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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柳随年 周荧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建国三十年来，我们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集中力量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各项建设事业发展都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步改善。总的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比较适当。此后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积累率有过几次大的起伏，曾作过调整。特别是前几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国民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经过两年的努力，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国民经济中的一些重大比例，包括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的状况至今还没有完全改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失调以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调整过来。为了使我国的经济秩序迅速地走上轨道，必须尽快把这一比例调整好。只有这样，国民经济才能稳步地、持续地增长。
努力增加国民收入，恰当估计经
济增长速度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在一定的时期内和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利用一些外资，但主要应立足于国内，大搞增产节约，增加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积累规模才能扩大得快，人民生活才能改善得多。离开增产节约，离开国民收入的增加来谈分配是没有出路的。
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劳动量的增加，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生产资料消耗的节约。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如何充分发挥这支劳动大军的作用？在农村主要是大力开展多种经营，有计划地发展社队企业，有条件的地方还可试办农工联合企业。在城市，主要是努力开辟新的生产、就业门路，如发展新兴工业，充实科技部门，发展城市建筑业，等等。要按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逐步做到人尽其才，各得其所，把劳动力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但是，在一定时期内劳动量的增长毕竟是有限度的，增加国民收入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物质消耗。尤其是这几年不少企业管理混乱，劳动无定员，用料无定额，消耗无计量，成本无核算，造成劳动生产率低，物质消耗高，这方面潜力很大。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物质消耗，这是当前我们增加国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在工作上，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把生产搞上去，努力增加国民收入。但在拟订计划，特别是拟订长远计划时，要正确估计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长的可能。估计得太低，会使积累率安排过低，造成财政大量结余，物资库存过多，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估计得太高，又会造成高积累，而生产又达不到预期的水平，往往就挤农业，挤轻工业，挤消费，引起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我们吃过高指标的亏，这个教训一定要记取。工作要积极，措施要得力，指标要留有余地，这样比较主动。我们不能把计划上搞高指标看作是革命干劲足的表现，而把实事求是看作是右倾保守。在经济发展中，尽管各个时期和各个年度条件不一样，发展速度会有高有低，但在计划安排上，要注意使经济稳步增长，避免大的波动。这样才可以使经济上不出现大的波折，在积累和消费比例上不出大的问题。
统筹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恰当安排积累率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注意增加积累资金，只顾人民的眼前利益，是不对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积累率越高越好。有的同志认为，积累率越高，建设速度就越快，因而片面追求高的积累率，盲目主张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以为这样就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第一，积累率过高，不顾消费，不仅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影响积累的实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增加积累，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应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如果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生产积极性就会下降，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增加消费也是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片面地增加积累，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即使一时增上去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第二，积累率过高，势必造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都需要有相应的物资作保证。我们在安排计划时，要使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同人民生活的改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积累基金安排过大，就会带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材料、设备供应紧张，挤生产维修，挤农业和轻工市场，挤人民生活。基本建设本身，也由于摊子大，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拖长建设周期，增加半截子工程，增加库存设备的积压，影响投资效果。所以，基本建设规模一定要安排恰当，既考虑需要，也要考虑可能，这是计划安排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三，积累率过高，最终会引起农轻重比例失调。为了适应高积累的需要，就要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基本建设投资就会过多地用于重工业，劳动力、材料、设备也随之更多地集中到重工业，用于农业和轻工业部门的人力、物力、财力就相对减少，从而影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总之，积累率过高，不仅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而会降低发展速度；而且积累率猛增上去之后，最后还得降下来。如第二个五年计划前三年，开始时形势很好，但我们没有认真搞好综合平衡，在计划安排中工农业生产指标定得过高，基本建设规模搞得过大，积累率提得过猛，而在积累分配中又过多地用于重工业。这样，重工业发展过快，而农业在一九五八年丰收之后，却由于高征购、瞎指挥、“刮共产风”和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连续几年大幅度减产，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一九六○年下半年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采取果断措施，大力加强农业和对农业的支援，坚决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和重工业生产战线，调整积累、消费的比例和农轻重的比例，使国民经济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积累率偏高，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在安排的次序上，要先把人民生活安排好，再安排基本建设。先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了，人民生活安定了，大家高兴，就会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人民生活无后顾之忧，国家就可多积累，多建设。还应该看到，在一定时期内，例如一、二年，或二、三年内，生产的增长和生产结构的改变都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积累率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年度之间变动不宜太大，要避免大上大下，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特别是当农业丰收时，不能盲目乐观，任意扩大建设规模，而要充分认识根本解决我国农业问题的艰巨性，注意以丰补歉。同时，安排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不足，难以一下子安排得恰当，有了问题当年又往往不容易暴露出来。因此，我们要随时注意分析研究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发现积累率不适当时，及时进行调整，使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常保持协调。如果我们不能在问题刚露出苗头时就自觉调整，等到问题成了堆，矛盾突出时再着手解决，那就需费一番周折了。
合理分配积累，保证农轻重协调发展
农业和轻工业就其最终产品来说，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的，重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的，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在计划安排中，改变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就可改变以后年度社会产品两大部类的生产构成。农轻重投资分配是否合适，对以后年度农轻重能否协调发展，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能否恰当安排关系很大。
那末，怎样恰当安排农轻重的投资比例来保证农轻重的协调发展呢？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时，要把农业、轻工业的投资安排好，再安排重工业投资。要按这个顺序来搞好平衡。不能先让重工业占去一大块投资，让别的靠边站。当然，我们也必须重视发展重工业。但是，是不是重工业投资越多，重工业发展越快，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越有利呢？是不是只要把重工业搞上去，经济上就可以主动了呢？实践证明并非如此。
孤立地发展重工业，必然脱离农业基础，影响重工业本身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任何社会，工业和其他各项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都将最终取决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轻工业可以为人民生活提供丰富多彩的消费品，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所以，农业、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资金，有了市场，就会更快地发展。而且人民生活有了保障，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工业化的速度只会快，不会慢。如果片面发展重工业，脱离了农业这个基础，重工业就上不去，即使一时上去了，也要退下来。所以我们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安排上，对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必须统筹兼顾，保证农轻重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创造物质前提。
农轻重投资比例怎么安排，重工业投资占多大比重合适，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来定。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农村刚刚经过土地改革，生产力得到解放，增产潜力较大，轻工业有一定基础，许多设备能力还没有充分利用，突出的问题是重工业基础特别薄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集中力量进行重工业建设，重工业投资比重大一些，是必要的。这个时期，重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五，轻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五点九，农业投资占百分之七点八，基本上保证了农轻重比例关系的协调发展。但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已经感到重工业的投资比例有些重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向全党指出，要加强农业和轻工业，处理好农轻重关系。现在，经过将近三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轻工业，但这些年重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还一直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水平，看来是偏高了一些。当前，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特别是农业还十分薄弱，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怎样来改变当前农业、轻工业的落后状况呢？有的同志认为，当前农业、轻工业落后，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农业机械、化肥、燃料、动力和轻工设备等供应不足，所以要进一步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来加强对农业、轻工业的支援。这样，就要继续过多地搞重工业，其结果必然使重工业越来越脱离农业这个基础，最终更不利于重工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当前应该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和轻工业，使其在较短时期内有个大的发展，以适应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需要。在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上，要适当提高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重，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则要适当降低。
在积累分配中，还要注意安排好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的比例。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要具体安排好“骨头”和“肉”的关系，在安排生产性建设的同时，要相应安排职工住宅和学校、医院、商业网点等生活设施。目前这方面欠帐较多，要逐步补上。当然，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欠帐在一个早晨统统还清，那是不可能的。这需要努力创造条件，有计划地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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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为实现四化扫除障碍
任继愈
历史告诉人们，批判宗教神学和信仰主义以及尊重理性、提倡科学的启蒙教育，在革命斗争中，对进步的阶级和进步势力都是必不可少的课题。它不仅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以及其他进步势力反对保守势力的斗争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而且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国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宗教学研究应当起什么作用？
实现四个现代化，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经济建设任务，而是性质极为深刻、内容非常广泛的一次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改变我国的整个经济面貌，而且也必然要改变我们的精神生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面貌。
从我国三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特别是从一九七四年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以来的历史实践，我们看到，要在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仅会受到敌人反对，而且也会遇到来自人民内部的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的阻力。其中，宗教神学思想、各种形式的信仰主义，严重地阻碍着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林彪、“四人帮”疯狂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他们不是宗教徒和神学家，也没有公开宣传宗教神学，但是，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却继承了天命论的传统宗教观念。林彪说他们一伙是“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天才”；“四人帮”则在唐山大地震时，宣传什么“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用封建帝王的“奉天承运”的天命论，为自己鼓劲，替帮派壮胆。
为了愚弄人民，把人民变成俯首听命、盲目顺从的工具，林彪、“四人帮”长时期以来就有计划、有目的地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质，妄图把其变成为一种僵死的宗教神学。他们别有用心地把领袖的一言一语，都说成是绝对真理；他们反对实事求是，宣传盲目迷信、“句句照办”；他们反对人民群众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的一切合理要求，鼓吹苦行、苦修的禁欲主义；他们仇视科学和文化，贬低理性与知识，说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贩卖蒙昧主义。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一套信仰主义货色，用新的宗教仪式装璜起来，强加给革命人民。他们在全国强制推行所谓早请示、晚汇报，一举一动都要念念有词，在像前请罪，对着语录检讨，……所有这一切，和宗教的祈祷、祭祀、忏悔等仪式几乎没有区别。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新宗教。
这种新宗教和现代迷信，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被他们拉回到中世纪去。人民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主人，却变成靠忏悔过日子的罪人；迷信代替了科学实践，哲学社会科学变成了繁琐僵化的章句之学；研究科学有罪，发展生产有罪，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更是有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科学文化日趋衰落。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
现在，大家不禁要问：林彪、“四人帮”的新宗教为什么长期通行无阻，在许多人中煽起如醉如狂的宗教感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严肃对待。原因显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的原因就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封建神权和宗教迷信的批判还不够深入彻底。五四运动时期，提出过“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搞过一点启蒙宣传。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这种宣传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够，破得不彻底，立得不牢。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宗法观念和信仰主义、蒙昧主义思想并未从人们的思想深处扫除干净，落后的小生产经济又为这些封建余孽提供了存在的社会土壤。正是由于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就决定了中国的修正主义必然有不同于西方的修正主义的特点。西方修正主义骨子里是资本主义，而中国的修正主义骨子里是封建主义。林彪、“四人帮”用小生产经济的封建宗法观念和信仰主义、蒙昧主义来冒充马克思主义，政治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封建宗法的专制统治，经济上反对现代化，思想上把马克思主义修正成一种化了装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现在，林彪、“四人帮”虽然被打倒了，但他们这一套东西的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现代宗教迷信赖以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社会条件也还没有完全改变。从一九七八年理论界关于实践与真理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看到，有些人就坚决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他们一听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高喊这是什么“砍旗”；他们继续主张：凡是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要照办。这些同志并不是“四人帮”，甚至其中有些人还受过“四人帮”的打击迫害，但他们的思想与“四人帮”的封建主义、信仰主义，却有某些共同之处。
历史和现实都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深入批判宗教神学、批判封建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但是，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在全国人民头脑中完整地、准确地扎下根来，我们必须深入批判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特别是要批判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以“左”的革命词句装璜门面，实际具有封建主义、信仰主义、蒙昧主义特点的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教育我们的广大人民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以宗教迷信来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就能帮助我们防止将来再出现新的林彪、“四人帮”式的阴谋家和骗子手，防止宗教神学和信仰主义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要碰到许多新问题、新事物，这只有靠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从实际出发来解决。虽然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普遍原理，但是中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所遇到的许许多多新情况却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那种宗教徒式的虔诚，死守字句和条文，不仅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且相反，将要断送我们的党和国家。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关键。科学文化是在同宗教迷信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不破除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不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迷信思想，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民族的事业，只能依靠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革命首创精神。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批判宗教神学的“救世主”思想，批判封建神权和家长制观念，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只有生活在高度的民主空气之中，才能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才会以主人翁的精神来致力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我们在宗教学研究战线上从事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同志们，在批判宗教神学和信仰主义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从各方面深入批判宗教神学和一切形式的信仰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科学与民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革命，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摘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而奋斗》，原载《哲学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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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工交系统召开理论讨论会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奖金的性质和作用
上海工交系统最近召开理论讨论会，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奖金的性质和作用。
参加讨论会的主要是工交系统部分从事宣传理论工作的干部、职工。大家认为，奖金是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劳动报酬形式，是超额劳动的报酬，不是计时工资的附加。因此，应以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劳动定额和其它指标的多少来确定企业和职工奖金的数量，多超多奖，少超少奖，不超不奖，而不应把奖金看做和工资一样的固定收入。他们说，要真正体现奖金是超额劳动的报酬，就必须把奖金与企业的经营效果密切联系起来，凡经营得好的企业多提奖，经营得差的不提奖。要体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一致，不但要重视职工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鼓励他们多提供超额劳动，更要强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使职工个人得到的奖金，建立在整个企业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生产指标的基础之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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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喜马拉雅山为什么每年向北移动六厘米？
近年来参加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的地学工作者和国内知名的地学专家，最近在北京讨论了青藏高原隆起的原因。
青藏高原面积二百多万平方公里，海拔平均四千米以上。它本是一片汪洋，只是近三百多万年来才形成现在这样举世无双的高原面貌。为什么在短暂的地质时间中会有如此的沧桑巨变呢？揭开这个奥秘，不仅对地学发展和地壳动力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在青藏地区寻找矿产资源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次讨论会上宣读的二十八篇论文，从高原的地球物理场、地质构造、地层古生物区系、岩石古地磁、岩浆活动、变质作用、地热活动、新构造运动，以及现代构造应力场等各方面的研究，集中论证了这个问题。多数论文认为，青藏高原的隆起，是印度大陆自白垩纪以来向北漂移及其与亚洲大陆碰撞的结果。印度大陆向北漂移，又是印度洋海底扩张使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之下俯冲引起的结果。研究表明，喜马拉雅地区由南向北移动的平均速度每年约六厘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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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史研究》创刊
本报讯 《中国史研究》季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办，专以刊登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为主的学术性刊物。
创刊号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给郭沫若同志的信》的手迹，同时还发表了郭沫若同志给李镜池同志的《有关“易经”的信》和陈垣同志的《治史遗简及晋长沙王乂卒年考》。
该期以《批判封建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不懈》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列举了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同时还登载了周年昌等写的《“四人帮”神化秦始皇驳议》，刘重日等写的《清官海瑞》、李贵海的《论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