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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奉新县商业局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管理体制
专业公司、基层商店有较大经营自主权
县商业局把业务经营、计划管理、经济核算、财务开支、呆滞残次商品处理以及公司内部人员调动等权力下放给所属专业公司，并精简三分之二人员加强专业公司和基层商店。专业公司也根据各自性质和特点，让基层商店和门市部有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力，发挥了基层单位的主动积极精神，全县商业面貌一新。
新华社南昌四月十八日电 新华社通讯员宗德生、记者李醒民报道：江西省奉新县商业局精简人员，下放权力，使专业公司、基层商店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全县商业经营面貌一新。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头两个月全县商品销售额增加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十三，利润增加百分之十二点四。
长期以来，奉新县商业系统的业务权力大都集中在县商业局，专业公司以及基层商店、门市部事事都要请示，件件要等批准。所需商品都由县商业局统一派人出去采购，常常货不对路。由专业公司调拨给基层供销社的货物，也由县商业局按行政区划统一规定分配的比例，造成有些商品脱销，有的积压，这种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捆住了基层的手脚，阻碍了商品流通。
去年九月，奉新县商业局在进行管理体制调整时，经上级批准，决定把业务经营、计划管理、经济核算、财务开支、呆滞残次商品处理以及公司内部人员调动等大部分原由县局掌管的权力，下放给所属七个专业公司，县商业局主要从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计划综合平衡、业务指导等方面进行行政和业务领导。权力下放后，县商业局领导机关精简了三分之二的人员，只保留了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十一人。多余的人员加强专业公司和基层商店。在此同时，七个专业公司也根据自己的性质和经营特点，让基层商店和门市部有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力，使得基层商店在经营上更可以发挥主动积极精神。
现在，各专业公司和基层商店、门市部能够根据本企业的业务特点，从实际出发，按照市场需要开展购销活动。这个县的群众历来喜欢上海、沙市生产的毛巾，过去由于局里统一采购，不了解百货市场经营情况，却从其它地方购进了毛巾，结果造成大量积压。现在，百货公司恢复从上海、沙市购进毛巾，销路很好。百货公司对基层调拨货物，也改变了过去按行政区划硬性分配的做法，采取了畅销的百货计划调拨、一般百货自行选购相结合的办法，并定期举办基层供销社经理和采购员参加的商品选购会，让基层供销社到仓库自行选购。去年十二月初，公司还专门拨出一批畅销商品，对进货、销售计划完成好的单位，给予奖励，择优供应。
各公司和基层商店、门市部还普遍开展了独立的经济核算活动，经营管理水平显著提高。过去基层商店、门市部在经营上吃“大锅饭”，不问经济效果。现在，处处强调经济责任，事事讲究经济效果。副食品公司南杂货门市部把经营品种、销售额、损耗、费用、资金周转、增产节约等指标下放到柜组，责任到人，有奖有惩，有效地调动了职工搞好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为了扩大销售额和减少费用，他们主动承担进货运货工作，不请搬运工。同时恢复了优良的服务方式，将部分整装商品拆零出售，并主动送货上门。百货门市部文具专柜，过去不讲经济效率，有的人认为经营的品种越少越好，劳动生产率很低，利润下降。现在积极开展经济分析活动，大家出谋献策，主动上公司仓库找货，将仓库长期积压、但柜台脱销的二十多个品种提出，摆上柜台推销；并积极热情地同有关单位联系，扩大商品销路，做到了快销多售，结果营业额猛增，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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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举办展销会处理积压物资
把大批“死物”变成了“活物”，受到有关部门欢迎
据新华社杭州四月十九日电 杭州市前不久举办专门处理积压物资的物资展销会，使大批“死物”变成了“活物”，受到各有关部门的欢迎。许多单位希望，最好以后每年都举办一两次这样的展销会。
这个展销会是杭州市物资部门举办的。展销的办法是，需要处理物资的单位拿出实物在会上展出，明码标价，不讲条件，自由选购，当场成交。由于需要单位对销售的物资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购，因此物资的处理效果十分显著。据统计，展销会从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到三月底结束的三十多天内，共成交物资五万多笔，金额达五百二十一万多元。共计出售各种电动机三千一百三十三台、变压器七十九台、轴承三万七千多套、水泵六十七台、机床九十二台、各种阀门三千七百多台。此外，还有大批各种金属材料、五金工具、仪器仪表、电器材料、农业机械及配件等物资。仅杭州市机械系统各厂出售的积压物资，价值就达一百二十八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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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副主席
高崇民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京举行
乌兰夫主持大会 刘澜涛宣布平反决定 宋任穷讲话
新华社北京四月二十日电 高崇民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
高崇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在政协礼堂举行的大会会场上，挂着高崇民同志遗像。
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乌兰夫、胡耀邦、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谷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朱蕴山、康克清、季方、王首道、杨静仁、胡子昂，参加了大会。
大会由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主持，全国政协秘书长刘澜涛宣布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高崇民同志的平反决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讲话。
讲话说，高崇民同志是辽宁省开源县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九一八”事变后，高崇民同志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与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策应东北抗日义勇军，反对蒋介石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宣传抗日主张，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三五年高崇民同志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表示赞同和拥护，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西安，高崇民同志参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起的西安事变，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对团结东北军、西北军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有贡献的。抗战期间，高崇民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担任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工作，为动员和组织抗日力量，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高崇民同志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秘密组织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反蒋抗日的民主运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高崇民同志进入东北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安东省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司法部长。全国解放后，他历任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司法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东北分院院长，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主任委员等职。
讲话说，几十年来，高崇民同志衷心爱戴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衷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他关心祖国的统一，关怀台湾省同胞和故旧，为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讲话说，高崇民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襟怀坦白，刚直不阿，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而林彪、“四人帮”怀着罪恶的目的，极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炮制了一个所谓“东北叛党集团”，把高崇民、吕正操、刘澜波、张学思、阎宝航、于毅夫等一批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斗争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诬陷为“反革命”、“特务”，而且株连了一大批人。高崇民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长期残酷迫害下，含冤而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高崇民同志平了反，林彪、“四人帮”强加给高崇民同志的一切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高崇民同志的政治名誉应予恢复，多年的沉冤得到了昭雪。
参加大会的还有：
人大常委会委员王昆仑、叶圣陶、朱学范、华罗庚、李延禄、陈此生、武新宇、罗青长、罗叔章、周士第、胡愈之、董其武；
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委员王芸生、王炳南、孔原、孔从洲、甘祠森、古耕虞、叶道英、包尔汉、成仿吾、吕东、关瑞梧、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李信、李文宜、李卓然、杨拯民、吴茂荪、陈锐霆、金城、周士观、胡子婴、侯镜如、闻家驷、钱昌照、徐伯昕、徐彬如、徐楚波、黄鼎臣、萨空了、韩光、林亨元、李纯青；
民盟中央常委、中委、候补中委沈兹九、千家驹、汪金丁、季镇淮、陆宗达、高天、张毕来、张乔啬、黄药眠、杨一波、褚圣麟、李何林、关世雄、叶笃义、沈一帆、陈鼎文。
有关单位负责人、高崇民同志的生前友好平杰三、薛子正、童小鹏、李贵、方知达、彭友今、郭彤、李步新、郑伯克、聂真、李霄路、张加洛、郑思远、李梦夫、姚依林、黄火青、吕正操、刘澜波、杨秀峰、郭维城、王子野、关山复、周子健、刘多荃、张学铭、宋黎，以及群众代表共七百人参加了大会。
会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高崇民同志的长子高存信等，并表示亲切慰问。
高崇民同志平反昭雪大会是以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召开的。
高崇民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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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农业
中共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 姚来富
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我们这里把“突出政治”当成了“万能法宝”，忽视经济规律和经济工作的作用，张口“革命”，闭口“斗争”，对经济问题一不懂，二不学，三不抓，单靠政治号召和行政命令办事，经济效果很不好。现在是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我们县靠山、临湖，土质肥沃，资源丰富，是个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好地方。近十年来，靠山不吃山，临水不吃水，多种资源不去充分利用，而是禁令百出，限制集体和社员个人全面发展生产，把搞农业单纯看作是搞粮食。后果是群众穷，集体空，粮食也上不去，工作越来越被动。
现在回想起来，这根本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农业，而是用空头政治取代了经济工作，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也不顾了，更谈不上去运用农业生产规律。比如过去我们提倡大养其猪，却不许社员合理开荒种饲料粮，说那是损公肥私，搞资本主义。就是对队里开辟的饲料地，也只许种“粗”，不许种“精”，只许收“青”，不许收“成”，卡得很死。试想猪无饲料粮，怎能发展起来呢？一九七八年，我们解除了上述“禁令”，允许开点饲料地，种上粮食作物，资本主义并没有泛滥，猪饲料基本解决了，全县生猪收购任务也超额完成了。
对待社员自留地的情况也是如此。过去，明知这是政策允许的，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可总怕“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太长了”，限制重重：有的强调集体种集体管；有的搞自留地上山；有的还搞了“几不准”。这样一来，不但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也给县里的工作带来了很多难题：农村困难户大量增加，年年需要救济；集市贸易很萧条，物资调剂工作跟不上。现在不再干涉农民种自留地，市场上很快增加了肉、蛋、禽、豆、瓜、果、菜等多种多样产品，弥补了国营市场供应的不足。农民高兴，城镇职工也方便。
再说小秋收，本是我县一项传统的副业生产，每年能大量提供国家市场和外贸所需的土特产品，是集体和社员的一笔重大经济收入。前些年，我们这里大刮“宁肯守穷，也不走生财之道”的极左歪风。每到小秋收的黄金季节，社员眼巴巴地瞅着松塔、核桃、蘑菇、草药等山货，就是不敢上山去采，许多收之为宝、弃之为草的资源白白浪费掉了。如今这个禁区打破了，鼓励群众上山搞小秋收，增加副业收入。有个山区公社，一九七八年副业收入近一百万元，平均每个生产队收入一万五千多元，集体积累、社员分配、生产费用都有了保证。
这一切说明，组织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不但要有政治动力，也要有物质“引力”，离开物质利益，让农民饿着肚子去“闹革命”，是不可能被他们接受的，也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确保农民得到发展生产的物质成果，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这两年，我们重申了“按劳分配”、“养猪”、“社员家庭副业”、“发展林业”、“社队干部奖励”等各项政策规定，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迅速发展。全县一九七七年粮食产量比一九七六年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六，一九七八年又增产百分之二十三。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平均分配水平达到了一百二十五元。
今年，我们又为支持社队发展生产，采取了“五保一帮”的经济办法：保社队生产资金，保化肥，保育秧所需的塑料薄膜，保植保和田间管理所必需的农药和除草剂，保小农机具的供应，帮助各社队解决农机配件、良种、培训农业技术人员等。县里还和部分公社签订了经济合同，共同努力搞好春耕，争取工作重心转移的第一年有个好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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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不吃亏心粮”谈起
浙江省鄞县勤勇大队党支部书记 王信德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极左思潮泛滥。仅以宣传“以粮为纲”为例，就流行过什么“菜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供应粮”、“山区不吃亏心粮”等等错误口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危害。
当时，所谓“不吃亏心粮”的口号，成为一股很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山区单打一地去抓粮食。有些地方为求粮食自给，不惜劳民伤财，削平山头，毁林种粮，把好端端的绿水青山糟踏得不成样子，水土严重流失，毁坏了山下大量农田。群众埋怨说，这是“山上开荒，山下喝汤”。江南山区有山有土，有竹有木，还盛产茶叶、油桐、药材和多种果木，适宜于饲养牛、羊等食草动物，具有发展多种经营的优越条件。不少社队为了怕戴“吃亏心粮”的帽子，把多种经营与粮食生产对立起来，当作资本主义的门路给“堵”死了。这样一来，山区农民的收入大大下降，集体经济越来越空，社员越来越穷，大批劳力外流，弃农经商，自找门路。
我们大队也走过一段弯路，一度强调要“不惜工本”地抓粮食，把十分之八的劳动力用在十分之一的土地上，却不去抓十分之九的山林建设。结果，山林荒芜了，粮食亩产量也总是停留在七百斤上下，想“不吃亏心粮”，仍然办不到。一年年碰壁的事实，逐渐使我们清醒过来。从一九七○年开始，我们重新制订规划，首先在山上封山育林，开辟茶园；接着建立了畜牧场，还就地取材办起了车木加工和竹器编织厂，以后又扩大搞五金加工和农机修理等项目。几年之内，就使大队农林牧副工业全面发展起来。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七百三十九斤，人均收入一百九十一元，集体积累三十一万元，储备粮食十万斤，粮食、生猪、茶叶等交售任务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我们这个远近闻名的穷队，终于在全社、全县“冒了尖”。
前几年，外界风言风语，指责我们是个“光抓钱、不看线”的典型，但我们坚信，象我们这个过去吃粮靠救济、用钱靠贷款的穷山村，不仅甩掉了这两顶帽子，而且集体的家底越来越厚，社员的生活不断提高，又有什么不对呢？我们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需要国家供应一部分商品粮，怎能说成是“吃亏心粮呢”？
党的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农业发展，必须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我们根据山区的特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发展了生产，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那个所谓“山区不吃亏心粮”的错误口号，是发展山区农业的一大障碍，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其余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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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经济政策要稳定
宁夏盐池县 庞富贵
实现农村工作重心的转移，关键问题是政治上要安定团结，经济政策上要稳定。特别是象我们宁夏有些偏僻穷困的山区、牧区，更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稳定局面，使农牧民安下心来搞生产，把农牧业潜力充分挖掘出来。
近十年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农牧业经济政策也随之变化不定。今天说这样做是政策允许的，明天又说那是资本主义货色，要“堵”、要“割”，搞得人心不安，无所适从，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大受其害。
我们县很早就有饲养滩羊的历史，自然条件适宜于发展畜牧业，一向以牧为主，不断向国家提供名贵的滩羊皮，农牧民也靠此增加经济收入。一九七○年，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影响下，形而上学盛行。上面有的领导干部不顾广大农牧民的强烈反对，硬搞“一刀切”，强令我们县“以粮为纲”，开荒种地，垦草种粮，致使土地沙化，农业减产，畜牧业下降。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五年中，我们盐池口粮、饲料、籽种都不能自给，要国家供销六、七千万斤粮食。由于草原被破坏，一九七六年全县羊只存栏量只有三十一万只，不到历史上最高的一九六七年的羊只的一半，比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二年还减少八万只。过去，政策规定每户可养五只自留羊，一九七五年突然宣布每户不得超过两只。群众一听政策变了，就杀羊卖羊，集体收回来的很少。仅这一年，自留羊就损失四万多只。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加强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主要靠各级党委坚定不移地落实党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创造一个安定的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把农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一心一意地为加快农牧业的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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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工作小议
还是“两条腿走路”好
“继续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积极发展集体养猪”，“两条腿走路”，又快又好，这是早已行之有效的方针。可是在落实家庭副业政策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觉得集体养猪“赔本”，扒圈分猪，搞起“一条腿走路”来了。这无疑是个偏向！
这里有例为证。我县五伦一大队第三生产队集体猪场，认真安排猪饲料地，合理实行奖惩制度，三个饲养员精心管理，每年出栏仔猪一百四十多头、肥猪近三十头，积肥二百多方，还带动和帮助了社员家庭养猪。可见，集体养猪并非“赔本买卖”，而是大有可为的。
湖北省钟祥县 赵荣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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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工作小议
谈谈“土政策”
有人说：凡是中央文件上没有写明、领导上未曾讲过、由基层单位自定的，都是“土政策”。能如此一概而论吗？
我们判断一项政策规定是否正确，不能单纯以文件上有否、领导上说否为依据，而要以它是否符合政策原则，是否切合实际、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为准则。党的方针政策是概括实际情况而制订的，只能提出指导原则，不可能事无巨细，一一作出规定。这就需要各地因地因时制宜地加以具体化。
以大集体下的小自由这项政策为例。有些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定出几条规则，以保障经济秩序，打击投机倒把，限制劳力外流，确定社员投工投肥任务等等，都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又怎能贬之为“土政策”呢？
河北省肥乡县 韩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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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工作小议
“一刀切”与“一刀也不切”
“一刀切”是应反对的，因为各地条件千差万别，只有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才能取得好的生产效果。可是，现在有些领导为了避瞎指挥之嫌，政治思想工作不去做，歪风邪气不敢管，有先进经验也不去推广。这是从“一刀切”走向了“一刀也不切”，从一端走向另一端，这怎能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正确领导呢？
陕西省长安县 张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