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思念
金振家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结识了不少台湾省籍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在祖国大陆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有解放后陆续从海外辗转归来的中、青年。每次见面，大家很自然地谈起祖国的统一大业。台湾和祖国分离近三十年了，亲人之间来往不通，音讯断绝，彼此思念之情绵绵不绝，谁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啊！
在福建泉州，我见到过一位从台湾到大陆来的老诗人。这位老诗人因为创作、搜集了许多有关台湾的诗篇，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我们一见面，就象老友重逢似的，打开了心扉，一下把话题集中在被大海相隔的台湾岛上。老诗人为人爽快，当我请他吸一支北京烟时，他说：“我戒了，我也希望你戒掉。要保护好身体，将来我领你到台湾去爬一爬玉山，阿里山！”
老诗人的感情既豪放，又深沉。他离开家乡台湾之后，这些年跑了大半个祖国河山。越是热爱祖国，越是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越感到同志相处亲密无间，越是思念台湾的亲人！当他站在厦门海边时，他总仿佛越过浪涛滚滚的海峡，看到了台湾省石门的波光，西子湾的秀色，澄清湖的涟漪，合欢山的积雪……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是寻找昨夜失去的梦，而是想着家乡怎样迎接明天灿烂的朝阳。”
老诗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感慨地说：“骨肉同胞之间，这三十年来积攒了多少要说的话啊！投递不出的信件只怕可以筑成一座长桥，把祖国大陆和台湾岛联接起来呢！”老诗人很同意我的看法。由此，又使他想起一件事情来。
厦门有一位老教师，他的家人都在台湾。三十年来，没有一点音讯。不久以前，一位外国朋友来我国访问，这位老教师参加了接待工作，偶然谈及家乡台湾和在那里的亲人。这位外国友人回国之后，向他的一位朋友介绍访问中国的见闻，也谈到了这位老教师的家事。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了那位朋友的兴趣。原来，他以前在台湾短期居住过，有一家邻居，从各方面情况看，很象这位老教师的亲人。于是，这两位对中国友好热情的外国朋友，相约又到台湾去旅行，专程拜访那一家台湾同胞。果然，他们正是老教师的亲人。来自祖国亲人的消息多么可贵啊！全家老少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老母亲激动地说：“这三十年，我让孩子们写了不知多少封信，可就是无处投寄啊！”
循着这个线索，我到厦门去拜访了那位老教师。一见面，老教师就兴奋地把一本崭新的相册摆在我面前：“同志，你看看我们全家的照片。”
厚厚的一本相册里，有单人照，有全家一起拍的。十几个男女老少深情的目光，都似乎在望着祖国大陆的亲人。老教师指着照片告诉我，后边背景那间小房，就是他年青时住的，房前那株凤凰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原来不过一尺多高，现在已经高过房檐了。
看到最后一张时，我愣住了。那是一张全家坐在一起吃饭时拍的。老老小小围着圆桌坐着，可是老母亲身边却空着一个座位。我正思忖着，老教师递给我一封信。我展开一看，上面写着：“儿啊，看见这张照片了吗？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给你留着座位，把你喜欢吃的菜挟在你的碗里。……小时候，妈教你要爱祖国。现在知道你是一名教师，妈高兴极了，因为你会把祖国这两个伟大而亲切的字，教我们下一代永远铭记在心上！……”
读着信，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看看老教师，他正站在窗前远眺。他指着海边的几株凤凰树说：“这种树台湾处处皆是。老人们都说，它和祖国大陆上的凤凰树是根根相连的！”
听着老教师的话，我遥望海边，海天深处的金门、马祖、澎湖、台湾诸岛，仿佛都循着波涛，正向祖国大陆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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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卫还击诗草
柯原
血债
小“友谊”被射杀了，这个孩子，
鲜血浸透了绣着鸽子的衣裳，
天真无邪的小脸朝着蓝天，
嘴边仍还有歌声在淌……
小“友谊”被射杀了，这个孩子，
爸爸妈妈泪水里闪着火光，
小宝宝呵，他们杀害了你，
绞碎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爸爸常年辛勤劳动在兵工厂，
为越南制造过多少子弹步枪；
妈妈青春伴着缝纫机度过，
日夜突击为越南缝制军装。
友谊关下的一个普通家庭，
为支援越南贡献了多少力量！
生下个孩子也取名“友谊”，
为了纪念山水相连的邻邦。
呵，今朝，就是对面的士兵，
穿着孩子妈妈缝制的军装，
拿着孩子爸爸制造的步枪，
射穿了“友谊”这孩子的胸膛。
中国大地的亿万颗心，
都围拢在小“友谊”的身旁，
我们懂得一条古老的格言：
“以牙还牙，血债血偿！”
射击图·接货单
战士在敌堡缴获两件物品，
一张射击图，一本接货单，
世界的理智，人类的良心呵，
请来观看，请来观看——
这本仓库接货单，厚厚一迭，
记下了中国援越物资千千万万，
从大米、军衣、枪炮、子弹，
到地下的水管，空中的高压线。
这张炮兵射击图，印的是中国边城，
标明了学校、医院、工厂、商店，
早已划为方格，标定号码，
大炮随时准备喷出毒焰。
我们挥汗送去劳动果实，
他们却要毁灭我们的家园，
疯狂地践踏道德、信义呵，
只剩下满纸狡诈、贪婪。
一张射击图，一本接货单，
映出河内奸险的嘴脸，
忘恩负义的亚洲流氓，
罪责难逃，早已是铁证如山！
还击的时刻
弹药手穿梭般传递炮弹，
装填手似能举起大山一座，
炮长的胳膊带着热风挥舞，
战士的心呵，
炮膛一样火热。
多少次敌炮袭我边境，
眼看和平的村庄腾起烈火，
一次次警告却当耳旁风，
把我们的忍让看成了怯懦。
来吧，中国人民不可侮，
我们懂得用炮火对付炮火，
炮兵指挥员昂首叉腰立阵前，
谛听这震天动地的交响乐。
炮火，炮火，炮火，
照亮群山，把敌阵浓云撕破，
好呵，我们的神勇炮兵，
迎来了自卫还击战的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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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导”与“湮”
裴伯年
“导”是疏导，“湮”是堵塞。这是我国传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治水方法。“水来土湮”，就是以筑堤防水作为治水的主要办法。据传说：大禹的父亲鲧用这种办法治水，结果水越治越大，泛滥成灾，淹没了人民的田园、房舍，鲧也因此受到惩罚。
禹接受了父亲失败的教训，决定采用以疏导为主的治水方法。禹的这种变革主张，是从他自己好多年摩顶放踵的实地考察中得出来的。因为只有根据水势进行疏导，才能形成百川。虽然当时人们因为不理解这种新措施的正确性而议论纷纷，甚至恶意中伤，但是他却坚定不移，终于制服了洪水，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后来，人们便拿这种鲜明的历史事例来讽喻如何正确对待人民的“言论”，例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确实，对待众说纷纭的群众“言论”，如果不因势利导，反而采取“湮”的办法，必然要激起人民的反对，发展下去，会象水一样冲破堤防，造成灾害。
水由小溪而成奔腾的江河，终至汇入海洋，这是必然的趋势，只能因势利导而决不能加以湮塞。治水之功，全在善于疏导；对待群众的呼声、要求，也要善于引导。“不废江河万古流”，这句诗形象地说明历史的潮流是永远不可阻挡的。人民的呼声、要求、愿望汇合成为社会的主流，人民为实现自己的要求而奋斗，推动着历史前进。因势利导，首先要充分发扬民主，使“水”活泼起来奔腾不息，才能加以疏导，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力量。因势利导是一种“治”法，它决不是放任自流。如果让水完全自流，有些支流就会形成滥觞，或者变成有害的沼泽。同样，对于群众的呼声和要求，我们也要加以分析和引导，使其有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不能听任一些支流泛滥，造成阻碍新长征队伍前进的沼泽。
当然，我们比古人聪明得多了，不仅可以使水流到应该流去的地方，还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动力，以促使我们的事业一天比一天兴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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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战地
介绍《我热爱中国》
辛笛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正是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北京的那一星期，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瑞士小村庄埃辛斯那所凌乱的旧农舍中停止了呼吸。他用毕生的感情，在临终时喊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当我在新华书店书架上，发现洛伊斯·惠勒·斯诺写的这本书时，恍如旧友重逢一般，我立刻买回家中，一口气把它看完。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尊严的死——当中国人到来的时候》，是斯诺夫人叙述斯诺和癌症作斗争的最后一些日子的情景和我国派去医疗小组为他治疗的经过的一本书。一九七八年十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译者是董乐山，书名用斯诺临终的遗言：《我热爱中国》，书首有路易·艾黎和马海德医生两人的小序。
这本小书的跋尾，洛伊斯·惠勒写了这么一段话作为结束：“现在，当我单独走到我们花园中去，抬头看太阳、月亮或者黄昏的星星时，我不再象以前那样害怕我自己会死了——因为埃德（斯诺）经历了他的死亡——但是我意识到更有必要，在我还活着的时候马上行动起来，尽我能力来改变那使得所有的人的生命中的潜在价值受到破坏的孤寂状态和自私自利。这种感觉不是新的，但是由于中国人来到的时候我们的经历，这种感觉有了新的意义。如果把这个人的经历说出来对别人有所影响，就象事情本身对我们发生了影响一样，那么回忆一下这个经过是值得的。”这段文字很朴素，充满了积极的意义，何况这一意义是斯诺夫人从我国医疗小组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感受到的，这就不能不使我沉湎到四十一年前的回忆中去。
那是一九三八年一个阴冷的冬天，我还在英国爱丁堡读书。从芦沟桥“七·七”事变开始，我们远在海外的侨胞和学生，由于强烈的爱国心所驱使，对祖国前线战况非常关切，在读书和工作之余，总是四出奔走，呼号募捐，但对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也还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之每到夜深人静时，总要拨弄起无线电的开关，试图找到祖国的声音，一心盼望着听到台儿庄战斗以后的捷报，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次又一次叫大家失望，他们提出的什么
“抗日必胜、建国必成”的口号变得越来越渺茫。每一个人心上是多么烦闷、焦急和苦楚啊！这和今天我们的国家在中越边境被迫自卫还击，仅仅用了十六天的时间，就狠狠地教训了“东方的古巴”，因而我们感到作为中国人民的自豪感，那是天差地别的了。
就在那样灰黯的日子里，一天傍晚，我路过一家左翼书店，橱窗中陈列的书不多，一下子看到了那本《红星照耀着中国》（即后来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又译作《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我立即全身感觉到一种振奋。我怀抱着它回到寓所，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整整两天，足未出户，就好象被一块磁铁吸住了一样，边看边思索，一口气把斯诺写的这本书读完，其情景正和今天一模一样。在斯诺的笔下，我开始看到了地平线上新中国的曙光，初次了解到敌后广大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对毛主席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总理、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的丰功伟绩，作了朝圣般的巡礼。我的心陡然象一扇窗户明亮了起来，开始燃烧起新中国的希望就在延安的灼热信念。红色中国的诞生这一伟大信息也正是通过斯诺这一本书，越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震撼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的读者。稍后，在一九三九年，我还看到了香港复社印行的《西行漫记》和宁谟·韦尔斯（即斯诺当年的夫人海伦·福斯特又称佩格的笔名）写的《续西行漫记》作为姊妹篇的中译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本书正由于它们所热情歌颂的素材，横遭林彪、“四人帮”的禁止，竟不能再版发行，甚至被篡改删削得面目全非，令人十分难过。
在当前中美两国人民欢庆正式建交的日子里，我读到了洛伊斯·惠勒·斯诺写的《我热爱中国》，深为庆幸地仿佛又和斯诺本人碰头了。他热爱中国始终不渝，最初纵然受到过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的工作和旅行的权利一度被剥夺和限制了，甚至连《纽约时报》的主笔詹姆斯·赖斯顿也在该报第一版上把斯诺的名字列在“一批成份复杂的共产党人和自由主义分子”之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到他在病重中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一封慰问信时所感到的激动和愉快。洛伊斯·惠勒写道：“他说了一句在他来说是不平常的话，说明他对受到这样关心是何等意想不到。‘接到周总理这样的信的美国人，想必只有我一个！’”
我国派去日内瓦为斯诺治病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是中国马海德（原名乔治·哈特姆）医生，是他和斯诺两人一道结伴初次进入陕北的。所以，洛伊斯·惠勒在斯诺去世后来华，见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表示感谢时，邓大姐说：“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我们派医生去是很自然的事，毕竟，在我们最需要医生的时候，埃德
（斯诺）为我们带来过一个。”这句答话说得是何等好啊，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永远是重视和珍惜国际友人的友谊的，凡是为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
本来，在斯诺的病日见沉重的时候，他的一家都在焦灼不安、束手无策中过日子。洛伊斯·惠勒写道：“在生死诀别的威胁下，我们紧紧抓住平时习以为常的瞬间片刻；它好象划过我们生活中的夜空的流星一样，留下了一种奇怪的真实感觉——在死亡前面，时间不是过的太慢，就是过的太快。”何况，在他们那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死是很花钱的。”但是，在我国医疗小组到了斯诺家中之后，他们全家顿时生活在温暖和友谊当中，紧张气氛就变得相对平静和安宁了。毛主席、周总理派去的这个医疗小组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友谊使者。洛伊斯·惠勒还写着：“他们不仅能够使他（斯诺）解除了身体上最严重的痛苦，而且为他带来了安宁，死亡时的尊严，这不仅使他，也使我，使我们两个孩子，使我们的亲戚朋友比较能够忍受死亡的痛苦。他们以后还感染了遇到他们的每一个人。”
的确，在我们国家中，象具有这样献身精神的医务工作者是很多的，值得我们衷心歌颂他们。但是，每一想起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困难和缺点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从这本小书汲取信心和勇气，特别是要学会如何做到我们还没有真正做到的事情。（附图片）
第6版()
专栏：战地
“画中添驴”
田里青
不久前，有一家报纸报道：首都“字画医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工作者，严肃认真地对一件件“病疴者”进行诊断，用娴熟的技巧，修正
“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揭去了明末人错加的毛驴，……纠正了至今三百多年的谬误”。
古代总归是古代。可是现代呢？从去年六月迄今，《人民日报》上就出现过两次类似“画中添驴”的事。
一是去年六月份有人著文歌颂郭老，文中说郭老曾扮演屈原，说的很逼真。时隔不久，就有
“当事者”加以驳正，说没有这回事情。
今年一月份党中央为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以后，又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悼念彭总。文章说彭总如何亲自到腊子口前线阵地指挥作战，说的有声有色。事隔不久，“当事者”杨成武同志出面加以更正，事后我想：多亏这些
“当事者”还都健在，一度被说错的历史，在他们严肃认真的“会诊”中，一一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画中添驴”的人，自以为是在补充画的不足，因而有意为宋画制造了“沈疴”。现在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恐怕是出于道听途说的误会。
然而，误会的东西何以那样的细节逼真呢？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了。这说明尽管我们大力提倡“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有人口头也这样讲，但真正实行起来就不那么认真了，这就难免会出现并非有意作伪的“沈疴”。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