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调整得好 发展就快
岳平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正如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有重大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是应当先进行调整呢，还是应当快速起步呢？建国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再证明：要高速度就要按比例，没有按比例就没有高速度。这就告诉我们，要使四个现代化的步子起得好，必须先从调整入手。不进行认真的调整，把短线搞上去，建立起比较协调的比例关系，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基础就不稳固，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就快不了。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地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一面调整，一面前进，在调整中前进，在调整中提高。
从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看，要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必须着重调整以下几个带全局性的重大比例关系。
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
当前，在农、轻、重三者的关系中，主要是农业落后，轻工业也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可是，过去总是口头讲农业的重要，实际上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基础的位置上。由于缺少长期的社会政治安定，没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近二十年来农业的发展速度是不快的。粮食生产增长缓慢，林、牧、副、渔发展很差，棉花、油料、糖料等经济作物长期上不去。由于农业落后，不仅养活工业和城市人口有困难，养活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也有困难。这种状况不改变，工业和其他事业就上不去，四个现代化就化不了。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真正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
要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必须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说，一定要以农业为出发点，在分配资金、物资和劳动力时，先安排农业，再安排轻工业，然后根据农业和轻工业的情况，安排重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而在安排重工业生产时，又要首先安排好同发展农业有关的生产资料的生产。
要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必须增加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援。农业的支出长期以来大体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左右。今年虽有较大增加，但还是偏低的。在今后几年内，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还应逐步增加，农业事业费和支援社队的支出也应逐步增加。地方财政应主要用于农业和农用工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要切实讲究经济效果，坚持统筹兼顾、重点使用的原则。要保证重点用于建设一批现代化农业大企业，建设一批商品粮、经济作物、畜牧业、渔业、林业和果业基地，牧业区和农牧业区要重视牧业基地的建设，改变过去重粮轻牧的片面观点。对革命老根据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穷社穷队，也应给予重点照顾。
要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还必须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技术支援。要集中力量抓好农业技术改造，发展农业生产力。要有计划有重点地装备农业机械，集中使用，成龙配套，使之在农业生产上充分发挥作用。要增加化肥、农药、农用塑料和除草剂等生产，建立种子站，积极选育、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在农业内部，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调动几亿农民的积极性。要坚决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的方针，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因地制宜，适当集中。要合理布局，逐步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有步骤地改变目前我国农业内容的结构。
我们的轻工业也很落后，用于轻工业的投资太少。建国三十年来，轻工业建设投资在基本建设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平均只为百分之二点零四，而且趋势是逐年下降，只是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两年才回升到百分之二左右。这就严重影响了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由于轻工业发展长期放不到应有的地位，已经使轻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短线，主要轻工业产品大多供不应求。现在必须纠正那种只强调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片面观点，使轻工业在调整中获得较快的发展。这就要适当减少某些重工业部门（如钢铁）投资，适当增加轻工业投资，多花点力量搞轻工业。轻工业厂子投资少，容易搞，见效快，赢利多，创汇多。因此，加快发展轻工业，既可以显著地改善市场供应状况，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又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以轻养重，这样就一定能加快整个工业发展的速度，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速度。
调整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
当前，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大大落后于加工工业。电力部门去年安装的几百万千瓦的发电机组，由于缺少煤、油，大都不能发电。生产国家急需的铁合金、合金钢等企业，由于电力供应不上，多数开工不足。机械、建筑、轻工等部门的企业，停工待料的情况比较普遍。由于“三缺”，南方有一个省，仅地、县两级工厂企业中，就有一百多家没有生产任务，有七十多家任务不足。据估计，由于电力供应不足，全国大约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工业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与其他工业的比例失调，已经成为现在工业中一个突出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除了厉行节约，降低高消耗，实行择优供应外，急需把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迅速搞上去。为此，一方面要大力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多出煤、多发电、多生产原材料，另一方面，国家还应当增加一些投资，用于新建和扩建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基地。特别要下决心优先解决电力供应问题，因为电力供应不足已成为影响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全局性问题。
同时要看到，煤炭、电力、石油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做到充分供应，许多原材料工业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分轻重缓急，一拥而上，齐头并进是不行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应当突出重点，有保有舍，“长线让，短线上”。燃料、动力、原材料和其他生产条件确实无法保证的一些企业，或者盲目发展起来的技术落后的、产品长期不合规格而成本又高的一些企业，应当实行“停、缓、并、转”，坚决压缩，下马一批，以集中力量确保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其他有关国计民生、出口创汇的重要企业，尽快上马，优先发展。六十年代初调整国民经济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做是有益无害的。只要我们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做好调查研究，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肯定会赢得以退求进的胜利，使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协调起来，为国民经济大发展准备条件。
调整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比例关系
长期以来，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了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实际可能，挤了当年的正常生产，造成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现在，由上一年转到下一年的在建工程越来越多，甚至超过当年新的基本建设投资一倍以上。战线过长，力量分散，管理工作混乱，投资效果差，浪费严重，一直是基本建设战线的“老大难”问题。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为什么年年喊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而又年年缩短不了？为什么基本建设花钱多而效果差？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条是值得特别指出的。
一是在制定基本建设计划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摊子铺得过多。结果，物资供应不足，工程上不去，欲速不达，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积压和浪费。三中全会针对这种情况，明确指出：“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
一是因为现行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上有弊病。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基本建设项目由国家统一安排，投资由国家统一拨款，主要物资由国家统一分配，这实际上是一种“敞开口花钱”的供给制。这种基建管理体制，是和计划、财政、物资等管理体制联系着的。在这种体制下，地方和企业很少独立性。这就容易助长争投资、争项目的倾向。因为只有争到投资和项目，使其列入国家计划，才有可能从国家得到资金、材料和设备等等，如果争不到投资和项目，一切都无从谈起。在现行的体制下，基本建设搞好搞坏同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经济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基本建设也没有严格的责任制，它们对投资效果不负经济责任。这样，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有争投资、争项目、争材料设备的积极性，却没有提高经济效果的经济动力和经济责任，存在所谓“一年之计在于争”，“不争白不争”的思想倾向。这种基建管理体制助长了吃大锅饭的思想，造成基本建设战线越拉越长，投资效果很差的局面。因此，应当改革基本建设管理体制。
把一般企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由现行的财政拨款制改为银行贷款制，就是改革基建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行这个制度，就可以把投资使用和经济效果、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直接结合起来，使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能够主动关心基本建设投资的有效使用，有利于防止那种盲目争投资、争项目的现象，有利于发挥银行的调节和监督作用，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很差的问题。
当前的紧迫任务就是坚决地清理和整顿在建项目。在弄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根据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分清轻重、缓急、主次、先后，有上有下，有增有减，真正做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把那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源条件没有弄清楚的，没有设计、工艺不过关的，建筑材料、设备、资金、施工力量不落实的，建成后燃料、动力、原材料、水源、运输没有保证的，技术落后、消耗过大的和污染问题没有解决的建设项目坚决停下来。而一些煤、电、油、运、通讯、建材等短线项目，与市场供应、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纺织、住宅、市政公用设施等，以及出口加工项目、与发展旅游事业有关的设施，则努力创造条件保上去。如果该“下马”的不“下马”，新的又一拥而上，那就不可能做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也就不能改变。“下马”是为了更好地“上马”，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我们只有实事求是，该下则下，该上则上，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快步前进。
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综合地反映生产和建设、建设和生活、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等一系列的比例关系。当前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就集中地反映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突出表现是高积累、低消费。
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收入增长不快。与这种情况相比，我们的积累率是偏高的，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担能力。由于积累率偏高，综合平衡搞得不好，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合理安排。高积累带来了长基建，这就造成了三个后果。一是挤了农业和轻工市场，因为积累的绝大部分被用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钢铁工业孤军突出），使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得不到合理安排，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没有得到相应增长，从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二是挤了简单再生产，因为原材料和设备大量地被拉去搞扩大再生产，使现有企业进行生产维修和维持正常的生产都发生了困难。三是挤了人民生活，使城乡人民平均收入长期增长缓慢，消费水平提高不多，人民生活中多年来积累了一系列问题，欠账很多。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应当认真总结。
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但是，积累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逐步地增加，决不应不顾经济发展情况长期地搞高积累。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高积累并不一定能带来高速度；只有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协调，各方面的综合平衡搞得比较好，才会有高速度。因此，应当逐步调整目前积累和消费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而又较多地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样就会使大家更加关心现代化建设，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这样做，当年的积累可能少增加一些，但从长远看，积累将不是更少而是更多，速度不是更低而是更高。
当然，消费水平的提高既不应当超过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不应当同积累的增长保持同等速度。因为前一种情况将使人民消费提高所依据的物质基础遭到破坏，后一种情况则将延缓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不仅如此，消费水平的提高还必须考虑到消费资料供应的可能。如果农业和轻工业等部门提供的消费品不能迅速增加，即使客观上有必要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当前，就要注意这种情况。例如，提高农产品价格要有相应的工业消费品与农民相交换，增加工资、发放奖金也要有生活消费品相交换。可是，现在可供应的物资和购买力之间已经有了缺口，给市场增加了压力。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工资，发放奖金，是为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安定团结，大家都高兴。但是，如果不周密考虑和安排购买力和生活资料可供量的平衡，或者处理不当，反而会适得其反。
因此，在国家还面临林彪、“四人帮”造成的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顾大局，体谅国家力不从心，不能迅速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的苦衷。要看到，改善生活的步子一时还不可能迈得很大，离开生产的发展，要求在一个早晨把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统统解决，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努力把生产搞上去，加快现代化建设，才能为大大提高我们人民的消费水平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需要经过经济危机才能得到暂时的调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在我们国家里，由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当出现比例失调时，只要承认现实，实行正确的方针和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搞好综合平衡，完全能够较快地解决比例失调的问题。
同时也要看到，这次调整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和各个单位，工作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在调整过程中，一定要加强领导，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坚决相信和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调整得好，发展就快。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国民经济的调整、现有企业的整顿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逐步改革，我国国民经济一定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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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科学讨论会
本报讯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于四月五日开幕。
这是人民大学复校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科学讨论会。举行这次科学讨论会，是师生们为了继承发扬五四运动革命精神，用实际行动实现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同时又为全国性有关的社会科学的科学讨论会作准备。讨论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四月五日至四月十日，讨论经济管理问题，主要是计划与市场问题；第二阶段，四月三十日，宣读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文章和报告；第三阶段，五月中、下旬，讨论政治理论方面的若干问题。
校党委书记、校长成仿吾在开幕式上讲话，要求全校师生员工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地把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使教学、科研更好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要继承发扬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束缚和他们设置的种种“禁区”，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贯彻“双百”方针，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解决思想理论上的科学是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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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材（第一方案）编审会召开
最近在兰州召开的《现代汉语》教材（第一方案）编审会，审定了供全国高等院校试用的《现代汉语》课本，并讨论了有关的学术问题。
来自各地高等院校和出版等单位的同志，在编审这部教材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从而解决了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学术问题。
这次会议还决定编写《现代汉语使用说明及练习答案》、《现代汉语资料汇编》和《现代汉语知识丛书》三种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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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竺可桢文集》出版
我国第一部以文集形式集中反映一位现代科学家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成果的出版物——《竺可桢文集》，已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出版，即将由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在国内外发行。
《竺可桢文集》共收有我国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的文章七十九篇，约七十万字。全书除选收作者的主要学术论文外，还包括他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各种报刊、会议上所发表的重要文章、报告、讲演以及为一些专门著作所撰写的序言等，可以相当全面地了解作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工作成就，特别是他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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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要允许讲错话
樊庆荣
同几个朋友谈起发扬民主的事，大家有这样一个看法：作为领导和上级，作为听取意见的人，怎样才算具有民主作风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允许人家讲错话。
我们有些领导同志，对于听正确的话，顺耳的话，或者自己认为正确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阻力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一些错话，或者听者自认为的“错话”。如果你不允许人家把话讲出来，或者听了就要给言者治罪，进行打击报复，这样一来，谁还敢讲话呢？不要说是没有把握的话了，即便是显而易见的正确的话，他也可能不敢讲了。为什么呢？言者认为正确的话，要是听者认为是错话，岂不要大祸临头了吗？这就堵塞了言路，使人不敢说心里话，造成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或者是迫使说话的人言不由衷，空话、大话、假话满天飞，阿谀奉承，投其所好，结果是害己害人，后患无穷。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
允许讲错话，就是实行“言者无罪”。长时期内，林彪、“四人帮”经常拿着“以言治罪”的大棒，到处挥舞。即使你在无意中呼错一句口号，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也往往被无限上纲，甚至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投入监牢。久而久之，似乎讲错话也成为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了。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新的长征，举国上下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英勇奋斗，为了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就应该健全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进一步发扬民主，允许人家讲话，包括讲错话。
有人会说，要发扬民主，让大家都讲正确的话岂不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明明白白地提出，要允许人家讲错话呢？这是有原因的。比如说，张三是听者，李四是言者。李四一开口，张三听起来不对自己的口味，就断定李四讲的是错话，从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对着李四一棍子打过去，封住李四之口。这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又有什么言论自由的保障呢？往往有这种情况，张三所认为的李四的“错话”，经过实践证明，恰恰是正确的。当然，也会有相反的情况，李四讲出来的话，的的确确是错话，可是李四并不知道自己讲的是错话，他主观上还以为自己维护的是正确原则呢！现在把话讲出来了，可以得到纠正，走向正确，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任何人讲话都不可能句句是真理。因此，不讲一句错话，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事物复杂得很，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科学不发达，或者该事物的本质尚未充分暴露等），在一个时期内，即使是多数人的一致看法，也并不一定都是对的。相反，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见解虽然在讲话的当时被社会认为是荒谬的、错误的，但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几年，几十年，经过实践的证明，当年的所谓错话，却反映了客观真理。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诸如哥白尼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都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们提倡允许讲错话，是基于上面所谈的理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胜利进行。要说明的是，我们上面所谈，是指人民内部范围的事，至于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进行造谣诬蔑，攻击陷害，妄图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同我们所提倡的要允许人家讲错话，根本不是一码事，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