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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同志对新民学会的正确指导
李维汉
这篇文章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题为《回忆新民学会》，原文共三个部分，作者在第一、二部分写的是新民学会在国内、在法国的革命活动。我们征得作者的同意，在这里刊登文章的第三部分，并加了题目：《毛泽东同志对新民学会的正确指导》。——编者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活动，处于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而在它身上就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革命阵线来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兴起于一九一九年，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姿态。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和个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在文化上的反映。它在一定条件下为“共产主义的新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五四运动的阵营是由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政治战线的分化，也发生思想战线的分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9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改造”，就是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总结，同时也包括了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新民学会建立于五四运动前，活跃在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它的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随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同志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一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成为沉渣。
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恰切，只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他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当时我们称为“主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的。他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给罗璈阶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27页）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青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我们留法的会员和在国内主要是在长沙的会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把学会的宗旨统一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标之下，并且在讨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时，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重视参加当前的实际斗争。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凭借和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敬尧）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留学运动他是赞成的，因为它有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从外国汲取革命的经验。但他总是把立足点放在中国，重点又首先放在湖南。他重视“留洋”（留法留苏）求真理，但更重视脚踏实地地在中国这个地盘的工作。对待问题，他既是从全局从长远着眼，又是从局部从当前出发。他曾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在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给周士钊的信，一九二○年三月四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第34页）进行驱张和自治运动时，有的会员对这类运动曾有怀疑，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无需顾及这些当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以为然，他一方面说明，类似驱张和自治运动，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又是我们“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为易礼容信加的按语，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21页）因此，不能迷恋当前的具体斗争而忘掉斗争的终极目标，也不能空有一个斗争的远大理想而不去参加和争取领导那些有利于人民的当前的实际斗争。事实上，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使湖南人民受到了教育。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注意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九一九年底，长沙发生了一个“新娘”赵五贞因反抗旧式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杀的事件。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毛泽东同志连续写了十多篇评论，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这个事件的社会背景，从而在长沙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封建的宣传和控诉运动。
对于学会会务，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要“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
（毛泽东给欧阳泽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13页）。毛泽东同志的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间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于团结会员，探求真理，活跃会务起了极好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注意抓舆论工具，湖南学生联合会一成立，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封后，又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并通过学会会员在长沙掌握湖南《通俗报》和“通俗讲演所”。驱张运动时，在北京、上海、衡阳办刊物，办通讯社，并且重视利用如湖南《大公报》这样的社会舆论工具。以后又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阵地，揭露旧制度，传播新思想，聚集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对于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于一切事物都主张采取分析态度，深恶那些“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论理的错误”（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第55页）。他在五四时期写的评论文章，都层次鲜明，有说服力。他给我们在法诸会友关于讨论共产主义的信，就是一篇有分析的说理文章，道理说得十分浅明、中肯、透彻。
在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团结多数，包括团结社会上层分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减少斗争的阻力。在驱张运动中，通过学生联合会，团结了反对张敬尧暴虐统治的各界人士，利用了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取得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张敬尧。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投入了一个又一个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固然是多数会员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上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路程以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活动和思想，倍加感到亲切，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作风，源远流长，放之四海而皆准。
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会员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等，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社员李林、颜昌颐、林蔚、李蔚农等在后来的革命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一起，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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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史料
广开言路 精兵简政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开幕。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当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号召共产党员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参议员们争献抗日救国大计，共商边区建设方针，整个会场洋溢着民主、团结、融洽的热烈气氛。这届参议会有二百一十九名参议员出席，他们就军事、政法、财经、文教等各项建设事业，提出议案约一千起。毛主席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细地翻阅了一本本提案，并认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当看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时，毛主席非常重视。毛主席把提案的内容，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这个议案经大会充分讨论通过了，并决定“交政府速办”。
后来，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党中央还把这个政策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是实行精兵简政的模范。精兵简政的结果，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把党政军机关脱离生产的人员，大约压缩了一半左右，大大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一九四五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由最多的一年二十万石减少到十二万石。精兵简政，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工作的效率，对度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延安革命纪念馆
杜梨 阎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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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巧理千家务，温暖万人心”
我们医院原有的战备手术衣是布料的，体积大，分量重，既不好携带，又不便于消毒，很不适应野战外科的需要。前些时候，经过研究，决定做一批尼龙战备手术衣。
手术衣不复杂，但用尼龙布缝制却不那么容易。我们带着一卷尼龙布到北京王府井大街，询问了所有服装加工部，都因业务范围所限，不能承做。
怎么办？正在发愁，来到东风市场南门，看到了一个缝补站，我们抱着一线希望，进去询问能不能帮助加工。缝补站的负责人许师傅听我们说明来意后，诚恳地说：“我们已有十来年不做成衣了，但是你们方才提到这是战备用的手术衣，那我们就得设法做。我们应当积极支持部队做好战备工作。”说着，就仔细地量衣服的尺寸，记下要求，并问什么时候要。我想，人家这么热情支持我们就很可贵了，怎么好再由我们限时间呢？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做完，就通知我们来取吧！你们的活也够多了。”但他却说：“别的活我们可以先放放，你们这事关系到战备，先尽你们！”一席话说得我们心里热烘烘的。我们约定一个星期后来取衣服。
真没有想到，第二天许师傅就打来电话，让我们立即去取手术衣。真是高速度啊！原来许师傅将情况跟站里的同志们一说，大伙放下手里的活，一天就为我们把手术衣赶制出来了。他们这种急战备所需的精神，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我们取衣出来，回头望见缝补站墙上贴着两句话：“巧理千家务，温暖万人心。”我们感到，这不是普通的口号，而是亲切动人的肺腑之言。这种精神正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需要的。
解放军某医院
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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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么好的阶级姐妹啊！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午，我从青岛坐火车路经北京回宁夏。晚上九点多，我腹部十分疼痛，坐立不安。对面座位上一位大约五十岁的女同志关切地问我的病情。车上没有医生，她来回奔忙，给我找了止痛药。
二十五日早上七点多，列车到北京了。这位女同志一边帮我收拾东西，一边劝我先到她家休息，治好病再走。我们素不相识，在车上她为照顾我已经很累了。看着她虚弱的身体，我谢绝了，决定换乘当日列车回宁夏。她扶我下车出站，正好她的儿子前来接她，我也准备去票房签字。当时，我面如土色，行走困难。她母子二人看到这种情况，再次劝我治好病再走，并不由分说，搀我上了公共汽车。
到家后，她放下东西，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就搀我到就近的医院就诊。
到医院后，我的体温已40℃，血压降至60／40，是急性阑尾炎。事后医生告诉我，幸亏那天治疗及时，否则有生命危险。
我住院动手术时，她天天来看我。听说桔子汁和蜂蜜对伤口愈合和肠胃有好处，她就买了亲自送来，还拿来暖瓶、脸盆……。我思家心切，焦急不安，她坐在床头安慰我，新年还包了水饺送来。为帮我办理车票签字手续，她的丈夫往返医院、火车站好几趟。
我丈夫得讯到京后，他们夫妇又亲自把他接至家中，详细介绍了我的病情，并陪他到医院。在这些日子里，我多次询问她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她总是说：“问这些干嘛，你安心养病吧！”
经过多次打听，我才从邻居那里得知：她叫李耀敏，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现因病退职休养。邻居还告诉我，她一家经常是这样为别人办好事的。
今年元月三日，我病愈出院了。李耀敏同志把我接到她家里。我们夫妇再三表示谢意，但她却总是恳切地说：“这点事是我应该做的。要说感谢，我们都应该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解放了我们大家。”
这是一位多么好的阶级姐妹啊！我深深感到，在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真的是处处有亲人，处处都是家啊！
宁夏胜利阀门厂 甄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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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表扬好人好事 培植社会新风
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来信，表扬好人好事。
前些年，林彪、“四人帮”严重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干部作风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了纠正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要大力提倡生活中受人民欢迎的新风尚。同时，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好人、好事正在大量涌现。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加以宣扬、表彰，使之发扬光大，深入人心。这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培植我国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信可以表扬群众，也可以表扬干部。就干部说，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对实际工作的影响，对社会风尚的形成，关系很大。对那些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了好事的干部加以表扬，会使广大干部从中看到人民喜欢什么，拥护什么，希望干部怎么干，希望干部有什么样的品德、什么样的作风，从而向好干部学习。
要说明一点：我们表扬某一个人，并不意味着对这个人作全面的评价。譬如一个干部，即使是一个很好的干部，也很难把一切工作都做得完美无缺，他一定还有不足之处，甚至在某些事情上还会犯错误。但这并不妨碍群众肯定、赞许他某一件事做得对，某一方面的作风好。
在表扬好人好事的同时，也要开展批评。对一些违背人民利益、不符合党的原则、不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倾向和作风，要进行批评。同样，批评某一个人，批评某一个人做的某一件事，决不是意味着他一切都坏，而是对他敲一下警钟：你这件事做得不对，这种作风不好，人民不喜欢，应该马上改正，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最后，还要着重提出：无论是表扬或者批评，都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要保证事实必须真实，不能虚构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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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哑巴千里寻家记
静海县给天津市民政局收容站送来一名男性哑人，约二十岁，要求帮助送回原籍。这位哑人既不懂手势，又不会写字，对他的姓氏名字全然不知。
一天，工作人员拿了一叠看图识字画片，一张一张地叫他认。他看到图上的土豆，就比画他家种有土豆。后来，他见有的哑人写个字条或画出房子的式样，就被送回家了，他也要画。开始画得不明不白，接连画了好几个月，他终于画出象蒙古包，又象土窑洞，并有门窗的房子。他唯恐人们不理解，还画了一个骆驼。
收容所的同志研究分析这位哑人的画，判断他很可能是内蒙古、雁北、张北一带的人。于是便向河北张家口、山西省雁北、内蒙古等地发通报。但通报发出后，都毫无结果。经站领导决定，便派人带领哑人到张家口、大同、丰镇、呼和浩特一带去试送。
他们沿着京包铁路向西行进，途经北京、张家口、大同，一路上请当地干部辨认之后，又继续西行。在前往呼和浩特市的途中，路经丰镇，车一进站，哑人的情绪忽然活跃起来，就象找到了自己的家乡似的，急着要下车。随送的同志也十分高兴，列车一停，就下车了。但是通过丰镇公安局，同丰镇东部十二个公社打电话联系，都落空了。在城里有几家丢失哑人的老乡来辨认，也大失所望。
他们又带领哑人来到呼和浩特市，在呼市长途汽车站发动旅客辨认。经过火车站广场时，有一位旅客打量了一下哑人，对随行人员说：
“这个哑巴是山西平鲁县刘家窑公社达达井大队的。一年多以前，他走失了，生产队找过。”按照这个线索，他们马上乘火车又转搭汽车，赶到平鲁县。在平鲁县公安局的帮助下，终于在县城内找到了哑人的一个同村邻居王珍荣。她说：这个哑人名叫王来顺，父母双亡，家中有姐姐、妹妹各一人。
王来顺在王珍荣家住了几日后，便被送回家了。这件事，直到今天还被传诵着，人们都说：一个哑巴能够千里回到家，全凭社会主义好制度，共产党的好领导啊！类似为王来顺千里寻家这样的事，几年来，天津市民政局收容站已经办了好几起，受到群众的好评。
陈质良 杨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