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教诲
荣高棠
二月十二日，我怀着“回老家”的心情，参加了国家体委召开的“中央批准撤销‘五·一二命令’，为国家体委系统彻底平反大会”。离开体育战线已经十二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多么想念共同战斗了十七年的同志们。现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国家体委系统的“独立王国”等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已经统统推翻，在和同志们欢聚一堂、额手共庆的时候，我紧紧地握住一只只热情伸来的充满同志情谊的手，久久不愿放开！此情此景，使我又一次浸沉在深深怀念中，怀念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胜利战斗了半个世纪的毛主席、周总理！
全国解放前，我曾经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建国后，在体育工作岗位上，又长期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教诲；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曾多次给我指示、关怀和支持。他那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的献身精神，他那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品德，他那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干部、群众的一片赤忱，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虽然周总理离开我们三年了，但每想到这一切，仍象当年亲聆周总理教导一样，增添了巨大的力量，鼓舞、鞭策着自己继续前进。
一九三九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时候，党调我到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四川做地下党工作。我在一家电力公司以抄表员的职业作掩护。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前，重庆有几个地下党员被捕，其中有个叛徒供出了我。敌人开始搜捕我，这消息很快传到了南方局。周总理连夜派南方局青委书记刘光同志找我，但没有找到。周总理一夜未眠，凌晨，又派他的副官祝华同志开着他的汽车寻找，并指示一定要抢在敌人行动之前把我找到。祝华同志终于找到了我的住处，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我和我爱人管平带着孩子，除抄电表用的表册外，其它东西都不要带，立即跟他走。当时，我们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直到汽车开进了红岩村——当时南方局的所在地——公开是八路军办事处，孔原同志（南方局组织部长）才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为了援救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同志和民主人士，周总理常常是亲自指挥，亲自安排，直到这些同志和朋友安全脱险。这使我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对同志的深切关怀和爱护。我们到达红岩村以后，周总理勉励我们要注意隐蔽，继续战斗。不久，就要我去成都，到川康特委工作。半年以后，一九四一年六月底，我又被调回重庆南方局，公开了身份，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周总理在重庆战斗的日日夜夜，有许多同志写过文章。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周总理对各方面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很关心，周密布置，力求万无一失。当时，我在南方局组织部担负往解放区输送干部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去延安学习，还有不少暴露了身份的地下党员和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孩子，需要送到延安和解放区去。周总理教育我们，这既是保护我们的同志免遭迫害，又是壮大我们革命队伍，争取革命事业胜利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顺利地通过国民党设下的许多关卡，把这些同志安全地送往解放区，我们帮助他们改名换姓，编造履历，以八路军的干部和家属的身份离开白区。我们每次把名单编写好后，周总理都要亲自审阅，仔细推敲。他还常常把要出发的同志找来，同他们交谈，按照编造的姓名、籍贯等，逐一加以核对，发现问题及时修改。有时还采取“审问”的办法，从相貌、口音等等方面作“考试”，尽可能做到没有漏洞，以防被敌人查出破绽。每走一批同志，周总理几乎都要这样工作一个通宵，直到延安来了平安抵达的回报，他才放下心来。
周总理对干部的亲切关怀和爱护，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他经常教育我们，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会受到人民支持的，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同志。对于青年人，周总理更是关怀爱护备至，他总是教育我们，对青年人的缺点和毛病，不能看得过重；对落后的青年，更要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而不能嫌弃他们。另一方面，周总理对干部，特别是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又是很严格的。我自己就受过周总理的多次批评，而这种批评，既严肃，又亲切，总使我开阔心胸，增添智慧，加强信心。
一九五二年，我从青年团的工作岗位调到国家体委工作，同周总理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因为总理非常关心体育事业，关心运动员的成长。外国运动队凡第一次来我国访问的，他几乎都亲自观看比赛，接见运动员；我们每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比赛，他都亲自给运动员交代任务，具体指示，要求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外交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增进同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服务。在我的记忆中，运动员在比赛中失利了，周总理从来不批评他们，相反，总是给他们以鼓励。周总理多次对运动员们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失败是胜利之母，问题是要吸取经验教训。往往是周总理几句话，就使得我们一些打输了球哭鼻子的运动员破涕为笑，更积极地去锻炼，在比赛中夺取胜利。但是，如果运动员在球场上作风不正，总理就会生气。但他并不批评运动员，而是严肃地批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
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北京体育馆刚建成不久，我们同一个友好国家的排球队进行比赛。前一场比赛，毛主席在贺龙同志陪伴下，也来看了，还参观了北京体育馆，看了我们一些运动员的表演。在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因为我们工作做得不细致，运动员在比赛中不很尊重对方。这件事，很快被周总理知道了。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指着我，很生气地说：“高棠，你还是青年时的样子，只想赢，不顾影响。你们赛排球，毛主席也去看了一场嘛！主席工作那么忙，还用了那么多时间看排球，是为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做工作。你们是怎么搞的？运动员在场上表现得好坏，这是体育道德作风问题。干部要负责，你要负责！”周总理还特别指出了要加强运动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了，运动员懂得了，球就能打得好。做得不好，就会出纰漏，就会妨碍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当干部的，政治工作要做在前面。类似这种批评，我经历过多次，总感到十分内疚，没有很好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在这次批评后不久，在先农坛体育场同外国队有一场足球比赛，因为客队在比赛中有些比较粗野的动作，赛后有些观众就围住客队的运动员纷纷质问。周总理知道后，清晨三点把我叫去，对我说，外国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要尊重人家，对方有欠妥之处，可以事后通过一定的途径交换意见，怎么能出现围攻、起哄这样恶劣的体育作风呢！总理很严肃地说：“我不能追究观众的责任，就是要抓住你，抓住你们对观众没有进行教育。群众是讲道理的，问题还是你们体委工作不细致、不深入……。”他教育我们，要利用各种方式，在运动场上对观众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例如，在入场券的背面印上讲友好，尊重双方运动员，尊重裁判员的字句等。虽然这是件小事，总理想得却多么周到啊！在这两次批评以后，大概是一九五七年的三月，有一次，周总理见到我，问我看过《新体育》发表的一篇体育老师作自我批评的文章没有？我一时回答不出。总理教育我说，这位老师在一次少年足球锦标赛决赛当裁判时被运动员打了，可是他引咎自责，说责任不在学生，是当老师的没有教育好，是裁判工作确有缺点。周总理热情地赞扬他说：“这位老师不错，风格高，要表扬。你们做领导工作的要向他学习。所有的体育干部应该学习这种风格。”
我曾经不只一次听到其他战线的同志们说，你们体育工作者是“得天独厚”，毛主席说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周总理又是那样关心你们的运动员，陈老总“偏爱”你们，邓总书记关心你们，还有贺龙元帅兼做你们的主任。虽然是带些开玩笑的话，但确实是如此啊！就以周总理来说，他每次看完比赛，接见了外国运动队以后，总是把我们的运动员留下来亲切地谈话，鼓励运动员勤学苦练，为祖国争光，使我国体育在全世界放异彩！
那还是一九五二年的事情。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经过曲折的斗争和种种努力，国际奥委会作出了邀请我国奥委会参加这届奥运会的决定。在我们正式接到通知时，奥运会已经开幕了。有人认为我们临时组队，成绩不会好，去了也不一定能赶上比赛，主张不去。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说：要去！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何况还是一个队伍，那么些人，通过新中国运动员新的精神面貌，宣传新中国的新面貌。周总理看得比我们深远，我们的运动员去参加国际比赛，不是争一日之短长，而是为了交朋友，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也只有通过参加国际比赛，才能学习到各国的先进技术。在我们回国向总理汇报时，周总理又指示我们：去了，升了五星红旗还不够，中国运动员应该为世界体育作出贡献。我们那么多人口，我们会有好的体育人才，今后应该多创些纪录，多获得世界冠军，让五星红旗在国际运动场上高高飘扬。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下，在周总理精心培育下，在贺龙同志、陈毅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国运动员奋发图强，在往后参加的一些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使五星红旗在国际运动场上一次又一次升起。
记得在五十年代初期，我们准备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水平还很差，想请一些强队来我国访问，也不容易请来。当时有几个打得比较好的运动员在香港，如傅其芳、姜永宁等。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热爱，愿意回来为发展新中国乒乓球事业贡献力量。周总理支持我们，也支持这些运动员的爱国热忱。傅其芳、姜永宁等同志先后回来了。周总理亲自看他们比赛，很称赞姜永宁的防守技术，但指出他应当练攻，不然只能是被动挨打。总理还鼓励他们要培养更多的优秀选手，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这对傅其芳、姜永宁等同志是多么大的鼓舞！他们正是按照周总理的教导做的，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获得世界冠军的称号，但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夺取世界冠军的人才。一九五九年，从香港回来、曾受过傅其芳等同志指导的容国团同志，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为我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光荣称号。周总理、陈老总和贺老总为乒乓球队的胜利，同运动员欢聚一堂庆功。他们既勉励运动员，也教育运动员不要骄傲，不要满足于一时一事的胜利。在谈笑风生中，总理作了著名的：“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十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教诲。这不仅鼓舞了乒乓球运动员，也鼓舞了各个项目的运动员，使我国体育运动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上，出现了一个跃进的局面。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为了迎接这次世界锦标赛，在周总理、贺龙同志、彭真同志的关怀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兴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工人体育馆。全国人民对这次世界锦标赛非常关心，希望我国运动员取得更大的胜利。乒乓球队的同志们感到有压力，包袱背得很重，怕打不好，没法交代。周总理知道后，约了陈老总、贺老总一起到乒乓球运动员的训练场地，亲自看运动员训练，和运动员交谈，鼓励运动员们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周总理还风趣地要陈老总和贺老总讲他们打仗的经验，对运动员作“战前动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求运动员们打出风格，打出水平，不要背上“怕打破坛坛罐罐”的包袱，还说，比赛就同打仗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乒乓球运动员们在革命前辈的鼓舞下，士气大振，赢得了出人意外的好成绩，战胜了当时世界乒坛最强的日本乒乓球队。
在男子团体冠军决战当夜，北京工人体育馆主席台上坐满了我们党政军各方面的许多负责同志。比赛打得十分激烈，徐寅生同志力胜当时日本队的主将星野，是在至今扣人心弦的“十二大板”中结束的。当容国团两次出战失利后，主席台上议论纷纷，有些同志批评我们用人不当，不少领导同志紧张得离开赛场到后面休息室去，在那里等候战报。我们每隔几分钟去报一次消息。这时，我想起周总理曾一再说打球哪有只赢不输的道理，要允许运动员输球嘛，输几场有什么关系？我的心情这才镇定下来，就用总理的话去鼓励容国团。当容国团第三次出场，为我队夺得世界冠军赢得最后一分时，屏息以待的人们一下子沸腾起来，欢声雷动，经久不息。事隔四年，当我们从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取得更大胜利回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见到乒乓球队，还没忘记夸奖容国团“一球定乾坤”。容国团回答：“将功折罪。”听着这番风趣的对话，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周总理那种豁达宽广的胸襟，镇静自若的风度。他那样全面地、辩证地对待运动员的胜败，令我至今想来，仍然深受教育。
敬爱的周总理经常在鼓励运动员去夺取优胜的同时，教育运动员要谦虚谨慎，决不能因为取得一些胜利而冲昏头脑。记得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欢送日本乒乓球队的宴会，周总理来参加了，他特别赞扬日本女乒乓球选手松崎的比赛风格，说她输了也笑眯眯的，神态自若，落落大方；他要我国运动员向她学习，并对日本朋友说：“我们希望大家，也希望你们能超过我们，然后我们再超过你们，这样，国际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才可以不断得到提高。”日本乒乓球队教练长谷川先生说：“取得一个冠军还比较容易，要保这个冠军就难多了。”周总理对我说，长谷川先生的话有一定道理，得了冠军就成为众矢之的，要胜不骄，败不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进步。我国乒乓球运动员正是牢牢记着周总理的教导，戒骄戒躁，胜利了坚持一分为二，从零开始，因此能够成为体育战线持续跃进，勇攀高峰，保持荣誉二十年的先进集体。
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陈老总为运动员们庆功，周总理、贺龙同志、罗瑞卿同志都来参加了。罗瑞卿同志举起酒杯祝贺说：“向乒乓球队学习！”在大家的笑声中，周总理示意我说：“快向解放军学习呀！”我赶紧站起来，大声地说：“向解放军学习！”运动员们一拥而上，纷纷向罗瑞卿同志敬酒。回想总理对我们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诲，真是铭心镂骨，终生难忘。
周总理、贺龙同志为发展我国体育事业，为教育我做好工作花了多少心血啊！我在工作中有不少缺点、错误，有愧于毛主席、周总理、贺龙同志和广大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对我的信托，我将永远记住周总理、贺龙同志和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在多年的监禁生活中，我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真相大白了，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体育战线的成绩，那样丧尽天良地陷害贺龙同志和一大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心毒手狠地打击、迫害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的，是为了篡党夺权。我家中曾经保存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一九四二年，我和管平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后，我们的大孩子已一岁半了。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很喜欢小孩，当时办事处只有我的一个小孩，邓颖超同志在工作之余经常抱一抱这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本来不叫乐天，因为他性格活泼，又特别爱笑，邓颖超同志说，还是改名叫“小乐天吧！”，邓大姐又自称为“大乐天”。同志们就传开了，称邓大姐为“大乐妈”，称周总理为“大乐爸”。一次邓大姐抱“小乐天”时，一位同志给照了一张像，总理看了，就挥笔为这张照片写了一首即兴诗，投到办事处的墙报上。这首“诗”是：“大乐天抱小乐天，嘻嘻哈哈乐一天，一天不见小乐天，一天想煞大乐天。”周总理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深受感染和鼓舞。我们一直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但是，在抄家的时候被抄走了，直到今天也不知它的下落。
长期患重病的管平，对于已经失去的许多东西从不计较，但总是念念不忘这张照片，希望有朝一日能物归原主。一九七二年八月，我们的大孩子乐天患病生命垂危，很想见我一面。管平明知那些日子周总理、邓大姐处境也十分艰难，还是鼓起勇气向邓大姐提出要我出来和孩子告别。事后，我们才知道邓大姐费了多少周折，才让我在“严密保护下”，到医院与乐天见了最后一面。后来邓大姐还托人捎信，要管平注意身体，照顾好孩子，语重心长地要她“向前看！”
十二年过去了，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了我们。如果没有周总理的悉心保护，不光是我，我们党的一大批老干部，几十年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暗算啊！一九七六年一月，在远离北京的僻壤，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使我悲痛欲绝，我多么希望以我的劫后余生换取总理多活几年！可是，我竟连最后向总理遗体告别的权利也被剥夺，这是我终生最大的憾事。
今天，作为体育战线的老战士回到了这个行列，我要重新学习，当一名新兵。我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我的新生，同千百万体育同行一道，跃马新长征。
（原载《新体育》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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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实践》一书在日本出版发行
新华社东京三月三日电 《周恩来的实践》一书最近在日本出版发行，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本书是由原《每日新闻》论说委员新井宝雄撰写的。全书共分十部分，记录了周总理从青年时代起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的革命实践，热情歌颂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他的伟大的革命情操和崇高品质。
新井宝雄先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世界闻名的周恩来总理，受到许多人的爱慕和尊敬，人们对周恩来的思慕，在他逝世后越发强烈。”
前言说：“周恩来牺牲自己的一切，献身于中国和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毫无私心地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前言指出，在国际上中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这一出色的外交政策作为基本方针，更加提高了中国的威信。而周恩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
前言还说：“作为人民的总理而热爱群众，并同群众一起前进的周恩来的品德一直使国内外的人们深受感动。”
作者在前言中谈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时说：“我认为，了解邻国这位朝着一个目标专心致志、鞠躬尽瘁地奋斗到底的卓越领导人周恩来的足迹和他的品德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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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心里装着人民
北京汽车制造厂 洪济群
一九三七年，在清华大学求学的我的三姨胡杏芬，由于肺病，住进北平西山一个平民疗养院，跟邓颖超同志同住在一间病房里。她们相处得很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迁居重庆。三姨在重庆重新与邓颖超同志相会，并通过邓颖超同志认识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启发和教育下，我三姨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她的眼光明亮了，决心跟着共产党走，象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那样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周恩来同志看到三姨进步非常高兴，介绍她到当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可惜的是，三姨在革命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由于日本侵略者炸毁了我家的住处，我们迁居到歌乐山，因为离市区较远，没有及时地把三姨逝世的消息通知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当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同志忙于同国民党作斗争，也没时间打听三姨的消息。但是，他仍然把三姨记在心上。有一次，他和邓颖超同志同往沙坪坝办事，想起离我家不远，便一同去看望我三姨。那天，我们兄妹几个正在屋外玩耍，周恩来同志俯下身来，亲切地向我们询问三姨的情况。他们得知三姨已经去世时，流露出十分痛惜、悲伤的神情。他俩一道上山，在三姨的坟前，默默地伫立很久。
岁月流逝，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亲属对三姨都淡忘了，周恩来同志还记着她。一九五六年秋，在北京饭店的一次晚会中，我的妹妹见到了周总理。总理发现妹妹的面容与三姨相似，便和她谈起来，问她知不知道胡杏芬这个人。妹妹告诉总理，那是我三姨。总理高兴极了，马上把妹妹邀入小客厅，仔细地询问我们家的情况，从抗战时期一直问到解放以后，从工作情况一直问到身体健康状况。总理嘱咐秘书记下妹妹的姓名与住址，关切地说：“以后有空，还要找你。”也是在这次晚会上，周总理满怀深情地叙述他对三姨的印象，要妹妹向他提供有关三姨生平的详细情况。妹妹当年还是个呀呀学语的小孩，既不了解三姨的情况，也不知道周总理、邓妈妈与三姨的关系。当她询问周总理怎么知道三姨的时候，总理满怀深情地说：“她是我们的战友，我很熟悉她。”
在几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周总理接触过的人何止千万，他却不曾忘怀一个仅仅有过短暂接触的普通青年。这只是因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吗？不，是因为周总理的心里装着人民，想着革命，凡是追随过革命，对革命有过微小贡献的人，对革命事业抱有同情的人，他都当作自己的战友，视为革命的一份力量，即使这些同志、朋友已经不在人世，他都不会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