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战地
飘扬吧，洁白闪光的悼旗
〔报告文学〕
刘征泰 赵丽宏
一场夜雨刚歇，天边还翻滚着铅灰色的浓云，熹微的曙色，慢慢地铺上了上海湿漉漉的马路。这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的早晨。就在前一天夜间，广播里宣布了耸人听闻的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此刻，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一片清冷，不时有几辆巡逻的摩托车飞驰而过，留下一串刺耳的啸声。
上海将会永远沉寂下去吗？黄浦江难道真的不再怒吼了吗？人们在“五卅”烈士血洗过的南京路上走着，走着，思索着这一切。突然，在广场中心的主旗杆上，徐徐升起了一面洁白的旗帜。这是一面制作朴素，却别出心裁的悼旗，旗帜中央，精心地缝上了一幅周总理的遗像，遗像下写着八个端庄的大字：沉痛悼念恩来总理。远远望去，就象一颗亮晶晶的启明星，又象一道银色的闪电，划破了乌云，照亮了广场，照亮了上海，溶进了东方的曙色，闪耀着希望之光。
悼旗在晨风中飘舞。人们看见它了！仿佛是等候已久了！上班的人们纷纷奔来；广场周围的群众也从四面八方汇拢过来。呵，周总理！周总理！这是悼念周总理的旗呀！这是飘扬在上海上空的旗呀！人们在旗杆下仰首凝望，久久伫立，眉宇间流溢出不可抑止的怀念和欣慰之情。这面旗，多么及时地反映了一千万上海人民的意志和感情，它象征着民主，象征着自由！它在宣告：上海，是人民的上海，尽管阴云笼罩，高压当头，人民的心愿却是封锁不住的！
悼旗在晨风中飘舞。旗上的周总理仿佛正在深情地俯视着上海。瞧，他依然是浓浓的双眉，炯炯的目光，嘴边挂着亲切的微笑……这是一座他多么熟悉的城市呵——广场、华灯、南京路；树丛、大道、白渡桥。江边，有他和工人并肩挥钎的钢厂；郊外，有他和社员们一起规划过机械化蓝图的田垄。呵，他也许还看见了古老的商务印书馆，看见了当年的北火车站，看见了五十年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滚滚怒涛……在总理那深思的表情中，仿佛燃烧着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上海人民，是绝不会容忍黑暗的，他们将再一次奋起，为真理而英勇战斗！不是吗？旗杆下的人越聚越多，总理，正凝视着那个正在人群中大无畏地慷慨陈词的年轻的升旗人。
这个年轻人是谁？他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勇气？他，叫黄水生，是上海建新机修厂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这是一个感情深沉、喜欢思索的青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他和许多人一样，洒着悲痛的热泪，拚命工作着。他知道，总理最喜欢踏踏实实的人，为人民多装好一只电表，多修好一台马达，就是对总理最好的哀悼。然而，严峻的现实，却不得不使这个纯正的年轻人深思了。
在电视中，他看见了江青、张春桥一伙的丑恶表演……
在厂里，他听到了马天水之流不准群众悼念总理的罪恶指示……
在报上，他看到了含沙射影、矛头直指总理的恶毒文章……
在街头巷尾，他留心倾听着人们愤怒的议论……
黄水生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心里明白了。他看清了那一小撮人面东西妄图陷害周总理的蛇蝎心肠。夜里，他睡不着觉，耳畔总象有一个严厉的声音在问他：有人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黄水生，你怎么办？
“黄水生呵，你怎么办？”这声音如同惊雷，在水生心中猛烈回荡。他仰望着床边墙上那张总理的遗像，不觉心潮起伏，回溯起自己的童年——
水生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妈妈是当童工长大的。他有一位当过新四军的舅舅，来上海养伤时，常常携着他的手，一边散步，一边给他讲新四军打敌人的故事，讲毛主席、周总理和陈老总的故事。他从懂事那天起，就知道今天的幸福是老一辈革命者流血斗争换来的。以后，他又听到许多关于周总理的动人事迹，这些事迹，一件一件刻进他的心底，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爱的基础。他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见到周总理的情景。有一次，周总理陪同外宾来上海，他老早就在热闹的淮海路上等候。可他人小，怎么也挤不到前排，总理的敞篷汽车驶来了，他拚命踮起脚跟，望呵，望呵，只看到总理的背影。为这事，小水生难过了好几天。第二回听说周总理要来上海，他起了个大早，带着小弟弟步行十几里路到靠近机场的西郊等候，那里人较少，他终于把敬爱的总理看个清清楚楚……
“黄水生呵，有人反总理，你怎么办？”他默默地一遍又一遍问着自己，思索良久。当他抬起头来，又看到总理英武的姿容时，心里不觉一亮：对，在清明节那天，找个大气球来，把总理的像和挽联挂上气球，升入闹市的上空，让千百万群众都能看见。可是，灌气球的氢气搞不到，不行。他又想利用节日焰火的原理，把小降落伞送到空中，让它挂着总理的像在清明的天空巡行。他找来一些废玻璃管，买了五盒火柴，从火柴头上一根根地刮下火药。“土九龙”制成了，试了几次，却没有成功。转眼清明节已经来到了，水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急得饭也吃不下。忽然，他想起小时候到人民广场放风筝的情景，能不能用风筝把总理的像送上天空呢？他兴冲冲赶到广场，脚步却沉重起来。不行，广场四周电线太多，风筝缠住电线，弄不好会造成事故；而且，风筝线也容易被人扯断。怎么办？水生失神地在广场上来回走着。走过那根又粗又高的中心旗杆时，旗！他眸子一亮，喜上心头：不是可以升旗吗！对，把一面哀悼总理的旗从这里升上天空，让人民再看一看敬爱的总理，让总理再看一看他的人民，让那一小撮豺狼狐鼠知道，真理是压不倒的，民心是不可侮的，人民有眼泪，而且更有热血、怒火及钢铁般的意志！
可是清明已经过去了。水生决定在四月八日把悼旗升上去。这是总理逝世三周月的日子。
这个平时一有空就跑图书馆的年青人，这次却破天荒地跨进了绸布商店。精心挑选之后，他剪了三尺素白的绢纺绸。
回到家里，水生看见妹妹正在踩缝纫机。
“小妹，教教我踏缝纫机吧。”
“你？！”妹妹抬起头，觉得很好笑。在她眼里，哥哥是个书呆子，怎会对针线感兴趣呢。她笑吟吟地说：“快忙你的去吧，要做啥衣裳，给我就是了。”
“不，不用，你一定要教会我！”他态度坚决。
妹妹感到奇怪了，她边教哥哥踩缝纫机，边想：莫不是哥哥有什么难言的心事？
哥哥当然有心事。他要亲手缝制那面悼旗。他知道，事后等着他的必定是手铐和牢狱，他不愿意连累家里的人呵！
水生背着家人，精心缝制着悼旗。他把一帧八寸大的总理遗像缝在旗帜正中，为了防止被雨水打湿，像上还罩上了一张透明的塑料薄膜。然后，他在遗像下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八个大字：沉痛悼念恩来总理。这一切，都是含着泪水完成的。
缝完悼旗，已经是四月七日下午了。晚饭后，水生把悼旗藏在胸前，又来到人民广场。天低云黑，将雨未雨，广场上的气氛异常沉闷。头戴藤帽，手持长矛的巡逻队如临大敌般在广场周围走动。就在这时，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消息开始向全国广播了。到底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袭向每一个人的心头。黄水生的脚步，愈加沉着坚定。哪怕天塌地陷，他的计划也决不会有任何更改！他明白，无比地明白这一点：在阴谋家们自以为得逞的时候，这一面小小的悼旗将会象呼啸的炸弹一样使敌人丧魂落魄！而人民将会感到欣慰！对人民有利的事就要大无畏地去做！
四月八日，黎明前。黄水生轻手轻脚地起床了。他穿上一身朴素的布衣衫，跳上早班公共汽车，来到广场。天刚放亮，广场上人很少。他沉着地走到旗杆前，按照事先想好的办法，剪断旗绳，用断掉的那一头把悼旗扎牢，再拉动另一头，洁白的旗帜就徐徐升到了旗杆顶端，而且，从下面再也无法把它降下来了。
黄水生十分镇静地站在旗杆下，兴奋地看着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奔来。人越聚越多，他也越来越激动。他从贴胸的口袋里拿出一张悼念周总理的讣告，向围观的群众大声宣读起来。他的声音充满着真挚的感情，低沉时，流泻着对周总理的绵绵哀思；高昂处，爆发出对“四人帮”一伙的强烈义愤！读完讣告，他又庄严宣布：“值此周总理逝世三周月，上海人民在人民广场升悼旗一日！”
悼旗在晨风中飘舞。人们望着这面光芒四射的旗帜，无比钦佩这位捍卫真理、为民发愿的青年人。悼旗下的人群在扩大，扩大，渐渐汇成一片悲愤的海洋……
突然，人群里跳出一个小丑，飞起一拳，（据说，这一拳很值钱，这家伙就因为这一拳被突击入了党）把水生的眼镜打落在地，嘴里狂喊：“抓反革命！抓升白旗的反革命！”那家伙一边喊，一边伸手来撕讣告。
水生被打得眼冒金星，但他把讣告紧揣在怀里。这时，群众起来制止了：
“不许动手，凭什么打人！”
“悼念总理有啥罪？”
一位老工人捡起眼镜塞到水生手里，悄悄地推推他说：“你快走吧，否则要吃亏的。”水生愤然一笑，说：“不，我不走，我悼念周总理没有罪，有罪的是反总理的人！”
这面洁白的悼旗，顷刻震动了上海滩。“四人帮”的鹰犬们如临大敌，立即出动。
一辆公安局的吉普车开来了，车中跳下几个彪形大汉，扭住了黄水生。水生回过头，又看到了他亲手升起的那面洁白闪光的悼旗。几个公安人员七手八脚地想把旗降下来，却无能为力。（后来，他们出动了消防车，用消防云梯才取下这面旗）
水生凝望着周总理，他看到周总理正深情地注视着他，仿佛在说：“坚强些，孩子！我们会胜利的！”黄水生心中热烘烘的，周身奔涌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
告别了，亲爱的同志们；告别了，人民的广场！黄水生在心中默念着：“你们可以扯下我升起的悼旗，却降不下飘扬在人民心中的那面神圣的旗帜！”吉普车离开了广场，离开了人群，黄水生却分明觉得：那一面洁白闪光的神圣旗帜，仍然在高高地飘，飘，在人民的心上飘呵！飘……
时光流逝，将近三年过去了。三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我们的国家却在这段时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上海获得了又一次解放。读者一定关心着黄水生，关心着他被捕后的遭遇，以及目前的情况。由于篇幅限制，我们不能一一细述了。我们了解到，他在狱中挨过打，绝过食，始终没有屈服，没有放弃真理。度过十个月狱中生活后，他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又回到他心爱的工作岗位上，当一个普通的电工。我们最近访问他时，只见他身穿一套沾满油污的工作服，鼻梁上还架着那副深色边框的眼镜。他有些腼腆，带着几分学生气，似乎还不善于在记者面前说话。老师傅告诉我们：黄水生是一个积极肯干的好工人，平时总是不言不语的。他使我们想起了大海。他同海里的一簇浪花一样，在风暴来临时，浪花呼啸，直拍云天。当大海平静后，它又同亿万颗平平常常的水珠融合在一起，汇成了我们时代的壮观的潮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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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勇敢的挑战
北京京剧团
赫声
清明节清晨，四周静悄悄的。在北京京剧团一间不到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乐队的赵洵同志和殷文同志在审视经过一夜精心制作的花圈。她们的眼睛哭肿了。啊，小小的花圈，寄托了制作者对周总理的深沉的敬爱和哀思，也表达了制作者对野心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无比仇恨。她俩望着花圈，陷入了沉思。敬爱的周总理，一月间您离开我们的时候，有人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不让戴黑纱。清明节来了，他们还想阻挠人们对您的悼念，不让送花圈，妄想在人们心中抹掉您的光辉形象，真是白日做梦！总理啊，我们给您送去一个并不精致的花圈。您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为了早点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她俩满怀深情地给花圈系上了挽带：“献给敬爱的周总理”，落款是“北京京剧团二同志”。九点半钟，她们把花圈送到纪念碑前。在浩瀚的花圈的海洋中，她俩的花圈小得不易被人看见，但它以一片赤子之心，投入了汹涌澎湃的时代激流之中。
有谁想到，剧团这两位普通演奏员送的这样一个并不显眼的花圈，却象一个炸雷惊动了“四人帮”把持下的文化部。“样板团”有人送花圈，这还了得！电话一个接一个：要迅速查明，是什么人送的。
深夜，一辆小轿车开足马力，发疯似的奔驰在西郊的柏油公路上，两盏明亮的车灯，就象饿狼的双眼，正在把猎物追赶。车上坐的是剧团党委书记，他是刚从熟睡中被拉起来追查这件事的。他的心中象有七、八个吊桶上下翻腾。刚才电话里的怒斥声还在耳边轰响：“知道吗？你们团有人送花圈，部长让立即查明，不许拖到明天！”
剧团党委书记驱车来到了赵洵和殷文同志的住处，责问：“你们为什么要送花圈？”
“为了悼念周总理。”
“你们不知道有规定吗？”
“不知道。”
“上午十一点就传达了电话通知。”
“我们送花圈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
难堪的沉默，尴尬的场面，结果是来者不欢而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清晨，上班铃声刚响过，“四人帮”的亲信于会咏满面怒容，杀气腾腾来到北京京剧团，开口就狂喊：“你们怎么搞的，这事竟发生在‘样板团’。我早就讲过，要注意培养对首长的信念。”“‘样板团’送花圈是给我们首长脸上抹黑！”“一定要查明为什么偏要写上北京京剧团！”由于气和急，他那沙哑的嗓子更加沙哑了，本来铁青的面孔变得更加难看。
而在纪念碑前，此刻人们正在互相传告一件新闻：“‘样板团’有人送花圈啦！”“是北京京剧团的两个同志送的。”很多人上前争看。热心的人把它牢牢拴在石栏杆上。人们能够想象这个小小的花圈来得不易，因而更加赞美。小小的花圈，表明了“四人帮”严密控制的“样板团”并非铁板一块。它就象一滴水珠投进了波涛翻滚的大海里，和大海汇合在一起。它代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意，勇敢地向恶势力挑战。
一位老农来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 刘霆昭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