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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教育、农业科研的步伐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专家座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鼓舞下，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专家们向本报记者呼吁：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一定要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教育、农业科研的步伐。为此，本报最近邀请该校俞大绂、沈其益、娄成后、蔡旭、彭克明、吴仲贤、刘仪等教授、专家就这一问题举行座谈。教授们畅所欲言，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尽快恢复原有的农业院校是
搞好农业教育的当务之急
著名育种学家蔡旭教授说：农业院校在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我国农业教育惨遭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许多院校多年来难以招生，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工作后继乏人。为了加快农业科技人材的培养，当务之急是抓紧恢复原有的农业院校，使农业教育和科研工作迅速起步。令人担心的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文化大革命中被搬迁、合并、撤销的农业院校的恢复工作，困难重重，进展十分缓慢。有的院校一九七七年招收的学生迄今不能入学。这样拖下去，这些院校的工作何时才能起步？
教授们说：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弄清同农业教育有关的路线是非，是恢复农业院校的一个重要前提。农业院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遭到极左思潮的冲击。这个根源要追溯到一九五八年。那时，那个窃据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职位的“理论权威”，以极左的面目到处大放厥词，把农业科学和农业生产对立起来，把农业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农民对立起来，用极端浮夸的生产数字压农业科学工作者，信口开河地说什么只有亩产五千斤粮食的才能当一级教授，农大毕业生不管考几分，搞一千斤就是一分。他甚至妄图取消农业院校。在这一错误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农业院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被迫放弃自己的本职工作，长期下放劳动。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农业科学教育事业一度得到恢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农业院校和农业科研单位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许多院校几经搬迁，队伍解散，资料丢失，仪器毁坏，许多即将到手的研究成果也前功尽弃。一九七四年以后，“四人帮”炮制的“朝农经验”，流毒全国，至今没有加以认真的批判。“农业院校的大搬迁究竟对不对？”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禁区”，许多人不敢碰。其实，只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有哪一所农业院校通过搬迁把教学和科研搞上去了？因此，当前首先必须针对林彪、“四人帮”对农业教育造成的破坏，认真开展批判，继续分清直接影响农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路线是非。这样，才能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积极支持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农业教育要多样化，不要限得太死
教授们就怎样办好初步恢复了的农业院校，广泛发表了意见。
一、农业院校所设的系科、专业、课程、教材，都要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植物生理学家娄成后教授说：我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农业院校应该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教材内容也不要统得太死，不要全国的农业院校教的都是那几门课。在课程设置方面，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在这些问题上，有关领导部门不要统得过死，要使学校能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植物病理学家俞大绂教授建议筹建农业工程学院。他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迅速发展，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工业技术也将迅速发展起来。这种类型的工业需要培养既懂农业又懂工业的大批科技人材。因此，我国从现在起就要抓紧筹建一批把农和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农工院校。农业科学的发展，需要大大加强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的教学，这不是说只增加课程和学时就行了，还要考虑成立这样的系。
有的教授还主张进一步改革专业制和教研组制，试行学分制，加强学生的理论基础。
二、要把农业院校办成名副其实的教学和科研中心。
教授们说：现代农业科学正向多学科、综合性发展。高等农业院校各方面专业人材汇聚，有利于开展多学科的协同作战。但是长期以来，有人认为高等院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搞科研就会冲击教学。因此，在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上都不积极支持，一大批科研力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其实，只要处理好教学和科研的关系，科研就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现在许多国家的农业院校都是把教学、科研和推广科研成果三者结合在一起。我们要认真吸取国外农业院校有益的经验，把农业教育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和农业科研结合起来。
三、要为教学和科研创造必要的条件。
仪器设备是搞好科研和教学的必要条件。教授们说：我国农业院校仪器设备多数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一些还是三、四十年代的型号。仪器设备落后，限制了农业科研和教育的发展。现在农业院校急需补充和更新常规设备，重点仪器设备也要配套。要有“看得见”的设备，如电子显微镜；要有“拿得到”的设备，如离心机；要有“测得准”的仪器，还要有“算得快”的设备——电子计算机。有了设备起点就高，一二年就可以拿出新成果来。但是，有些人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竟认为农学院不需要电子计算机、冷冻离心机等。这些同志不懂得，老牛破车是难以赶超世界农业科学先进水平的。
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沈其益教授着重提出：国内外的经验证明，试验地是办好农业院校的基本条件。这正象医学院必须有附属医院一样。墨西哥小麦育种工作走在世界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全国有几个很好的小麦试验站。北京农业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前能够培育出一批优良品种，也是得助于有一块面积较大、土质均匀、土壤有代表性的试验地。但是，试验地对农业院校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理解，农业院校、农业研究所的试验地长期得不到解决。有的国家农业试验地已经延用了上百年，国家还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农业试验地。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能办农业院校，对试验地问题就根本没考虑。这也是影响一些农业院校恢复的原因之一。
四、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在科学史上，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开辟新路子的工作，往往不是马上就能见效的。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一时可能对付过去，但从长远看要吃大亏的。娄成后教授以植物生理学为例说：现在农业产量比十九世纪末约提高了十倍，植物生理理论研究对此作出的贡献是很大的。例如化学除草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基础就是对植物生理中激素运动规律的长期研究，发现了生长刺激素，模拟合成了24D等，导致了除草剂的发明，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业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重视不够。农业院校里，基础理论研究更难以提到日程上来。比如影响大豆增产的病毒情况的研究，农业环境研究、昆虫引诱剂的研究、水源研究、资源普查等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总是迟迟不做，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还有一些工作，我们这一代要为下一代作必要的训练准备。
与会同志建议：科研领导部门在制订科研规划时，既要抓紧近期工作，又要看到长远。一定要克服过去对探索性的工作不作安排的倾向。如花药培养的研究，本来应该在前些年组织有条件的单位先走一步。早不安排，现在着急了，又来了个谁搞给谁钱，结果全国有二千多家同时在研究、这种做法往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人力物力浪费不少，工作还不易做上去。教授们希望有关部门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争取今后能把农业科研工作组织得好些。
五、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教授们呼吁，抓紧培养和补充师资是恢复农业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院校近十年没有补充教师，具有一定基础的青年教师十分缺乏，北京农大教师的平均年龄已达四十五岁以上，后继乏人。一些年轻一点的教师多年受到干扰，业务学习时间很少，急需进修。老教师迫切希望多做些工作，培养下一代。应考虑采取果断的破格措施来解决不少学科出现青黄不接的问题。
六、要创造一个浓厚的学术气氛。
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一定要创造浓厚的学术民主气氛。教授们说，全国科学大会以来，就全国来说，学术空气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还不够浓厚。教授们还回顾了近三十年来我国农业科学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五十年代初期，由于采取行政手段干涉遗传学上的两派之争，支一派，压一派，以致主张摩尔根学派观点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压制，不能搞学术活动，不准开课，坐了十几年冷板凳。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窒息了学术思想，造成了极坏的后果。今后再也不能这样搞了，必须允许不同学派观点的科学工作者开展自己的科研活动，互相取长补短，不断提高科研和教学质量。大家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有了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什么时候科研环境安定，科研工作不受或少受干扰，发展就快，否则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今后要尽力保持科研工作的稳定性。在这个前提下，才有科学发展的高速度，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中国人不笨，只要有了必要的教学和科研条件，有了真正的学术民主，工作会很快做上去的。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业科学和国外差距拉大了，不是中国农业科学家不努力，而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现在全党都开始重视农业科学研究，只要有了条件，大家有信心很快赶上去。
本报记者 黄植 王友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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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贡市委支持技术人员归队
对井盐设计研究所拒绝接受马学良归队提出严肃批评
本报讯 记者米丽蓉、王典洪报道：中共四川自贡市委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决支持技术员马学良返回科技岗位，推动了全市科技人员归队工作。
马学良原来是井盐设计研究所的三级分析技术员，前几年被调到邓关盐厂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给上级领导机关写信，迫切要求回到技术岗位。自贡市委根据马学良的专长，同意他回井盐设计研究所工作。但这个所的党委以马学良“没有真才实学”、“表现不好”、“所里不需要分析技术员”为理由，拒绝接收。
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市委为此进行了调查。
马学良是一九五三年重庆大学化学系分析专业毕业生，先后在几所地质学校从事专业基础理论和技术的研究、教学工作，无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水质分析、器械分析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他在自贡化工研究所工作期间，提出并成功地实现了对陈旧盐卤分析方法的改造，只用两小时就能完成原来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个样品分析。这种快速分析法经自贡市科委推广，至今仍在全市使用。他还研究出卤水中“溶解氧”的分析方法和操作规程，有助于解决真空制盐的腐蚀问题。而井盐设计研究所的分析技术力量比较薄弱，需要充实。所里的一些技术人员也说：现在正是技术力量青黄不接的时候，象马学良这样熟悉分析技术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市委在调查中还发现，这个所一方面拒绝接受马学良归队，一方面却陆续调进一般人员去搞分析技术工作，其中一部分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进去的。因此，自贡市委对研究所党委提出了严肃批评。经过六个多月的周折，马学良终于回到了井盐设计研究所。
自贡市委对马学良归队问题的处理，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加快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步伐。目前，全市已有四百四十五名用非所学的科技人员走上了科技工作岗位，占应归队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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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不要怕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
自贡市委、井盐设计研究所党委对待技术员马学良归队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发人深思。
井盐设计研究所党委的某些同志，既不了解科技人员要求归队为四化作贡献的迫切心情，又缺乏实事求是的作风，把一个工作很有成绩的技术人员说成“没有真才实学”、“表现不好”，而拒于门外。可以想见，在这样的领导人主持工作的单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很难真正落实的。尤其不能允许的是，他们一面拒绝马学良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员归队，一面又开后门调进一些不大适合的人员到研究所。这样下去，有真才实学的人材被埋没、被浪费，非科技人员却被调进搞他们所不胜任的科技工作，这那能谈得上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加快四化建设？！
与此相反，自贡市委坚持党的原则，敢于为知识分子说公道话，而且作风深入，善于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发现井盐设计研究所拒绝接收马学良归队的问题后，不是当头一棒，以上压下，而是深入下去调查研究，用事实对这个所的领导进行批评教育。如果我们的有关领导，都象自贡市委那样，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进行深入的检查，这项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同样，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单位，如果能象井盐设计研究所领导那样，改正错误，那么，落实政策的步伐就可以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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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从小事看歪风
编辑同志：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们公司刚刚成立，主管生产的经理家里亟需一部电话。按邮电部门规定，由用户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可是竟害得我跑了二十多趟。
我第一次拿着公司的公函到市邮电局办理手续，业务员告诉我，明天不去后天肯定去装。可是三四天过去了，未见邮电局派人来。我第二次来到邮电局，负责同志告诉我“已通知工程队了，明天即可去人。”又等了两天还不见来。我又第三次到邮电局，负责同志诧异地说：“人早就去了！”
我回到办公室，看到黑板上写着：“邮电局王同志来电话说，因高压线影响，电话不能安装。”我第四次到邮电局。负责同志拿出一份“施工指示单”跟我说：“因高压线影响，不能施工。如用户实在要安，需自己解决高压线问题。”一个用户单位怎么解决高压线问题呢？我又五次、六次、七次去邮电局，答复依旧是“高压线影响，不能施工”。
一位同志告诉我，“高压线影响是假，勒脖子是真。”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回到单位作了汇报，并通过一位曾在邮电局担任过领导的同志从侧面说了话。不到三天，这部电话就安上了。所谓高压线影响问题，只在通过高压线下面的电话线上加了一条不到两米长的塑料管就解决了。
一个月后，我们公司要刻两颗医疗转诊用的橡皮章。天津街大连手表厂刻字门市部负责同志告诉我得两个月。尽管我磨破了嘴皮还是一天不能少。
真的一天不能少吗？有了装电话的教训，我又去请教同这个门市部打过交道的同志，请他帮忙。说困难也困难，说容易也容易，原来说要两个月才能刻好的两个小印章，竟然一个下午就交货了。
装一部电话，刻两颗图章，本来都是些“小事”，但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些单位的歪风邪气多么严重。极而言之，如果每个部门、每个工作人员都如此办理，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何时能够实现！？
大连水产公司 朱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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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如此“验收”
编辑同志：
我向你们反映一个奇怪的基建工程验收会。
天津市外贸局给我单位一份请柬，内容称：“经外贸部和天津基本建设委员会研究，定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对天津外贸新港冷库进行验收，届时请莅临指导。”领导派我去参加。基建工程竣工验收是正常的业务工作，不外乎是设计、施工、建设银行等单位对工程实体进行验收。但这次验收大不相同，冷库院内设了临时停车场，小卧车、吉普车去了若干辆，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冷库领导带领男女服务员、工作人员一二十名在现场接待。到会的有外贸部、天津市革委会口岸办公室、市建委、天津外贸局等单位的领导，以及设计、施工、建设银行、建港指挥部、港务局等单位，总共一百多人。参加验收的人，签到时交粮票半斤，现款三角。据说上午验收不完。
十时半，“验收”仪式开始，到会的人被引入餐厅就坐。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使用单位发言后，主人带领大家在冷库转了一趟。随后，真正的“验收”开始了：每个餐桌端上了八盘佳肴。这哪里是验收冷库？这是“验收”招待水平和大师傅的手艺嘛！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为什么天津外贸局还这样干呢？
迟意
第3版()
专栏：读者来信
从下面抽人太多，严重影响生产
编辑同志：
去年，我们锡矿山矿务局被上级领导机关抽去参加“检查团”、“工作组”的人员有一百多人。仅去年八月份，冶金工业部组织的学大庆检查团，我局就去了二十九人（其中局长一名，中层干部十二名，技术管理干部十名，老工人六名），搞了二十多天。这个检查团刚完，湖南省冶金局又接着留下我局十二名干部参加质量检查团，又搞了十五天。我局生产技术科共有十二名工作人员，经常有七人被抽去搞额外工作。
由于生产第一线的领导和技术骨干被抽得太多，严重影响企业的日常生产。我们局两名副总工程师，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用来应付上级的检查团和所要的调查材料，仅有的两名管通风防尘工作的工程师，一人大部分时间用来应付和参加检查团工作，另一人也要用将近一半的时间应付上面的检查和所要资料，加上生产技术科的人员经常被抽走，致使本局一些技术改革无法落实。我局北选厂块精矿改为粉矿，按计划去年十月份要搞好，但因技术人员被抽调过多，拖到现在仍无法动工；机电主要备品配件，也由于技术人员被抽走，无人管理，无人抓技术革新，以致北矿充填系统一直不能投产。
为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紧急呼吁，上级机关要坚决改变名为深入基层，实则高高在上，坐在办公室听汇报、发号施令的老爷作风，再不要搞那种名目繁多的形式主义的“检查团”、“工作组”，迅速煞住抽人挤空第一线的歪风。
湖南锡矿山矿务局
陈习宜 刘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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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煞住讲形式、摆阔气之风
编辑同志：
按照规划，我段去年底要成为工业学大庆先进单位。为了迎接铁路局检查团来检查验收，我段领导兴师动众，从去年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二十七日，用了一个月进行准备。他们动用机关各股室包括后勤人员四五十人，停止了大部分工作，用来打扫办公室和环境卫生。为了给上级以好的印象，他们用六十多公斤红、黄、紫三种颜色的油漆，油刷办公楼。室内也用白灰浆逐间粉刷。楼板、地板拖了又拖，窗子擦了又擦，直到领导满意为止。他们严令各室，在限定的时间内，写出各室的岗位责任制和规划，并找人迅速买回镜框、玻璃，将抄写好的岗位责任制、学大庆规划，整整齐齐地挂在办公室内。另外，又在机关门口和院内外的专栏上挂上彩灯，插满彩旗。但是，这样做还没有达到要求，他们又抽调三十多名生产工人，组成秧歌队、锣鼓队，专门停工训练两天；同时组织一个三十人的民兵仪仗队，戴白手套，武装持枪，准备夹道欢迎，可谓声势浩大，派头十足。
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我段自建立以来还没有过。看到这种讲形式、比派头、摆阔气的风气，广大职工和干部十分反感，他们说：揭批“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是到了煞住这种歪风的时候了。
重庆铁路分局 九龙坡工务段 胡朝华