。谁知正当冬季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铺开的时候，怪事就接连发生了。有的地方搞“谢冬”，“迎神赛会”，出现了迷信、赌博、酗酒、打架等现象；有的地方搞包产到户、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冬季农业生产。
我们党委一班人这时头脑清醒起来：工作重点转，方向不能转，以生产为中心，决不意味着可以无视阶级斗争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抓政治思想工作。过去，林彪、“四人帮”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把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都搞乱了。现在我们如果对正常的秩序不抓、不管，那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会自由泛滥，一小撮坏人就要趁机捣乱破坏，同样会把我们搞得很不安宁。有的同志说得好：“不能蹲下去一片黑蚂蚁，站起来什么也看不见”。阶级斗争还是要抓，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变。
于是，我们围绕着生产中心抓阶级斗争。地新大队有几个巫婆、神棍，大搞跳神闹鬼活动，迷惑群众，借此兜售假医假药，从中捞钱，甚至煽动烧“天火”，造成火灾多起。我们发动群众坚决取缔迷信活动，把巫婆、神棍集中起来批评教育，并按其情节轻重，送政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个大队的秩序安定了，冬季生产正常进行。有个大队米粉厂负责人私设地下工厂，自制冲床，制造铁漏斗，高价出售，牟取暴利。我们立即组织工厂群众揭批，撤销这个人的职务，责成其全部退赔。由于我们对歪风邪气及时抓，大胆管，顺利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
这里要注意的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放任自流。对于群众中的一般的自发倾向、迷信活动和偶然一两次赌博行为，我们用正面教育的方法，向他们讲解法制与民主的关系，宣传无神论，指明害处，引导他们自觉纠正。这样做，大得人心，促进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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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分迷”引起的风波
山西省武乡县 张海庆
前些日子，我们这里的东良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翻圈粪。队长赵荣北发现社员程多寿头一天完成两个定额，第二天却只完成一个定额。同样的活计，差别为什么会这样大？原来，程多寿头一天挣了两个工后，有的人讽刺他是“工分迷”。一提“工分迷”就勾起程多寿一段痛心的回忆。过去他因为一贯劳动积极，被戴过“工分迷”的帽子。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批判了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现在，又有人说他是“工分迷”，怎能不“警惕”呢？
赵荣北弄清此事后，就找程多寿谈心，肯定他超过定额的成绩，还在全队进行了表扬。接着他又找那几个说风凉话的人一起学政策，提高了大家对定额管理的认识。从此，超定额的人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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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一事一议
农村中的极左流毒非彻底肃清不可！为什么见人努力超过定额，多得工分，就扣他一顶“工分迷”的帽子？为什么有人一听此话，马上就有疑虑，就消极了？这不正是例证吗？
看来肃余毒、消余悸，还得对何谓“工分迷”分析清楚。工分，是衡量社员参加集体生产、付出多少劳动的计酬尺度。任何一个社员为集体多劳动，多得一些工分，是按劳分配政策的具体体现，合情合理，与“工分迷”风马牛不相及。
要说“工分迷”，现实生活中确是有的。有人干活一味图快取巧，光求数量，不顾质量，只想多挣工分。对于这种迷于个人利益、有损集体利益的人，当然要批评教育。但不能简单地扣上那顶“工分迷”帽子就算了事。因为帽子只能吓人于一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根本目的。
正确的做法应当象赵荣北同志那样，敢于坚持执行政策，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搞定额管理，要把农活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都规定清楚，并按此进行检查、监督、评工记分。这样，把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结合起来，“工分迷”就无立足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