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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适应知识青年特点把农场办成既劳动又学习的大学校
稻池青年农场艰苦创业越办越好
生产发展，积累增加，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知识青年越干越有劲
稻池青年农场位于辽宁省锦西县城郊，是一九七四年八月创办的。现在全场有知识青年二百八十一名，分布在四个农业生产队，一个小工厂，一个畜牧场。由于这个农场采取了一些适应知识青年特点的措施，使农场越办越兴旺，知识青年越干越有劲头。全场粮食总产量从办场初期的十三万斤，上升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六万四千斤，平均亩产由五百二十七斤，上升到九百一十斤，工业总产值由办场初期的五万五千元，增长到一九七八年的三十二万四千元，纯利润由一万五千元增加到十三万元，公共积累达十七万多元。
一九七四年，稻池公社把分散在全公社各生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集中起来，派了两名得力干部，组织青年们在一片荒了多年的盐碱滩上创家立业，兴办青年农场。青年们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斗，开荒造田二百五十亩，修筑七米宽三米高的防潮大坝二百五十米，挖排水沟两千米、打机井四眼。创业的第一年，就获得了好收成，做到了粮食自给有余。这一年日分值达到了七角，年收入平均每人二百五十多元。青年们尝到了艰苦创业的甜头，干劲更足了。一九七五年以后，他们又开荒造田七十亩，修了一座蓄水一万五千立方米的水塘，并且办起了车间。由于生产发展了，一九七八年日分值上升到一元一角，年收入平均每人四百五十多元。收入一增加，知识青年不仅不用象刚到农村插队时那样，经常为生活犯愁，而且普遍有了积蓄，有的在银行里存款达到八百元。这样，不仅知识青年感到有奔头，他们的家长也非常满意，都不断鼓励孩子安心在这里建设新农村。
稻池青年农场党支部认为，知识青年大都勤奋好学，只有把农场办成一座既劳动又学习的大学校，才能适应知识青年的特点。场部成立了高中班、初中班，配备了专职教员，根据知识青年的文化程度分别编班，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每月还有两个整天的学习日，实行定期考核。这样做，调动了青年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两年来，这个农场先后有十八名知识青年考入了大专院校。不少知识青年把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用于生产上，搞了些创造发明。去年春播时，正赶上大旱，无法播种。这时，知识青年袁凯宏，根据学到的知识，提出在拖拉机后边安个水箱，利用抗旱机播种的建议。经过反复安装试验，终于成功，仅三天时间就播完二百多亩，保证了适时播种。这个农场原来打农药是由人背着喷雾器打，劳动量大，效率低，还不安全。后来，青年们试制成功一种农具，由一台手扶拖拉机带八个喷雾管，四个人一天就能打药一百多亩，提高效率二十倍。全场还有九十多人学会了关于车工、电工、木工、瓦工、电焊、电影放映、医疗、会计等方面的技术和业务知识。
稻池青年农场在搞好知识青年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首先注意办好食堂。知识青年每月的伙食费虽然只是十元钱，但每天都能吃上一顿细粮，农场养的鸡、鸭、鹅也大都用来改善生活。他们还注意不断改善知识青年的居住条件。全场已经盖了一百八十间砖房，每间房十三、四平方米。为了丰富农场的文化生活，场部发动知识青年自己动手修建了一座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的俱乐部，购置了两台电影机，使青年们每星期都可以看上一次到两次电影。农场青年还组织了一个业余文艺队，经常演出各种文艺节目。
在这所大学校里，知识青年生活得很愉快，走者留恋，留者安心。在附近社队插队的一些知识青年看见稻池农场办得这么好，也纷纷申请来这里落户。现在，已有一百二十四名已婚下乡知识青年来到这个农场。
新华社通讯员 郭维嘉 卢绍成
新华社记者 程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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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领导同志关心知识青年成长
杨易辰等看望八五三、红卫农场知识青年，勉励他们继承革命老一辈艰苦创业光荣传统，把青春献给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
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同志和省委书记赵德尊同志，亲自探望战斗在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勉励他们继承革命老一辈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贡献力量。
三月二十八日，杨易辰同志和赵德尊同志来到八五三农场的“黎明新村”，探望新婚不久的一对青年。新房的女主人是哈尔滨市知识青年杜翠华，已下乡十年，不久前同当地青年陈殿富结婚，刚度过“蜜月”。这里的干部介绍说，前一阵子，“回城风”刮走了一些人，小杜呢，顶着这股风，却硬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决心把青春献给边疆。杨易辰同志听了，风趣地说：小陈，你找了个好媳妇。“回城风”没把你爱人刮跑。又对小杜说：你做得对，你走的是前进的路。年轻人就是要志在四方嘛！咱们是老乡，你给我说说，为什么人家走了，你留下来？小杜爽爽快快地说：“我来十年了，看这里都挺好的。我爸爸是个老工人，到这儿来过，说在这儿干，不会错，等退休了也搬来。他还告诉我，想老人，一年回家一趟住些日子，不就得了。”杨易辰和赵德尊同志听了，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下乡十年了，党培养你们掌握了技术，有不少人成了骨干，是很不容易的呀。现在走了，回城了，真是可惜，叫人痛心哪！这对国家不利，对个人也没啥好处。我们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流血牺牲，哪有你们现在这样的好条件。你们这代人，一定要舍得流汗，在这里建设现代化的大农业。你们要亲手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不仅要为自己这一代搞建设，还要为子孙后代造福。”临别时，杨易辰同志拉着这对新人的手说：“咱们合张影，留作纪念吧！”又说：“咱们交个朋友，你们回哈尔滨探亲，一定到我家串个门儿。”
三月三十日，杨易辰和赵德尊同志又在国营红卫农场会见了决心建设边疆的邓广臣。邓广臣说，几个月前，在一股“回城风”中，走了一些青年驾驶员，要说我的思想一点没动摇，那是假的。我爱人看人家走了，有点沉不住气，怕人家说我没能耐。后来我们想，农场有些老干部，当年远离父母，南征北战，流血牺牲，为的啥？现在年纪那么大了，还在农场干，又为的啥？我们下了决心不回城。
杨易辰同志和赵德尊同志听了，高兴地说：你做得很对。青年人应当志在四方。农场很需要你们，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出力。没有青年，没有知识，农业不能现代化。多数青年原来并不打算回城，他们对农场对边疆是有感情的，因为他们参加了这里的开发、建设，感情很深。不少青年被“回城风”把思想刮乱了，父母拉、亲友拽，迫不得已，是含着眼泪离去的。有的回城了，现在很后悔，这说明我们领导没有做好工作，不能怪你们，回城了的，要说服动员他们，去慰问他们，欢迎他们回来。当然，家里确实困难的，不回去不行，或者确实有病的，在这儿不能劳动，按照中央规定的政策，有正当手续是允许回城的。但是，还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有些青年留恋大城市，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城乡差别比较大。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农业，把每个农场建设成为小城镇，叫“服务中心”，做到哈尔滨有的，这里也要有，这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事。青年人应该有这个志气，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来建设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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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副总理会见美众院军委会议员团
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趋势要求中美两国加强交往和合作
新华社北京四月十六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美国众议院军委会主席梅尔文·普赖斯率领的美国众议院军委会议员团。
议员团是由十四名民主党议员、七名共和党议员，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组成。
在同美国议员们的交谈中，邓小平副总理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发展的趋势要求我们中美两国加强交往和合作。我们双方都要以世界局势这个大局为重，改善和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美国客人也表示了要进一步加强美中关系的愿望。
邓小平副总理还坦率地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有关当前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
会见结束时，美国客人热烈鼓掌对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他们表示感谢。
美国驻中国大使伍德科克参加了会见。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郝德青，外交部美大司司长韩叙等。（附图片）
邓副总理会见梅尔文·普赖斯率领的美国众议院军委会议员团。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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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表彰劳模、模范集体和先进单位
据新华社天津电 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革委会召开大会，表彰一九七八年度的劳动模范、模范集体和先进单位。受表彰的有特等劳动模范三十六人，劳动模范六百零七人；特等模范集体二十二个，模范集体二百七十六个；大庆式企业一百六十一个，学大庆先进单位四百零八个。
这次受到表彰的模范集体和先进单位，有的是大搞技术革新，改造老设备，挖掘企业潜力，实现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先进典型；有的是加强企业管理，在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方面收到良好效果的样板。天津市委、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在表彰大会上，号召全市各条战线的广大职工向他们学习，大搞技术革新，努力改进工业管理、企业管理，在全市掀起增产节约的新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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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莫斯科有什么理由暴跳如雷？
——评苏联政府声明和《真理报》文章
本报评论员
我国人大常委会于四月三日一致通过决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而早已名存实亡，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延长。中国方面在将这一决定通知苏联政府时，重申了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即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任何一个持客观态度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方面为维护中苏人民友谊，改善两国关系，采取了积极的建设性的立场。
可是，苏联方面对待中国这一合情合理的立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在四月四日发表政府声明，四月七日发表《真理报》署名亚历山德罗夫的文章，并在此后发表一些文章，对我国不延长中苏条约的决定进行无理的攻击。他们完全不顾事实，任意歪曲中苏关系的历史真相，恶毒诬蔑中国的对外政策，甚至用威胁的口吻，声称要中国方面“承担全部责任”，扬言要“作出相应的结论”。既然苏联当局讲了那么多极不严肃、极不负责的话，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作出回答。
人所共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国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同斯大林同志谈判签订的。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在五十年代前期，这个条约对于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建设事业，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以及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曾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事实在史册上自将占有应有的地位。但是，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条约由于遭到苏联方面的践踏，早已名存实亡。中国方面考虑到这个条约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不符合两国关系的实际情况，因此决定于明年期满后不予延长。苏联当局其实也完全明白，这不过是确认一个早已存在的、举世公认的客观现实，怎么谈得上是对苏联的什么“敌对行动”呢？苏联当局理应懂得，这个条约是由两个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签订的。苏联当局对条约期满后延长或终止，并不拥有独家决定的权利。中国政府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条约的规定作出期满不延长的决定，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如果中苏条约在期满后只能延长，不能终止，否则就是针对苏联的“敌对行动”，苏联就有权进行威胁，这难道是符合国与国之间关系准则的吗？莫斯科如此出言不逊、暴跳如雷，难道不正好向全世界揭示了苏联当局的霸权主义逻辑和心理状态吗？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并于同年四月十一日批准生效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条约以“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为其主要目标。在这之后，苏联和中国同日本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苏联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同日本发表联合宣言，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了外交关系。近几年来，苏联一再提出要同日本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日两国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一九七八年八月又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达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居然振振有词、硬要继续保持这一目标主要针对日本的条约，这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暴露了苏联当局满口“睦邻”“友好”是多么的伪善。
谁都知道，国际形势二十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莫斯科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把爱好和平的苏联变成当代新战争的最危险的策源地，把苏联同中国人民友好的政策变成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苏联领导这种政治上的蜕变，不能不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国际工人运动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在中苏关系上，他们粗暴地践踏中苏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导致两国关系的日益恶化。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实，不容置辩地证明，中苏关系的“复杂化”和遭到破坏，是由于苏联领导堕落到了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立场所引起的。这方面的事实，不胜枚举。
六十年代初，正值我国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时刻，苏联政府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单方面宣布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两国签订的几百个协议和合同，给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这难道能说是对待一个盟国的友好互助行为吗？
苏联方面曾在我国边境省份制造暴乱，一再侵入中国境内，挑起武装冲突。苏联方面还不断对我进行颠覆活动，增加在中苏边境的武装力量，同蒙古签订矛头针对中国的军事条约，派兵进驻蒙古，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这难道是“恪守”条约“各种义务”的表现吗？
近年来，苏联当局策动和支持越南当局反华排华，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去年底，苏联同越南当局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使越南当局有恃无恐地发动侵略柬埔寨的战争，加紧对中国边境的武装侵犯。在我边防部队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有限的自卫还击以后，苏联当局对中国人民进行恶毒的诬蔑和赤裸裸的恫吓。中国人民不是神经衰弱的人。我们没有理睬你们这一套。请问苏联领导，当你们口口声声叫嚷要援引苏越条约对付中国的时候，你们心目中还有一丝一毫中苏条约的淡淡的影子吗？
有必要指出，苏联方面在声明和文章中用了不小的篇幅，吹嘘苏联如何在五十年代“保卫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利益”以及在朝鲜战争中和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方面给予援助。言外之意无非是，没有苏联的保护，中国就无法活下去了。这种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说成是苏联保护中国条约的论调，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我们从没有忘记，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苏联政府和人民曾经给予中国人民以援助，但是硬要把这种援助描绘成单方面的恩赐，起什么“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对历史的粗暴歪曲。援助从来是相互的。就拿朝鲜战争来说，朝中两国人民并肩作战，不仅仅是为了保家卫国，而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为了捍卫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众所周知，在这场战争中，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付出了生命和鲜血，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一部分武器，但并不是无偿的。苏联当局后来趁中国经济困难时期，向中国逼债。中国人民提前付清了全部本息。苏联政府声明说什么“有必要提一提真实情况”，为什么对这方面的真实情况却讳莫如深呢？
还必须指出，尽管苏联当局决心破坏中苏关系，中国方面为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正常关系，曾经作过多次认真的努力，只是由于苏联当局顽固地坚持错误，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相当长时期中，我们曾多次通过内部途径向苏联领导提出规劝，希望他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同志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苏联领导却粗暴地宣称丝毫不改变赫鲁晓夫的反华政策。一九六九年，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达成了谅解。中国方面根据这一谅解提出的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包括了后来苏联一九七一年提出的关于不使用武力条约和一九七三年提出的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基本内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十年时间过去了，苏联方面始终不愿履行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
这些重要事实充分说明，应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以及期满后停止生效“承担全部责任”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领导。
苏联当局现在装出一副要保留和延长中苏条约的样子，与此同时，他们却又给中国加了一大堆吓人的罪名，什么“反苏主义”、“大国霸权主义”、“扩张主义”，“背叛了”“革命、和平与社会主义”，建立了“军人官僚专政”，等等。试问，你们声称要同这样“十恶不赦”的国家保持“友好、同盟、互助”的关系，难道不感到言不由衷吗？显然，你们要延长条约是假，欺骗人民，借题反华是真。
中国人民一贯珍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并为维护这种友谊作出不懈的努力。这次我国人大常委会在作出期满后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决定时，对中苏关系采取了严肃、负责的态度，没有纠缠历史旧账。我们坚持两国原则分歧不应影响双方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的一贯主张，并且提出了就解决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的建议。我们的主张和建议是完全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的。事态究竟如何发展，取决于苏联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