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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批极左路线 建设好生产队
思南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实现农村工作重点转移，必须根治“恐‘右’症”，从思想上和经济上加强生产队这个基础
新华社贵阳四月一日电 参加贵州省思南县最近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的同志认为，要实现农村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极左路线，根治“恐‘右’症”，搞好生产队这个基础的建设。
思南县曾严重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一九七六年，县委搞大队核算“一片红”，先后有占全县大队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四百二十三个大队搞了“穷过渡”，搞了“一平二调”，严重地破坏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搞乱了干部、群众的思想，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七七年底，全县生猪存栏数比一九七五年减少二万四千六百多头。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口粮比“过渡”前减少一百二十斤。一九七八年十月，县委开始纠正“穷过渡”的错误，稳定了人心。
在四级干部会议上，一些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这些年许多运动搞得不是实事求是，事情不管大小轻重，都往“方向路线”的高度上提，都朝“阶级斗争”上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许多干部、群众。另一方面，没有从理论上搞清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把党的政策允许、符合人民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当成“资本主义”给堵了，把一些极左的东西当成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加以宣扬，硬要群众照办。结果，搞了这么多年的农业建设，迄今有的生产队集体经济很空，社员群众生活困难。三河公社党委书记吴舜尧说，前几年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谁还有心思搞好生产？这条害死人的极左路线，一定要彻底批判！
许多干部在发言中指出，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解渴得很，要安定团结，要贯彻执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这完全符合民意，大得人心，我们基层干部一百个拥护。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就要建设好生产队这个基础，真正做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有的同志说，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必须从思想上、体制上真正承认生产队是一级所有制组织，而且是“三级所有”中最重要的一级，是基础。把生产队放在重要位置上，才谈得到尊重它、建设它。
同志们还认为，要发展农业生产，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主要是靠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这个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一切计划、指标都是空话。许多干部、特别是县委领导同志认为，今后要遵照党的有关政策，从三个方面来加强生产队这个基础：一，要真正从思想上承认生产队这个基础、尊重这个基础；二，在法律上要保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保障生产队在安排种植、生产措施、经营管理、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利；三，在经济上要大力扶持这个基础，从财力、物力上帮助生产队发展农业生产，开展多种经营，办好社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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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集体、个人协力造林
宣城县发挥国营林场、社队集体和社员的积极性，八年多成片造林六十多万亩，建成一批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
新华社合肥四月一日电 安徽省宣城县充分发挥国营林场、社队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积极性，开发荒山，植树造林，在八年多时间内，成片造林六十多万亩，建成了一批杉木、毛竹、油桐、油茶、茶叶等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
一九七一年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以来，每年冬春，宣城县都有数以万计的造林大军，投入垦复荒山、播种植树的战斗。今年，林场工人和公社社员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克服干旱困难，已垦山造林三万多亩，对十多万亩幼林进行了除草补苗。
在植树造林中，这个县的国营林场起了示范带头作用。这个县有六个国营林场六百多个林业工人。他们年年奋战荒山，造了成片林十六万多亩，大大鼓舞了社队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信心。他们还支援社队树苗一亿四千多万株，树种十五万斤，帮助社队培训出一批林业技术人员。
宣城县的荒山大都属于公社、大队或生产队所有，主要采取生产队联合办林场的形式，充分发挥社队的集体力量。几年来，全县已办起了二百六十七个生产队联办的林场，建成了十九处万亩以上的基地林，并培养了一支拥有五千四百多人的林业骨干队伍。这些林场的专业人员选调、林业生产投工、经费等，均由参加经营的生产队按办场时人口多少抽调和投资。林业收益和其他农副产品收益，按投工比例提取，参加生产队的统一分配。
在国家、集体大力发展林业的同时，宣城县还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多栽树。前几年，宣城县顶住了“四人帮”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收社员自留树的歪风，坚定地贯彻林业政策，每年向社员供应树苗四百万株，支持社员个人利用四旁地植树。杨柳公社西亭大队一百五十多户，家家都在房前屋后种杉栽梨。平均每户已栽杉树二百五十棵，梨树十棵。这个县山区、丘陵地区生产队有不少零星山地，不便于集体造林，不少生产队将这些零星山地借给社员私人种植，规定谁种谁收益，大大加快了植树造林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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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徐闻县前山林场职工在过去黄沙滚滚的海边，营造起了一条五十多公里长的绿色林带。 张康年 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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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安排群众住新楼 干部自己住旧房
新华社上海四月二日电 新华社记者吴复民报道：在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不少工人对记者说：“你去写写我们的干部吧，工厂兴建了一、二百幢职工宿舍，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住在‘猪公馆’里。”
“猪公馆”，是人们对上海石化总厂干部集体宿舍的称呼。它由六排一百五六十间简陋的砖瓦房组成，原来是上海远郊金山县的种猪饲养场。一九七二年六月，这里开始筹建石化总厂以后，种猪搬了家，猪舍略加整修，工程的正副总指挥和总厂的四五百名干部都在这里住下了。他们同集体宿舍的单身职工一样，休假日回市区的家，平时上班就住在这里。
时间过去六年多，工厂建起了外宾招待所、饭店和干部招待所。新建的职工宿舍总面积已达二十六万四千多平方米。有一万二千多名单身职工和五千一百多户职工及他们的家属，陆续搬进了煤气、卫生设备齐全的新居。去年四月，总厂建成了两幢五层的单人宿舍，因为工作需要，全部作了办公室，只有党委书记、厂长、总工程师几位领导干部和生产调度处长、电话接线员、广播员共三十多人从“猪公馆”迁到办公室楼上居住，总厂的绝大部分干部仍然住在“猪公馆”里。
“猪公馆”低矮潮湿，普通身材的人一伸手，就可以把鞋子送到屋檐上面晒太阳。屋顶只有一层瓦片或油毛毡。屋里夏季暑气逼人，冬天只能把风挡住。这里没有阴沟，他们就用过去出猪粪的槽作排水沟。前年黄梅季节，一连下了几场大雨，积水漫进“公馆”，把鞋子都漂了起来。这才整修明沟，在泥泞的行人道上铺了水泥板。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以引进成套先进设备为主体的现代化石油化纤联合企业。它从一九七七年七月试生产以来，已经为国家积累资金八亿一千万元，是投资效益发挥得比较好的一个大型工程。总厂干部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和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一日三餐，领导干部和职工一样都在大食堂排队买饭买菜。总工程师兼副厂长徐以俊，是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有名望的化工专家，今年六十四岁了。他下分厂，经常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不要汽车接送。每星期休假，不少领导干部同工人一样挤在送职工回市区的火车和交通车里。有的领导干部随身备了一把折叠式小板凳，上火车就坐在自备的小凳上，把座位让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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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接受群众意见
把修建展览馆的钱用于发展科教事业
新华社西宁四月二日电 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贯彻厉行节约的原则，最近作出决定，把原来计划修建展览馆的四十万元资金，用到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上去，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是一九五四年建立的。去年中共海西州委和州革委会作出决定，拨款四十万元，在自治州首府德令哈镇新建民族展览馆，以庆祝自治州成立二十五周年。这个决定作出后，不少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自治州成立二十五周年，是全州各民族的大喜事，隆重庆祝一下是必要的。庆祝这个节日，主要是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而不应该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把有限的资金用到非生产性的方面去。
州委和州革委会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最近重新作出决定，停止兴建州民族展览馆，把这笔修建费用于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科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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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孙茂松要求
少参加些会议多干实际工作
据新华社哈尔滨四月二日电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孙茂松最近在《黑龙江日报》上发出呼吁，要求有关部门把他从会议里解放出来，让他多干点实际工作。
孙茂松是哈尔滨制氧机厂的工人。去年一年，他参加会议活动的时间足足有九个月。他在《黑龙江日报》上列举了他去年参加会议的时间表：
一月二日到二十六日在甘肃省进行刀具表演；
二月二十四日到四月六日在福建省进行刀具表演；
五月十九日到二十九日参加省工业学大庆会议；
七月二日到十二日在上海进行刀具表演；
八月八日到二十八日参加一机部工业学大庆会议；
十月三日到二十六日参加全国工会“九大”会议；
十一月一日到十二月六日参加一机部工业学大庆宣讲团活动。
他说，这些都是十天以上的活动。此外，还有各种三天到五天的会议活动，一年来零打碎敲地也占去了大量时间。这些大大小小会议和活动足足占了九个月。如果再加上走前的准备和事后的汇报，九个月是打不住的。
孙茂松说，大量的会议和活动，搞得他身不由己，眼睁睁地看着工作摆在那里，伸不上手，使不上劲，干着急。去年，他计划搞十项技术革新，因为会议占的时间太多，靠着加班加点才完成了五项。有时刚刚着手干，会议通知一来，就得放下。孙茂松不安地说，老不干活算什么劳动模范？他要求能少参加些会议，多干些实事，在生产第一线上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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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冶金机修厂开展劳动竞赛
据新华社长沙电 衡阳冶金机械修造厂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今年年初，全厂展开了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促使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劳动模范冯茂才今年头四十五天完成了五个月的工作量。铆焊车间铆合四班工人在高产能手王芳木带领下，合理地把两道工序合成一道，一月份完成了一个半月的工作量，二月份的生产计划不到半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今年以来，这个厂向鞍钢、武钢、首钢等单位提供的各种设备和备件，比去年同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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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访桃源记事
大地铺翠叠锦，万木欣欣向荣。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湖南省桃源县人民迎来了一个前程似锦的春天。
去年全县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达到九亿八千多万斤，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二成多，平均亩产九百多斤，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林、牧、副、渔生产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县委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分不开的。
按客观规律办事
县委的同志谈到这样的事：劳动模范李光庆种的“麦、稻、稻”一年三熟制试验田获得高产以后，前几年，县委没有过细地分析实现高产需要具备什么条件，便在全县盲目推广三熟制，一下子就要求种二十万亩。群众不同意，说，有些地方搞三熟，是“三三得九，不如二五得十”。但县委有的同志听不进去，认为李劳模能办到的事，别人也应该办得到。他们的理由是：“三个矮子总比两个长子高”。
客观情况到底怎样呢？后来，县委的同志们迈开双脚，到实际中去作调查。他们发现，采用那种耕作制度，要看劳力、肥料、科学技术水平来决定，不能“一刀切”。从大面积来看，由于劳力不足，肥料缺少，稻田种麦，产量很低；早稻缺肥，亩产也不过四五百斤；晚稻季节相应推迟，加上“寒露”风的影响，亩产只有一二百斤，有的地方甚至失收。好年景三季合计，也不过八百斤左右。而种双季稻，冬天可种一季绿肥，早稻亩产六百斤是有把握的，晚稻亩产三四百斤也不成问题，两季可以过千斤。从此县委破除了“三个矮子总比两个长子高”的看法，根据客观条件，合理地确定耕作制度，安排各项作物的布局，把水田种麦由二十万亩压缩到五万亩，适当扩大双季稻种植面积。
就是种双季稻，也要因地制宜。过去在那些冷浸田（泥脚深，泥温低），硬性推广双季稻，结果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三阳公社永红大队张家湾生产队，有一部分冷浸田，不适宜种双季稻。一九七七年，社员们瞒着上级，播了十多亩中稻，生长良好。上级发现以后，批评他们种一季稻是“复辟”、“倒退”，召开五百多人的现场会整风，当场命令队长把禾犁掉，改插双季稻。社员们被迫犁了一线禾，应付了事，继续种下去。结果这丘田亩产稻谷达到九百多斤，比上一年种双季稻还增产许多，其他中稻田也获得丰收。
县委从这类事例中接受经验教训，从去年起，注意克服形而上学的观点，按客观规律办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推广晚稻良种为例：从外地大面积试种来看，杂交稻是个优良品种。可是，前两年在桃源试种，效果并不显著，普遍发生黄矮病，有的地方减产。县委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从外地引进的一个名叫“余晚六号”种子，经过几年试种，增产性能好，很适合本县大面积推广。去年，他们采纳了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专家们的建议，决定把原计划种六十万亩杂交稻压缩到种二十万亩，“余晚六号”种植面积由几万亩扩大到五十万亩，仅这一项就增产五千万斤以上。县委的同志说：“按客观规律办事，事半功倍，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事与愿违，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这话说得一点不算过分。
不图形式讲究实效
要加快农业的发展，决不能干那种只图形式上壮观，不讲经济效果的蠢事。这是桃源同志们的一条深刻体会。去年以来，他们想问题，办事情，力求辩证一点，反复比较，趋利避害，力争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有了水库不要塘”，这是群众批评一些领导同志缺乏全盘考虑，搞形式主义，不注意经济效果的一句话。一九七○年以来，桃源县大干农田基本建设，修建了许多水库、河坝工程。这些工程蓄水多，灌溉面积大，对改变干旱面貌发挥了重要作用。于是，有些同志两只眼睛光盯在这些大型工程上，以为小塘小坝无足轻重了，硬把它们填掉种粮食。结果大旱一来，处处要水，远水救不了近火，下游受旱减产。事实教育了大家：废塘种粮，得不偿失。去年，他们着手把废塘恢复了。
桃源县的同志们说，讲究实效，首要的一点是要尊重客观实际，不能看风转，跟风跑。这个县资源丰富，生产门路广阔。但县委过去不是因地制宜抓生产，而是上面怎么说，他们就照令怎么做。比如，全县有五十多万亩油茶林，增产潜力很大。群众说：“油茶增产没巧，只要垦复就好。”茶山一经垦复，“当年见效，二年增产，三年丰收。”县委过去对这些“露水财”视而不见，每年秋冬季节，根据上面的意见，集中几万甚至十来万劳动力垦山造林，而没有同时安排一定劳力垦复油茶林，有的甚至盲目追求集中连片，把一些零星小片油茶树毁掉，重新栽别的树种，造成茶油产量急剧下降。一九七二年，全县产茶油五万来担，到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只产二、三万担，相当于解放初期的水平。前年冬天，县委通过调查研究，看到了油茶生产的巨大潜力，下决心发动群众垦复。去年，全县茶油产量迅速恢复到四万二千担。
心里时时想着群众
这些年来，桃源县委有个深切的体会，就是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心里时刻想着群众。县委的同志说，讲究经济规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必须和群众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千万不能讲大话，搞高指标，欺骗上级，坑害群众。你不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怎么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呢？
这个体会要从粮食问题谈起。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两年，桃源县由于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和遭受自然灾害，粮食连续两年减产。在这种情况下，县委不能正确对待，认为桃源是个先进县，报增产，脸上有光，报减产，影响不好。在这种思想引导下，他们连续两年谎报了产量九千多万斤。其恶果是：一九七六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七五年减产三千多万斤，而征购粮增加二百多万斤。这样就购了过头粮，迫使有的地方挖集体贮备粮交“三超”，降低社员口粮水平，造成部分群众生活困难，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错误和挫折使县委领导人脑子清醒起来，认识到吹牛皮也是一种罪过。从此以后，他们干事、想问题，不仅看到国家需要的一面，而且看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一面。去年丰收后，经过反复核实，比一九七七年增产一亿七千多万斤，而征购粮只增加一千八百多万斤，使社员平均口粮比上一年增加百斤左右。
他们在现金分配上也采取相应措施，使有些地方出现了平均每人纯收入一百二十元以上的大队，二百元以上的生产队。去年全县平均每人纯收入达到八十九元八角。
过去忽视群众利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把抓钱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全县上下狠批了极左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开展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提倡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去年全县副业收入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一倍。县委书记刘行悌同志说，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安排一定数量的劳力搞副业，增加收入，这是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富裕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
本报记者 刘见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