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共产党员的天职是干革命
我国基建战线的优秀战士——刘裕民
薄一波 乔明甫 牛荫冠 任朴斋 李景昭
原建筑工程部部长、党委书记、国家建委副主任刘裕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含冤逝世。到现在已经八个年头了。不久前，刘裕民同志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在这举国上下，万众一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阔步进军的大好形势下，缅怀裕民同志的光辉革命实践，我们思绪万千，充满了对他的深切怀念。
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刘裕民同志是山西省太原市人，他在中学读书时，就抱着拯救民族危难和建设新中国的革命理想，积极投入革命学生运动。一九三四年入党后，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押在太原陆军监狱。当时的陆军监狱是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的地方，在这里的“政治犯”都是经过敌人特种刑事法庭判决的，无所谓刑期，对犯人除终日镣铐加身外，还可以随意加刑甚至处决。面对死亡的威胁，严酷的审讯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裕民同志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他多次利用敌人审讯的机会，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主张，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刘裕民同志从被捕入狱那一天起，便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裕民同志的父亲曾在太原一家钱庄当过收入微薄的小职员，当他得知裕民同志被捕入狱的消息后，焦急万分，准备变卖衣物和请求亲友保释裕民同志出狱。这件事情被裕民同志知道了，他用民族大义和爱国无罪的真理说服了自己的父亲，表示宁肯坐牢终生，也决不背叛自己的革命理想。后来，他又从狱中带信给他的父母，信中写道：“为国捐躯，终生清白，养育之恩，来世再报。”
一九三六年夏，王若飞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从绥远押解到太原陆军监狱，从此狱中斗争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在王若飞同志领导下，裕民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先后有组织地开展了反对监狱当局虐待犯人和支援绥东抗战等三次较大规模的绝食斗争，其中有一次绝食斗争连续坚持了五天，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为止。每次斗争，裕民同志都表现得很坚决。
一九三七年，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尚未在全国形成和我党提出“释放政治犯”口号的推动下，经过组织营救和狱中斗争相结合，裕民同志及其战友先后被释出狱。裕民同志出狱后，在党组织领导下，立即投入抗日战争，开始以牺盟会特派员的身份在曲沃、夏县一带进行抗日革命活动。当时他所在的地区，除我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力量外，还有日寇和伪军盘踞的据点，有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顽固势力，斗争形势很复杂。阎锡山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日寇则专打共产党、牺盟会。为了挫败敌人的进犯，裕民同志和李涛等同志利用夏县为中心据点，联合附近各县组织了一支由我党控制的抗日武装力量，同敌人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对顽固势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进行坚决的斗争，多次击溃伪顽势力的骚扰袭击，保卫了以夏县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安全。之后，裕民同志受党的指派，把这个地区的游击队组织起来，同程国梁、周仪中同志领导的部队汇合组编为二一三旅。这支部队名义上归阎锡山指挥，实际领导权在我党手中，部队很多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裕民等同志的努力工作，部队广大官兵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阎锡山的真面目。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他们英勇杀敌，狠狠打击了蒋、阎军的进犯，后由程国梁、周仪中和刘裕民同志分别将这个旅拉到太岳根据地，整编为我军正式部队，把阎锡山搞得丢盔折兵，声名狼藉。
基建战线上的优秀领导干部
全国解放后，裕民同志转业到经济部门工作，开始在福建省担任工业厅长、省财委副书记等职。一九五三年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调到建筑工程部工作，从那时起到一九七○年逝世止，他整整在基本建设战线奋斗了十七年。
裕民同志对建筑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胜利地领导了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同时，通过建设实践，系统地总结了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经验，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第一汽车厂是当时我国建设规模最大的重点项目之一，由国外提供设计和成套设备，我国自行施工建设。这项工程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开工那天，毛主席亲自为这个厂的奠基题了词。那时我国建筑业刚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装备落后，技术力量不足，缺乏工业建设的经验，加上参加建设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各方面的实际困难是很多的。裕民同志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三年完成建厂任务的指示，紧紧抓住建设工期这个主要矛盾，一面负责浩繁的组织工作，一面率领数万建设大军学业务、学技术，开展了一场确保建厂总进度的大决战。他亲自抓建厂的战略部署和政治思想工作，果断地处理生产建设中的每一个关键问题，把各项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当时全国各地来这里学习的干部多达上千人，整个工地既是生产建设的现场，又是一所练兵和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广大职工目标一致，热情很高。在建筑工程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直接领导帮助下，经过全体职工的英勇奋战，我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终于提前建成，实际工期仅用了两年零九个月。在建厂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他亲自主持对这个厂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在我国具体情况下进行工业建设的经验、方法和途径，使大家对基本建设规律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通过这个厂的建设，先后为各地输送了两千多名干部，其中很多人后来在党的教育下，成为建设事业上的骨干。
裕民同志十分重视施工队伍的建设。他经常说，施工单位流动分散，生活艰苦，组织工作复杂，没有一个党性强、干劲大、熟悉业务的领导班子和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就不能在生产建设上打胜仗。他抓队伍建设有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一起抓，强调队伍的作风要靠领导干部去带，靠在实践中培养。他对于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抓得很紧，有一个时期，他发现有的施工企业经营思想不端正，存在着弄虚作假、高估冒算和不顾竣工收尾的错误倾向，认为这是危害国家建设，腐蚀职工思想的一件大事。他一面深入调查产生的原因，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一面写文章，作报告，逢会就讲，反复强调建筑施工要对国家建设负责，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绝不能本末倒置。他对这件事一直抓住不放，前后整整抓了十年。对于基本建设中经常出现的甲乙方关系问题，他强调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有明确的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反对互相扯皮。同时告诫施工单位要严格要求自己，切实搞好质量，保证进度，处理经济问题坚持实事求是。
我国建筑业是一个有着精湛传统技艺，但生产方式又比较落后的部门。裕民同志从实践中体察到，要根本改变建筑业的面貌，必须广泛采用和大力发展新技术，成套地发展施工机械和新型建筑材料生产，使建筑业的生产方式逐步转移到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来。因此，他十分重视职工的技术培训、技术教育和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每次到基层，总是注意调查队伍的技术现状和技术特长，亲自召集技术人员开座谈会。他针对有些单位乱拉技术人员改行的现象，明确提出“技术干部归队”和“老工人归队”的口号，要求企业领导为职工学业务、学技术创造条件，做到又红又专，不断提高。
裕民同志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应用于建筑业的实际，讲求经济效果，注意按经济规律办事。他认为建筑施工的高速度、高质量、高工效，取决于整个基本建设各个环节的紧密衔接和组织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只有把施工准备、建设程序、基层建设和经济核算等生产管理的主要环节和基础工作做好，才能全面实现多快好省。他坚决反对那种片面追求产值不重视工程质量的错误倾向，认为搞基本建设不讲求质量，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有一次他到一个国防工程工地检查工作，这项工程因为设计上片面追求节约，加上施工操作马虎，造成大量返修加固，损失浪费上百万元，延误工期近一年。裕民同志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当即责成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并指定专人在报刊上写文章，要大家重视设计安全问题。他反复强调施工企业降低成本要靠真本事、硬功夫，不合理的收入一概不能算作降低成本，多估多算的要如数退还建设单位。为了探求企业降低成本的途径，他从一九五五年起，用了很长的时间，对固定资产的利用、流动资金、施工预算、工资定额、设备折旧等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写了几万字的文章、文件和调查报告。所有这些，都为提高我国建筑施工的经营管理水平，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
裕民同志为落实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所作的努力，更使我们不能忘怀。一九六五年我国三线建设全面开展前夕，裕民同志不顾当时已患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带领大批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向职工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快三线建设的指示。他住在工地，吃在工地，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为了解决施工力量问题，他多次召开会议，亲自调兵遣将，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全国各地组织了近十万建设大军，斗志昂扬地开赴内地。这次调迁规模之大，行动之快，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那时三线地区的交通条件还很不方便，有的地方铁路不通，公路不通，广大职工就背着干粮，跋山涉水，徒步行进，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虽然裕民同志没能亲眼看到三线建成就被万恶的“四人帮”夺去了生命，可是他为贯彻毛主席指示辛勤奔波的情景，却永远留在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心中。
实事求是，勤奋好学
裕民同志在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遇事有自己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他对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歪风深恶痛绝。他说，共产党员的天职是干革命，光说空话，一万年也到不了共产主义！有一个时期，有些施工单位在社会上浮夸风的影响下，大搞
“卫星项目”，从几天盖一栋楼，到几小时盖一栋楼，突击赶工，搞人海战术，花钱很多，但不少项目建成后不能使用。裕民同志一面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一面耐心向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做工作，要大家冷热结合，实事求是，不要推波助澜，干那种劳民伤财的蠢事。他的革命事业心很强，工作扎实，不务虚名；写文章，作报告，有的放矢，开门见山，从不说空话。对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他强调领会精神实质，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不能生搬硬套。一九六四年前后，正当林彪大肆鼓吹精神万能的时候，裕民同志在一次厅局长会议上指出，革命化精神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贯彻到扎扎实实的基础工作中去，鼓实劲，讲科学，不能搞形式主义。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人对己坚持一分为二，勇于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他从不搞无原则的捧场，也厌恶别人对他奉承，他常说，对那种当面说好话的人要高度警惕！
裕民同志学习上很刻苦，早年在狱中就孜孜不倦地学习革命道理。那时狱中编成学习小组，由若飞同志给大家辅导，他是学习小组负责人之一。后来他多次提到，他所以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亲眼看到旧社会的黑暗反动外，很大程度上是革命理论的作用。到经济战线工作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业务技术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内行。在领导长春汽车厂建设期间，为了使干部尽快掌握基本建设的业务，他亲自组织在工地实习的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教师给大家上课，系统地讲授企业管理和生产技术知识，他自己带头学习，每课必到，坚持不懈。裕民同志所以到经济战线不久就出色地担当起党交给他的领导责任，是同他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精神分不开的。
裕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们党的一个损失，是基本建设战线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而惋惜，为失去了一位革命老战友而悲痛。我们怀念裕民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努力奋斗，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英勇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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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侵吞”书报的现象应该制止
当前，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纸张严重缺乏，许多实用而有价值的书籍，得不到印刷发行或印数很少；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书报杂志没人看。例如，一些单位用公款购买各种各样的书籍，不分对象、不讲需要，每人发给一套或几套，放在那里睡大觉；还有许多机关，经常动用公款买书报杂志送给领导，什么常委以上，副主任以上，副书记以上，每人一套。特别是遇到新华书店拨来比较热门的书时，就更不讲业务需要与否，照例是领导每人给买一套，而真正需要这些书的部门则连书影子也看不到。有些书报拿到手之后，有的人根本不看，多么可惜！如果大大削减这些白白浪费的书报，用节约下来的纸张多印刷一些其它必要的书籍，供给人民学政治、学科学、学文化，其作用不是大得多吗？
最近翻阅《列宁全集》，才知道原来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已就这个问题发过议论，作过文章，给党员下过指示。当时，十月革命胜利不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困难，纸张奇缺，人民无法获得必要的书刊。可是，大量的书报却流入了苏维埃“长官”的办公室。列宁在《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中气愤地指出，这些书报“完全由于资本主义习气而被‘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了，被他们白白地拿走了，被拿去‘卷纸烟了’，等等。”列宁说：“应该顽强地和有系统地进行工作，以‘打击’官僚，不让他们侵吞报纸和书籍，减少官僚分得的份额，坚定不移地减少‘苏维埃官僚主义者’本身的数目。”
列宁主张除供应各机关各单位一定数量的书报外，大大压缩“苏维埃官僚主义者”侵吞的报纸份额。他说：“必须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费分配给各图书馆和阅览室，分配给正确地为全国，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群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阅览室网。那时人民就会干劲百倍地、迅速地、顺利地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识。那时教育事业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
今天，在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时刻，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渴望获得更多的书报和参考资料。如果我们也按照列宁的方法去做，既节约了纸张，又满足了人民学习的要求，还打击了官僚主义习气，该是多好的事情啊！
辛山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名曰“审查” 实是看白戏
我们剧团一九七八年排演了五个新剧目，各级领导审查了十一次。有的剧目审查了一次又一次。一些传统折子戏是全国各地早已上演了的，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审查。参加审查的除了市文化局或艺术科的领导外，还有一些无关的人员。有些领导还带着亲属朋友。名曰“审查”，实际上是看白戏。
我认为某些新创作或恢复上演的剧目，涉及政治标准，领导应该审查，一次定不下来可多次审查。但一个剧目的好坏，最好是在演出实践中鉴别，应相信广大群众的鉴别能力。
这种审查在经济上的损失，更是惊人。重庆十个剧团，如果每年每个剧团的节目审查十次，全年就是一百次。一个剧场容纳一千人左右，每场以收入三百多元计算，国家就少收入三万多元，有十万以上的群众看不到戏。因此有必要改变目前的审查方式。有的剧目，领导完全可以在公演时与观众一起审查，这样做既能密切各方面的关系，又能看到剧目上演的实际效果。那种专场审查的方式太不适应今天的形势了。
重庆京剧团 卞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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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谢上海邮购书店
我因工作和学习需要，早就想买一本《英汉工程技术辞典》。由于我们龙泉县地处浙南边远山区，在当地新华书店一直买不到。前不久，听说上海有一家邮购书店，是专门为农村、边远地区读者服务的，于是写信去询问。不几天便收到了回信，虽然回答是“目前该书售缺”，但附来一纸邮购书目，供我另选。果然，在书目中我意外地发现了另一本十分需要的书：《辞海》（理科分册），便将书款汇了去。当我收到该店寄来的书时，在欣喜感激之余，也颇有感触。
自从党中央发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召以来，曾一度冷落的新华书店门庭若市，各地书籍供不应求。在我们农村、边远地区的新华书店，无论书籍的种类或数量，都满足不了我们读者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上海邮购书店为了适应当前形势，解决部分农村读者的急需，不厌其烦，开办邮购业务，实在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试想，当你在工作、学习中急需一本参考书，又苦于一时得不到，一旦有人给你送到手上，你会怎样的高兴呢？
按常情，“目前该书售缺”，复一信已尽到责任。可是上海邮购书店，设身处地为读者着想：编印邮购书目随信奉寄。一纸书目，为读者服务的精神自见。远在千里之外的读者，是能够体会到他们这种工作热忱的。这种颇具特色的书店，值得称道和提倡。
我除写这封信，愿为上海邮购书店登一篇“广告”外，还希望各省、市一级的新华书店，也都能设立邮购部，办理本地出版社出版的书籍的邮购业务。
浙江龙泉家具刨花板厂 吴锦荣
第3版()
专栏：信件往来
大力促进文学翻译工人的发展
王汉梁同志给《世界文学》的信
《世界文学》编辑同志：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老一辈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以他们的辛勤劳动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使很多读者得以领略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优秀作品。同时，那些水平卓越、译文精美的译作本身也成了我国文苑中的珍宝。
可是，我国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队伍还不大，翻译作品也还很有限。特别是在“四人帮”猖獗的十年里，翻译工作的损失更大。拿文学翻译来说，这十年里，本来可以做、应该做的许多工作不仅没有做，而且又欠了一笔新债——世界各国层出不穷的优秀作品几乎完全没有介绍。
打倒“四人帮”后，外语学习已经引起各方面重视，外语人才正在加快培养。今后，随着“双百”方针带来的文艺的进一步繁荣，出版界当然不会停留在只是重印早期译过的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阶段。文学翻译工作要加快步子急起直追。
任务繁重、艰巨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倒是因循守旧，不敢解放思想，不肯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去培养人才，发掘人才，使用人才。
广大学外语的人，不能老是停留在读几本教科书的阶段。要提高阅读能力，不直接阅读外文原作是不行的。可是，到哪儿去找程度适当、内容吸引人的外文原作呢？难道我们需要的外语人才光会念几本教科书就行了吗？
不少能初步阅读外文原作的人，苦于无法通过大量阅读来巩固提高阅读能力。手头只有这几本千方百计搜罗来的旧书。不读吧，不进则退；读吧，翻来翻去就是这几本，实在有点看厌了。
一些突破了阅读关的人，自然想着试译点东西。可是译什么呢？新的外文作品看不到，眼前的几本老的作品也许有的已经有人译过了；也许有关部门根本就没有翻译出版此书的打算。
有些本来有条件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或者很有这方面发展前途的人，往往因为无法弄到新的翻译资料，或者即使译出了一些作品也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只好搁笔兴叹。
为什么不能开放一些外文版的文学作品？
为什么不能开放一些较新的外文书刊资料？
为什么除了《世界文学》之外，不能再多辟几个发表外国文学作品的园地呢？
上海瑞金中学
王汉梁
第3版()
专栏：信件往来
《世界文学》编辑部给王汉梁同志的复信
王汉梁同志：
目前亟需进一步繁荣我国文艺创作，借鉴外国文艺作品。各大学也迫切需要外国文学教材。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作品是当务之急。但是，正如你提到的，外文资料缺乏，发表外国文学译作的园地较少。因此，一些翻译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和组织起来，文学翻译工作不能迅速发展。
这些重要问题不是一个刊物所能解决的。你可否将此文作为“读者来信”寄给《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以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世界文学》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