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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赵紫阳
在全国人民迈开大步向四化进军的长征途中，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走在队伍的前头，在各方面作广大群众的表率。陶铸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时时走在队伍的前头，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我在陶铸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十五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永生不能忘怀。他，对待党的事业，对人民、对同志炽热如同一团烈火；他，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敢于披荆斩棘，闯开新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多谋善断，雷厉风行，气魄很大，精力过人；他，忘我工作，不知疲倦，富于创造精神，工作效率极高。不论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岁月，在敌人的监牢里；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年代，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之下，陶铸同志从来不避危厄，不畏艰险，奋不顾身，英勇不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回顾陶铸同志的一生，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卓越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一）
陶铸同志善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实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工作方针，很少框框。他见事快，思想活跃，善于在复杂的情况下抓住主要矛盾，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陶铸同志办事、看问题常是棋高一着。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解放前的广东省粮食一直不能自给。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每年还要从外省调进一批粮食。一九五三年，恢复时期结束了，全国开始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工业为重点的空气甚浓。广东怎么办？究竟应当怎样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和重点？这就成了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陶铸同志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坚定地提出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省、地、县委都要全力以赴地把农业生产搞好。当时，全党、全国还没有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陶铸同志提出这个重大建议，是需要胆识和正确判断的。他并不是因为一百五十六个大型建设项目广东没有一项才这样提，主要是由于他从实际工作中深刻地感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广东的自然条件较好，应当在农业方面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后来的实践证明，陶铸同志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在以后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广东省改变了调进粮食的状况，逐步做到了粮食自给和自给有余。到文化大革命前，全省一年上调给国家的商品粮达到十亿斤。全省农业的复兴和发展，有力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工业和其他事业的蓬勃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另一件事，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期。五十年代末，广东省也刮起了共产风和瞎指挥风，不从实际出发，不看物质条件，盲目过渡，生产上搞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农村秩序和农民生活带来很大损害和困难。矛盾是逐步暴露的。陶铸同志同大家一样，对矛盾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但是，当他看清问题的严重性时，便果断地认为：不能这样干了。他说：“我们的生产底子还很薄，产品就那么多，空喊过渡，就象一碗水倒来倒去，只能把水倒洒了，把人心倒散了”。他面对人民和干部生活中存在的严重困难，心情非常沉重。一九五九年四、五月间，省委常委在汕头举行扩大会议，陶铸同志以《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为题，总结了这一深刻的教训。他检查了自己头脑发热，搞高度密植，高估产、高征购，“放开肚皮吃三餐干饭”，反瞒产，“大炼钢铁”以及刮共产风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陶铸同志一方面教育干部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方向，一方面又当机立断，通过省委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在农村解散食堂，扶持生产队开展多种经营，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放农贸市场，借地给社员搞冬种，试验和推广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在工业战线，坚决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解决国民经济的失调问题。他还多次在干部会议、群众大会上作自我批评。他在潮安县干部、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他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三年困难时期，广东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没有大的反复，比较快地克服了困难，损失也比较小，这同陶铸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分不开的。
一个革命者能够在斗争中不断从正反两个方面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已经实践证明正确的，敢于坚持；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敢于纠正。这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同陶铸同志十五年的相处中，深深感到陶铸同志的这个优点正是他从党的一个有才华的实际工作者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重要原因。陶铸同志长期担任地方党委和中央部门的主要负责工作，是很有主见的人，当他在某个问题上下了决心之后，要他改变主意是很不容易的。他才思敏捷，知识广博，反映很快，讨论问题常有打断人家话头，申述自己观点的情况。不熟悉他的人容易认为陶铸同志是很自信、不易接受别人意见的；相处久了，就会感到这是陶铸同志以平等的态度同别人讨论问题。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尖锐泼辣，对问题从不含糊，是就是，非就非，勇于亮出自己的观点。他要求党内思想活跃，议论风生。他反驳别人，别人也可以反驳他。只要你的意见正确，驳得对，说服了他，他就采纳，痛快地说：“就按你说的办。”有的时候，也吵得不可开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发生不大痛快的事，他也从不计较，不记前嫌。他对周围和下边的同志都能放手使用，出了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决不上推下卸，他常说“我是第一把手，这些事应由我负责。”因此，在他领导下，同志们心情舒畅，大胆工作，无后顾之忧。
陶铸同志非常强调抓主要矛盾，并善于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因此工作重点突出，工作很有魄力，很有成效。有的同志不认识这点，对他提过意见，说他象坦克车一样，把障碍物推倒了，也把作物压坏了。其实，事情并非如此，在主要矛盾解决之后，陶铸同志便回过头来，迅速解决其他问题，并且解决得很认真、很细致、很好。比如一九五六年广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亲自提议妥善处理土改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一九五七年以后，他亲自做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明显的例子。如果他今天还在世，对他在广东工作期间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陶铸同志对问题也有不多思索冲口而出，未看准就下决心，甚至象他自己常说的“冒叫一声”就干了起来的情况。这是不可求全于陶铸同志的。但是，如果搞错了，陶铸同志也会及早地发现问题，下决心纠正。陶铸同志在《太阳的光辉》这篇散文中，曾经畅快淋漓地论述了自己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看法。他很欣赏“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蚀，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这句古话，并且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古之君子”能做到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就更能做到这样了，因为我们为群众工作之心，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不知比“古之君子”要高多少倍。我认为，这就是陶铸同志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本态度。正是这样，革命斗争的全部实践，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成绩还是错误，对陶铸同志说来都是精神财富的源泉。他善于总结和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实际斗争，不断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使他领导的单位和地区的工作生动活泼，虎虎有生气。他本人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断提高马列主义领导水平，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二）
对待党的事业忠贞不渝，对待人民群众满腔热情，贯串陶铸同志的一生。熟悉他的人都说：“陶铸同志象一团火，走到哪里，就燃烧到哪里。”事实正是这样。陶铸同志对人民的事业热情奔放，对人民的疾苦忧心如焚，对人民的感情热烈如炽。他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活着就要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他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饥饱冷暖挂在心上，为此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那是一九五九年五月，广东各地发生洪水灾害，北江、东江相继告急。这是关系到这个地区几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当时，陶铸同志刚从乡下检查工作回到广州，听完汇报，不顾身体有病，立即驱车前往北江大堤察看险情，同抗洪大军一起抢险固堤。他冒着狂风暴雨一边劳动，一边进行现场指挥，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当时他正发着高烧，面色铁青，体温高达四十度，同志们劝他休息，他说：“这是休息的时候吗？”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天黑。接着，他又带病赶到东江视察灾情，组织那里的群众抗洪救灾，重建家园。他参予讨论灾区群众新房的设计，甚至想到怎样方便群众饲养家畜家禽的事；亲自筹划建筑材料，他说：“一定要让群众比受灾前住得更好。”
在近代历史上，一九一五年广东曾闹过一次大水灾，北江大堤崩决，使广州市和珠江三角洲变成一片汪洋，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惨景，老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而这一次，正象陶铸同志在一首诗中描绘的那样：“人民自有回天力，蛇蝎难施蟊毒针”，“我信奇迹现秋后，灾痕不见见新村。”一九五九年秋天，灾后的广东农村夺得了农业大丰收，短短的时间内，新盖的房子鳞次栉比，确实出现了人间奇迹。这一胜利的取得，使广东人民更加深刻地铭记着党的似海深情，传颂着陶铸同志为人民做的好事。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群众的生活很苦，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犯了错误而造成的。负疚的心情使陶铸同志更加寝食不安，日夜焦虑，为此熬白了头。他经常下乡了解灾情，体察民瘼。每到一地，就一头扎到群众中去，问生活，问生产，同干部群众一起商量摆脱困境的办法，又把在下边看到的问题带回省委和其他同志讨论研究。在那三年里，广东省克服困难的措施比较有力，成效比较显著，是同陶铸同志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密切相连的。
广州珠江河上，原来有数万船民。他们房无一檩，地无一寸，世代受凌辱压迫，过着贫困窘迫的生活。陶铸同志对水上居民的疾苦十分关注。解放初期，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省委毅然作出决定：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水上居民修建大面积的陆上住宅、学校和商店。他亲自抓规划，筹集建筑材料，并经常督促检查。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大部分实现了。
陶铸同志常说：“在一处耽几年，不为人民办些好事，算什么共产党员！”他自己正是怀着这样深厚的阶级感情，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城乡人民的衣食住行和柴米油盐问题。他精力充沛，工作抓得非常具体，从来没有节日假期，发现问题，立即找人解决。我记得有一年春节，他打电话把我找去，一道去解决城市下水道问题。他还领导干部群众把广州市原来的几处臭水沟、污泥塘改造成一个个公园，让人们在工余和假日有个散步和休息的地方。他时常和负责广州城市建设的同志一起东奔西走，边走边议，计划那里该绿化，那里该建桥，那里的危房该拆除重建和维修，那里该开辟一条新的公共汽车路线，并亲自解决实际困难。为广州人民称道的市区公路铁路立体交叉和人民大桥，就是陶铸同志亲自规划修建的。
有一段时间，广州市蔬菜供应紧张。陶铸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他多次到郊区蔬菜生产队调查，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研究有关蔬菜生产的方针政策、经营管理、种植计划等问题；回到城里又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改进蔬菜供应的办法。他为了强调解决吃菜问题的重要性，甚至说过广州市委应当首先是“菜委”，市委书记应当首先是“菜书记”这样的话，督促他们把蔬菜生产抓上去。在蔬菜供应紧张时，陶铸同志要求自己家里不吃机关供应的菜，要他们去买市场供应的菜，从家庭饭桌上体察市场的变化，感受群众的要求，及时提醒有关部门注意。陶铸同志非常注意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注意卫生和绿化问题。他亲自深入佛山市的大街小巷，翻山越岭走访乐昌县歧乐村，树立了城市、农村的卫生先进典型；他还亲自抓了新会县、电白县这样的绿化典型，号召各地向他们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热爱人民，与人民呼吸与共；因为他心底无私，装着千百万群众。
陶铸同志为了解除人民的疾苦，改善人民的生活费尽心血。而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始终保持了我们党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克己奉公，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他下乡蹲点、检查工作，总是轻车简从，一辆吉普车或一辆旅行车，说走就走。他反对讲排场、摆阔气。他向各地干部提出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他在省委工作期间，不要公务员，家中只请了一位阿姨帮助料理家务。他一直住在一所并不宽敞、相当陈旧的老房子里。机关同志多次提出维修、换房，他不答应。一九六五年因为他有病，医生要他多晒太阳，机关对这所旧房进行了维修。但他觉得修得太好了，心里很不安，坚持自己负担了全部修缮费。他常说：“生产上不去，住那么好的房子，吃那么好的饭，心里不过意，群众也不答应。”他要求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对同志们说，我们如果经常下乡，同群众多接触，就不会计较吃、穿、住的问题了。解放以来，广东省委没有盖过礼堂，省委机关作风比较简朴，这是陶铸同志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带出来的。
（三）
陶铸同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十分可贵的革命品质，充沛的干劲和优良作风。他言传身教，在广东带出了一支朝气蓬勃的干部队伍。
陶铸同志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那种敢冲敢打、勇往直前的精神，给周围的同志极大的感染。有些同志常常谈到解放初期他在广西剿匪的故事。当时广西土匪横行，到处伏击部队，扰乱治安。陶铸同志到广西后，放手发动群众，鼓舞部队士气。对土匪采取了打击首恶，分化瓦解的战略方针，从而迅速消灭了顽匪，稳定了社会秩序，为此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
陶铸同志工作雷厉风行，效率很高，这在广东是有口皆碑的。他走到哪里就把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带到哪里；走到哪里就规划到哪里，建设到哪里。他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下乡步行数十里是常有的事，劳动、蹲点处处带头干，他是我们党内一个不可多得的革命实干家。
记得有一年夏天，广东省委接连开了几天会，熬了几夜，大家都很疲劳。散会那天已是深夜二时，陶铸同志对我说：“走，跟我下去看看！”当夜我们就坐上轮船，前往番禺县的珠江农场检查工作。陶铸同志经常用这种变换工作的方式作为他的“休息”。那天，我们天亮到达农场，陶铸同志没有休息就带领大家到处调查研究，最后和农场负责同志一起制订出农场扩建的规划，一直忙到天黑。接着又坐船去江门市。记得那晚江风很大，大家劝他不要走了，他却坚持要走，整整在船上颠簸了一夜。到了江门，听取了区党委的汇报，处理了一些事情，然后又马不停蹄地乘车去湛江。紧张地工作几天之后，他在一天之内行程五百多公里，横渡八、九处江河和海峡，从湛江赶回广州。因为走得急，天气热，汽车轮胎爆了四次，到达广州已经是次日凌晨了。他这种朝气蓬勃的工作精神，使大家深为感动。
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促使陶铸同志这样不怕困难、不知疲倦地工作呢？他有旺盛的精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对革命的赤忱和忘我精神。为了实现远大的革命目标，为了在有生之年为人民更多地做出贡献，他一天当作两天用，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事情。即使在遭到打击、受到委屈的情况下，他也从不灰心泄气，总是排除个人得失的考虑，继续坚持斗争。
陶铸同志从党的事业出发，善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奋斗。他从来不搞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他知人善任，善于发挥大家的长处。他真心实意地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经过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干部，对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和工作上的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他常常对我谈起，某某同志有什么优点，某某同志在那些事情上有成就，应该让他担任更重要的领导工作。正因为如此，他能团结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把各项事业搞得有声有色。
有的同志说，陶铸同志继承了我国古代政治家“礼贤下士”、“爱才如渴”的风格，确实如此。他重视对人民有用的人材，尊重对人民作出贡献的人，特别是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陶铸同志结交的朋友中，有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授、华侨、起义将领等等，他经常探望他们，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和工作、生活、学习的安排，倾听他们的意见。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亲自过问和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给予必要的照顾。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双目严重损坏，只能看到一点微光。陶铸同志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病治疗，还关照有关同志在他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甬道，让这位老教授工余散步时不至于摔倒。作家们下乡体验生活，到那里去，兼任什么职务，他也亲自过问。陶铸同志到北京开会办事，很少为家人买回什么，他却记得到荣宝斋去选购宣纸、画笔，送给一位画家。所有这些，都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
陶铸同志不但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也注意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他很善于通过统战工作，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来。他亲自主持为归国华侨建筑华侨新村，经常举行归侨和爱国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陶铸同志工作那么忙，而对这样一些事却想得那么周到，抓得那么具体，做得那么顺乎情理，只有一个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胸襟。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陈伯达之流和那个顾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曾经不遗余力地向陶铸同志身上泼洒污秽，胡说什么陶铸同志是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这纯属颠倒黑白，是政治诬陷。大量事实证明，陶铸同志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和抵制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打倒和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干部。正是因为这样，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疯狂迫害陶铸同志，必置陶铸同志于死地。但是，诬蔑和构陷丝毫无损于陶铸同志的英雄形象。
陶铸同志喜爱松树，他在《松树的风格》这篇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
要求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是陶铸同志勉励和期待中国青年一代的话，也是他自己用以自励和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光荣的一生，坚持不渝地实践了这样一条准则。
让我们学习陶铸同志优秀的革命品质和作风，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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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史论丛》发表胡适论著和书札
新华社上海三月二十一日电 《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将发表胡适关于《水经注》校本研究的部分论著和书札。这些论著和书札，保存在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手里已有三十年了，国内从未发表过，最近，顾廷龙把这些资料献给了《中华文史论丛》编辑部，他说：“这些论著谈的全是学术问题，我愿意献给学术界，以利于百家争鸣，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
《水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科学专著，对研究我国的历史、地理以及文学有着重要作用。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的基础上撰成《水经注》，明清以来从事《水经注》研究的人很多，出现了各种版本。胡适晚年主要致力于《水经注》版本的考证。有关人士认为，他的某些见解，有独到之处。这次发表的是胡适离开祖国大陆前（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春）写的六篇学术论著。同期发表的还有胡适关于研究《水经注》版本写给徐森玉、顾廷龙（赵潜）、陈垣（援庵）先生的八封书札，共计四万八千余字。
《中华文史论丛》在发表胡适这些论著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中华文史论丛》是一个从事文史研究的学术刊物。发表这组文章的目的，在于积极推动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研究。欢迎全国学术界，包括现在台湾和海外的学术界朋友们，大家都来写稿，就各种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以利于开展学术交流，繁荣祖国文化，为祖国统一和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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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色彩《实用解剖图谱》四肢分册上册即将出版
新华社沈阳三月二十日电 我国第一部大型色彩《实用解剖图谱》四肢分册上册，即将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色彩解剖图谱，就是用逼真的颜色绘制的人体各部结构状态及各部位之间互相关系和作用的画面集。这种图谱是供医生临床诊断和治疗疾病使用的工具书。
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使用黑白线条图谱或沿用国外的色彩图谱，不能满足教学和医疗的需要。中国医科大学图谱编写组根据我国的人体形态结构编绘的色彩《实用解剖图谱》，包括头颈、躯干、四肢三个分册，每个分册又分上下两册，共六册。即将出版的是整个图谱的第一册，共有六百五十八幅图稿，描绘的是人体上肢部位。另五册将陆续出版，预计在一九八五年出齐。参加审稿会的一些医学家认为，这部图谱的编绘出版是我国医学科学领域里的又一重大成果。
这项编绘工作是从一九七五年初开始的。中国医大图谱编写组的同志为了考查和研究我国人体形态结构，先后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多次解剖了新鲜材料。同时，他们走访了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吉林等省市的三十多个医科院校和医院，获得了这些单位多年积累的切片、照片、X光片等珍贵资料。
这个图谱编写组在编绘这部大型图谱前，还编绘了《人体解剖图谱》普及本，于去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颁发的重大科研成果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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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孙润斋整理出四十余万字医学著作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河北省著名老中医、六十六岁的孙润斋，带病坚持著书立说，先后整理出四十多万字的医学著作。
一九七二年，一场严重的高血压合并脑血栓病，造成孙润斋半身不遂，他不得不离职休养。他不顾病魔缠身和高度近视，坚持在病榻上继续为群众看病，同时着手整理自己的临床经验。
在《润斋医案医话集》、《经方治验》两书中，他全面总结了自己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在另外一部论文集《医学管见录》里他用现代医学的观点，结合亲身实践，就祖国医学理论中一些问题，发表了见解。《新编方歌集》则是他编写的八十多首汤头歌诀。他还把收藏的大量医学书籍加以整理，编出目录，以便供人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