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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青年写信给杨永青，决心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
把青春献给边疆建设事业
即将重返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希望有关方面尽量为这些有志青年创造条件实现美好理想
新华社乌鲁木齐三月二十九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上海知识青年杨永青要求重返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各地许多青年写信给她，表示要向她学习，要求到边疆去，把青春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
给杨永青写信的有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在校学生、中小学教师、复员转业军人和解放军战士。他们决心走杨永青的道路，以苦为乐，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让青春更加美丽。
兰州市一位也叫杨永青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今年十六岁。他在信中说道：一个人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正当我闷头思索的时候，你的模范事迹，使我心胸豁然开朗。在你的身上，明显地表现出了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我今年就要毕业了，要走上新的生活。我决心服从祖国的需要，让祖国挑选，考不上学，就到边疆去。象你一样，当祖国大机器上的一颗小小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我们的心也连在一起！陕西安康县永红中学一位十八岁的学生写道：我是理想在边疆的青年。这些天来，头脑里整天装着“边疆”二字，做梦也在祝愿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他在信中还附了一份申请书，申请书的左上方端端正正贴着他的照片。南京市一位知识青年写信给杨永青，要求当一名农垦战士的学徒——光荣的农业工人。信中说：边疆的生活自然不会象南京城里这样舒服，但是一个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舒服吗？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深知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为祖国和人民的美好将来而甘愿吃苦！
“只怕志气短，不怕困难多。艰苦的环境正是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战场，困难条件正是给知识青年提供了锻炼的机会。”这是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一位知识青年写在信中的一段话。他和许多青年一样，立志要到边疆的艰苦环境中生根、开花、结果。他在信中还转达了他的四个伙伴的同样的恳求。山西新绛县店头公社一位复员军人在信中说：“我家住在汾河之畔，生活条件很好。我志愿到边疆去，不是为了图新鲜，而是因为我会生产、能打仗，边疆用得上我。我渴望组织上满足我的愿望，让我辛勤劳动在祖国边疆的大地！”
北京某部一位解放军战士，把“青山处处埋忠骨”当作自己志在四方的铭言，他在信中写道：“杨永青大姐，我的服役期就要到了。如果组织上批准我复员转业，我将以你为榜样，到边疆去，到艰苦的斗争中去磨炼自己，争当一个新长征的突击手。”一位参加还击越南侵略者的边防战士在信中写道：“杨永青姐姐，等打败了侵略者，我们胜利的那一天，我将要求复员到祖国北部边疆去，和你们一道，用双手和汗水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倘若我在战场上为保卫祖国献出了生命，那末，就请你们每年代我在边疆土地上多铲一锹土，多收一颗粮。请你们满足我的要求吧！”
即将重返农业建设岗位的杨永青看到这么多青年朋友用火热的语言向她表达心愿，非常受鼓舞。时间不允许她一一答复，但她希望有关方面尽量为这些有志青年创造条件，以实现他们美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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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副总理会见麦理浩总督一行
同他们进行了友好谈话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九日电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一行，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和外贸部部长李强等参加了会见。
英国驻中国大使珀西·柯利达也参加了会见。
下午，黄华外长会见了麦理浩总督。
邓小平副总理三月二十九日会见了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一行。
新华社记者 胥志成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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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
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
编者按：本报三月十五日发表张浩同志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目的是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分队现象和影响春耕生产的不正确作法加以制止。其中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有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搞好责任制和劳动计酬工作，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党的政策规定：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有的地方把后一种做法简称为“包产到组”或“定产到组”。实际上，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并不一定要包产或定产到组。有的只把田间管理包工到组，收获前田头估产评比，决定奖惩。而包产或定产到组，当然也是联系产量计酬的一种形式。各地管理水平、领导经验、群众觉悟各不相同，自然条件、经济情况、种植制度千差万别，怎样搞好责任制，采用哪种计酬办法，应当在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这个大前提下，和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切不可搞“一刀切”，更不能强调某一种形式，否定或禁止另一种形式。
包工到组、联系产量是一种新的计酬办法，在试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只要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这个前提，不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就可以试行。至于具体作法，各地可以因地制宜，有所不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这种办法，一些地方实践证明同样是行之有效的，不要因推行中出了点毛病就轻易否定，也不要不看具体条件而硬行推广。要注意防止把已经很小的队，再划小或把作业组变成一级核算单位。
当前，有些地方由于对政策规定掌握不准，或领导不力、措施不当，在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酬这种办法的时候，争土地、争牲畜、争农具，个别地方出现分队现象。有的已经对春耕生产发生了不良影响，不能不引起严重的注意。春耕大忙期间，集中力量搞好春耕是当务之急，不管用哪种劳动计酬形式和办法，不要再轻易变动。保持生产的稳定局面，对夺取今年丰收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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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编辑同志：
《人民日报》三月十五日头版头条刊登的张浩同志的来信和“编者按”，在我们这里造成了混乱。已经搞了以组作业、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干部和群众，担心又要挨批判了。原来害怕党的政策有变化的人，现在疑虑更大了。有的人看到报纸好象找到了新论据，把联系产量责任制说得一无是处。
党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群众见面以后，受到热烈的拥护。为了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他们特别关心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有的实行或进一步完善了定额管理、小段包工的办法，有的实行按时记工加评议的办法，还有许多地方在坚持生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实行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
实行这种办法也有多种形式。有的是分组作业，定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有的是将某种作物（例如棉花、高粱、玉米、花生等）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也有的是上述两种办法兼而用之。生产队实行分组作业后，有的将耕牛、农具由队统一管理使用，也有的包给作业组管理使用。对于超产部分，有的提成奖励，也有的全奖全赔。对于这些不同的做法，按党的政策我们这里都是允许的。
从安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评定奖惩的责任制，效果很好：一是可以防止定额管理中出现的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顾千分，不顾千斤的倾向，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农活质量；二是职责明确，便于检查、验收、考核劳动成果，实行合理奖惩，做到多劳多得；三是能够使社员把个人利益和集体生产紧密结合，从而更加关心集体生产，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
实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会不会划分生产队形成一级核算单位呢？会不会滑到分田单干呢？关键在领导。只要我们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坚持几个统一，一般是不会的。因为：第一、土地、耕畜、农具、机械等生产资料仍归生产队所有。有些地方虽然把耕牛农具固定到作业组，但作业组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不能说这是改变了所有制。而且，生产资料定到作业组使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生产队可以根据作物布局、生产条件、生产资料的变化，以及耕作制度的改革，随时进行调整。第二、由于种植计划归生产队统一安排，产品和现金统一分配，作业组仅仅是劳动管理的一种形式，无权决定生产计划和收益分配。超产奖励部分数量很少，不会构成一级核算，也不会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四固定，包产到组，全奖全赔的，实际上变成了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编者），只要加强领导，出现一些问题也不难解决。全椒县有百分之九十一的生产队搞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并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我们认为，“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不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作业组要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就必然要分给一定的田块，确定一定的产量。联系产量就是定产，而定产必须按田块定，也可以叫包产，只是说法不同。不这样，怎么联系产量呢？如果只划分作业组，只包工分，不划分田块，不定产量，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又从何做起呢？我们认为，《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那样解释，增加了下边的混乱。
事实上，“包产到组”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它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又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为什么现在却把它当作“错误作法”，要“坚决纠正”呢？为什么一提起“包”字就担心害怕呢？在“四人帮”横行时，“包”字被视若洪水猛兽，不仅不准包产到组，就连小段包工也被批判。“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两年多了，但余毒未除，至今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有的明明是包产到组，却偏说是定产到组，好象“包”就是资本主义，一“包”就改变所有制性质，集体经济马上就要瓦解了，这种看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目前，推行包工到组、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大多属于试验性的，群众结合自己的情况，提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些办法能不能促进生产，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只能划个大杠杠，不能硬要群众只能采用这种办法，而不能采用另一种办法。
春耕大忙季节已到，我们认为，凡是已经实行了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应当先稳定下来，以后总结经验。（这样做我们是赞成的——编者）不管哪种办法，不要变来变去，引起不必要的波动。
安徽省农委
辛生 卢家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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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
编辑同志：
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浩同志的来信和“编者按”，对于当前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巩固农村集体经济，有一定的意义。
前一段，我们公社通过贯彻党的农业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绝大多数生产大队实行田间管理包工到组、责任到人和定额记工以后，对春耕生产促进很大。
但是，由于有的同志对党的政策精神领会得不好，加上实行新的劳动管理办法缺乏经验，有少数生产队在划分作业组时，将土地、牲畜、农具、资金等全部分掉，甚至有的把已经配套的农业机械也拆散分到小组，生产队成了“空架子”。有的搞什么“自由结合”，各自为政，不服从生产队统一领导。由于分田不公，造成干群之间情绪对立、吵闹，群众不满地说：“这样下去，越分越乱，越分越散。”
公社党委分析研究了个别地方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的是由于集体经济遭到干扰破坏，群众生活困难，群众对集体信心不足；有些是干部领导班子有问题，群众有意见；有的是过去小队并大队，一直是两张皮；个别地方也有人乘机闹事的，原因很复杂……。为了扭转前段所造成的被动局面，刹住分队风，稳定局势，掀起生产高潮，公社党委分别不同情况采取了具体措施，并召开了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刹住了分队风，迅速扭转了局面，一些分田分队的生产队已经自动合起来了。
这种分队的错误作法，在我公社虽是少数，但连锁反应甚大。据我知道，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可忽视。建议《人民日报》今后及时抓住这方面的苗头，以帮助基层干部进一步正确领会党的政策。
河南省兰考县张君墓公社党委书记 鲁献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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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非走不可
川、黔、湘、苏农村观感
记者在四川、贵州、湖南、江苏农村采访中看到，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于发展社队企业非常积极，各级党委和农业领导部门也很热心。可是工业和财贸部门有些同志还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农民办工业、副业，少数搞经济理论工作的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让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来看看农村走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吧。
为什么要走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
农副工综合发展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经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条必由之路，完全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
我国农业的特点之一是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不到二亩地，按人口平均的耕地约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苏联的七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印度的五分之二。这一特点说明，要使我国的粮食、畜产品和其他农副产品丰富起来，必须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但是，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没有重大突破之前，随着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费用也迅速上升，结果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高产穷队。“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这句在农村中广泛流传的话，曾经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来批。其实，这是农村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许多地方的事实是，单靠粮食生产连维持简单再生产都很勉强，哪里有力量去扩大再生产？！
四川省农业先进县——新都县算了一笔帐：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七年间，农民施用的化肥、农药增加了两倍，促使粮食亩产由一千零五十八斤上升到一千二百四十五斤，增长百分之十八。目前，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一家从农民那里收回的钱，就比县粮食局购买粮食所付出的钱还多。扩大再生产的结果，社员的劳动日报酬由七角五分下降到了四角五分，这种用降低农民收入来扩大再生产的办法，显然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出路何在呢？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一个办法。国家已经决定适当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同时降低一些农业资料的销售价格。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要进一步调整价格，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但是，我们的国家还穷，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现有的调价措施可以缓和矛盾，却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何况许多穷队生产的商品率很低，没有什么余粮和其他农产品可卖，提高收购价格不能改变他们的穷困状况。
另一个办法就是走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记者访问过的四川、贵州、湖南、江苏四省农业先进单位，无一不是这样前进的。他们办起社队工业、副业，用工业利润弥补亏损，买回大批化肥、农药和机械，进行规模较大的农田基本建设，使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大幅度增产，从而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社员分配收入年年增长。
江苏省无锡县一九七○年前后的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一九七○年以前的五年，社队工业少，粮食总产量每年只递增百分之一点二，生猪饲养量未增加，商品粮逐年下降，每年递减百分之零点二。一九七○年以后的八年，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社队工业产值以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五的速度发展，情况大变。粮食产量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点二，生猪饲养量每年递增百分之六点四，商品粮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四。
以工养农是邪路还是正道？
走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以工养农，是邪路还是正道？”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只要看看无锡县的情况就不难找出正确的答案。一九七七年，无锡县粮食亩产一千二百六十八斤，全县生产队的农业总收入为一亿一千三百多万元，其中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为四千九百多万元，在产量、收入和商品率方面都是较高的。但是农业生产费用却高达八千四百多万元（内有社员投肥一千五百多万元）。如果没有社队工业拨给的五千六百多万元转队工资，生产队就入不敷出，何谈发展生产？每一社员平均当年收入就只会有四十四元，要倒补口粮钱，哪来生产积极性？农民很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说：“以工促农，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有利，这不算正道，还有什么才能算正道？！”
有些人所说的“正道”是：依靠粮食种植业自身的积累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用心是很好的，问题是这条路我国已走了二十多年，结果怎样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主要依靠粮食种植业积累起搞农业机械化资金的一批典型社队。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目前农村缺乏机械，而农机公司库里又大量积压，原因不只是农机质量差，更重要的是农民缺钱，买不起机器，付不起机械的油费、电费、修理费。所以，不解决社队的经济困难问题而谈社队的农业机械化是不切实际的。
抽调农村劳动力去办工业会不会削弱农业第一线？一些同志有这种担心，于是硬性规定务工社员不能超过百分之几。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社队企业一般都是“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只要处理得当，对农业第一线影响甚小。另外，总的说来，我国农业战线的劳动力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有些地方农忙时之所以显得劳力紧张，一是由于政策不落实，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有问题，没有充分调动起社员的积极性；二是机械太少，又不成套，主要靠手工劳动。而农业劳动力过多，又正是使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解决劳力紧张的矛盾，应该积极地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而不应消极地去限制社队工业的发展。
发展社队企业利农又利工
社队企业应该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服务，为出口服务。国营工业应该尽可能地扶持社队企业。这样作会不会妨碍国营工业自身的发展呢？就全局而言，只有农业发展速度加快了，国营工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加快。就具体工厂而言，在有计划、有原料、有市场、有质量保证的条件下，搞设备“脱壳”和零部件生产“扩散”，去扶持社队工业，可以做到利农又利工，使自己轻装前进，快速发展。
贵州省遵义市长征电器一厂是个生产低压电器、装置式自动空气开关的专业厂。这个厂把弹簧、纸板、夹头、连杆等零配件扩散给附近的中桥公社农机电器修造厂生产，自己节省出一部分劳动力，试制高、精、尖新产品。
地方国营成都钢铁厂是另一种情况。这个厂几经“上马”、“下马”，一九六五年利用原停产厂和别的大厂的旧设备拼凑起来恢复生产。由于设备不齐，消耗性零部件供应无保证，缺这少那，搞了九年，年年亏损。一九七五年厂党委决心改变一些零部件依赖外地供应的局面，用闲置和淘汰的设备去扶持附近农村社队办起十二个工厂。委托这些社队工厂生产钢锭模、炉衬材料、轧钢机导位、钒钛球墨铸铁轧辊等，自己则集中精力搞本行钢铁生产。四年来，成都钢铁厂的主要设备没增加，人员增加很少，工业产值却以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十二的速度发展。一九七七年扭转亏损局面，一九七八年上缴利润三百万元。该厂挂钩扶持的八个公社的十二个企业，年产值三百多万元。这些公社积累增多，机械化进度加快，粮食年年增产。这样，厂方和社队皆大欢喜。
通过综合发展道路走向农业现代化
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前景如何？记者在四省采访中听到两种完全相反的看法。一些同志把现在这种“亦工亦农”说成是最理想的劳动方式，以为“拿起锄头种田，开动车床做工”就可以消灭工农差别，走向共产主义。于是认为，现在这样一个大队同时搞农副工多种生产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应该永世长存。另一些同志则说，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都是走专业化细分工的道路，农副工综合发展从长远看与世界经济潮流背道而驰。拿一些国家的农场来说，养牛的专养牛，种庄稼的专种庄稼，不搞别样。同是养牛业，有的养小牛，有的养中牛，有的专管大牛育肥。种植业中，这个农场专种麦，那个农场专种玉米。由于专业化，所以能高度机械化自动化，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两种看法都只有部分道理。
没有农业现代化是不可能消灭工农差别的，而高度机械化、自动化又必须以专业化生产为前提。我国农村社队目前正在走的农副工综合发展道路，表面看来与专业化道路背道而驰，实际上是向专业化迈出了一大步。原先的农民一天中既种田又喂猪，又养鸡鸭，还兼搞手工副业。现在，一部分社员在务农之外，每年有几个月专门搞工业，一部分社员常年喂猪养鸡鸭。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
马上叫社队工业来个彻底的专业化行不行？不行。社队工业设备差，效率低，主要优势是非生产开支少，并且使用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所谓“廉价”是对国营工厂而言，对农民来说则是“高价”的）。如果现有社队工业离开农业而独立，它的优势就丧失了，立不住脚。种植业离开社队工业利润的支持就要亏本，不能发展。饲养业没有农业提供廉价饲料不能生存。因此，现阶段的社队必须实行农副工结合，才能使农副工共同发展。
难道要永远搞“以工养农”吗？不必要。记者在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看到了新的苗头。华西大队经过前几年的“以工养农”，已把土地改造为高产稳产农田，机械化程度很高，粮食亩产二千四百多斤，生产费用稳定在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粮食商品率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三。农业对工业利润的依赖减少了。猪、羊、兔、鸡、鸭、鹅饲养场规模越来越大，都能独立取得利润。队办工厂的设备逐步更新。工副业人员相对稳定，技能提高。这些情况说明，现在的农副工结合，正是为将来的农副工专业化准备条件。
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迫使农民大批涌进大城市。大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带来许多严重问题。我国农业逐步机械化，如果腾出一半农业劳动力，就是一亿几千万人。这样多的人到哪里去？都涌进大城市怎么得了！现在就必须认真考虑这些问题。扶持社队搞好工副业，在发展中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调整，该淘汰的淘汰，该合并的合并，逐步走向现代化。这样，使我国工业在全国“大分散”，在数万个乡镇“小集中”，就会有工业化之利，无工业化之弊。
新华社记者 喻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