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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留地要名副其实
——关于沧州地区落实自留地政策的问题
本报记者 顾雷 许仲英
去年十一月，本报发表一篇《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的群众来信调查附记，批评沧县县委错误地处分一个主张把自留地退还给社员的基层干部。报纸的批评引起了沧县县委的注意，不但取消了对那个干部的处分，而且在今年二月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向过去因维护社员合法权利受到批评的所有干部赔礼道歉，检查过去收自留地是因为受到极左路线的影响，侵犯了社员的正当权益。县委还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表明落实自留地政策的决心。沧县县委这样做，姿态是高的，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今年年初，中共沧州地委在传达、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沧州地区长时间没有落实自留地政策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检查。会后，还向全区宣布：“对自留地过去我们强调了集体耕种，今后采用什么经营方式，一律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求自己耕种的，就要让社员自己耕种。”地委的这个积极态度，受到了广大社员的欢迎，人们纷纷议论：“这才是上合宪法，下顺民意哩！”
人民公社化以后，沧州地区社员的自留地，一直由社员自己耕种。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极左路线时期，自留地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据统计，一九七三年以后，全区社员的自留地有百分之九十被收为集体耕种。当时，把收自留地这件事歪曲成是“铲除资本主义土壤”、“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不这样做就被说成是“借社会主义的路，拉资本主义的车”，好象不收掉仅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五的自留地，它就会兴起资本主义的狂风巨浪，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吞掉似的。
但是，就在处处收社员自留地的时候，沧州地区还是有一些干部进行了抵制。正因为有这样一批关心社员利益的好干部，在沧州地区才保留着百分之十左右的自留地由社员耕种。
青县县委在抵制收社员自留地方面比较突出，究其原因：其一，县委记得党中央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中，有“社员可以耕种集体分配的自留地”和“长期不变”的规定，从未明文改变过。其二，他们亲眼看到，社员经营自留地对集体生产有不可忽视的补充作用，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社员自留地上的作物，产量比集体经营的好。去年，青县占耕地面积百分之五的自留地的粮食总产量，竟占全县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其三，青县县委通过调查，认识到短时间内集体经济的生产水平，还不能把千家万户社员的各种需求统统包下来，象青菜、瓜果、烟叶、葱、蒜、辣椒等。有个时候，无自留地的社员跑到青县县城去买蔬菜，造成蔬菜倒流，弄得市场很紧张；而那些未收自留地的队，社员不但不到城里买菜，还向城里供应蔬菜。社员经营自留地，不但满足了社员生活的某些需要，而且对活跃集市贸易也大有好处。此外，他们并未发现因为社员自留地种得好，使集体经济解体的事。
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党中央有规定，也是上了宪法的。既然规定叫自留地，当然应由社员自己经营，不然怎么能叫自留地呢？有的生产队粮食产量高，社员口粮充裕，多种经营和副业搞得又好，社员现金收入较多，在这种情形下，社员自愿把自留地交由生产队代耕，当然是可以的。但就沧州地区的实际情况看来，具有这样条件的生产队是很少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地区都必须认真遵守和执行，而不能歪曲或阻挠。五届人大通过的宪法是去年三月八日公布的，到去年十一月的八个月期间，宪法规定的自留地政策在沧州地区并未得到认真执行。直到报纸刊登了群众的批评以后，又经过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情况才有所改变。拖延这么长时间，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同地、县委有关方面的一些同志交谈时，发现他们内心有说不出的苦衷。具体讲，就是去年三月八日宪法公布以后，河北省委在四月十二日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说：“自留地可以集体经营，也可以个人经营。已经集体经营的要积极种好，一般不再变动。”人民公社化以来，自留地的问题几经反复，收了放，放了收。实质上，自留地由社员经营还是由集体经营，这并不简单是一个经营方法问题，而是个使用权的问题，是关系到社员有无自留地的政策问题。新宪法关于社员可以经营少量自留地的规定，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国家法规、破坏农村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河北省委规定“已经集体经营的要积极种好，一般不再变动”，看来是同宪法相悖而行的。
沧州地区一些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满腹委屈。他们说，作为地、县委，不执行省委的规定行吗？省里很多负责同志参加了宪法讨论，对宪法各项规定的精神实质是清楚的，为什么还要作出这样的规定？记者为什么只写《是县委大还是宪法大？》而不写《是省委大还是宪法大》？河北省委在通知的最后也写了“以上规定如有与中央规定不符的，按中央规定执行”。同志们说，省委的规定明明不符合中央精神，为什么还要这么写？有的同志说，从规定看，省委精神的重点是已经归集体经营的自留地不让归还给社员自己种。这就使我们很难办了：如果我们按照宪法的精神，把已经收了的自留地归还给社员种，等以后有人说“右”了，省委可以批评我们不执行省委的规定，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如果我们遵照省委的规定，凡是已经集体耕种的自留地一般不动，弄得群众埋怨起来，中央批评时，省委又可以说，我们在文件上写得很明白：“如有与中央规定不符的，按中央规定执行”。一句话，不管你怎样做，出了问题责任总在下边。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沧州地区各县委，根据三中全会公报上讲的“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的原则，开始积极落实自留地政策。各县根据地委的通知，发动社员讨论自留地如何经营的问题，很多社员都要求把自留地发还自己种。东光县委发现有的队干部，不愿意把集体耕种的自留地归还社员，并且制造一些障碍卡群众，如不给近地、不给方田、不给水浇地等等。县委通过讲政策，做思想工作，使那些队干部转变了态度，改变了做法：发还社员自留地时，给近地、给好地、给有水源的地，还尽量把社员一家人的自留地调剂到一起，便于经营。县委还将这些落实政策的经验向全县做了介绍。但是从全区来说，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担心发还自留地，社员会向集体争肥、争水、争劳力，影响集体生产，所以到三月中旬全区仍有百分之三十的队集体耕种自留地，其中有些生产队的农副业水平并不高。有些地方由于社员怕说同集体搞“三争”，也不敢坚持要自留地。一些干部说“三争”，其实是心有余悸，其所以心有余悸，问题还在于省委。虽然在下面许多同志提出意见以后，省委口头上承认河北省自留地政策落实缓慢，责任在省委，但是，对于省委关于自留地“已经集体经营的要积极种好，一般不再变动”的正式规定，至今仍未明文撤销或修改。所谓“三争”，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其实，他们也知道，现在劳力靠队上调配，水利设施的使用权在生产队，社员还有一定的投肥任务，就是社员想争也是争不去的。单以肥料而言，怎么能设想只要把社员种那么一小块自留地所用的肥料收回，就能保证百分之九十五面积的集体耕地丰产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一位县委书记说得好：“三争”的问题是干部造成的，你不给他水用，他不争吗？你不给他安排一点经营自留地的时间，他不争吗？你不给他留一点肥料，他不争吗？要说争，应该说是集体挤了社员那一点点小自由。大家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只要大力发展集体养猪，广开肥源，眼睛也就不会盯住那一点点家肥了。
现在，沧州地区的地、县委都在抓紧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社员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开始恢复了。但是，许多干部还在等待河北省委修改有关自留地的那条规定。有错就改，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相信河北省委会体谅下面干部的苦衷，理解广大社员的愿望，迅速作出修改。只有这样，至少在沧州地区，才能使社员的自留地真正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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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庆氮肥厂坚持技术改造两年改变面貌
本报讯 重庆氮肥厂原设计能力年产五千吨合成氨，从一九七六年以来，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大搞挖潜、革新、改造，去年合成氨达到一万二千多吨，提前一百三十二天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获得利润一百多万元，八大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电和天然气的单耗达到了全国小氮肥的先进水平。今年以来，这个厂的日产水平比去年又有了新的提高。
这个厂一九七○年投产。从一九七六年起，采用天然气作原料，并相应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造。一是将原来间隙工艺改为先进的连续转化工艺。二是以镍代替铜氨溶液作催化剂。三是进行了集中自动控制的重大技术改造工程。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改革，工艺流程大大缩短，设备比过去减少了十六台；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改造前比较，制气工段的生产工人由一百零四人减到三十四人；消耗降低，节电一百五十万度，节气一百五十万立方，节约电解铜五吨。一九七七年合成氨产量超过了设计能力的百分之二十八，一举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在此基础上，这个厂又进行了两次提高生产能力和挖潜改造，对合成、碳化设备进行填平补齐，增添高压和循环设备，改大管道，增加自动化控制，从而使全厂形成了年产一万吨的生产能力，去年实际生产合成氨一万二千吨，大大超过了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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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邯郸织袜厂实现优质高产低消耗
本报讯 邯郸市织袜厂是河北省的大庆式企业。近两年来，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主要产品的质量一直稳定。
这个厂千方百计在设备、技术和人力上挖掘潜力。今年二月份，他们压缩行政机构，精简科室人员，合并了科室、车间，使全厂非生产人员由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一降为百分之十六，减下的人员充实到生产岗位。在设备上，他们从提高现有设备的生产能力上挖潜力，集中人员搞好设备配套和设备维修，并采取分台包修的办法，把全厂的一百零六台袜机分台到人，加强维修、保养，使机器完好率达到部颁一档以上水平，既提高了设备运转率，使产量上升，又使机器性次品大大降低。他们还大搞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自去年以来，他们完成了十五项革新项目。他们还根据厂里青年工人多、技术水平低的情况，对职工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大家的操作水平。现在，这厂的一百三十五名袜机挡车工中，已涌现出五十三名技术操作能手，有一百零一名挡车工达到了周无次袜，全部配袜工做到“万双无差错”，实现了优质、高产、低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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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袁仓煤矿节约生活用电
本报讯 湖北省黄石矿务局袁仓煤矿生活照明用电，今年二月份比元月份下降了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三度。
在增产节约活动中，这个矿党委对全矿的照明用电进行普查，发现一些公共场所、机关办公室和部分职工宿舍用的都是大灯泡，还有二十四小时不灭的“长明灯”和挂满室内的“葡萄灯”。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因为部分职工身居矿区，存在着“煤矿是专线，从来不停电，节约不节约，与我无关联”的错误思想。于是矿党委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广大职工树立用电确保户更应节约用电的观念，积极为国家节约每一度电。同时，采取措施，杜绝浪费现象。从矿到区层层成立节约用电小组，对用电情况半月抽查一次，每月普查一次，做到边查边改。
为了调动职工节约用电的积极性，矿党委对节约用电者给予表扬；对少数浪费电力严重的人，进行思想教育，实行经济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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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志者事竟成
——记宋吉山立志改变大荒大队穷困面貌的事迹
一九七八年秋天，十三个姑娘接连嫁到大荒大队，这对十年未娶进一个媳妇的大荒来说，真是件大喜事。想想前几年的穷大荒，看看现在越来越红火的日子，大荒人总要夸夸他们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宋吉山。
宋吉山今年二十三岁，要了解大荒的人为什么夸他，就得先从大荒的“穷”谈起。
大荒，座落在起伏连绵的群岭中，一九七七年前，是山东胶县有名的穷队，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七年，吃了国家十二万多斤统销粮，欠了银行一万多元贷款。那些年，集体生产搞不好，家庭副业不让干，自留地不让种，社员穷的叮当响，有人说：母鸡几天不下蛋，甭想点灯甭吃盐。象这样的穷村，谁家的姑娘愿意嫁来？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都在变，大荒怎么办？中学毕业后在胶县建筑公司当合同工的宋吉山整天在想这个问题。他越想越在城里住不下，于一九七七年初，回到了大荒。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七八年春天，宋吉山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人担心他太嫩，怕干不好，连累全村更受穷。这时在潍坊柴油机厂工作的叔父来了信，叫他去潍坊学木匠。吉山的父母借机唠叨：凭着外边的好工作不干，馒头不吃，偏要呆在山沟里受穷受累吃地瓜干，不知图个啥。他耐心地对父母说：“咱图的是大荒不受穷，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当即写信谢绝了叔父的好意。
宋吉山晚上走门串户，访问群众，弄清了过去大荒落后的原因：一是干部缺乏兴家立业的雄心壮志，很少参加劳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二是经营管理混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账目不清，有的浑水摸鱼；三是吃请受贿，贪污浪费严重。于是他和支委们一起，首先订下了章程：一、带头参加集体劳动，遇事同群众商量；二、带头遵守规章制度，不搞特殊；三、不吃请受贿，和社员同甘共苦。接着，发动群众，制订生产计划，落实增产措施，狠抓了养猪积肥和地瓜、玉米、花生三大作物的种植。宋吉山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他同支委商量，又经过群众讨论，决定撤销过去的禁令，允许社员搞好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在村里安上石碾，使社员不用翻山过岭到二里开外的小荒去碾米，节省了劳力和时间，方便了群众；在村南沟架起了一座石桥，社员下坡干活不用来回爬沟，避免了人、畜跌伤。社员高兴地说：“别看吉山年轻，桩桩事办到了俺们心坎上。”
大荒有三个生产队，二队最穷。宋吉山家在一队，他说服了父母搬到了二队。二队社员很受感动，也都振作起精神，苦干一年，打了一个翻身仗，粮食产量、经济收入和社员分配获得较大幅度增长。
宋吉山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去年三秋期间，为了适时种好小麦，在地多、人少、机械缺的情况下，他一连五天五夜守在拖拉机旁，眼睛熬红了，身子拖乏了，没有回家打一个盹。有人说宋吉山象钢筋铁骨，真顶折腾。知情人都知道，他这是靠着艰苦创业的坚强毅力啊！有一天，他回家已是大半夜了，又饿又困，就顺手抓了一把地瓜干填到嘴里，嚼着嚼着，就倚着墙睡着了。宋吉山就是这样，一年到头，风餐露宿，披星戴月，一个心眼为集体。他当支部书记的头三个月，体重就下降了十几斤。一九七八年他除了开会外，参加集体劳动三百一十天。干部和群众看到党支部书记这样没白没黑、拚死拚活地为大伙操劳，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为改变大荒的面貌，团结一心，抢挑重担。
宋吉山遇事同群众商量。去年春天，这个大队刚开始栽了二十多亩地瓜，几天后，苗死的不少。什么原因呢？宋吉山请教老农。老农说：春天雨水少，岭地干，要深栽，多浇水，封紧窝。宋吉山到地里扒出几棵死苗一看，果然是栽浅了干死的。后来按照老农的意见办了，全大队三百亩春地瓜苗全苗旺。通过这件事，宋吉山受到了启发，他建议党支部组织有经验的老农成立了一个参谋组，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去年栽完春地瓜后，党支部和队长商量，决定先集中力量建一个地瓜大屋窖，把别的农活往后推一推。老参谋们知道后，对宋吉山说：“麦前锄遍草，麦后荒不了”。宋吉山就和干部们商量，改变了原来的打算，集中人力，麦前把地锄了一遍，避免了春田草荒。
人有志，事竟成。宋吉山带领干部群众经过艰苦奋斗，把十年九害的南河改了道，造出了六十亩好地，过去光秃秃的西、南两岭，如今南岭栽上了树，西岭植上了山楂。去年，他们战胜了春夏两次干旱，夺得了丰收。粮食亩产由一九七七年三百多斤增加到六百二十多斤，总产增加了十三万多斤。花生亩产由五十五斤增加到二百多斤，总产增加了二万七千多斤。总收入翻了一番。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三万六千多元，平均每户三百多元。集体有了储备，社员吃用有余，十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了三万斤粮食和二万一千斤花生。大队购置了两部拖拉机、一台发电机，家家安上了电灯。 解务德 周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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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视机质量有进步
新华社北京电 去年三月间，本社记者在报纸上反映过一些国产电视机质量差的问题。事过一年，记者最近从商业部门和生产部门两方面了解到，我们国产电视机的质量有进步了。
北京市前门电器商店的同志说，过去他们不愿意销售电视机，因为卖出后老出毛病，许多用户找上门提意见，返修量很大。去年第一季度，他们平均每出售一百台国产电视机，就有四十多台返回商店修理。今年第一季度返修率下降到百分之十七，电视机卖出的多，坏的少，商店里卖起来也就高兴。
商业职工介绍的情况，反映了我国电视工业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全国电视机的产量，一九七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今年第一季度又比去年增长了一倍多，产品的质量普遍提高。电视机的主要部件显像管，现在的寿命比一年前增加了一倍以上。去年人们用“今天我休息”、“看不见的战线”、“多瑙河之波”的漫画，批评部分电视机不出图像和图像模糊、扭动等毛病，这些毛病现在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
不久前对全国十一家电视机厂十一个牌号电视机的测试检验结果表明，它们的元器件、装配质量和图像质量、伴音质量都有提高，选择性、抗干扰能力有了进步，其中一些电视机的图像清晰度接近和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
随着质量的提高，有些牌号的国产电视机在用户中开始享有一定的声誉。比如上海无线电四厂的凯歌牌，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飞跃牌，南京无线电厂的熊猫牌，北京东风电视机厂的昆仑牌，苏州电视机厂的孔雀牌，佛山无线电五厂的金鹿牌，天津无线电厂的北京牌。一年前，孔雀牌电视机多数不合格，商业部门大批退货，买到这种电视机的用户也叫苦连天，说它是“孔雀变成了乌鸦”。苏州电视机厂的职工把批评当作动力，下决心在一段时间内停产整顿，严格质量管理制度，认真开展技术攻关，现在这个厂十二英寸孔雀牌黑白电视机的质量，在国内已经名列前茅。
目前，我国产电视机数量供不应求，质量上还存在不少问题，稳定性较差，显像管和一些关键元器件的质量指标亟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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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鲁县屯军沟大队社员黑云等
发现古代黄金制品交给国家
本报讯 山西省平鲁县平鲁城公社屯军沟生产大队二十五岁的青年社员黑云，于今年四月九日下午在一条山沟的土崖头上刨草根时，刨出黄金六百八十四两七钱，全部交给国家。这批黄金有金条、金帛、金环、金片、金簪、金钗、金绳等黄金制品。同一地方挖出来的还有牛角骨、人骨、瓦罐碎片。同时，本村学生杨茂上学路过黑云刨出黄金的地方时，用手扒出八两五钱重的一根金条；女青年张莺儿在同一地方拾到五钱碎金；社员安斌一九七七年在同一条山沟里拾到过一条一两七钱重的黄金绳，也都交给了国家。县委表扬了他们这种高尚品质，并报请上级批准给予奖励。
屯军沟一带，是历史上屯军戍边的地方，素有古战场之称。以前，人们在农田基建和耕地时，曾发现过古战车车轴铁、瓦罐等物件。
李校荣 解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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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县挖出二千七百多斤琥珀
据新华社郑州四月二十二日电本社通讯员马丙堂、彭贵昌报道：河南省西峡县重阳公社龙潭沟生产队的社员，今年二月在开挖水渠的时候，在地下发现了琥珀，到现在已挖出二千七百二十三斤。
琥珀是名贵的中药，也可作香料和装饰品。它是古代的松柏树脂落入地下，经过几千年的地壳变化而形成的一种化石。由于它具有化淤利尿、镇惊安神的功能，属于名贵的中药。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琥珀的功用是：“消淤血，通五淋，壮心，明目磨翳，止心痛癫邪……”。
西峡县在河南省的西部山区，这里过去就发现过琥珀，不过数量都很少。这次挖出的琥珀，颜色呈紫红色，有光泽，半透明，松香味甚浓。这次挖出最大的有冬瓜那么大，重达十斤左右，最小的象黄豆粒大。这次挖出的琥珀的质量，经县医药公司鉴定认为是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