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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学科学现代化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本报记者述评
在卫生部最近召开的中西医结合座谈会上，代表们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近来有些医院举办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参加者寥寥无几；很多西学中的同志学完以后弃而不用；过去有些主治医师学中医争先恐后，现在却推来让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代表们认为，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工作上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由于思想认识不一致。一部分同志，甚至某些卫生行政领导干部，对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要走什么道路缺乏正确的认识，对于祖国医学仍然存在着不少糊涂看法。正是这些糊涂认识阻碍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
有人说：现在要向二○○○年进军，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研究中医中药，岂不是向二千年前倒退了吗？代表们认为，这种把研究中医中药同现代化对立起来，把“古”同“落后”、“倒退”等同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医中药，在中医的总体思想中，有许多合理的东西，它虽“古”，但并不落后。现代医学发展的不少“热门”，都可以从祖国医学中找到根据。如近年来国外医学科学杂志报道，人的头发中微量元素的异常浓度，可以帮助诊断某些疾病。这可谓新了。然而，它在祖国医学文献中却是屡见不鲜的。《医学入门》中就记载：“血盛则发润，血衰则发衰，血热则发黄，血败则发白”。又如，过去西医比较重视人体内各个脏器的研究，较少注意脏器之间的互相联系，直到近代，对神经、内分泌学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以后，这个问题才逐渐成为国内外医学科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可是，二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黄帝内经》中，关于中医的五行学说、脏象学说，就把人体内五脏六腑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作了阐述。直到现在，许多中医仍用它来指导临床实践。代表们还介绍了国外的一些医学科学家们，积极从事中国医学研究工作的情况，比如日本用电子计算机研究中医的“四诊”；美国用电子仪器配合气功，提出了“生物回收”的新疗法。
当然，这决不是说祖国医学和近代医学完全是一回事。祖国医药学中合理的思想，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特点。正因为它是朴素的，所以它在某些具体内容上难免精华与糟粕并存，需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加以发掘、整理。近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西医专家凡是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研究祖国医学，吸取其精华的，都有所前进。例如，急性阑尾炎、急性胃肠穿孔等急腹症，过去，西医一般采取手术疗法，哪儿有病变，在哪儿做手术切除。现在采取中西医结合疗法，以针刺为主，调整人体功能，增强人体内在的抗病因素，消除局部炎症，并根据祖国医学“六腑以通为用”、“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的观点，采用“通里攻下”、“理气开郁”的方药治疗，大大降低了急腹症的手术率和死亡率。据天津南开医院不完全统计，二十年来，他们收治的急腹症病人非手术率达百分之七十。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不是很清楚吗？
还有人说：中医有临床经验，没有理论；中药是好的，中医理论不行。有人还说：中医理论虚无缥缈，不可捉摸。
参加中西医结合座谈会的同志对这些看法进行了驳斥。他们说，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宝在何处？宝就在中医基础理论。有些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能治好，就跟中医理论指导有很大关系。全国解放初期，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流行性乙型脑炎，老中医根据病人临床表现和当年气候变化，诊断为“暑温症”，按“暑温症”治疗，效果很好。第二年，北京地区也流行“乙脑”，有人仍以上法治疗，效果不好。经老中医诊断，原来当年北京雨水较多，湿气较重，病人临床表现为“湿邪”症状，便按“湿温症”治疗，效果果然很好。第三年，广州又流行“乙脑”，有人用上述两法治疗，效果都不好。再请老中医诊断，原来当年广州不仅多雨，而且气候酷热，病人临床表现为“湿热”症状，便按“湿热症”治疗，疗效也很好。代表们回顾了这一事例，指出：中医有“天人相应”之说。这种理论认为，人体的各个方面，人与自然界，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界的变化和人体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临床治疗中，要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可以“异病同治”，也可以“同病异治”。这就是中医理论中极为可贵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观点，也是“乙脑”在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下，需要用不同方药治疗的理论基础。离开中医理论孤立地谈论中药，企图废医存药，不仅治不好病，还会把宝丢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理论在古代不可能得到科学的验证，拿不出科学的数据。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武断地把它说成“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东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一九五九年以来，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川等地一些研究中西医基础理论的专家、教授，在自己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用近代科学方法，从生化、内分泌学角度，研究中医的阴阳学说，结果证明，中医在临床中所谓“阴虚”、“阳虚”，在人体内是有物质基础的，是可以找到科学数据和指标的。因此，中医的阴阳学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只是还需要用现代科学来阐明。代表们认为，科学总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对暂时还没有认识的东西，不应该轻易地否定或抛弃它。随着现代科学特别是边缘科学的发展，中医理论必将越来越多地得到科学验证。
代表们还谈到，在现实生活中确有极少数江湖骗子，冒充中医招摇撞骗，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这种人不能代表中医界，也无损于祖国医学的光辉。
代表们认为，正因为有些同志对中医药学存在着糊涂看法，就把发展祖国医药学、实行中西医结合同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对立起来，说什么现在要实现医学科学现代化，哪里顾得上研究中医中药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西医结合难上难，国外的医学科学已经先进了，引进过来，岂不省事！持这种看法的同志对于引进、留学特别感兴趣，但对发展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工作，始终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或者是你吹你的号，我唱我的调，不积极创造条件予以扶植。
代表们严肃指出：实现中国的医学科学现代化，当然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学习人家的长处，但引进和学习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医学科学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的特点，要走中国式的道路。这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历史悠久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行之有效、深受人民欢迎的祖国医药学；这条道路，就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周总理十分关切的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因此，我们既要认真学习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努力发展和提高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水平，也要努力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运用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研究、整理祖国医药学，把它提高到现代化科学的水平，并在中西医共同发展、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取长补短，逐步达到融会贯通，实现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遗愿。这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既有高度现代化的水平，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古代没有，外国没有，我们独有的。这个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就是我国医学科学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代表们举出许多事例说明，目前在国内外引起人们广泛注意的我国医学科学研究成果，如针刺麻醉、非手术疗法治疗急腹症、骨折及软组织损伤的疗法、大面积烧伤以及活血化瘀的研究等等，统统都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源于中西医而又高于中西医，有新疗效、新方法，有的还提出了新理论。这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成果，正是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幼芽，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而应该认真扶植，促其成长。
代表们还谈到，从卫生行政领导部门来说，从总体上说，我们的方向是中西医结合。对这一点，各级卫生行政领导部门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但从个体来说，从每一个中医或西医来说，就不应该要求人人都要掌握中医和西医两套本领。卫生行政领导部门要允许并鼓励一些西医刻苦钻研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成为西医专家；也要允许并鼓励一些中医刻苦钻研祖国医药学，成为中医专家。现在我国这两方面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中医更是后继乏人。实践证明，有了大批西医专家和中医专家，中西医结合才有雄厚的基础，也才能真正加快步伐，早日创造出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附图片）
天津市卫生局选派医务人员，组成中医继承小组，向九十七岁高龄的老中医于东川（右二）学习。新华社记者 杨宝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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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的政策暖人心
——记光电技术研究所党委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是一九七○年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分出来的，它设在四川西部一条偏僻的山沟里，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这里的科学研究却搞得热气腾腾，广大科技人员谁也舍不得离去。在这里，他们深深感受到党的温暖。
来自长春光机所的一批科技人员，对于党的关怀和温暖，感受最深。长春光机所曾经是“四人帮”爪牙盘踞的地方，那里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曾经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大批科技人员被打成“特务”、“特务嫌疑”，下放到农村落户。原党委书记刘允中也被下放了。后来，刘允中被调到四川建立光电技术研究所。虽然这里是偏僻农村，许多科技人员还是纷纷申请要去。四十多名干部和科技人员，就是从祖国的东北来到大西南这个偏僻山沟的。
这些科技人员到达时，光电所党委和同志们敲锣打鼓欢迎他们，抢着为他们搬行李，安顿住处，使这些备尝辛酸的科技人员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就在他们进山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研究所党委便郑重宣布：这些干部和科技人员都是自己革命队伍里的同志，过去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各种“帽子”和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无效；全部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工作。从一九七三年起，研究所又全面清理了这些同志的档案，剔除了那些不实的材料，并给受牵连的家属、亲友的所在单位发去函件，说明事实真相。
如今，在这个研究所里，党群关系融洽，党委领导同志成为许多科技人员的知心朋友。
这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研究人员，名叫孙国良，在上大学的时候，被划为右派，不久便摘掉了帽子。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当作“牛鬼蛇神”专政。孙国良虽然是研究电子计算机的，但不准他进入计算机房。他想：自己这一辈子完了，以后一有风吹草动，就“在劫难逃”。党对自己一二十年的培养，算是白费了。
孙国良背着这样的思想包袱，来到了大西南，参加光电所的建设。
建所初期，孙国良积极参加设计和施工，一天到晚泥里滚，雨里淋，但心里痛快，因为周围看不到冷漠的眼光，听不到恶毒的谩骂。党委领导同志把设计电子计算机机房、研究计算机程序的任务交给他，鼓励他放下包袱，勤奋工作，并要他带出一班人来。他第一次作学术报告时，瞥见党委书记也坐在听众之中，心里充满了温暖。一九七六年初，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刻，这个所就开展了评比先进的工作。他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桩桩、一件件体现党的政策的事情，更是温暖着他的心窝。
孙国良的家在唐山。听说重建唐山需要大批科技人员，妻子劝他回老家去。孙国良对妻子说：“我爱家乡，但我更爱我们工作的地方。在这里，我感受到党的温暖，它比自己的家还值得留恋！”
实习研究员周家穆是搞光学玻璃镀膜工作的。一九七○年在长春光机所工作时，有一次由于机器发生故障，镀膜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四人帮”的爪牙不调查，也不准申诉，一口咬定这是“破坏事故”，硬给周家穆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把他送到公安局。由于证据不成立，公安部门拒绝受理，他才幸免于难。从此，周家穆象走钢丝一样，终日惴惴不安。来到光电所后，虽然领导上信任他，但往日那个阴影总是浮现在他的心头，生怕再出事故。
有一次，镀大型光学玻璃。加温烘烤后，打开烘箱一看，糟了！这块高级光学玻璃裂成了两半。周家穆又惊又怕，一时说不出话来，不知如何是好。
但这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党委没有忙于追究责任，而是首先帮助他把事故产生的情况和原因调查清楚。党委书记刘允中亲切地对他说：“科学实验就是对大自然规律的探索，失败是难免的。失败里包含着成功。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次失败，就等于交了一次学费。”听了这样的话语，周家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感到暖烘烘的。经调查分析，这次事故的责任并不全在周家穆身上。在党委的支持下，周家穆放手进行科学实验，先后研究双面镀膜和电子束镀膜，都基本上获得了成功。
鲜明的对比，使周家穆和广大科技人员体会到，光电所党委不是把知识分子当作外人、敌人，而是当作应当爱护、需要帮助的自己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和阶级兄弟！
去年“七一”，光电所的科技人员们谈论着一件激动人心的事：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申请，助理研究员张秉华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张秉华出身于工人家庭，是解放后党一手培养的大学生。他思想好，工作努力，对党的感情深厚。早在一九五九年他上大学时，就满腔热情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多年来，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问题出在他的“社会关系”上。他的岳父是解放初期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尽管张秉华和他岳父从未见过面，入党还是受到了影响。
张秉华很苦恼。妻子体会到他的这种心情，常对他说：“是我害了你一辈子……”
来到光电所后，他向党组织倾诉了自己的愿望。党组织鼓励他放下包袱，相信党的政策一定会得到贯彻。从此，张秉华精神奋发，一心扑在科研上，在半年多时间内就写出了一部十几万字的科技著作。
去年“七一”前夕，张秉华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在党支部通过他入党的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是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回到家里，他妻子对他说：“你只管向前冲吧！”
党和知识分子心心相连，光电技术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正在党的领导下，奋勇争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缪雨
周祖佑
米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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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好农科所 关键在领导
广东两个县委对农业科研持两种态度得到两种结果
本报讯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花县农科所在县委的热情支持下，不断出成果、出人才，越办越好；化州县农科所由于得不到县委的支持，处境艰难，科研工作无法开展。
花县县委把建设县农科所作为加快农业生产步伐、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舍得下本钱、花力气。他们把农科所从自负盈亏的生产单位改为事业单位，纳入地方财政开支，每年拨给农科所十一二万元经费。农科所建仓库、修房屋、添置仪器等，县里都给予优先照顾。目前，科研必需的设备均已购置齐全。县里还在农科所兴办微生物厂和农校，并动员水电等部门支援农科所一部分物资和设备。
化州县委把农科所当作自负盈亏的企业看待，要他们扭亏增盈，县财政局不拨给科研经费，以致连续两个月发不出工资。农科所没有办法，只好把饲料粮和存栏猪卖掉，就这样也还不够发工资。后来，县财政局虽恢复拨款，但声明是补贴亏损部分，不是科研经费，实际上只够发工资。一些基本的科研仪器，都因缺少经费，无法购置。去年冬季因无钱购买肥料，冬种作物无法按科研要求施肥。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没肃清，县委不支持农业科研，一些单位趁机侵占科研场地。
花县县委极为重视农科所的力量配备，选调既懂行又热心农科事业的干部担任所长、副所长，全所科技人员由过去的六人，增加到现在的二十七人，其中大专毕业生十人。县委还采取措施保证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帮助解决他们夫妻分居两地等生活困难问题。而化州县委却一直不给农科所配备得力的领导，这个所近九年来先后调换了六次所长。群众说：“农科所的领导象走马灯一样，哪有心思搞科研！”由于经费不足，他们被迫把主要精力搞经济收入，“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无法保证，有限的科技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有的技术人员说：“过去是‘臭老九’，现在仍然是‘方块三’，既小又无地位。”
《南方日报》指出，花县重视农科所的建设，是由于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真正认识到领导农业生产不抓农业科技工作不行，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现在花县农科所已先后培育出适应本地的早油菜种、花生种和杂交水稻新品种，成功地进行了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和一年三熟的高产试验，为社、队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骨干。农科所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县委重视不重视。希望那些不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同志，认真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各级农科组织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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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四十五分钟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霍懋征
怎样做到既提高教学质量，又不加重学生负担？我认为关键是抓好课堂教学，充分利用每一堂课的四十五分钟。要做到这一步，教师必须认真备课。首先教师对教材要进行研究，掌握教材的重点、难点。同时要了解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周密地考虑新的教法和课时内容的安排，甚至连板书和提问哪个同学，事前都要周密地计划。因此，我每讲一堂课，常常花几倍的时间去备课。为了提高课堂四十五分钟的效率，我注意在精讲方面下功夫。过去总想在课堂上多讲一些，让学生多知道一些，认为这才算尽到了责任。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浪费了课堂上的时间，也剥夺了学生在课堂上练习的机会。课文里什么地方该讲，该怎么讲，我都好好考虑，反复琢磨。如教“刘胡兰”一课，我紧紧围绕题目《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让学生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给刘胡兰题这八个字。我重点讲了第一段，刘胡兰十三岁参加革命，十四岁带领群众斗地主，做军鞋，支援解放战争。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样讲使学生体会到这一段内容是写她“生的伟大”。接着讲了一组对话：“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就我一个！”这句话从字面上理解不难，但要让小学生真正理解却不那么容易。这就要使学生理解敌人问的目的是什么？敌人要追问是为了杀害村里的党员，破坏党的组织。刘胡兰回答“就我一个！”这就是说，她严守党的秘密，保护党的组织。当敌人要用铡刀铡死她时，她挺起胸膛，大声说：“就是死，也不告诉你们。”最后从容就义。这样讲能使学生懂得她为革命而死，所以“死的光荣”。过去，刘胡兰这课书要用四、五节课时才能讲完，现在我抓住重点、难点，从学生实际出发，只用一课时就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不仅理解了课文，而且掌握了文章的线索，学到了一些初步的写作方法，也受到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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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学要精益求精
河北交河中学 朱太喜
人民教师必须对教学质量负责。多年来，我坚持这个原则，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一、对自己的教学不断进行总结。我教学二十年来，坚持写档案式的教案，把一节课的教案装一个档案袋。我每上完一节课，总是马上写出总结；能修改的立即改好，需要重写的立即重写，下次再讲时就少走弯路。几百个课时有几百个档案袋，逐年积累的教案，已攒了一大木箱。这样我讲课就可以选择最好的教学法作参考，备好新课，讲好新课。
二、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为了搞好物理教学，我就听本校老师讲解析几何，复习三角，基本上把高中数学全部复习了一遍。现在我通过数理的综合运用，进一步改进物理教学。例如一道力学题，可用作图法，几何的相似三角形法，代数的解析法，三角函数法等。这样，学生掌握物理课知识就能融会贯通，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物理教学必须加强实验，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使学生切实打好基础。很多课，我边讲边实验边练习，学生反映这样教印象深、理解透彻。我安排了比复习大纲更多的一些实验。我校实验设备少，为了保证学生都能做实验，我就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我校只有一台照相机，但成象的实验很重要，我就让学生在课余分组去做。我们的实验室没有布帘，白天不能做光学实验，我就在晚自习以后带领学生一组组地做。这样做，工作量加大了，既要提前准备，修好仪器，又要一组组辅导，确实是够辛苦的，但当我想到自己的工作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心里也就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