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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
本报评论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目前的实际，明确指出：“当前 这个时期特别要强调民主”。
我们说的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实行的社会主义民主、 人民民主，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它和“那些似乎是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而实际上“不过是为剥削者的利益服务”的所谓民主，是截然不同的。要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让人讲话，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出以公心，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四个现代化，不管言词多么
尖锐、激烈，都要持欢迎的态度。即使批评过了头，讲错了话，也必须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
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有不同意见，对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和领导人有意见，都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可以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作口头的或书面的报告。这既是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横行不法，不要说在群众中，就是在党内，民主权利也被剥夺了，民主生活被践踏了。谁对他们那一套稍有异议，就会遭到打击迫害。两年多来，经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人们敢讲话了，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对稳定局势，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依然很不正常，党员、群众还是不敢讲话。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领导干部缺乏民主作风，不喜欢听逆耳之言，甚至有一种害怕群众的心理，怕党员、群众提意见。还有个别品质不好的人，专横跋扈，有时虽然也故作姿态地表示欢迎群众提意见，然而你若真的给他提点意见，他却又别是一副面孔，火冒三丈，甚至借机打击报复。这都不符合党章的规定，都有背于共产党员应有的民主作风。
我们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是我们的唯一宗旨。我们要有为人民的利益勇于听取各种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改进自己的工作的胸怀和气魄。古语说得好：“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要懂得那些恭维你的人，不一定真心拥护你，而那些敢于批评你的人，倒有可能是真心爱护你的。只有让人讲话，鼓励自己的下级、党员、群众对自己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自己，才能防微杜渐，防止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的肌体，使我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也才能有效地防止那种品行不端、专靠吹拍奉迎的人骗取信任，窃取领导高位，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特别在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领导全国人民开始新长征的今天，尤其要注意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万众一心地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为了切实保障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不但要广泛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而且要对这些意见做认真的分析和处理。凡属正确而又切实可行的，都应当在工作中尽快加以落实。意见虽然正确，但一时难以办到的，要向提意见的人讲清道理。只要不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即使意见提错了，也不应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任何同志提出的意见如果确有错误，确实需要批评的，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是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就是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不允许夸大，任意“上纲上线”。在这里，特别要注意区别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组织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对领导，更不等于反党。如果任意给自己不满的同志“穿小鞋”、“装材料”，任意加上“反党”、“反领导”、“恶毒攻击”、“犯路线错误”等罪名，用这些办法整人，是违反民主制度和缺乏革命道德品质的表现，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如果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对下级同志因挟嫌而实行打击报复，甚至诬告陷害，是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必须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政治生活经验教训的总结。认真贯彻执行党内政治生活的这一准则，就为发扬党内民主，从而也为发扬人民民主作了组织上的保证。
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恢复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需要全党同志做极大的努力，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切实身体力行，做党员群众的表率。有些同志受党的教育多年，至今仍然缺乏应有的民主知识和民主习惯，唯恐民主多了，群众敢于讲话了，天就会塌下来。这些同志应加强学习，切实改变思想作风。有些人特别要除掉闻过则怒、闻过则跳的恶习。领导这样做了，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民主生活就会大大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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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光辉的典范
——回忆延安时期毛主席重视发扬民主的事迹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丕年
一九三五年四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在延安县工作，担任过县委书记。当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视在党内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原则的许多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前后，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国民党集中数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延安的机关和部队在物质生活上遇到了极大困难。人们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被子盖，没有油和菜吃。为了保证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延安县人民的经济负担加重了。再加上少数干部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征收公粮过重，部分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有的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有的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天，边区各县的县长在边区政府的小礼堂开征粮会议，并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炸雷，把礼堂的一根柱子给劈折了，延川县县长刘彩云同志不幸触电死亡，有的同志受了伤。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借此发泄对征粮过重的不满。当时，有些同志主张要清查，严重的要以反革命论处，逮捕判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这样做。毛泽东同志说，群众的意见正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这是实际情况，一九四○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说明是拥护共产党的。至于说让歪嘴和尚念歪了，那是对我们的工作有意见，对我们的作风有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将边区征收公粮的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还对群众能不能负担得起缩减后的征粮任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当时，延安县的征粮任务比较重。征收公粮完成后，我到几个乡做了调查，写了一篇《救国公粮完成以后，对群众生活影响怎样》的调查材料，登在《解放日报》上，说明群众还能负担得起。毛泽东同志看了很高兴，说这样就放心了。
通过对这件事的处理，各级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转变，也消除了少数群众的不满情绪。人民有话敢讲，有意见敢提，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进一步调动了群众抗日的积极性。我们党的威信、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群众中更高了。
当时，延安县是交通、医疗、文化比较落后的一个县。文盲多，地方病多，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意见很大。有些群众讲：“光让我们生产，可是没有人教识字，我们成了睁眼瞎。”“常年吃柳根水（山区的地表水），大人长大骨节病、大粗脖病，娃娃活不成，这怎么能行？”有的同志认为群众要求过高，听不进这些意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却很重视，指示我们：能解决的马上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解决。为了解决有些区、乡地方病流行和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党中央通过西北局派了一批医务人员到延安，在很多乡设立了卫生所，解决了长期以来群众有病受巫医神汉欺骗的问题。总结推广了打深井、饮用水先过滤的经验，解决了群众吃“柳根水”的问题，使地方病的发病率大大下降。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党中央组织大批知识分子下乡，给延安县每个区都派去一名知识分子担任宣传科长，负责办识字班、办学校。全县每个乡都办一个小学校，把有文化的人组织起来讲课。在延安和全边区，很快掀起了学文化的高潮。
回忆延安时期的这些事，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情况虽然有很大不同，在粮食征购问题上也不应片面强调群众利益，但毛泽东同志强调发扬民主的好传统，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我们要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让人说话，说错了也不要紧，不把思想认识问题和对领导工作的尖锐批评当成反党、反革命对待。我们要大力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夺取四化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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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听到与事实不符的批评以后
在南京部队某部特务连的饭堂里，战士们正在争先恐后地对党支部“一班人”提意见。四班长韩庭芝站起来，向党支部书记韦群仁开了一“炮”：“我们班有的战士反映，指导员韦群仁不能坚持党的原则，把党内研究的提干对象告诉战士。这样做，与一个党支部书记、政治干部的称号，是很不相称的。”小韩的批评，就象一颗炸弹爆炸。韦群仁同志想：我从来没有把研究提干的对象告诉任何一个战士啊，四班长这样批评，不是无中生有吗？他扭头看到上级派来帮助工作的同志们正在唰唰地记笔记，心里更不安了。他想，要是部队领导把这条意见当作真的，那影响有多大啊！他有点按捺不住了，真想站起来，当着工作组和全连战士的面问个清楚。但是，他又立刻想到自己在会上曾经讲过的话：“我欢迎大家批评自己，那怕是不正确的批评，我也保证虚心听取。”现在，战士的批评果真有了与事实不符的地方，自己就拉长了脸，这不是叶公好龙吗？要求所有的批评都正确，稍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就顶回去，那谁还敢再提意见？想到这里，韦群仁同志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会后，工作组对四班长的意见作了调查。原来，把党内研究的提干对象告诉战士的事情是有的，但不是韦群仁同志，而是另外一名支委。事实搞清楚后，有的同志劝韦群仁同志说：“四班长批评错了，是否在全连大会上纠正一下。”韦群仁同志没有同意。他说：“听了战士不正确的批评，就忙着给战士纠正，顶回去，以后战士们就不敢发言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不能堵塞战士的言路！”
李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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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励群众讲话
去年年底，福建永春县锦斗公社卓湖大队有一位社员向上级反映：党支部书记章忠箴和大队文书合伙伪造粮证，套购国家粮食卖高价。上级派人找章忠箴了解时，章忠箴说他没有干过这种违法的事，要求上级查明真相。接着，章忠箴表示，对提出与事实不符的意见的群众，绝不打击报复。
经过调查，原来这个社员到粮站买回销粮时，把一份上面署名章存慎的粮证，误断定成章存坝。他心里产生疑团：全大队并无章存坝其人，名册是大队党支书和大队文书搞的，莫非是他俩串通一气伪造的？后来，这个社员把自己的猜想对别人说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都信以为真。经过查明了真相，上级领导在群众大会上说明了情况，群众的怀疑消除了。章忠箴在群众大会上激动地说：“大家对我有意见，能大胆提出来，这很好。敢提意见，说明大家关心我，信得过我。我向大家保证绝不打击报复。”
章忠箴鼓励群众提意见，即便是讲错了，也能够认真倾听，正确对待。在他的带动下，社员群众有话敢讲，有意见敢提，民主风气更加浓厚了。
郑石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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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知识
党员批评一级党组织和领导人是不是反党？
党员批评党的任何一级党组织和领导人，是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可是，这些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践踏民主，破坏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把一些维护党的利益，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敢于讲真话、敢于提出批评的同志打成“反党”或“反革命”，使这些同志横遭迫害，给党的事业造成极为痛心的损失。
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提出申诉。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来自党员的批评，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接受群众监督，避免思想僵化，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的重要条件。因此，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人，都要虚心听取党员的批评，鼓励和支持党员提出批评意见，尽管有些批评很刺耳，但只要不违犯党的纪律，不是恶意的诽谤谩骂、造谣中伤，就要切实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更不能任意给人加上“反党”或“反革命”等罪名。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是违犯党纪的行为，必须予以查究。
党员要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批评党的一级组织和领导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实事求是，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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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著名科学家张香桐和陈世骧光荣入党
本报讯 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张香桐，老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陈世骧，最近分别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党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张香桐和陈世骧入党后分别向党组织和同志们表示：要为四化出力，为人民献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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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陈毅同志不准亲属搞特殊
陈毅同志对亲属不仅从政治上要求很严，生活上的要求也很严，从来不准搞特殊化。
他的孩子们吃普通饭菜，穿带补丁衣服，常常是大人衣服穿破了，改给孩子们穿，大孩子穿小了，又轮给小的穿，从不轻易丢掉。
陈毅同志的父母回四川安家时，他提出了三条具体的意见：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二、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机关要房子；三、安家事自行解决。后来，工作人员按照陈毅同志的“约法三章”办了，他很满意。
解放初期，党号召勤俭节约，精简机构。对于党的号召，陈毅同志带头执行。
有一次，陈毅同志的岳父在他那里住了几天，陈毅同志就对张茜同志说：“我们现在还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有规定。你父亲住久了，要影响国家收入，还是让他回去吧！”
开始，张茜同志的父亲想不通。他想，陈毅同志是上海市市长，在这里住一段时期、吃几顿饭都不行吗？陈毅和张茜同志就给老人做工作，告诉他：“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与国民党的官老爷不同，越是地位高，越要带头。这样，人民就拥护，国家才会兴旺，我们的革命事业才有希望。”
经过陈毅同志和张茜同志的耐心说服，老人终于弄通了思想，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据《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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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朱老总要子女继承什么？
朱德同志生前不止一次地对亲属讲：“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书籍，你们可以留着读。”
他还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的存款，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同志，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康克清同志遵照朱德同志的嘱咐，把这笔钱如数交给了党组织。朱德同志的这种安排和嘱咐，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德。
（据《红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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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彭德怀同志看戏的“条件”
一九五七年，彭德怀同志到浙江温州检查工作。军分区机关想请他看浙江越剧团在温州剧院的演出，正在和文化机关商量解决戏票和座位问题的时候，彭德怀同志知道了。他说：“你们请我看戏，我一定去，欣赏欣赏民间艺术，哪个剧院都行，座位差些没关系，不过……”，说到这里，他站起来踱了几步，认真地说下去：“得依我两个条件：第一，不要去布置招待，也不要惊动大家；第二，不准叫别人让座、退票，也不准剧院给优待，能买啥票就坐啥位子。”
当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温州剧院的入场券早已卖完，东南剧院的前几排的位子也没有了，办事人员只得买回几张十八排以后的戏票。彭德怀同志点点头，随手拿了一张，就和大家有说有笑地看戏去了。
（据《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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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员来信
要给业务部门以自主权编辑同志：
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党、政机关怎样才能适应这一伟大转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要给业务部门以自主权。一个县的财政收支计划，本来是财政局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和实际情况就可以作出的，但县委常委们各自强调分管工作的重要，你要一点，他挖一点，根本保证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县农业局分配化肥指标，本来有明确的规定，可是县委常委们各自强调自己抓的点的需要，搞“偏吃偏喝”，往往是“化肥跟着常委走”，弄得业务部门无所措手足，只好先请示各位常委，然后才能分配。
由于以上情况，业务部门没有一定的自主权，既使领导纠缠于日常事务，又束缚了业务部门的手脚，不利于发挥积极性。对十来个县委常委，业务部门要“见庙齐磕头”，久而久之，也就不敢拿意见，凡事等领导，领导咋说咱咋干。而有些领导是“事必躬亲”，好象是加强了具体领导，实则不然，往往是瞎指挥，助长唯心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业务部门觉得很为难，不按领导意图办吧，怕挨批评；按领导意图办吧，不符合实际情况。
当前，正在开展生产队和企业自主权问题的讨论，党政机关所属各业务部门的自主权问题也应提出来加以解决。机关工作的规律性，固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可是给业务部门以自主权，是实践证明必须赶快解决的问题。业务部门有了自主权，就会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启发他们独立思考，使他们能大胆工作，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陕西省岐山县委 易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