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
本报评论员
我们党历来主张，对人的处理要慎重、稳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团结大多数。
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地都有一些干部，由于种种原因，程度不同地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经过两年多来的揭批查运动，犯错误的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绝大多数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已经或正在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值得欢迎的。现在，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各级党组织应当坚决按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慎重、稳妥地把犯错误干部的问题处理好。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证据确凿，罪行严重，不肯悔改的“四人帮”死党，以及其他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民愤很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一定要给以坚决打击，不能心慈手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人只是一小撮。而对于犯有路线错误的干部，则应当一看二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违背“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参与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这是少数，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他们自己；另一种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在路线上出了问题，跟着犯了错误的人，这是多数，责任主要在领导。即使是前者，只要不是坚持错误、不可救药的分子，也要着重于教育和挽救。如果犯思想错误、路线错误的同敌我矛盾性质的一时分不清楚，宁可先按人民内部问题对待，留有余地，掌握主动，决不可“宁‘左’勿右”，以感情代替政策，把自己人和可以争取改造的人推到敌人一边。林彪、“四人帮”把一些同志的个别错误随意夸大，无限上纲，甚至硬打成反革命，混淆敌我，打击一大片，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害，这个教训应当牢牢记取。
对人的处理要慎重，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清算王明路线时指出，处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应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而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我们党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许多同志的错误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今天处理这类问题，尤其应当注意全面地细心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凡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违心地作过错事，或者思想被搞乱了，跟着犯了错误的同志，对他们不是追究个人责任的问题，而是着重帮助他们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同时还要注意，各人的地位、处境和条件不同，所犯错误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一定要具体分析，区别错误大小，情节轻重，态度好坏，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和处理。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同志，特别是对那些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那些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也有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分析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全面衡量其功过是非。不能单凭一时一事的表现，就否定一个干部的一切，而只应否定错误的东西。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采取这种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做到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既使犯错误的同志口服心服，又使大家受到教育，真正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我们是共产党人，对待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东西，应当是无情的、严肃的，但是，对待犯错误、摔跤子的同志则应当是有情的，重在教育，也就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懂得这个辩证法，才能自觉地按照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原则办事；在组织处理时，对犯错误的好人采取宽恕的态度，实行从宽的政策。凡是可处分可不处分的，不处分；可轻可重的从轻处分。特别是涉及定什么“分子”，开除党籍、公职，逮捕法办，以及降级降薪的，更要慎之又慎。毛主席、党中央处理王明、张国焘和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做法，为我们正确处理犯错误干部提供了十分成功的范例。这些人的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但只要犯错误的人善于自处，不走绝路，愿意悔改，都一律给予在实践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党、对犯错误的干部本人都是有益的。但是，这些年来，党对犯错误干部的传统政策，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有些老同志忘记了，许多新同志又不了解。现在，我们一定要把党的这个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坚决摒弃林彪、“四人帮”采取的那种动辄双开除，把人一棍子打死的错误政策。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诚恳检讨，决心改正，我们就应当欢迎，热情帮助他们尽快地从错误中解脱出来，鼓励他们继续大胆工作。有的人错误确实很严重，一时难以取得群众谅解，可以调出来学习，或者免职下放，其中身体较好的，可以一面参加适当体力劳动，一面做点基层工作；有些来自生产岗位不久、又不适宜作领导工作的，可以回到生产中去。对这部分干部暂时先这样处理，过一段时间以后，再根据本人表现和新的情况作最后的结论处理，比现在匆忙作组织处理，效果会好得多。
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不是放弃原则，不分是非，宽大无边呢？不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组织处理，历来是在严肃的思想斗争的基础上进行的。无论对什么人，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一定要用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批判，决不讲情面，决不含糊敷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使犯错误的同志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在揭批查运动中， 许多地方和单位联系实际开展整风，开展“三大讲”，要求犯错误的同志说清问题，就是这样做的。当然，思想批判从严，决不是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一顿，而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求犯错误的同志老老实实地检讨错误是应该的，但也要允许人家说明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听到申辩和保留意见，就不问青红皂白，一概斥之为“态度不老实”，这无助于弄清问题，也达不到对症下药、治病救人的目的。当然，犯错误的同志应当虚心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和帮助，认真检查和改正错误。
谨慎稳妥地处理犯错误干部的问题，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要努力做好，不可做坏。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一定要加强领导，走好群众路线，避免官僚主义。解决每一个犯错误干部的问题，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商量办事，做到处理得当，切不要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要把过细的思想工作贯穿于解决问题的始终，特别要教育每个犯错误的同志，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文过饰非，不要讳疾忌医。问题解决了，包袱放下了，就应当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为党为人民立新功，补旧过，不辜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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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之树常青
——访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常青的实践之树上怒放的一朵理论奇葩。《人民日报》和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报纸，相继转载。不久，许多报纸陆续发表了文章，全国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向广大干部和群众阐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讨论，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进一步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着我国人民冲破禁区、拨乱反正的伟大斗争。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胡福明。正如《光明日报》社一位负责同志所说，文章署名“特约评论员”，其实，并不是报社特约的，而是作者主动投稿的。
新春伊始，记者来到南京大学访问了胡福明。他正在伏案写作。当得知记者的来意后，他搁下笔，沉思了一下，便开门见山地说，这篇文章不是玄想的产物。文章的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接着，他清晰而有条理地讲述了文章写作的前前后后。
“让我们还是先回到刚粉碎‘四人帮’的大喜日子里来吧！”胡福明向记者描绘了南京大学在那个金色的十月里的动人景象。那时，大家都有一种“第二次解放了”的感觉。倍受摧残的知识分子，互相庆贺啊，祝酒啊，感到国家有希望了，教育战线有希望了，贡献自己力量的时机到了。然而，以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引起了胡福明的深思。
这年的十一月初，有关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分析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的形势。胡福明在发言中愤怒地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话没有讲完，有关部门的一个负责人便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过去上级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胡福明激动了，他说：“我讲的是事实。不信的话，请你到南大来辩论！”有人打圆场说，双方各自讲各自的吧！
胡福明想：“难道这就没有是非标准了吗？”
时隔不久，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讲话一结束，就有人当面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到谁头上来了？
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造成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恶果。话音刚落，又有同志批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在党内一次大会的历史性文件上记载了的，谁反对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为修正主义观点辩护。
拨乱反正，为什么处处有禁区？南京大学哲学系是个政治空气活跃的地方，教师们的思想比较解放。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联系这些现象，展开了讨论。大家摆出了这方面的许多问题。譬如，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却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有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大家说，林彪、“四人帮”把制造迷信当作搞阴谋的手段，利用片言只语给他们的反革命阴谋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们不从真理的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使各条战线的许多问题不能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艰巨。作为一个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必须从人们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个念头时时咬啮着他的心。一九七七年五、六月间，他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中，挤时间读了马克思和毛主席的有关哲学著作。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终于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法令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这棵永不凋零的常青树，它既能开出色彩缤纷的真理之花，又是最严峻的历史裁判者。令人痛心的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胡福明决定立即动手写一篇文章，宣传这个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给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提供锐利的哲学武器。
八月，胡福明凭着追求真理的热忱，一鼓作气地撰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初稿。他热情讴歌实践这棵常青之树，千百万人民的实践，不仅是证实真理的最有力手段，也是宣判修正主义和一切谬论以死刑的最高权威……
初稿写成了，胡福明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到十月，经过四易其稿，他才将稿子投寄到《光明日报》社。
由于光明日报社编辑部的建议，胡福明对这篇文章又作了多次修改。去年四月上旬，他到北京参加哲学讨论会。光明日报社、中央党校的同志当面又给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胡福明白天参加讨论会，晚上和一道参加会的南京大学的同志们共同讨论文章的修改方案，然后伏案写作到凌晨一两点。最后定稿的这篇文章，既保持了作者的原意，又加强了现实的针对性，增加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辩证论述，充实了文章的论据，题目也由原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改，这篇文章就具有更强烈的战斗性。
胡福明在谈到文章的修改过程时，由衷地对记者说，没有党的支持、光明日报社和党校同志的帮助、本系同志们的关心，这篇文章就出不来，即使用出来也不会有现在这样重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章是集体的产物。”
这篇文章发表后，赢得了党和人民高度的重视。认为它说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祖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向《光明日报》和作者写信表示感谢和敬意，说这篇文章“放了一颗彻底摧毁
‘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南京大学党委也两次在全校大会上表扬胡福明。不可避免的，文章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等帽子。有些同志则观望、怀疑。
在坚持真理的征途上，胡福明没有退缩。他对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葛林说：“我们要为真理而献身！”葛林毅然回答：“我们始终站在一起战斗！”
斗争的尖锐化，也使胡福明深思：为什么这样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普通常识的文章，竟会有人反对，会有人迟疑不决，不敢表态？他认为，就绝大多数同志来说，这是认识问题，是被林彪、“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封建专制主义迷住了双眼的结果。
“这样的教训我自己就有过。”胡福明沉痛地向记者追述了过去在“四人帮”欺世惑众的邪说面前，他也有过迷惘，有过盲从，思想认识上经历过曲折的道路。实践是伟大的学校。正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在揭批查运动中，通过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总清理，他才逐步看清了“四人帮”一伙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胡福明对记者说，我从自己和一些同志的经历中体会到，现在特别需要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再教育，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扩大宣传，乘胜前进！”一九七八年八月，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来到了。胡福明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到无锡、常州、芜湖等地，在机关、部队、工厂、农村、学校连续作了三十多场专题报告，广泛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受到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随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展开，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在发表的公开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开展这一讨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认为这是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有关真高举还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这些见解给了胡福明以启发和教育。他说：“我不过同其他同志一道，敲响了这场大讨论的开场锣鼓。真正的主角，还是我们的党，我们各级党的组织，我们伟大的人民！”
我们预祝胡福明和他的同事们在实践中开放出更灿烂的理论之花！
新华社记者 张行端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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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既要弄清思想 又要团结同志
——中共甘肃省临洮县委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中共甘肃省临洮县委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收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效果。
不搞“整人哲学”
去年八月，中共临洮县委在省委领导同志的亲自帮助下，在全县掀起了揭批查的高潮。在清查原县委几个负责人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时候，涉及和牵连到其他一些干部。怎样看待这些干部？县委对每一个犯错误的干部，都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这些干部在林彪、“四人帮”得势之时，在路线问题上跟着原县委几个负责人确实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同违反“三要三不要”原则、参与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有根本区别。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县委特别是原县委几个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不应过于追究这些同志的个人责任。
在全县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上，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就近几年在政治运动、农业生产建设上的错误，首先承担了责任，做了检查。县委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广大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恶行径，并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我们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不搞“整人哲学”，凡是跟着县委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干部，只要检查了，认识了，一律不给处分。
在县委的带动和倡导之下，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准备挨整、坐牢房的干部，都消除了紧张情绪和怨气，表示要自觉认识和改正错误。参加会议的八十六名犯有错误的干部，自觉检查的就有七十九人。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当场向过去曾经被自己错误打击的同志承认错误。会上会下出现了团结一心，千仇万恨揭批“四人帮”的生动局面。
正确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
能不能使犯错误的干部心悦诚服地认识和改正错误，关键在于能不能正确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临洮县委接受过去多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坚决反对对犯错误的干部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也反对人为地制造紧张气氛。对干部的错误，包括原县委几个负责人的严重错误，坚持作具体分析。不把一般错误说成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把政治性的错误说成是路线性的错误，更不把路线性错误说成是反革命性质的错误。这就为犯错误的干部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和检查错误，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全县近百名犯错误的干部，除极少数外，都主动帮助党组织尽快搞清问题。
对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县委坚决摒弃了全盘否定，一笔勾销其成绩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作法，坚持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一个干部。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敢讲他的优点，敢讲他的功劳。特别注意保护那些对党忠诚，有能力，有干劲，有成绩而又犯了错误的同志。上梁公社有个党委书记，前几年受“四人帮”的影响，滋长了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的坏作风。为此，县委免去了他的职务，责令做检查。当时，他觉得确实错了，也觉得很委屈。县委认为，对于他的错误应该批判，对于他的贡献也不应抹煞。县委几位领导同志多次找他谈话，严肃指出他的错误，也肯定他的工作干劲和取得的成绩。在他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县委书记还在全县干部大会讲了他的功劳。这使他很受教育，从内心感到党组织对每个干部是十分公正的，决心做好党分配的工作。
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
临洮县委除对那些搞阴谋、干坏事的人坚决果断地处理外，对大多数犯错误的干部认真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为了使组织处理工作善始善终，不留后遗症，临洮县委除抓紧查证落实错误的事实以外，还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引导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以大局为重，克服单纯出气、泄愤的情绪，不要抓住犯错误的干部不放。对于下级党组织受到偏激情绪的影响，对犯错误的干部提出过重的处理意见，县委常委总是暂时压住不批，叫它“冷一冷”，再继续做做工作，或是叫犯错误的干部进一步检查。县委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原在粮食局工作时，打击伤害过一些同志，这些同志开始时有气，有人甚至要求法办他。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安排他到粮食局做检查，并且逐门逐户到受过打击伤害的同志家里赔礼道歉。经过一段工作，他比较深刻地认识和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这样，就为恰当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创造了条件，基本做到群众满意，犯错误干部本人心服口服。
允许犯错误的干部申辩。对每个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决定，县委都交给本人看，要本人提出意见，对本人的申诉意见，县委认真进行研究，合情合理的就接受，不轻易给人戴上“不老实”、“翻案”的帽子。同时，给予犯错误的干部以将功补过的机会。对于已经免职和不给处分或者给了处分而没有宣布的干部，由于一些群众还有意见，暂时没有分配领导工作，先叫这些干部下到大队帮助工作，给他们改正错误、将功补过的机会，待有成效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临洮县委按照党的干部政策，采取这些积极而又慎重的措施，不仅教育、团结了犯错误的干部，而且给其家属亲友和广大干部以良好的影响，大得人心，真正使这次运动成了临洮历史上搞得最好的一次运动。现在，广大干部包括犯错误的干部，思想稳定，干劲倍增，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祖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