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
——从电影《林家铺子》的复映说起
周忠厚 刘燕光 杨 力
最近，电影《林家铺子》重新上映。这部影片是根据茅盾同志写于三十年代初期的同名小说，由夏衍同志于一九五八年改编的。影片以小商人林老板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遭遇，形象地说明了：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影片的结尾，用寓意深刻的手法，描写林老板因店铺破产，乘船逃难，小船悄然驶去，渐渐隐没在茫茫的迷雾中……。这只在颠簸中逝去的小船，不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绝路的象征吗？今天，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问题，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教育时，影片鲜明的主题，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小说《林家铺子》、《子夜》的作者谈到这类作品的创作意图时说：“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我们认为，茅盾同志的小说《林家铺子》，深刻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夏衍同志改编的电影《林家铺子》，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茅盾同志的原著的主题思想。
故事反映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在空前地激化。农村经济破产，工农生活贫困，象林老板这类联系城乡经济的城镇小商业，本来就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苟延残喘，此时日子更不好过。林家铺子座落的那个小城镇，显得如此衰败萧条。林老板已经象一头被围猎的困兽，正在苦苦挣扎。他不择手段地扩大赚钱途径，毫不留情地掠夺比他们更弱小的店铺，然而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可怕的商品滞销和形形色色的官僚、党棍的敲榨勒索。刚刚斋了这些“闲神野鬼”，指望可以有出路的时候，又因战争带来了金融紧缩，比他资本更大的钱庄和批发商向他收回借款，债主们接踵而至；由“一元货”为转机，似乎出现了店铺的振兴，却招致了同业更剧烈的明争暗斗。而林家铺子的主要经营对象——农民和城镇居民，在受到地主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天灾人祸的重重洗劫之后，几乎完全失去了购买力。在林老板被上压下挤，腹背受击之际，警察局长又要逼迫他的独生女为妾。最后，林老板无辜地被黑麻子为首的官僚恶霸拘押，导致店铺倒闭，彻底破产，妻离子散，他不得不逃亡他乡。
影片围绕着林老板的破产，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的矛盾，说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决不容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林老板的破产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运的一个缩影。“大鱼吃小鱼”，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必然要挤垮、吞并民族资本，这就是《林家铺子》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向广大观众说明的真理。
无论是今天的电影还是当年的小说，《林家铺子》都有力地驳斥了托派鼓吹的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现在回顾一下三十年代的这一场论战，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当时，托洛茨基取消派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中国第一次大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占绝对“优势地位”，并得到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他们把三大敌人在中国的统治说成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将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说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剩余资本可以造成中国的经济复兴”，“将中国民众从消极的被压迫状态中拯救出来”。照这一说法，反帝反封建已经不是革命的任务，当务之急是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只能待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妄图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林老板那样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呢？这岂不是梦呓！托派分子的这种谬论，在当时实际上是对蒋介石的掩护和支持。后来，革命实践发展的过程，迫使托派分子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谬论的破产。
《林家铺子》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深刻地阐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解放以后，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一个问题。电影《林家铺子》对寄希望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仍然是个很好的教材。
“四人帮”粉碎后，电影《林家铺子》也获得解放，它的复映仍然有着现实意义。《林家铺子》以令人折服的艺术力量，间接地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真理。在当今的世界上，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并不希望不发达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妄图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渗透，重新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甚至变为殖民地。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我国，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拥护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只是极少数。
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同志，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现状，由于他们成长的一部分时间是“四人帮”猖獗的时期，他们不能真正分清社会主义与“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界限，个别人甚至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发生了动摇。他们不懂得林彪、“四人帮”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代表，社会主义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他们不了解，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建设是顺利的，成绩是巨大的，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只是暂时的。他们不懂得，中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文化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前极端落后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大大缩短了这种差距。而我们正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在近三十年内取得了过去无法比拟的进步。当然，由于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因此在我们工作中还会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我们是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纠正前进中的偏颇，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却无法解决它那个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近十年来，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只不过是我国社会主义前进的历史长河中遇到的一个曲折。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后，迅速地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证明，我们党是正确而坚强的，社会主义是人心所向的。有些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没有看见过《林家铺子》中朱三太、张寡妇那样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狱般的惨状，对林老板这样的遭遇也很隔膜。他们仅仅听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鳞半爪，便天真地向往那种由林老板的遭遇及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走通的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建立在不了解历史、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基础上的向往，是十分有害的，我们有责任提醒他们。
看了电影《林家铺子》，使我们对旧社会有了更深的了解，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有了更深的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把我们从《林家铺子》所反映的那种苦难中解放出来；今天又领导我们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把我们引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林家铺子》所展现的林老板的形象，将作为历史的借鉴，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它将帮助一部分人纠正对今天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模糊认识，使他们能够坚持向前看，为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的前途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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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葬歌·镜子及其它
——重看老舍同志的《茶馆》
苏叔阳 张锲
好戏是耐看的。老舍同志的优秀作品《茶馆》，我们就不止看过一遍。每看一遍，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新的启发。
新近看《茶馆》，是在“四五”革命群众运动三周年之后，感受又有不同。舞台上那三个老人王掌柜、常四爷、秦仲义在一起共话人世沧桑的情景，还在我们眼前浮现。他们共同经历了清朝末年、军阀混战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统治三个时代，痛切感到自己和那些旧的时代都行将灭亡。于是，便按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高高扬起常四爷捡来的纸钱，自己祭奠自己。他们不仅是在祭奠自己，也唱出了旧时代的葬歌。
走出剧场，我们听到一位年青朋友提出疑问：“今天重新上演这出戏，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倒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老舍同志不愧是戏剧大师。他用精练、简洁的笔墨，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从戊戌变法到抗战胜利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代画卷。剧本写了六、七十个人物，有的虽然只有三、五句话，但经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和演员们的精心处理，都栩栩如生。
看《茶馆》的演出，仿佛把我们又带回到那个黑暗得令人窒息、无法生存的岁月。老舍同志自己说：“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他写的虽只是一个茶馆，却是那整个旧社会的缩影。他不是简单地、生硬地去宣传什么政治观点，而是寓政治于艺术之中，通过艺术地再现一个历经几代兴衰的茶馆里曾经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使人强烈地意识到：那个吃人的旧社会，必然要灭亡。
让我们再回到八十一年前，透过那个表面上似乎相当热闹、繁华的裕泰茶馆，去看看那个国弱民贫、政治腐败已达极点的晚清社会吧。正是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们被开刀问斩、慈禧太后在到处捉拿谭嗣同余党的时候，裕泰茶馆里还聚集着熙熙攘攘的一大批有钱、有闲阶级的人们，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之中，有几个人、几件事特别引人注意：吃洋饭、信洋教的马五爷，在这里大耍威风；因为圣旨下来，谭嗣同被斩，而觉得心里安顿了的庞太监，买了个农村姑娘做老婆；人贩子刘麻子一转手，就从不得已才卖去生身女儿的农民那里，榨取了多于买价二十倍的银子；一心要搞“实业救国”的资本家秦仲义，同庞太监进行了一场“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的唇枪舌剑的争斗；善于周旋的王掌柜，不停地给茶客们打招呼：“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而最后被两个穿灰大褂便衣当做谭嗣同余党抓走的，竟是因为“爱大清国，怕它完了”，才说了句：“大清国要完”的清朝王室的支柱之一的旗人常四爷！
多么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多么辛辣而酸痛的嘲讽！而接替清朝以后的一代又一代王朝，不仅丝毫没有改变那些丑恶的现状，反而每况愈下，变本加厉。到了第二幕，虽然出现了个民国，王掌柜为了维持那个风雨飘摇的茶馆，也做了些改良，把一部分房子改成公寓。可是，整个国家又陷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中。不仅开茶馆的王掌柜感到很难应付下去，连住在公寓里的一个退职国会议员，曾经自诩过“年轻的时候，以天下为己任”，到了那时也发出了“死马不能再活，活马可早晚得死”和“中国非亡不可”的哀鸣！好不容易盼哪，盼哪，盼到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失望。善良的普通人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为非作歹的坏人却越活越有滋味。三个贯串全剧的主要人物，都落了个可悲的下场：爱打抱不平、刚强了一辈子的常四爷，在蹲过清朝监狱出来之后，还参加过义和团，打过洋鬼子，到老来只能提着个篮子卖花生米；发过财，开过工厂，“从二十多岁起，就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最后连自己也没有救了，沦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费尽心机，不断改良，想保住那个茶馆的王掌柜，到头来还是没把茶馆保住，他被国民党特务闹得家破人亡，在把子媳、孙女送往西山投奔参加了游击队的康了力之后，便和常四爷、秦仲义一起，撒起大纸钱，唱起了葬歌，上吊自杀。
《茶馆》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对于我们这些不熟悉过去历史和比较年轻的人来说，看了很有好处。它让我们憎恶旧社会，使我们知道今天的新社会来之不易！
这面镜子，不仅照出了过去社会的丑态，也使我们由此想到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戏中反复出现的那些“莫谈国事”的纸条，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许多人也往往以此相戒。常四爷因为爱他那个大清国，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抓进监狱。天安门革命群众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因为受到党的教育，热爱党，起来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反对那几个妄图篡党夺权的丑类，便有一大批人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逮捕！这一切，在某些方面都似乎太相似了。连那个只上了半年学，把“一”字都念成扁担的小二德子，居然也被国民党市党部做为打手送去上大学，也很容易使人想到反革命小丑张铁生之流。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上，出现林彪、“四人帮”那一小撮丑类，不是偶然的。他们继承了历代反动统治的衣钵。从《茶馆》里所描绘的那些出场和未出场的反动人物身上，也可以看到林彪、“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影子。
但是，这些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茶馆》的第一幕，是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问斩做为主要政治背景的。谭嗣同在那个时代可以算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的诗：“我自横刀向天笑”，至今犹脍炙人口，写得何等有气势！然而，他最终还是不免被慈禧太后在宣外菜市口斩了脑袋。他曾说过：“杀贼有心，回天无力。”是他自己充满愤懑的感叹！他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被误认为是他的余党的常四爷了。常四爷最后只得靠提着个小篮子卖花生米为生！谭嗣同为学博览，不仅系统地学习过中国封建的经典，还比较认真地学过西方自然科学，如《几何原本》等，并且跟一个叫大刀王五的学过击剑术，在他的同时代人中算个文武全才。常四爷也当过武举人。是他们的个人能力不济么？不。任何个人都是有局限性，会感到“回天无力”的。中国人民经过无数曲折，终于认准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并且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党。有了这个党的领导，才有了回天的力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业！而在党的领导层内，出现了林彪、“四人帮”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之后，又和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一举清除了他们，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航船的航向。历史上的许多革命志士，差不多都是以杀头、流放或者穷愁潦倒告终的。今天，因参加天安门群众运动而受难的英雄们，却能被平反，受到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爱戴，阔步走在新长征的道路上。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党是一个能和广大人民紧密联系，并且代表人民意志的党；也是个坚强到能够清除侵入肌体内的病菌，医治好身上的伤口，继续前进的党！
是的，为了能够得到今天这种政治局面，我们确实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茶馆》的作者老舍同志和导演之一焦菊隐同志，就都因为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饮恨死去。但是，林彪、“四人帮”却都终于垮台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的新时代。重看《茶馆》，还从另一个方面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们的新时代，是从那样丑恶、那样漫长的旧时代走过来的。所以，出现林彪、“四人帮”那一小撮坏人，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他们留下的影响，却并非易事，不能希望在一个早晨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得好而又好。这需要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老舍同志是怀着对旧社会的强烈憎恨，和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写出《茶馆》的。他没有写到新社会，也没有直接去写党所领导的斗争。他只是通过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写了一个历史的侧面。但这却是一个多么深刻，包含的内容多么丰富的侧面呐！
列宁指出过：教育青年不能只让他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结论和口号，而且应该懂得以前时代的全部知识，来充实这个结论。为了不忘记过去，为了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今天，看看《茶馆》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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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柳妈”的话不能句句听
之桦
去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吴强同志的《二次修订本前言》，看后很有一些想法。《红日》自一九五七年出版以来，分别修订过三次。第一次，是因为“好些同志的关注”，吴强同志将“就全书全文来说”，“虽不算多的”“涉及爱情生活的分量”删去了一些；第二次，也是由于“继续吸取同志们的意见”，又将“书中有关华静与梁波的爱情生活的情节和有关的描写”全部删去；第三次，还是听了“读者的意见”，就将爱情描写“存留在字里行间的痕迹，也一概抹掉。”吴强同志原作对爱情的描写，是因为“有些人说过紧张、艰苦的斗争里，哪有人谈情说爱之类的话，想证明一下事实不是那样，把战争时期的生活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吴强同志的这个艺术见解完全是符合生活的辩证法的。有生活就有爱情。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爱情生活，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爱情生活，并不是一听炮响，人人都要去当和尚、尼姑的。况且，《红日》里有关爱情描写本来就不多，描写的基调也是健康的。吴强同志是一位有思想、有生活、有艺术技巧、对“四人帮”那套创作方法深恶痛绝的作家。他在江青强加于《红日》“修正主义、和平主义、自然主义”三顶大帽的高压面前没有屈服，却在“读者们”一次又一次“中肯宝贵的意见”的推动下，将《红日》一稿比一稿改得色彩模糊了。甚至因为“有的读者指出”，我军军长沈振新不会游泳，就“有损于这一高级指挥员的高大形象”，而将书中“原来写的沈振新不会游水改为会游水，将他在紧急的危险关头得到杨军的及时救护，改为他自己征服了惊涛骇浪，与杨军同时游到了沙河对岸。”这种改法，已近乎“三突出”塑造高大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手法了。不会游泳就有损于军长的形象，那么当了司令员、国防部长，岂不要飞机、坦克、潜艇样样都会开？
对于祥林嫂来说，柳妈的话要比鲁四老爷、四婶的话中听。当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在土地庙捐了门槛回来时，“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然而实际上，对祥林嫂来说，柳妈的话对她精神上的伤害，并不比鲁四老爷家对她的精神摧残轻多少。柳妈中了封建思想的毒，还不知不觉地去毒害别人，虽则柳妈是和祥林嫂一样的受苦人，人也并不坏，但是，“柳妈”们的某些话，对“祥林嫂”们来说，却实在听不得！
前不久，吴强同志在一次会上大声疾呼：“读者的意见要听，但要听正确的意见。不要怕人家说我们不虚心，就去弄得七稿八稿不如第一稿。”经历了这场创作甘苦的老作家的这番经验之谈，难道仅仅值得作家们借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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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戈雅画手的启示
朱国荣
据说，西班牙画家戈雅有一次给国王查利四世画一幅全家图，国王答应给他一笔不小的润笔，但他还是只肯在十四个人中间画四到六只手，因为那时候都把手看成是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要多画手就要多给报酬。还有一次，戈雅给一个喜爱收藏艺术品的博士画像，把他的两只手都画出来了，使得那位博士惊喜地说：“怎么？你连手都送给我吗？”其实，戈雅并非有意对他这么慷慨，他想的是，给这博士画像，一定要画出他那两只曾经巧妙地杀害过别人的丈夫的手，这样才能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伪善而毒辣的真面貌。
以上两个故事说明：第一，在人物画中，对手的描绘是很重要的；第二，画家对于画手是很慎重的。
在生活中，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手是有表情的。人的脸有喜怒哀乐的表情，手也有热烈、粗暴、无力、轻松等好几种表情。这些表情便是“语言”。手的“语言”之丰富，有时甚至连口的语言也难以表达。
前辈画家和艺人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创造，对手的表现取得了很大成就。珂勒惠支有一幅版画《磨镰刀》，画面上有一双青筋暴起、枯瘦有力的妇女的手。这双近乎男性的手，本身就向人们诉说着沉重劳动的压榨和艰辛生活的磨练，诉说着妇女被摧残的痛苦。但此刻这双手正用力地磨着镰刀，不是为了收割，而是准备投入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农民战争的行列。这双手在作品中起着一个说明因果的作用：农民为什么要反抗？怎样反抗？不言而喻，一目了然。法国画家勒帕热的油画《垛草》，画面虽然表现的是一对农村夫妇在农田中休息，但是我们看了他们两人的神态，再仔细看看他们的手，就会明白：他们刚才是经历着怎样繁重的劳动，而又即将进行怎样繁重的劳动。在这片刻的休息中，躺在草地上的农夫握着拳，还保持着劳动时的紧张状态；而那坐在地上的年轻农妇，无力地将双手搁在腿上，五指既摊不开，又捏不拢，似乎还在微微地颤抖着。作者用心刻划的这双手，对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起着微妙的作用，更加深刻地表现了农妇的痛苦、怅惘的心理状态，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在我国古代绘画作品中也可以举出不少这类例子，如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五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这些画中，人物的手在画家的笔下是多么富有生命力，多么“能说会道”！
美术是一种无声的视觉艺术，它是通过“瞬间”的相对静止的画面来描绘生活，反映生活的。但是，把这些生活中活生生的手再现到画面上来，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作者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认真的创作态度。比如，门采尔在他的艺术生活中就画过大量的手的素描和速写；珂勒惠支把她对手的深刻观察以同样深刻的程度表现在她的作品中；我国画家王式廓在创作《血衣》的过程中，也很重视手的描绘和刻划，画了不少手的素描习作。
在“四害”横行时，美术作品中千人一面的现象比比皆是，至于手的描绘当然就更加“统一化”了，有的甚至看不出年龄、性别上的差别。特别是在一些宣传画中，不论男女老少，都是粗胳膊，大拳头。“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
如今，粉碎“四人帮”已经有两年多了，美术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正在逐步被清除，但在“手”这个“角落”里，好象还没有充分顾及到。在一些作品中，手的表情是呆板的，“语言”是贫乏的。有的作品虽然在构思构图、形象刻划上比较成功，而在手的表现上却还是比较概念化。
说到这儿，我想，那种“统一规格”的手应该停止“生产”了吧，那种概念化的手，我们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活的人的手，是具体的个别的手，是体现人的精神面貌，有性格、有表情的手。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说：“手应当象脸一样地富有表情。”我们从事人物画创作的同志，应该回味一下这句话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