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为学校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必要条件
西安交大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促进了学校的安定团结
本报讯 记者王煌彦、景险峰报道：西安交通大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大刀阔斧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调动了广大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促进了学校的安定团结，为全校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如今，一个秩序良好、一心一意搞教学和科研的大好局面，正在西安交大出现。
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西安交通大学曾被诬陷为“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有一股隐藏得很深的反动势力”的单位，师生员工中有五百七十七人被立案审查、批斗，其中许多人被扣上“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帽子，遭到迫害，有的人甚至致残致死。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推翻“两个估计”以后，西安交大党委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起，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过的所有教职员工，逐个进行复查。开始，一些干部和领导有顾虑，怕把这些案件全翻出来，会造成混乱，影响安定团结，影响教学秩序，不好收场；有的怕为这些假案、错案、冤案平反被说成“右倾”。针对这些错误思想，校党委召开了有校、系两级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对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里开展的所谓“夺权”、“清队”、“一打三反”等运动进行了具体分析。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家逐步解放了思想，越来越看清了，交大这几次运动基本上是按照林彪、“四人帮”的一套搞的，路线是错误的，大批冤、假、错案都是这几次运动造成的。如果不纠正这些错误，不敢解决遗留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人心不顺，问题成堆，就不可能出现团结一致干四化的局面。
校党委首先组织干部群众复查牵扯面广，影响大的案件。原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案件，是西安交大最大的冤案。彭康同志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年因掩护受难同志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七年半的斗争，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几十年来，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初，在林彪一伙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彭康同志被定为叛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被迫害致死。从校、系一级的领导，直至基层干部和骨干教师，有相当一部分被当作彭康的“黑班底”、“黑爪牙”而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陕西省揭批运动进展迟缓，彭康的冤案迟迟得不到昭雪。在困难的情况下，交大党委仍然旗帜鲜明地向省委提出了为彭康同志平反昭雪的建议。几经周折，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七八年三月终于作出了为彭康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彭康冤案解决以后，交大十七年的路线是非清楚了，大批受株连的干部、教师获得了解放。
在落实政策过程中，交大党委积极引导大家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努力消除原办案人员和受害者之间的隔阂，增强团结。党委要求，凡是受林彪、“四人帮”路线影响，主持整过别人的人，要同群众一起总结经验教训，但不搞人人过关；要求受害者把仇恨集中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对整过自己的人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在批判会上点名，不要记个人恩怨，追究个人责任。机械系有位讲师，文化大革命前同一些国防工厂协作搞科研，了解一些国防工业的情况，在教研室向一些同志谈过这些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这位讲师被扣上“盗窃国家机密”的罪名受到揪斗，后来被公安机关拘捕。复查时，党支部领导多次找他谈心，召集原专案组同志和他一起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一些参加整过他的人主动向他认错。这位讲师也找整过自己的人交换意见，逐步消除了隔阂。党委负责同志还经常到一些假、错、冤案较多，同志之间隔阂较大的单位去，听取受害者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基层干部消除顾虑，并主动承担责任。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些单位的团结大大增强了。
西安交大党委不论对重大案件，还是一般案件，都采取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力求把政策落到实处。对复查过的案件，都要求做到：一、每个案件都有实事求是的结论；二、与本人结论无关或不起证明作用的材料一律销毁，自己写的检查交代全部退还本人；三、凡属假、错、冤案，都要根据不同情况，在校、系、科室分别向干部和群众公开宣布复查结果，彻底平反昭雪；四、为被迫害致死的人开追悼会，家庭生活困难的给以补助，子女给以抚恤，给亲属所在单位发证明信，以消除不良影响。全校五百七十七个立案审查、批斗对象，除了文化大革命前正确定案、至今仍维持原结论的一个人以外，其余全都属于错案、冤案或假案，全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平反。
假、错、冤案复查基本结束后，交大党委又集中力量开展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该校一九五七年定的二百五十五名右派分子中，有很大一批是因为反对迁校而被戴上帽子的。交大党委对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迁校决定是正确的，交大在西安办学二十多年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在迁校时，学校党委曾征求过师生员工的意见，一些反对迁校的意见就是那时在会议上提出来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生活，不能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因此，校党委作出决定，凡是因反对迁校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全部改正。对由于别的原因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也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改正。到目前为止，全校已改正了二百零七人。校党委正在继续抓紧进行这项工作。
随着党的政策的不断落实，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解除了，学校的各种积极因素普遍调动起来了。
第3版()
专栏：
尽快拨给我们科研试验基地
编者按：合肥市农科所胡琏同志的来信，反映了当前农业科研方面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表达了科技人员为四化多作贡献的迫切心情。合肥市农林办公室虚心接受批评，认真解决问题的态度也是好的。我们将这两封信一并发表，以期引起重视。
为了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把农业科研尽快地搞上去。要把农业科研搞上去，除了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之外，还必须切切实实地为农业科研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否则，重视农业科研就是一句空话。有些地区的有关领导同志，不去认真地解决农业科研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是讲了一些空话，许了不少愿，一年、二年过去了，还是一事无成。我们一定要大力提倡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作风。
编辑同志：
我们合肥市农林科学研究所是一九七六年成立的，但至今还没有办公室，没有试验基地没有宿舍。搞了二百五十平方米基建拖了两年多尚未完工。我们所的一些技术人员住在合肥市一家澡堂里，买的一些仪器设备闲置在合肥市种子站的仓库里，订的一些报刊放在私人家里。研究所要开会，只好在澡堂不营业的时间开。这样怎能开展科研工作呢？
我们也知道，刚刚建所就要这要那，是不现实的。但搞农业科研，试验基地是最基本的条件，没有试验基地，就不能有计划地开展科研工作。我们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先后开展了十三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已有八项取得了初步成果，我们盼望上级尽快给解决试验基地问题。可是，一直等到现在，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又到来了，试验基地仍无着落。同志们风趣地说：“我们农科所搞个基地简直比搞个空中实验室还难。”
胡 琏人民日报编辑部：
胡琏同志反映的我市农科所科研试验基地问题，确实存在。该所科研基地，我们去年上半年曾确定一个地方，并同有关单位商量过。后来，由于所里同志们意见不一致，认为那块地土质不好，一时出不了成果，要另选地方。他们看了多处，都认为不合适，加上我们抓得不紧，以致拖延至今未能解决。目前，已决定拨给原定的地方作试验基地不变。对该所办公室、实验室等，也正着手解决。
合肥市农林办公室
第3版()
专栏：
山西省发现宋、辽、金刻书籍
山西省发现了一批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善本书，有的还是极为珍贵的孤本。
祁县图书馆最近发现的南宋绍定二年
（一二二九年）池州刻的《昌黎先生集考异十卷》，经版本学家鉴定，确系宋版，并且是近三百年来不曾见过的海内孤本。此书是宋代朱熹因方嵩仰所作《韩集举正》而“详为辨证”的一部著作，对研究韩愈文学作品和朱熹学术思想，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文学资料。清初李光地曾根据这个本子翻刻过。之后，原本就不知所向了，致使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不得不收载它的翻刻本。书内钤有汲古阁、季振宜、徐乾学等明末清初藏书家的四十五方印章。
应县文物保管所从木塔里发现了辽刻佛经。辽代的刻书不仅从未见过，而且当时和后世都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所以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辽刻是一个空白。应县发现的辽刻佛经有五十轴（卷轴装），是统和八年（九九○年）至乾统元年（一一○一年）在燕京（今北京）雕刻的，每轴长达二十至三十米，字数多在一万字以上，字体遒劲，行款疏朗，是研究辽代雕板技术的唯一实物。它的发现已引起国内文物考古界的关注。
山西省图书馆发现了金代皇统九年（一一四九年）太原府榆次县小冀村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残卷二卷。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发现的傅山《荀子评注手稿》，极其珍贵。手稿上，傅山对《荀子》有评、有注，多有独到之处。傅山认为荀子是近于法家、名家，又似墨家，对其《性恶》一篇有很高的评价。这对我们进一步探讨荀子和研究傅山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山西省古籍善本编目办公室
第3版()
专栏：
从诺贝尔科学奖金获得者看科学家的成长
陈久庚
诺贝尔科学奖金设有物理奖、化学奖和生理学或医学奖三种，自从一九○一年第一次颁发以来，迄今七十九年，共有三百二十五人获奖。这些获奖的科学家尽管经历不同，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共同因素，对人们却是有启发的。
第一，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和献身科学的精神。获奖的三百二十五人中，百分之七八十是在中青年时期就显露出聪明才智，在学术上有了重大成就的。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二十六岁时就提出了光量子理论、布朗运动理论和狭义相对论，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里获得了重大突破，三十二岁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另一个物理学奖金的获得者海森堡，在二十四至二十六岁的青年时期就因建立矩阵力学而闻名于世界。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梅契尼科夫，十七岁进大学，两年修完大学课程，二十岁得动物学硕士，二十三岁得博士，二十五岁主持大学动物学系。获得物理奖的朗道，十四岁进大学，十九岁大学毕业。他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几乎对理论物理学的各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布拉格父子，因在用X射线研究晶体构造上的成就，一九一五年获得了物理奖。但是，这项成就的开创性的第一步工作，却是年仅二十二岁，正在大学读书的小布拉格完成的。
许多获奖科学家从小就发奋学习，刻苦钻研。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居里夫人为科学奋斗的一生，就是典型的一例。她十六岁中学毕业便去乡村当家庭教师，资助姐姐到巴黎上大学。她非常刻苦好学，一面教书，一面自学。二十四岁时，又靠姐姐的帮助，去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二十六岁和二十七岁先后取得物理学士和数学学士两个学位。她在求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学和数学基础。二十八岁同居里结婚后，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研究和实验工作。因为缺乏经费，他们不得不用自己节约下来的钱作实验。为了把新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拿到手，必须分离提炼铀沥青矿。但铀沥青矿特别昂贵，居里夫妇只好购买铀沥青矿渣来提炼，他们花了四年时间，历尽千辛万苦，才从几吨废矿渣中分离出零点一克纯氯化镭，对放射性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九○六年，居里遭车祸身死，居里夫人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她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一九一○年又成功地分离出了金属镭。居里夫人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健康受到影响，但她不顾个人安危，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
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去世前几天发表告青年科学家的一封信，谆谆告诫青年们要谦逊、谨慎和耐心，要循序渐进地学习，要研究、实验和观察，要用最大的努力和高度的热情来对待科学。
第二，善于继承和发展前辈和同代人的科研成果，又敢于革新和创造。十九世纪末，有人从经典理论出发，研究黑体辐射，得到的结果与实验不符。一九○○年，普朗克则依据实验资料，冲破经典理论框框的约束，大胆假设原子是按“能量子”形式辐射，十分圆满地解释了黑体辐射。一九○五年，爱因斯坦将这个理论加以推广，提出“光量子”假设，又成功地解释了光电现象。一九二四年，德布罗意在爱因斯坦光量子理论的启发下，提出物质波假说，不久得到实验证实。一九二六年，薛定锷又在此假说的基础上，创建了量子力学，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普朗克、爱因斯坦、德布罗意和薛定锷，由于在发展和建立量子理论中的巨大成就，分别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三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汤姆逊、卢瑟福和玻尔三位获奖者对建立原子结构模型的贡献，也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过去，人们长期认为原子不可分割。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相继发现了电子、X射线和放射性等，但这些新发现无从得到解释。一九○三年汤姆逊提出了原子具有均匀结构的假说，但同实验相矛盾。卢瑟福则提出了原子蜕变理论和原子具有复杂结构的思想。此后，一九一二年卢瑟福根据∝粒子散射实验，又否定了汤姆逊的假说，提出了原子有核结构模型，从而使一些实验事实得到解释，很快就被公认了。但是，按照经典理论，这个模型还不能说明原子的稳定性和原子具有线状光谱的特点。一九一六年玻尔又在有核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引进了普朗克的量子化概念，从而成功地阐明了原子光谱的规律。但卢瑟福—玻尔模型也还不能完全说明所有的实验事实。后来，随着量子理论的发展和应用，原子结构模型才又得到不断发展和逐步完善。
第三，善于在个人刻苦钻研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研究。科学研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往往需要研究人员同心协力地合作，才能取得进展。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合作研究日益普遍。获奖者中，有一些就是几个人通力合作或同助手的配合而取得成就的。
李政道于一九五一年同杨振宁合作，于一九五六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后经吴健雄证实，对基本粒子物理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一九五七年李、杨二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肖克莱、巴丁和布拉顿在四十年代末合作发明晶体管，一九五六年共同获得物理奖。五十年代初，巴丁转向超导体的研究。一九五五至一九五七年间，他在指导已获博士学位的研究进修生库珀和研究生施里弗尔的同时，又同他们亲密合作，提出了电声子相互作用的超导理论，不仅解决了五十年没有解决的超导之谜，而且对其它领域，如核结构、天体物理和液氦的低温行为等，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九七二年他们获得了物理奖。巴丁是迄今荣获两次诺贝尔科学奖金的仅有两人中的第二人。他的两次得奖成果都是通过合作研究取得的。
此外，有的是抓住实验和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事件或偶然现象，进行细心观察，认真探索，取得巨大成就的。例如，一九○一年第一个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伦琴，一九○三年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之一贝克勒尔，以及一九四五年生理学或医学奖金获得者之一弗莱明，他们分别发现X射线，铀的天然放射性和盘尼西林。获奖者的经历表明，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胜利属于不畏艰险、勇敢攀登的人们。
第3版()
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科研单位要有一个精干的领导班子
最近记者在一些科研单位采访，发现这些单位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其中，老弱病休的干部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样的领导班子，实在难以适应当前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科技人员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他们说：“科研单位不能变成干部养老院。”
记者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天津市科委。有关同志说，目前科研单位领导班子中，普遍存在病号多、老弱多、外行多的现象。这是科研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二十三个研究所统计，一百一十一名领导干部中，科技人员仅有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中起骨干作用的仅占百分之十。长期不上班或上半日班的病号却占百分之二十。如有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就是因为患心脏病，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他调到这个科研所来的。该所领导班子五人中，就有三人是病号。还有一个研究所的第一把手长期住医院，领导班子中另外三人是外行。一些科研人员反映，这些干部，有的有满腔热情，想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大干一场，可是力不从心；有的长期休养，很少为本单位科研工作打算。这样的领导班子怎么能领导群众把科研搞上去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大家认为，主要是一些领导机关，包括一些组织部门，对科研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他们总认为科研单位“轻松”，到那里当领导，干不干、干多干少都可以。因此在分配干部时，往往以照顾病号为理由，把老弱病残分配到科研单位。还有一些搞组织人事工作的同志，头脑中还有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影响，对那些有技术专长、家庭出身不好的专家总是不信任。他们宁肯让那些全休或半休的同志当领导，也不愿把那些有组织能力的专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也有一些人不是从四个现代化的全局出发，而是想找一个“轻松”单位“安度晚年”，要求调到科研所工作。
怎样改变这种状况呢？一些科研人员建议：第一，对那些老弱病残、不能坚持工作的干部，安排他们离职休养；对那些不懂业务，又不热心科学事业的干部要调离。第二，坚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改变那种党政不分，党委包办一切的现象，充分发挥所长的领导作用。某些有条件的科研所，可以试行正副所长民主选举，把那些德才兼备的同志选进领导班子，增加领导班子中专家的比例。科研单位应实行干部考核制度，对某些严重失职或不称职的领导干部要撤换。这样，领导干部才能守职尽责，领导班子才能成为一个有权威的精干的班子，科学技术现代化才有希望。 孙永盛 马杰
第3版()
专栏：短评
应该为科研单位配备得力干部
这封记者来信所反映的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它向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为科研单位配备什么样的领导干部？
党中央一再强调，要选派那些热心科学事业、有能力、有干劲、作风好的干部充实、加强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同时要在科研单位内部提拔科研人员，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使专家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这是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必要的组织措施。许多单位这样做了，很快出现大干快上的喜人景象。
可是，也有一些领导同志至今还不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把科研看作可有可无、可紧可松的“软任务”，把科研单位当作安排老弱病休干部的地方，把那些不适宜做科研领导工作的同志派去担任领导。结果，一些科研单位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得惊人。科研单位内部那些本来可以提拔的干部得不到提拔，严重影响了科研事业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党中央一再强调的那句话：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事业在四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思想到行动，真正把科研工作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