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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批极左路线 农业就能大上
武进县委负责同志认为，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至今仍然是党的工作中心转移的主要障碍，对极左路线批得越彻底，思想就解放得越快，落实政策的决心就越坚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越来越好。
据新华社南京三月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李沁源、赵明、居伯民报道：怎样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精神，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从江苏省武进县最近召开的干部会议的情况来看，必须联系本县实际，狠批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县委负责同志说，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流毒，至今仍然是我们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主要障碍，对极左路线批得越深、越彻底，我们的思想就解放得越快，落实政策的决心就越坚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越来越好。
在会议召开前和会议开始以后，县委发现不少干部一听到“奖”、“包”、“管”，就神经紧张起来。春节前，县委准备选择几个点，试行“五定一奖”，有的干部就顾虑重重，认为这是过去被当作“修正主义”批判的，将来会不会再受批判？有些“好心”的同志对县委书记说，现在报纸上这经验，那经验，多得很，你当书记的头脑不要发热。有的干部甚至把现阶段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看成是“社会主义方向，资本主义方式”。县委认为，这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精神枷锁。只有联系实际，狠批极左路线，才能医治好头脑中的“恐‘右’病”，保证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
于是，县委向与会同志公布了解放以来全县历年的农业生产数字。这些数字表明，二十多年来，武进县的农业生产出现过两个马鞍形：从解放初到一九五八年，这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有秩序地进行了经济建设，全县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一九五八年全县粮食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两亿斤。后来，由于刮“共产风”、“浮夸风”，搞“高征购”、“瞎指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一九五九年，各方面的工作已经很“左”了，但是还觉得“左”得不够。年底，地委把县委常委集中起来批右倾。此后，农村工作越来越“左”，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越来越大。到一九六一年，全县粮食产量跌到了解放初期的水平。一九六二年以后，县委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制定的《六十条》，纠正了“左”的错误，全县农业生产又得到发展，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产量平均每年递增一亿二千多万斤。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肆推行极左路线，十一年全县的粮食产量一直在十二亿斤上下徘徊。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全县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才打破了农业生产徘徊的局面。
回顾了这一历史过程，大家分析了极左路线在武进县的表现及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随心所欲地扩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颠倒了敌我，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和社员。许多年来，全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年都要组织一千多人的“工作队”，搞什么斗“走资派”、打“土围子”、抓“暴发户”，搞得人心不安定，干部不稳定。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是“春天请出来，冬天揪出来”，成为“春天的红人，夏天的忙人，冬天的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县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一九六七年，全县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公社书记被调动，大队书记的变动也达到百分之六十六。有一个公社的一百六十五名生产队长，就变动了一百五十四名。这样搞法干部怎么有心思去领导生产？
二、随意改变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严重地剥夺了农民。一九七五年，张春桥的“全面专政”黑文出笼以后，“左”的风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武进全县掀起了一股收自留地、砍竹木、杀老母猪的歪风。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仅四十二个公社就收社员的自留地、饲料地一万六千多亩，全县被砍掉的树木五百万棵，母猪下降一万五千七百头，生猪下降三万三千头。许多地方不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批判定额管理，搞所谓“政治记工”。结果使鱼米之乡的武进县，农民吃不饱饭，吃不上鱼。社员气愤地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农民的嘴巴。
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瞎指挥”，严重地剥夺了生产队的自主权。前些年，武进县不顾土地、劳力、肥料等客观条件，盲目扩种双季稻，把双季稻说成是“方向稻”、“路线稻”、“革命稻”，套比例，压任务，甚至硬性规定种百分之百。一有反对意见，就大会点名，小会批判，还举办什么“专题学习班”。对与双季稻争地的作物，一律砍掉。另外，在生产措施和种植规格质量等方面，都搞“一律化”、“一刀切”。其结果，不但生产没有搞上去，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这次会议，大家敞开思想，联系实际，摆“左”的表现，揭“左”的危害，认识到不批判极左路线，不去掉在这条“左”的路线影响下形成的“恐‘右’病”，农业生产就很难搞上去。同时也更加认识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文件，是恢复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认真贯彻这些文件精神，将会极大地调动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迎来一个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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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要大力提倡养兔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收购活兔五千二百多万只，兔毛五百多万斤。出口的冻兔肉、兔毛、兔皮制品等，共换回外汇一亿五千万多美元。实践表明：饲养家兔是一项有利于国家、集体和社员的重要副业生产，要大力提倡，积极扶持。
家兔是一种草食性经济动物。我国幅员辽阔，草源丰富，饲养家兔的条件很好。解放前，我国饲养家兔比较零星，数量不大。解放后，广大农村有组织有计划饲养家兔，发展较快。但是前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一些地方把养兔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严重影响了养兔业的发展。近两年，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许多地方落实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在发展集体养兔的同时，大力鼓励社员家庭养兔，养兔业又兴旺起来。目前，我国出口的冻兔肉、兔毛、兔皮制品等，畅销国际市场。
发展养兔业，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时至今日，有的地方对养兔的经济意义认识不足，他们只注重发展大牲畜，不注意或忽视养兔业。有些领导同志心有余悸，对发展多种经营，特别对发展社员家庭养兔顾虑重重，害怕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其实，这种思想顾虑是多余的。社员利用工余时间养兔，增加收入，又不去剥削别人，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林彪、“四人帮”的逻辑是“钱多就是资本主义”，“富则变修”，我们的干部一定要从这一精神枷锁里解放出来，理直气壮地领导社员大力发展多种经营，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养兔。
养猪、养牛、养羊要大搞，但养兔也不应忽视。要看到，兔子虽小，可全身是宝。兔肉是细嫩味美的肉食品，高蛋白、低脂肪，营养丰富。兔肉所含的蛋白质高于猪、羊、牛肉，也超过了鸡蛋。养三十只兔出肉量相当于一头肥猪。每出口一吨兔肉，可换回九吨小麦或十一吨化肥。兔毛是“不占耕地的棉花”，毛质柔软，保温性能好。用兔毛和少量羊毛或蚕丝混纺，织成的围巾、披巾和兔毛衫等，畅销国内外。兔皮是一种较好的细毛皮，可以染成各种颜色，制成翻毛大衣或帽子等。兔肝、肺、胆、睾丸、眼睛和小脑等，可以制药。兔粪的氮、磷、钾含量较高，一只兔一年可产两担优质肥料。施用兔粪不仅能增产，而且有杀菌、防虫和压碱作用。用兔粪作底肥、追肥，或把兔粪制成“兔粪液”对作物进行根外喷施，能促使苗全、苗壮、穗大、籽粒饱满。据江苏省吴县、邳县估算，一年饲养一百五十万只兔，所产兔粪的肥效约相当于一万吨化肥。养兔投资小，收益大。兔的饲料来源广，不用粮或很少用粮，各种野草、野菜和农作物秸棵，以及糠皮、豆皮等粮食副产物，都是好饲料。养兔不占主要劳动力，老人、体弱者、小孩都可以养。兔的繁殖力强，一只母兔在良好的饲养条件下，一年可繁殖三十只仔兔。一个农户一年养十只兔，一般可收入六十到八十元，多的可达一百多元。
有些地方在发展集体养兔中，创造了田头办兔场，猪场办兔场，林场、茶场、果园、菜园办兔场等多种形式，做到农、林、牧、副相结合，互相促进，全面发展。浙江省新昌县大市聚公社上求大队，七年来集体养兔三千五百多只，向国家交售兔毛收入两万多元，占同期大队一级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他们用这笔钱买了农业机械和各种器材，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饲养家兔的好处很多。只要各地按经济规律办事，在资金上、物资上和兔源上大力加以扶持，养兔业就能有个大发展。
大力发展家兔生产，还必须加强科学饲养和管理工作，培养选育优良兔种，搞好兔病防治工作，不断提高单个兔的产肉、产毛量，降低成本。商业、供销部门要正确执行收购政策，贯彻优质优价、分级论价的原则，及时收购，做到有利生产，方便群众。国家有关部门在积极组织兔肉、兔毛、兔皮等出口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增辟国内经营市场，帮助集中饲养家兔的地方，就近建立小冷库和小型家兔产品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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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恢复“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活动
据新华社上海三月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冯亦珍报道：上海市恢复组织“苏州一日游”、“杭州二日游”的旅游活动，很受群众欢迎，国家也增加了收入。
“苏州一日游”是由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组织的，每逢星期日举办一次。参加者交费七元多钱，就可以坐专车游览苏州的西园、留园、拙政园、狮子林、虎丘等名胜古迹。“杭州二日游”和“无锡二日游”、“宜兴善卷洞二日游”等旅游活动是由上海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组织的。旅游者旅行期间的交通、膳宿等由旅行社负责代办，非常方便。
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一日游”、“二日游”的旅游活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停办了十多年。许多群众想利用节假日到苏州、杭州去游览，都因为交通、吃饭、住宿不方便而不能实现。现在恢复组织“一日游”、“二日游”旅游活动后，报名参加的很踊跃。
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的导游人员对记者说，平时，这些大客车是用来接送上海郊区工厂职工上下班的。节日和假日里，大客车大多数闲着。现在用它搞旅游活动，群众满意，国家也增加了收入。现在，上海第一汽车服务公司专门成立了开展旅游业务的小组，并打算再培养一批导游人员，进一步扩大旅游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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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批大斗”才能“大干”吗？
中共山西省怀仁县县委书记 王建功
“一批二斗三大干”的口号，早几年曾经在农村中很流行，有些地方甚至把它作为指导农村工作的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对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证明，“一批二斗三大干”公式的提出，跟“大批促大干”的口号一样，都是来自对农村现状所作的唯心主义的估计：农村中资本主义充斥，阶级斗争激化，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不“大批大斗”，就大干不起来，因而必须把“大批大斗”作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动力和手段。这显然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靠搞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工作，以阶级斗争来取代生产斗争。其后果是，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使得人们不能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严重障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怀仁县一度受过“一批二斗三大干”这个公式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县地下水源充足，土地平坦，矿藏丰富，有发展农业和工副业生产的较好的条件。前几年，县委总是抓“大批促大干”，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运动上面，以为要先“堵住资本主义路”，才能“迈开社会主义步”。今天批，明天斗，左一个“路线分析”，右一个割“资本主义尾巴”，反而把不少领导班子搞乱了，把人心搞散了。说是“大干社会主义”，实际是在生产建设上搞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农田基本建设不讲求实际效果，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注意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农业发展的步伐十分缓慢，到一九七五年前，全县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一亿斤左右。以吴家窑、鹅毛口两个山区公社为例，这里地少人多，村村队队都有开采小煤窑的条件和经验。可是，这两个公社长期过着“吃粮靠供应，花钱靠贷款”的苦日子。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受了“一批二斗三大干”的影响，把开煤窑当成“重副轻农”、“以副伤农”的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说是“开了黑库（指煤窑），走了邪路”。这样一来，这条经营门路被堵死了，集体和社员的收入都减少了，很难扩大生产和改善生活。社员气愤地说：“这才叫守着‘金饭碗’讨吃哩！”
农村中老是抓“一批二斗”，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影响很坏。懂生产的同志无法集中精力抓生产，也不敢放心大胆抓生产。不懂生产的同志不注意学习、研究，也不努力掌握生产规律。当时，靠政治口号、行政命令办事的作风盛行，用“长官意志”搞瞎指挥的现象不断发生，给生产带来了不少损失。尤其是公社一级干部，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干部，他们本来应当好好学习党的政策，学习生产本领，当好第一线的指挥员，却成为用大部分精力搞政治的“运动员”，基本上不懂得人民公社的性质、方针、政策、任务，不熟悉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方法，这怎么能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一批二斗三大干”，是一个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公式，它违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一般已经不表现为剧烈的对抗性的矛盾，即使是在带有对抗性质的矛盾中，绝大多数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矛盾，只能和风细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按照“一批二斗”的公式搞，势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现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以生产为中心，我们必须彻底肃清“一批二斗三大干”这个极左公式的余毒，把更大的干劲用到加快发展农业生产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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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中共湖北省红安县县委副书记 文柏山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鼓吹时时、事事、处处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要七斗八斗，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农村工作的危害很深，后患严重。
一是用大轰大嗡的“政治运动”代替生产斗争。有些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去，不管工作任务是什么，不作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先把四类分子集拢来批斗一通，说什么“斗敌人一百年也犯不了错误”；再抓家庭副业、自留地、集市贸易几条“资本主义尾巴”来整，说是“反修防修”。这样做，在农村中造成了一股很大的政治压力。群众批评说这是“杀鸡给猴子看”，想压着大家按“长官意志”办事。结果，越压人心越不安定，越没有心思去搞生产。
二是造成干群关系极为紧张。生产队干部为了“划清阶级阵线”，经常“警惕”自己周围的四层“对立面”：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子女和家属，历次运动中挨过斗的下台干部，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的社员。干部瞪着眼睛盯着他们的“活动”，他们斜着眼睛防备干部的“批斗”，对立情绪越来越深。略加统计一下，这四层“对立面”，在有的队占总人口的将近一半左右。这样搞来搞去，干部反而势单力薄，工作很难搞，生产推不动。
三是造成干部不敢抓生产，不愿搞生产。因为一搞生产，就被说成是“只抓五谷丰登，不抓阶级斗争”、“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增了产，要挨批，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减了产，没关系，还说是“粮食不收，思想丰收”。
四是造成法制观念淡薄。不少干部误信“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谬论，以为搞工作最要紧的是“突出政治”、“分清敌我”。哪里发生问题，哪里面貌难变，就千篇一律地到哪里去揭盖子、挖后台、斗敌人，甚至发生打人、押人、用刑等严重违法乱纪的现象。
本来，经过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的基本完成，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逐步趋向缓和，阶级敌人越来越少，早就应该集中精力来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可是，这些年一个劲地搞“阶级斗争”，真是“眼睛一睁，斗到熄灯”，把一些好端端的队斗得干部群众四分五裂，积怨难解，给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现在，农村工作的着重点转向以生产斗争为中心，急需拨乱反正，发扬民主，坚持法制，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农村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再不能人为地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了。当然，今后农村中还会有极少数坏人搞破坏活动，依法制裁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问题，比如国家、集体、社员相互之间的矛盾，就要既实行充分耐心的说服教育，又辅以适当的合同约束和经济制裁，解决问题的效果会比“政治运动”好得多。这样，农村很快就可以出现一个政治清明、安定团结、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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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九
中共河北省平山县县委书记 李兆祥
党的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说得何等好呵！一个县的工作能否前进，生产能否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平山县是革命老区，解放已经三、四十年了，可是农业生产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还相当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年来受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县委把主要力量用于搞政治运动，而且在生产指挥上，又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程度，违反了经济规律，是个重要原因。
那些年，我们对农业的领导，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本本、条条出发，受一些形而上学的框框的束缚，把思想弄僵化了。我县是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方，全县四百四十万亩总面积里，山场占了十分之八，水面和耕地各占十分之一，本来应当按照这个自然特点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并且着重开发、利用占面积十分之八的山区。但是，我们从“以粮为纲”这个公式出发，眼睛只盯着十分之一的耕地，把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山林和水面，统统丢到脑后。就拿水力资源来说，贯穿我县全境的滹沱河两侧，有十二条支流，全长一千余里，而且水流的落差很大，到处可以建立小水电站，一年可以发电四万千瓦，输送给国家可收入一千二百万元。全县水库面积有十余万亩，如果搞淡水养鱼，约可年产鱼五百万斤。仅以上两项收入，全县每个社员就能增加收入四十一元。
这是做不到的事吗？当然不是。我县三家店公社有个猫石大队，建了一座一百四十千瓦的小水电站，每年收入四万元，相当于全大队总收入的一半。我县还有个孟家庄公社曹家庄大队，“靠山吃山”，发展果木业、养兔业，去年仅果木养兔两项，每人平均就收入一百多元。可惜，象这样的大队，在我县只是少数。大多数社队的自然条件一点也不比那两个大队差，可是，只在十分之一的小块耕地上打主意，生产始终上不去，社员收入还到不了那两个大队的一半。
我们丢了十分之九，抓了十分之一，是不是真把粮食抓上去了呢？没有。山区的多种经营没有抓好，发展农业严重缺乏资金，不少社队买机器没有钱，买化肥靠贷款，年终分配兑不了现，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得不到多少好处，严重挫伤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今后一定要坚决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来加快全县农业生产的发展，把穷平山迅速建设成富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