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肝胆照人 为人师表
——孙铭九先生回忆“西安事变”和周总理
前些日子，我们访问了在“西安事变”中担任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的孙铭九先生。孙先生现在是上海市革委会参事室的参事，市政协委员。当我们向他说明来意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热情地接待我们，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西安事变”前后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九日。
“一九三六年春天，在洛川的一次秘密会谈时，党中央派李克农同志为代表与张学良将军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张学良将军要求能同毛主席或周总理会面。
“这一年的四月九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当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谋，随张学良将军从洛川飞到延安，在约定的秘密地点——延安的一个天主教堂，等候着陕北‘红区’来的贵客。一会儿，只见五位身穿黑布制服的红军领导人，风尘仆仆地向天主教堂走来。时值傍晚，依稀可见走在前面的一位领导人，仪表堂堂，目光炯炯，脸上留着黑胡须，显得格外威武英俊。他和我握手后，说声‘辛苦了’。我想，他一定是红军的一位重要人物。随后，我将他们引进屋里与张学良将军见面。我在门外守卫着，心潮起伏。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我所崇敬的周总理。我心里暗暗思忖：在国共两党对立之际，蒋介石反共气焰嚣张，手下暗探密布。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能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单枪匹马来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商谈救国大计，足见他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否则，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吗！共产党中有周总理这样一批领导人，难怪蒋介石‘剿共’剿不出什么名堂来！”
孙先生告诉我们，他没有直接参加这次会谈，但他从张学良对周总理敬佩的言谈中，知道这次会谈对张学良将军是很有教益的。
“开始，张学良和周总理谈到了当前的国家前途。周总理问张学良，你看中国的前途如何？张学良坦率地说：中国的前途有两条，一是走共产党的路，一是走国民党的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不对了。如果中国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总理告诉他：你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抗日的力量，取得抗日的最后胜利。张学良听了周总理的开导，连连点头称是。他常常感慨地对我说，周总理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张学良还极为兴奋地向周总理提议，请党中央派一名重要代表，长驻东北军，以便及时商议、研究随时出现的重要问题。
“在周总理的启发教育下，张学良心里豁然开朗。这也可以说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揭开了新的一页。经过这次秘密会谈，他看清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对争取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那天，周总理和张学良将军一直谈到拂晓才分手。我们同他告别时，他的精神仍然十分饱满，一点也看不出倦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接着，孙铭九先生谈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自从延安秘密会谈以后，张学良就在东北军内部积极地展开促蒋抗日的活动；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提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中级军官的抗日觉悟；在东北军内部成立‘学兵队’和‘抗日同志会’，参加的成员中大多是抗日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军官，为抗日作思想和组织准备。张学良自己抓紧一切机会，劝说蒋介石改变亲日反共的政策。然而，蒋介石不但丝毫听不进去，反而大搞阴谋诡计，逼张反共。于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把蒋介石抓了起来。
“蒋介石被抓以后，张学良要我立即通知东北军政治处处长应德田，把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找来，共同起草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已抓到的情况，请党中央马上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并特别邀请周总理当代表团团长。就在事变发生以后，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乘机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企图派兵讨伐张、杨，轰炸西安，欲置蒋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出于激愤，也纷纷要求杀掉蒋介石。另外，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也有一些人投靠南京政府。面临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如何处置蒋介石才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安定？张、杨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认识，许多重大问题都等待着周总理率代表团到来后研究解决。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派周总理和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作为代表团来西安谈判。十二月十六日，周总理等从保安飞抵西安。
“那时，我是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营长，和张学良的一个副官长一起，负责保卫代表团和周总理的安全。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日日夜夜里，周总理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他一到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听张学良介绍情况。张学良对总理说，蒋介石要逼迫我们东北军和西北军配合他的中央军继续围剿红军，我们怎么劝说都不顶用，反而扬言要调我们到福建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抓了。张学良介绍情况后，就诚恳地征求周总理如何处置蒋介石的意见，并且一再表明他自己的观点：抓蒋介石是为了逼蒋抗日，只要蒋介石接受我们提出的八项主张，愿意抗日，我们就放了他。听了张学良的介绍，周总理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对张、杨的这一行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确实符合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要求。事变是为了要求抗日救国而发生的，它将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不使国内产生新的内战，我们同意你的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战，我们完全同意放蒋回南京。张学良将军听了周总理对国内外形势的精辟分析，异常兴奋，感到有了红军强有力的支持，天不会塌下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但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阻力还是相当大。当时，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高、中级军官想不通。他们认为，放了蒋介石，犹如放虎归山，后患无穷。为了消除这些人的顾虑，周总理苦口婆心地向他们分析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并指出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他说，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怒潮不断高涨，就是在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也会逐渐形成，这就有了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的可能。总理还以卓越的见解，说明了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必要性，说蒋介石在南京方面还很有影响，若杀了蒋，在南京的何应钦、汪精卫就会公开投降日本。争取了蒋介石，有利于抗日。在现在的形势下，蒋介石不抗日就无路可走，我们应当争取蒋介石接受抗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坚决反对新的内战；而事变发展的另一条路，就是杀了蒋介石，引起新的内战，这会使中国走上更坏的道路。
“周总理高瞻远瞩。他的话，使得这些军官心悦诚服，佩服共产党的宽宏大量和远见卓识。当时东北军‘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带着一系列疑问去请教周总理，回来后对我说：‘听了周先生的指教，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心中的疑虑顿时消除。’在张公馆里，我经常看到周总理房里的灯光彻夜不灭。我知道，这是周总理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操劳。他每天工作十多小时，眼睛熬红了，喉咙嘶哑了，还经常到群众中宣传演说，接待来访人员。他每到之处，会场内外热情洋溢，听众挤得水泄不通。他那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讲话，句句说到人们的心坎里，不断博得听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据说，有的爱国听众看到周总理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知道周总理为拯救中华民族而日夜操劳，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谈到这里，孙先生十分激动了。他继续介绍说：“周总理的一言一行，教育了东北军全体官兵。那些起初不同意释放蒋介石的军官们体会尤深。他们说，要说对蒋介石的仇恨，莫过于共产党人，可是现在，周先生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民族利益，不仅自己不记前仇，不念旧恶，还谆谆教诲大家从大局出发，为抗日团结作出贡献。在周总理的谆谆教诲下，那些军官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同意周总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被周总理顺利解决了。对此，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钦佩不已，常常赞叹说，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胸怀宽广，我们真是望尘莫及啊！
“经过周总理的耐心开导，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的思想比较统一了。于是，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开始同蒋介石国民党方面举行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总理坚持原则，义正辞严，说得蒋介石的全权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无言可对，只得表示接受我们‘三位一体’提出的八项主张，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总理会见了蒋介石。在周总理的教育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时针已经指向五点，孙铭九先生已经谈了整整三个钟头了，他还是滔滔不绝地继续谈下去。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决定改日再谈。在最后一次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们：“二十五日，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第二天，张学良未同周总理商量，就贸然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卫兵向我报告张学良已坐车到机场去的消息时，我急忙赶到周总理的住处，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一听，顿时惊愕地问：‘几时走的？’我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总理略带着责备的口气问：‘你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我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接着，周总理焦急地问我：‘现在有没有汽车？’我回答：‘有车’。于是，周总理立即和我驱车赶往机场想追回张学良。可是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我们东北军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要不要营救张学良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于东北军的少数高级军官在张将军尚未从南京回来之前，擅自释放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的陈诚、蒋鼎文等国民党政府大员和飞机，我们
‘少壮派’军人激于一时的气愤，打死了东北军的另一将领王以哲将军。事后，我们感到这事将会扩大东北军内部的分裂，破坏‘三位一体’的团结，于国内和平不利。周总理对我们这一鲁莽行动非常气愤，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当时我感到非常惭愧，急忙去向周总理请罪，向周总理下跪，请求宽恕。可是，周总理并没有指责我，他把我拉起来，和蔼地对我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了。’又耐心地启发我说，‘要抗日，一定会有斗争的。只要东北军内部团结一致，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办法是很多的，我们共产党始终支持你们的正当行动。’这使我非常感激。后来，周总理从全局考虑，为了稳定当时的局势，避免扩大事态，就请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转告我们，赶快离开西安到陕北红区去。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下午，周总理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同志把我护送到陕北红区，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
《文汇报》记者 施宣圆 田玲翠
（原载三月四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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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八十一岁寿诞
许德珩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千秋万世，永志人心。
一九七九年
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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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
首都舞台演出一批歌颂周总理的剧目
本报讯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比爱戴，创作演出了一批歌颂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戏剧剧目。最近，文化部举办的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第四轮戏剧会演的节目，是为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一周年，以歌颂周总理为主的剧目。这次演出的剧目是：上海越剧院的《三月春潮》、西安市秦腔一团的《西安事变》、江西省话剧团的《八一风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丹心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报童》和广东省歌舞团的《燎原火炬》。
在这些剧目中，《燎原火炬》描写了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里的革命生活；《三月春潮》表现了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光辉业绩；《八一风暴》再现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我军八一南昌起义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歌颂了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卓越才能解决西安事变，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英雄事迹；《报童》写的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领导《新华日报》报童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丹心谱》虽然在舞台上没有出现周总理的形象，却有力地抒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表现了人民对“四人帮”的强烈愤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秦腔《西安事变》、越剧《三月春潮》，作为地方剧种，首先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周恩来同志的艺术形象。这是用唱的艺术手法表现领袖形象的一种尝试。
这些戏剧作品，以昂扬激越的笔调和精心细腻的描写，塑造了周总理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幕幕气壮山河、激动人心的革命历史画面。观赏这些剧目，将大大有利于了解我们的革命领袖，对于我们学习周总理的榜样，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是十分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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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月五日，武汉人民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周恩来同志抗战初期在武汉”陈列馆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正式复原开放。
新华社记者 张申明摄
（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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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风沙紧逼北京城
春天到来，生活在首都北京的人们，总想出去观赏一下明媚的春光。可是，这时的北京却常常是风沙“迷”人。大风一起，大街小巷尘土飞扬，扑面而来的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一旦尘暴袭来，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黄，白昼如同黄昏。在城外，人们可以看到，永定河北岸，大红门以南，已经出现了一片沙丘。这些情况表明，风沙已经在紧逼北京，大有“兵临城下”之势。
最近，我们走访了北京市气象台，他们提供的资料证实，近几年来北京的风沙确是在趋于严重。六十年代，这里平均每年八级以上的大风日数为二十六点九天，扬沙日数为十七点二天，而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平均每年的大风日数和扬沙日数，分别增加到三十六点六天和二十点五天。
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风沙如此猖獗，不能不引起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切和注视。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阳含熙告诉我们，一九七七年八月，以联合国秘书长名义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世界沙漠化会议，已经把北京划入受沙漠化威胁的范围之内。
北京的风沙为什么会趋于严重呢？中国林业科学院环境保护室主任马杏绵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这些年来，北京的西北方，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坝上直到内蒙古草原的广大地区，草原和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沙漠戈壁面积不断扩大，生态平衡严重失调，这是风沙危害加重的主要原因。据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统计，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二年间，由于大面积滥垦牧区草场，乱砍树木，全盟沙化面积已达一千八百万亩。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晋西北、河北坝上等地区，也存在类似问题。这些地方长年多西北风，风刮沙移，流沙便越来越逼近北京。
农业部畜牧总局草原处干部李毓堂的一次亲身经历，可以为马杏绵的看法作证：一九六五年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他从内蒙古自治区二连浩特市乘火车返回北京，正遇上一场大风暴，整个二连上空灰黄色的尘雾遮天蔽日，许多蒙古包和牛羊被大风刮走。火车一路南下，风沙也一路随行，当他到达北京的时候，这里同样是尘雾弥漫。
今年二月下旬，我们特意到首都北大门——张家口地区坝上的张北、沽源和康保等县进行了一次实地观察。陪同我们的地区林业局副局长、“老坝上”孙毓瀛，一路指点着光秃秃的原野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坝上是一派“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当年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此视察时命名的“张北马”驰誉全国，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迎接过无数南来北往的客人。如今，大片大片的草场已被开垦为耕地，剩下的零星草场，生长最好的牧草也高不盈尺，就是不刮风，地里跑的黄鼠也看得清清楚楚。俗话说，“寸草遮丈风”。草场的破坏，使大片沙质土壤失去了植被的保护，不少地方每年被风蚀的表土竟达一寸，结果农业搞不上去，有的地方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来。
被开垦的草滩沙化、盐碱化，畜牧业遭到破坏，风沙干旱也更加严重，小片浮沙已经到处可见。在张北县城西边的中心林场，我们看到四十多年前，冯玉祥将军所部在此栽下的一小块残林，积沙达二米多厚。
张北气象站也记下了如下的数据，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九年，平均每年大风日数为五十六点七天，沙暴日数为十三点六天。而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大风日数和沙暴日数分别增加到六十四点七天和十六点二天，相对湿度则比前十年降低了百分之一点四。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坝上地区营造的一百二十多万亩防护林，程度不同地起到了降低风速、防沙护田的效果，风沙危害肯定会比这还要严重。坝上地区与北京只相距约五百里，这里气候恶化，与北京风沙趋于严重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北京市的绿化工作进展缓慢，也是造成市内风大沙多的一个原因。文化大革命前全市营造的四万多亩公园绿地，这些年来被人为地破坏了六千四百五十亩。市郊农田防护林至今也没有完全形成。这样，西北方向的大风沙刮来，便势不可当，平常市内刮风也易就地起沙。
据科学工作者考察，一般城市一公顷的地面上，一年内大约可降落三吨尘土。树木多了，就可以阻挡粘附尘土，成为防御风沙的天然屏障。
中国林业科学院环境保护室的科研人员，在北京郊区对防护林的效能进行过观测，发现防护林背风面在相当树高二十五倍的范围内，风速降低百分之二十五，水份蒸发量减少百分之十四，空气相对湿度提高百分之十左右。林木、草坪还有净化空气、吸收噪音等作用。城市每人平均有二十平方米的绿地，环境就会变得清新宁静。无怪乎国外学者把公园称为“城市的肾脏”，绿化地带是“控制市民神经和感情的调节器官”。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都市林业”。如美国的华盛顿每人平均有绿地四十多平方米，而北京平均每人占有绿地仅三点九平方米，包括水面在内，也只有五平方米。城内许多空地至今还裸露着。不少单位在搞清洁卫生时，甚至把庭院空地上的青草，当作一“害”除掉了。其结果当然更易平地起沙。
怎样才能防止北京变成沙化城市呢？专家学者和林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许多好的看法和建议。他们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环境。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可以进口，使人心旷神怡的优美自然环境只能靠我们的双手来创造它。而创造优美的自然环境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造林、种草。“十年树木”，时间紧迫，必须立即着手进行。
去年十一月，国家已经正式批准，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建设“绿色万里长城”。这不仅是改变这些地区贫穷落后面貌的重大战略措施，也是防止首都沙化的根本措施。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按规划保质保量地完成，层层设防，防风固沙。要保护现有的森林草原植被，严禁滥垦滥伐滥牧，并积极做好退耕还林、还牧的工作。北京郊区也要尽快实现农田林网化和荒山绿化，市区要广栽树木，多多种草，加大市区绿化面积。北京名胜古迹如潭柘寺、妙峰山、西山、樱桃沟等地，也应通过造林绿化把它们妆扮起来，使之既能防风挡沙，也可吸引游人发展旅游业。
新华社通讯员 李一功
新华社记者 黄正根 傅上伦 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