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人口非控制不行
刘铮 邬沧萍
我国革命是在一个有五亿多人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里成功的。在旧中国，由于三大敌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贫困。人口再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
有人估计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千分之十，如果从鸦片战争时期算起，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二点六，人口增长速度很低。解放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比解放前大大加快。由于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医疗卫生事业普及了，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由解放前的千分之二十八左右下降到目前千分之六、七左右。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在七十年代初以前未得到应有的控制，仍保持旧中国的水平，即千分之三十到四十之间；致使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加快，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在百分之二。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又快，因而人口增加很多，由解放初的五亿人口猛增到现在的九亿，增加了几亿人。一方面是人口增长快，一方面，我国底子薄，显然，不控制人口的增长，就不能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控制人口增长才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现有劳动年龄人口几乎相当于第一、第二世界所有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九亿人口是我们建设的本钱，但是也不是说劳动力愈多愈好。我国农业劳动力已由五十年代的二亿增加到三亿。耕地面积却由解放初的十六亿亩减到不足十五亿亩，按人口平均的耕地面积由近三亩降到一亩半；按农业劳动力计算，耕地面积也只有五亩，比日本还少。日本一个人平均有七分耕地，一个农业劳动力有十三亩耕地。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今后还可以节约出大量劳动力。
社会生产的发展历史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相对愈来愈少，在农业中已绝对减少，在其它生产部门，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也呈现绝对减少的趋势。国民经济中其它部门，如科学、文教、卫生以及各种社会服务部门，今后会吸收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但吸收的数量还是有限的。由于过去人口增长快，解放后出生的小孩已陆续进入劳动年龄，现在每年约有一千万以上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需要国家、集体安排升学或就业。如果增加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没有相应的足够的生产资料供他们使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作用，不仅不能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甚至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我国底子薄，做到使新参加劳动的人口都有相当的装备水平有很大的困难。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劳动力的增加已超过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尽量使生产发展适应我国劳动力多这一特点，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有效作用，达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有效的结合。同时，大力控制人口增长比过去更加重要、更加迫切。
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为实现四个现
代化积累更多的资金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资金只能靠我国内部积累，而积累的提高却受到人口多、人口增长快的很大限制。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在世界上是属于最低之列，在第三世界中也是较低的。生产力低，积累的水平不可能高，因为国民收入用于满足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后，剩余部分已为数不多。
光是用于抚育解放后出生人口到十六岁成为一个普通劳动力就用去了我国国民收入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再加上原有人口的消费，整个国民收入中能用于积累的部分是不很大的。积累规模的大小和积累速度的快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人口增长的规模和速度的限制，特别是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如果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就象七十年代那样控制人口增长，那就可节省出相当一部分抚育费用于积累，肯定会对发展我国生产力起到巨大促进作用。
现在我国人口基数比过去更大，而且育龄人群比过去多；如果人口控制得不力，今后每年出生的人数要比前二、三十年每年出生的人数多得多，而且从现在起出生的这一代人到本世纪末，绝大多数都是被抚养人口，要消费大量社会财富，影响资金积累非常大。人口增长多了势必严重地妨碍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相反地，如果能降到百分之一以下，那末，由于少出生人口而可能由消费转化为积累的国民收入额将是很可观的。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对增加积累所起的作用决不能等闲视之。
控制人口增长才能适应科学技术
现代化的需要
我国解放前科学文化就很落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中学还未完全普及，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人口中的比例，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在同一个年龄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一。近十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愚民政策”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到空前的浩劫，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任务更加迫切。我国老一代的科学文化技术总的来说已经比较落后，而受“四人帮”摧残的年轻一代则受害很深，在文化知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都要补课。因此，我国需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两代人。由于过去二十多年来人口增长快，现在光是这一代人合计起来就数以亿万计。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多，国民收入中用于满足我国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生产性积累后，能用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的余地已经不很大。人口增长快了，用于教育的资金，势必要受到影响。国民收入中用于教育的份额太少了，就难免“僧多粥少”，结果不是影响培养的数量，就是要影响培养的质量。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要求在本世纪内在教育普及和科学普及的基础上，培养出成千上万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能操作先进技术和能管理现代化工业、农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其中还必须拥有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科学技术现代化要求的人才，在数量上是庞大的，质量上是要受过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的，这种人才的培养费用比普及教育要高出几倍到几十倍。我国底子薄，每年教育费用有限，人口增长多了，普及教育的费用就不得不增加，因而用于培养专业人才的费用就会相应减少。按我国普及中学教育的要求，平均每年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几乎就是过去十个年份出生人数的总和（这里还未算上学前教育两三年）。由于解放后人口盲目增长，十年累计出生人数当以亿计，所需的教育费用数目很大。如果现在不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出生人数继续盲目增加，普及教育的任务更重，培养高级人才的任务更会受到妨碍。
控制人口增长才能适应广大人民
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
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但生产者只是人口中适合劳动那一部分人口（要发挥作为生产者的作用，还必须有充足的生产资料）；但不论男女老少，所有人口都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否则人们就不能生存下去。所以，人口增长不仅作为劳动力来源来看，要与四个现代化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而且作为消费者，也必须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相适应，以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我国的农业基础薄弱，耕地面积有限，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只生产二千斤粮食，除自身需要外，能供养的人口很少，能供其它国民经济部门需用的粮食更少。解放后，我们粮食产量比解放初增长不少，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每年增加粮食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了。能够用来提高全部人口的粮食消费水平和发展工业部门的部分很有限。其它如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的增长都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
人口增长快对轻工产品需求量很大。一个几亿人口大国，对任何一件轻工产品，平均每人只要增加一点需要，其总量就十分惊人。解放后轻工业产品绝对量增长不算少，但由于人口增长快，平均到每个人的产品产量增长并不多。应该说，现在许多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供应办法是物资不足的反映，也是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产品需要的压力的反映。
城市人口增长快，对住宅、交通、医疗机构、生活服务和文化娱乐设施等都提出日益增加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城市住宅建设慢，交通设备增加少，服务性设施建设也少，使得人口数目和物质设施的差距愈来愈大，妨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我国农村人口增长比城市更快。现在一些生产大队或生产队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增产成果，常常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而被抵销了，平均每人实物产量或平均每人收入增长甚微，人民生活改善很慢。
以上情况的发生，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农业和轻工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生活资料的生产满足不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此外，多年来人口增长快，也是造成生活资料满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主义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国按人口平均的许多基本生活资料的消费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因此，除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生产外，必须控制人口增长。
控制人口增长，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战略任务。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短短的几年就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了几乎近一半。这样的人口降低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实践证明，控制人口增长是符合我国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的根本利益的，经过全党全民长期不懈的努力，这项历史任务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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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代化建设和阶级斗争
成少安 于峰
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由搞政治运动、抓阶级斗争，转到了集中精力抓生产。这样，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长期以来，林彪、“四人帮”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要正确认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林彪、“四人帮”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他们的一个论点是，阶级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永远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根据这个论点，“四人帮”把阶级斗争夸大到任意的程度。他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把人民内部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似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无处不是、无时没有，而且越来越激烈。按照他们的说法，阶级斗争成了大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先于一切的东西。这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无耻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阶级斗争的作用、范围和特点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日趋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缓和，阶级斗争也逐渐减弱。这是一个总趋势。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还有可能出现暂时的或局部的相对激化，但逐步缓和这个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不可能始终放在阶级斗争上，而应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实行转移。具体说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前，由于还要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必须以主要精力来抓阶级斗争；当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应该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生产建设、努力发展生产力上来。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列宁选集》第4卷第91页）。如果按照“四人帮”的说法，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没完没了，永无休止地斗下去，那么，阶级也就永远消灭不了，共产主义也永远实现不了，这哪里是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呢！
“四人帮”还把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用抓阶级斗争来反对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谁搞四个现代化，就被扣上“不抓阶级斗争”、“右倾”和“反动”的帽子；反之，谁越起劲地反对抓生产、破坏四化建设，就被说成是“阶级斗争观念强”，越革命。他们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四人帮”的这些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否定和猖狂挑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阶级斗争的发生、发展和消亡始终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阶级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消灭阶级并不是光靠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的，最根本、最具有决定性的是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的发展，因为，阶级的消灭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导师历来强调，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全集》第27卷第235页）。我们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正是根据这一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
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用阶级斗争整人，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使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是祸国殃民，害人不浅。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心有余悸，害着恐右症，不敢理直气壮地去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正是林彪、“四人帮”的余毒在作祟。如果不彻底肃清这些余毒，我们就不能坚定不移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就不能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
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政策的落实，也有人认为从此天下太平，没有阶级斗争了，可以不抓阶级斗争了。这种观点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消灭阶级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不能想象，我们的工作重心一转移，阶级敌人就都老老实实，不再捣乱破坏了。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林彪、“四人帮”拚命反对，这些年围绕着四个现代化，我们同他们不是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吗？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我们能保证他们的残渣余孽都一网打尽了吗？他们就甘心让我们顺顺当当地搞四化建设吗？那是不可能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从事捣乱和破坏。不是有人乘我们发扬民主之机，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蛊惑人心吗？不是有人恶毒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我们党当前推行的各项政策吗？在农村，也确有个别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乘我们落实政策之机，进行反攻倒算，搞阶级报复。他们人数极少，但是起着破坏安定团结、妨碍四化建设的坏作用。
对新形势下出现的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对待。这里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思想麻痹，放松了阶级警惕，看不到还有阶级敌人在捣乱破坏，对已经出现的阶级斗争熟视无睹，掉以轻心。这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听之任之，放弃斗争，我们就会失去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就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四化建设也就无法顺利进行。另一种倾向是，看到一些阶级斗争的表现就惊慌失措，草木皆兵，以为到处都是阶级斗争，天下又要大乱。这种认识是非常有害的。它很容易导致重蹈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覆辙。总之，对新形势下出现的阶级斗争，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有。我们决不能因为有少数阶级敌人破坏，就改变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部署，更不能不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于已经出现的阶级斗争，我们要认真对待，阶级敌人在哪里破坏，就在哪里打击他们，在什么范围出现，就在什么范围内处理。我们要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了现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就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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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说“靠”
梁长峨
历数剥削阶级的处世诀窍，“靠”的哲学也许要占重要的位置。这种学问虽不成文，也没有专著，然而苦心研究者，却大有人在。
“靠”的哲学是那朝那代那个人创造发明的，恐怕谁也说不出来。《红楼梦》里有个鬼头鬼脑的小角色贾芸，他为了靠上贾府这棵大树，竟拜比他小五六岁的贾宝玉为干爹。他唯恐当不成这个干儿子，还找出理论根据说：“俗话说的好，‘摇车儿里的爷爷，拄拐棍儿的孙子’，虽然年纪大，‘山高遮不住太阳’……。”其无耻之状，实在令人作呕。贾芸奉行的这种“靠”的哲学，在旧社会颇为流行，又颇能吃得开。许多人就是靠这一手发迹、做官，飞黄腾达的。
解放以后，这种风气显然没有绝迹，但是应该承认，确实减弱了不少。可是，待到“四人帮”横行作乱的时候，好象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渣滓又一齐浮了上来。这种“靠”的风气，也应运兴时地恶性发展起来。“四人帮”自身就是个活标本。张春桥“靠”江青，姚文元“靠”张春桥，王洪文“靠”张、姚。还有上海的马天水，浙江的翁森鹤、辽宁的张铁生，不都是因为“靠”上了“四人帮”，才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吗？由于“四人帮”以帮划线，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使早就腐烂发臭的这种思想作风，在一些人身上得到复活。为了往上“靠”，出卖灵魂、出卖原则的，有之；阿谀逢迎，吹牛拍马的，有之；诬陷同志，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的也不乏其人。有人是直接“靠”上了“四人帮”，有人则是“靠”上了“靠”“四人帮”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隔山靠”。“四人帮”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之所以能象鱼网一样撒到全国各个角落，就是依仗了这个“靠”字。
严重的问题在于，剥削阶级的这一套腐朽的处世哲学，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霸道的十几年里，已经严重地侵蚀了我们党的肌体，侵蚀了我们的干部。“四人帮”被粉碎两年多了，这种“靠”的风气，依然到处可见。一些领导干部对上，不是靠党的领导，而是靠某个头头，找人撑腰；对下，不是靠广大群众，而是拉上一帮拥护者，搞一个小圈子；对左邻右舍，也不是搞正常的协作，而是拉关系，徇私情，“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由于我们的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沾染了这种腐朽的思想作风，不以为耻，反以为能，影响所及，有些单位和有些地方，入党入团要找靠山，提拔干部、调动工作要找靠山，办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找靠山，拉关系。试想，这种歪风邪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旧社会，每到春节前，都有给灶王爷送关东糖吃的规矩。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记有前人写的一首《送灶》，其诗云：“忽闻爆竹乱书声，香黍盛盘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恶，劝君多食胶牙饧。”人们为了贿买灶君，请灶君吃胶牙饧（即关东糖），是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送灶的这种风俗不知起于何时。在人和神之间围绕胶牙饧的这种交易，说来也颇有点可笑。然而，这种民间的习俗却很能反映旧社会那种拉关系、找靠山的处世哲学。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种把革命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置之不顾，唯独以一己的私利为办事准则，一心信奉“靠”的哲学的人，同共产党人的称号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依靠的。我们靠什么呢？我们一靠党，二靠群众，三靠真理，靠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这才是最靠得住的。而任何歪门邪道，到头来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奉劝那些沾染了这种坏作风的领导干部，应当带头扫除这种剥削阶级官场中的腐朽习气。既不要干那种给灶王爷送关东糖的丑事，也不要当那个被糖胶住了嘴的现代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